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在編輯《走向世界叢書》時，花大氣力先后瀏覽了三百多種近代（晚清）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記錄，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后，選取了其中一百種有代表性的作為出版對象，有的記錄非常珍貴，甚至是第一次出版。他還費盡心思，在《走向世界叢書》的每種書前，都撰寫了一篇敘論，對作者當時寫這些考察游記的歷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鉆研時的思考都作了詳盡的論述，讓讀者提綱挈領，輕松地找出作者文章之精髓，體現(xiàn)了編者的良苦用心。每一篇敘論都是一篇觀點明晰、論據(jù)充分、嘔心瀝血的論文，其中寫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的敘論，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今天讀來，仍然相當精彩。郭嵩燾的悲劇其實就是當時中國的悲劇，閉關鎖國，盲目自大，因循守舊，導致“天朝帝國”被迫走向“地上世界”，而郭嵩燾卻只因為講了關于西方世界的真話、好話，竟激起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鬧到他的書要奉旨毀版，隨后又撤職丟官，更有甚者，到了庚子年間搜殺“二毛子”時，又有京官上疏，要戮郭嵩燾之尸以謝天下。鐘叔河的敘論行文樸實而意境深遠，辭淡而情濃，“文筆流暢，論斷精當”，畫龍點睛，不同凡響，以知識和學術研究的根基，體現(xiàn)出深切的價值關懷和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注。其中的遠見卓識，錢鐘書先生稱其為“眼光普照”，李一氓先生稱其有“遠大眼光……費力既勤且精……可稱為整理古籍的模范”。無怪乎錢鐘書先生在看到鐘叔河寫的這些文章后，執(zhí)意要他前往相見，而且主動提出要為他的《走向世界叢書》作序。

正是這一系列好書的出臺，使得湖南的出版業(yè)揚名全國。那時候即便是如我等剛入行的卑微小輩，也為身在湖南出版系統(tǒng)而自豪。只要是走出省去組稿，碰到學界中人，無不夸獎說你們湖南出版社厲害，出了不少好書，聽到這些褒獎，一方面是頗感驕傲，另一方面激起了我學習的熱情。記得那時候我每天下班后都是在食堂隨便扒幾口飯，然后就讀書到深夜，天文地理、哲學歷史，什么書都找來讀，不管怎么說，那種惡補對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大幫助，這些都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