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巨型橫幅的象征

俄羅斯也被西班牙淘汰出局了，由心理學(xué)作家轉(zhuǎn)業(yè)為足球雜志總編輯的卡曼琴科（Peter Kamenchenko）大概也像帕慕克那么沮喪，可他不諱言俄羅斯式民族主義之火在荷蘭的“神奇教練”希丁克（Guus Hiddink）領(lǐng)導(dǎo)下愈燒愈旺——以彼得大帝（Peter the First）頭像為主體的巨型橫幅大舉殺入歐陸每一個(gè)賽場(chǎng)，難道還沒有足夠的象征意義嗎？卡曼琴科說得好：這樣的民族主義很昂貴，一幅40米寬的橫幅造價(jià)高達(dá)2萬美元。

歐洲足球的老好日子一去不返了，垂垂老矣的艾柯（Umberto Eco）還記得他13歲那一年跟隨父親去看意大利甲組足球賽的情景，所以他在寫于30年前的“世界杯及其壯麗”（The World Cup and Its Pomps）一文中說，足球長(zhǎng)久以來“一直連結(jié)著目的之缺席以及一切事物的浮華”，是“體育的奇觀”。

這篇文章其后觸發(fā)了特里福納斯（Peter Pericles Trifonas）的靈感，寫成了《艾柯與足球》（Umberto Eco and Footfall）這本書，當(dāng)中說到艾柯將足球閱讀成“文化的神經(jīng)官能癥”（a neurosis of culture），“那是人類精神已然消失的一些什么，既沒有合理解釋，也找不到有效的治療”，“只有在假日無止境地忍受著精雅的戲劇沖突的折磨。那就是足球迷的愉悅與詛咒。諷刺的是，這些懲罰都是自作自受的。”

這“足球壯麗說”倒是已故的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不敢茍同的。沒有任何論據(jù)足以證明鮑德里亞是足球迷，可他在《魔鬼的透明》（The Transparency of Evil）一書中說：體育本身已跟體育無涉，取而代之的是商業(yè)、性和政治；他還暗示電視轉(zhuǎn)播足球賽是一種“恐怖的超真實(shí)主義”（terroristic hyperrealism），真實(shí)賽事只可以在真空里上演，沒有真正的目擊者，卻在無數(shù)的屏幕上廣播。這就是他在《完美的犯罪》（The Perfect Crime）中所說的科技令人類跟處身的環(huán)境疏遠(yuǎn)，最終導(dǎo)致人類的自我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