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國民黨面對潛在的省籍矛盾與快速經(jīng)濟社會變遷所持續(xù)進行的組織調適。國民黨的組織在政治體制改革前夕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三種重要的轉化：第一是吸納經(jīng)濟社會結構快速變遷過程中出現(xiàn)的新興社會力量；第二是培育臺灣本土社會的政治精英；第三是透過地方派系來維持黨對基層選舉的主導力量。

國民黨為何推動改革當然是關鍵問題，但要理解臺灣民主化，也必須分析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及反對運動和執(zhí)政者之間的博弈，尤其后者更牽涉關于蔣經(jīng)國角色的許多爭論：他是主動推動還是不得不然？

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則涉及本土化的問題，而許多人都同意臺灣民主化的動力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本土化的要求；所謂本土化包括處理三個層次的問題：“中華民國體制”、“國家認同”、省籍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反對運動在1980年代最主要的訴求“國會”改選，基本上就是可以一次性解決這三個問題。本土化在1990年代更成為主導的時代精神，并造成嚴重的政治斗爭（如李登輝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間）以及族群政治，甚至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的政治分歧，但本書并沒有專章討論此問題，是一大遺憾。

3. 公民社會的轉型

民主化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角色。社會學者張茂桂分析臺灣“社會力”的崛起、轉型以及與政治領域的互動，并細致地討論了在1980年代社會運動風潮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之為“自力救濟”（約從1970年后期到1988年間），第二個階段是社會運動風潮（約從1985年開始）。后者主要是因為政治自由化的局勢逐漸形成，造成社會議題的“公共化”進而“政黨政治化”，因此促使社會運動爭相出現(xiàn)。他特別指出臺灣學者在使用civil society時，依不同年代使用三種不同的翻譯方式，分別是“民間社會”、“市民社會”與“公民社會”，而這也意味著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規(guī)范性意義。

在1980年代，civil society先被翻譯為“民間社會”，作為“社會力”浮現(xiàn)的想象。這主要是以“官vs.民”的二元對立，來說明臺灣1980年代的草根自主性抗爭和威權統(tǒng)治者處于二元對立、民間自主反抗的社會情勢與政治條件。到了1990年代，進入“社會運動制度化”、“社區(qū)”興起的時代，civil society被翻譯為“市民社會”，其主要是知識界、社區(qū)運動鼓吹者所使用的理論用語，特別反映1990年中期之后，公共知識分子對于推動“社區(qū)總體營造”、建立“社區(qū)大學”的興趣。2000年之后，第一次政黨輪替，過去的“民間社會”的抗爭者現(xiàn)在反成為在朝者，而國民黨主政時期試圖建構的“社區(qū)營造”計劃已經(jīng)被行政體制化所吸納。此一階段，civil society常被翻譯為“公民社會”，強調公民要有正常的公共關懷，特別是不應該被黨派意識形態(tài)所限制，更不應該被族群身份所限制。

然而，臺灣公民社會真的成熟了嗎？在本書另一篇文章中我強調，臺灣公民社會仍有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媒體作為一個公共領域十分蒼白貧乏，對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沒有足夠監(jiān)督和多元辯論；這又進一步使得臺灣的公民參與不夠：人們選出了政客，把權力交給他們，然后成為看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