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賀衛(wèi)方素無交誼，也忘記從何時開始記住這個名字（也許是他與人合譯的《法律與革命》）。真正有印象的是這樣幾件事：一是他曾經(jīng)在某處稱道我主譯的《控制國家——西方憲政史》一書，而我這人一向好沾名人之光，喜藉名人以自重，于是未經(jīng)他同意，我就在此書的再版后記中嚴重違反“知識產(chǎn)權”地、非常不符合學術規(guī)范地引用了他的“語錄”——意在為此書增加銷量，盡管這銷量與我的“收益”毫無關系；二是2007年三五月間，我在臺灣佛光大學客座，在應邀到“中研院”演講期間順訪了胡適紀念館和墓園，回到宜蘭，夜間逛網(wǎng)，偶在“世紀中國”上見到他的《向胡校長致敬》一文，對其中因胡館開放時間問題兩次到訪南港的細節(jié)描寫印象特深，雖然我自己到胡館是歪打正著了，一步到位的；三是同年七八月間，我和本系同仁在藍旗營一帶公干，在過成府路天橋時偶遇這位大偶像，于是好不容易在北京的驕陽下、藍旗營的天橋上“腆著臉”克服了我的那份假裝的“矜持”，自報家門，得到的回應果然是“書好，譯得也好”；四是去年底，和包括陳來教授在內(nèi)的一干陽明學家在平湖秋月喝茶，話題不知怎的轉(zhuǎn)到了老鶴身上，于是我又“人來瘋”，按捺不住，沉不住氣，“大放厥詞”起來：“一般來說，我對中國當今的公共知識分子并無多少好感，但賀衛(wèi)方實在是個例外。”說完又像小學生寫作文一樣總結(jié)道：“賀衛(wèi)方實在是我喜歡的知識分子呀。”聽完我的話，陳來教授照例是道學家的一臉深沉，于是好像是為了撇清本人并非“大言欺人”，更非“妖言惑眾”，我又慌忙補充：“謂予不信，請看他最近在齊思和紀念會上的講話?！痹捯魟偮洌窒刀浇淌诩奔卑l(fā)問：“他講了些什么？怎么講的？”我回道：“怎么講的、講些什么我都已經(jīng)忘我站在人群的外面了，總之是講得好，講得對啊?！标柮鲗W家們善意地沒有笑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