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苯裰畬W者亦然。各行各業(yè)都必須有老師?！皫煾殿I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傅，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傅。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于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于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xù)續(xù)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密特教授。

我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yè)，在故鄉(xiāng)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1936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課程，我當時就對梵文產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只好畫餅充饑，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后，終于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的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一個鄉(xiāng)村牧師，一個歷史系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

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于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里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么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課（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課）每周兩次，每次兩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復雜、最煩瑣，詞匯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guī)律之細致、之別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象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