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我記得我剛到那個隊的第一天，來查房的那個隊長看我還躺在炕上，一個罐頭盒子，擺在枕頭邊，因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滿滿的一罐頭盒子血，那個隊長姓高，叫高隊長，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頭一皺，低聲地說：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號組去。我記得這個話，因為勞動教養(yǎng)以來的這么多年，這個隊長第一次用這么和藹的語調跟我說話，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沒有出工了。

陳曉楠：大饑饉的嚴冬終于過去，杜高和一群在饑餓年代幸存下來的難友又被帶到了北京南郊團河農場繼續(xù)勞教。在“繼續(xù)教養(yǎng)三年”的時間里，杜高忍受各種困苦，希望能夠如期地解除勞教?？墒堑搅?964年，在他勞教期滿的時候，卻沒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勞教的決定。杜高說：這樣算起來，從1958年的不定期勞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這一次的無限期的延長，組成了我的勞動教養(yǎng)三部曲。在這漫長的十一年半的時間里，杜高幾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轄的所有勞改單位，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老號”。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寫一張解除勞教申請表，一張張表格，一年年照抄下來，幾乎一個字都沒變，唯一變動的是杜高的年齡，每填一張，便長了一歲。

解說：時間到了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不過，身處勞改農場的杜高并沒有受到多大沖擊，他從“專政對象”變成了“保護對象”。

杜高：我非常感謝這個勞改農場，因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個規(guī)定，不許沖擊專政機關，不許沖擊監(jiān)獄。紅衛(wèi)兵什么都可以沖擊，黨政機關、學校電臺，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沖擊，但是有一條，監(jiān)獄是不能沖擊的。我們那個隊長就跟我們講：你們要好好地老老實實干活，我們保護了你們。紅衛(wèi)兵要來啊，聽說這里有個右派隊，有幾個著名的右派，紅衛(wèi)兵來了拿皮帶可是要把你們都抽死的。他說：我們攔住了，不許他們來，他們要來了，你們一個也活不了。我們很害怕呀，提心吊膽，還好，我們在這個勞改農場里被保護起來了。這個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戲劇性的，事物轉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說：雖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風暴的中心，雖然他在勞改農場得到“特殊保護”，但是這場“革命”還是讓他無時無刻不感到神經緊張，因為國家政治動向的變化，也關系著他的個人命運。

杜高：我從《人民日報》看到文章，《人民日報》一個整版。我看了以后，簡直覺得我這一輩子已經沒有任何希望了。因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經勞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沒有減輕，它又升級了。為什么呢，因為原來我們這個“小家族”是以吳祖光為首，到了“文革”變成夏衍為首了，把“四條漢子”（周揚、田漢、陽翰笙、夏衍）揪出來了嘛，以夏衍作為后臺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報》的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臺老板又變成國家主席劉少奇了。我做夢也夢不到這個上面去，他怎么會變成我們這個小集團的后臺？

解說：盡管自己的罪行升級讓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讓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嘆的是，原來曾經審查、批判過他的三位文化部領導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