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那個時候我們關在一個鐵門鎖緊的監(jiān)舍里。有一天休息，我們坐在院子里曬太陽。有一個年輕的犯人，二十來歲，大概是個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爛的書，我就走過去，問：你看什么書??？一看他在看托爾斯泰的《復活》，正看到瑪絲洛娃在監(jiān)獄里。我就跟他聊起天來，因為我很熟悉這本書。我大概說了一句什么獄吏，這個獄吏大概就相當于監(jiān)管我們的這些人吧。好，他給我匯報了。他寫了個材料，說我說現(xiàn)在的管教人員，就跟那個沙皇時代的獄吏一樣。這個時候正好要給勞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繼續(xù)教養(yǎng)三年。我是在那個勞改工廠里，定期最長的一個右派。哎呀，我當時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經(jīng)勞動教養(yǎng)三年了，又來個三年，怎么我一個人要定這么久呢？那個管教找我談話，他一只腳踏在一個椅子上，抽著煙，他說：你知道為什么定你三年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動，你罵我們是沙俄時代的獄吏，你誣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煙一噴，噴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說：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淚了吧，你哭了吧。他說：晚了！你當時怎么不想到你在罵我們啊。就這樣，不等我辯解，就把我定了個三年。

解說：就這樣，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勞教，成為他所在的農(nóng)場里唯一一個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最嚴酷的三年，他要面對的是另一個巨大的恐怖——饑餓。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慘的一個冬天，是一個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個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為我們是擠著住的，每人睡覺大概就是一尺寬那么大的地方，人挨著人，很長的一個土炕，那個勞改農(nóng)場，我每天晚上都聽到有抬人走的聲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覺到這是我精神崩潰的開始。饑餓，使我從生理上開始崩潰。當一個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潰以后，他已經(jīng)沒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很卑賤的小動物，除了這種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沒有了。走路也走不動了，腿子也浮腫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窩窩頭，到哪兒都是為著找一點吃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是這樣，不是我一個人，所有的人都餓得要瘋了。

解說：從1961年夏天開始，杜高所在的農(nóng)場就籠罩在大饑餓的恐慌之中。災難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長者、體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樣的年輕人。幸運的是，杜高生存了下來。

杜高：我沒有死在那個冬天是個奇跡，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厲害，沒有藥啊。因為我原來有過肺結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結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別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沒有藥吃，每天還要出工，雖然干不動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來，我忽然覺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來了，這時別人都已經(jīng)穿好衣服排隊去了，隊長在點名了。哎呀，我動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這時班長跑了進來，說：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說：我今天不行了，我這個胸和背呀，疼得簡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說：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幫我把棉衣穿上，拉著我去排隊。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凍的土坡上。這時隊長過來了，說：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饒了，哀求他，我說：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實在是不行了，我這個背呀、手呀都動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們這些右派呀，就是會搞這一套，會找理由，你趕緊給我去干活！你們那些花言巧語，你干活去！我沒有辦法了，只得咬牙跟著隊伍干活，實在是干不動了。

解說：1962年的春天來了。杜高和幾百個右派勞教分子一起轉移到另一個農(nóng)場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勞改農(nóng)場，這里的條件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