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像我這一代人，在長期的政治壓力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種條件反射，遇到一個新現象、一部新作品時，先要問：是姓“資”還是姓“社”？是“左”還是“右”？是“革命”還是“自由化”？這些前一個時代遺留下的觀念和思維習慣，看來還會繼續(xù)地纏繞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斷地爭議，甚至不斷地斗爭。

這個座談會最值得紀念的，是胡耀邦對座談會的關懷，和他極力倡導的平等自由的討論，以及他最后發(fā)表的長篇講話。

2月12日和13日兩個半天，在京西賓館的大禮堂里，文藝界一千余人聆聽胡耀邦的講話。他分八個論題詳盡地闡述了文藝工作者要正確地認識社會現實，文藝創(chuàng)作的題材無比寬闊，文藝作品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要培養(yǎng)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撓的文藝創(chuàng)作大軍。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需要有三個高峰：思想理論高峰、科學技術高峰、文學藝術高峰。80年代是向四個現代化邁進的開始，也是我們文藝界向新的高峰邁進的開始！

最激動人心的，是他以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用響亮的聲調，激越的情感，揮動著手臂，向大家莊嚴宣布：“我們的黨要發(fā)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人們熱淚盈眶，慶幸那個借文藝批評之名對作家實行殘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終于一去不復返了。

進入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發(fā)生急劇變革，人們的文化生活方式發(fā)生變化，電視機進了家庭，劇場的觀眾逐漸減少，戲劇面臨新的困境，創(chuàng)作高潮逐漸平息下去。

這時，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極富啟發(fā)性，并且對我往后的工作產生很大影響的談話。談話的主題是戲劇界要重視電視劇的發(fā)展。他預見到隨著電視機的普及，電視劇將成為擁有最多觀眾的一門嶄新的戲劇形式。他引導我把藝術目光轉向正在興起的電視劇。

金山，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藝術家，也是一位很有遠見、思想極其敏銳并且富有開拓精神的戲劇事業(yè)家。他那時擔任著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職務。金山比我年長二十歲，應該說是我的前輩了。但因為50年代初，我們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他擔任過副院長，他的夫人孫維世是劇院的總導演，我和他們夫婦有著密切的交往，我常常向他們求教，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誼。孫維世在“文革”中慘遭江青迫害，死得很凄慘，金山也一直關在秦城監(jiān)獄，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殘。

金山先生一直關注著我。我回到北京后，他曾幾次要我到戲劇學院去，他正在建一座實驗劇場，他希望我恢復青年時代的熱情，繼續(xù)寫劇本。但我的工作已由劇協安排。

80年代開始，金山懷著新的藝術理想，以充沛的精力，為籌建一個新型的藝術機構——電視劇藝術委員會而四處奔走。他找到胡耀邦同志，得到了熱情支持，批給了他三百萬元經費，建立機構并籌拍電視劇。

金山經過思考，選擇溥儀的故事來拍攝第一部電視劇《末代皇帝》，并組織戲劇學院的老師來寫作劇本。而電視劇藝術委員會這個新機構，就委托劇協抽調人員辦起來了。

很不幸，新的事業(yè)剛剛開展起來，金山先生就因突發(fā)心臟病，于1982年7月過早地逝世了。他離世后，我們就繼續(xù)努力，在文聯的系統(tǒng)內籌辦起了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這個新的藝術團體。

金山和孫維世，是我敬重和深深懷念的兩位杰出的戲劇家。198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編撰“戲劇卷”，我義不容辭地寫了“孫維世”這個條目，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個概述，但蘊含著我心中對迫害她至死的“文革”的憤恨和對她的無盡的思念。

2011年6月12日

（原載《中國戲劇》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