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競技的空白支票

我們其實一直活在一個充滿種族主義幽靈的世界，此刻正好有一個機會思前想后，漸漸覺得如果善待鄰居不完全是為了“政治正確”，不完全是為了響應“和諧社會”的號召，就已經很不錯了；當然，要是“反種族歧視”條例不至于激化沉睡已久的“種族矛盾”，就更好了。

真的，我們一直活在一個充滿種族主義幽靈的世界，看電視直播的英超，會看到“讓我們踢走足球的種族主義”（Let’s Kick Racism Out of Football）的標語，早些時看歐洲杯，會發(fā)現(xiàn)“歐洲足球反對種族主義”（Football Against Racism in Europe）發(fā)起的“向種族主義說不”（Say No To Racism）的宣言和運動，因為歐洲白人正是種族主義的先驅，他們以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和優(yōu)生學（eugenics）為理論基礎，發(fā)展出白人較有色人種優(yōu)越、比有色人種更適合生存的學說。

體育競技一直都是種族主義的溫床，這一點可證諸艾里亞斯（Norbert Elias）與鄧寧（Eric Dunning）合著——《追求刺激：文明進程中的體育與消遣》（Quest For Excitement：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此書指出：在文明進程中，為了維持公共秩序，加強人民道德感的自我約束力，暴力被模擬的對抗（即體育競技）所代替，成為民族宣泄情緒的合法管道，相對于戰(zhàn)爭，體育競技明顯地降低了身體接觸的暴力程度，且有一致的規(guī)則和自律加以協(xié)調和約束。

艾里亞斯認為，在體育競技的世界里，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通常是硬幣兩面。打破世界紀錄，贏得奧運金牌，在一場球賽勝出意味著什么？那是一張空白的支票，可以為“民族”或“種族”空洞的欲望任意填上各取所需的意義——尤其是由文化差異性長久累積起來的、危如累卵的民族主義。

丑陋的“人類學日”

奧運史在某種程度而言就是種族主義發(fā)展史，1904年在圣路易舉行的第三屆奧運會，正是奧運史上種族歧視最丑陋的一頁。美國組織者原擬禁止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參賽，后因輿論壓力撤去了禁令，但依然宣稱“低等民族”不可能戰(zhàn)勝白人。最丑陋的還是附設“人類學日”（Anthropology Days），賽會假學術研究之名，廣邀來自世界各地的克勞族人（Crow）、蘇族人（Sioux）、波尼族人（Pawnee）、納瓦霍人（Navajo）、恰布瓦人（Chippewa）、愛努族人（Ainu）、可可帕人（Cocopa）、亞蘭人（Syrians）、 巴塔哥尼亞人（Patagonians）、祖魯人（Zulus）、俾格米人（Pygmies ）、摩洛人（Moros）、矮黑族人（Negritos） 和伊哥洛特-加龍省人（Igorots）參與爬桿、擲泥巴等“野蠻人的競賽”。

更可恥的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還以“野蠻人的大滑稽”（Great Fun For Savages）大字標題報道，這場丑陋的競賽的勝出者獲頒的不是獎牌，而是美國國旗。難怪“現(xiàn)代奧運之父”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得悉此事，直斥那是人類的恥辱。

一百年過去了，一切涉及種族、膚色的話題都要準備承擔“政治不正確”的罪名。美國體育記者安堤（Jon Entine）在2001年寫了一本探討黑人運動員體格的書，書名叫《禁忌：為什么黑人運動員壟斷體育而我們害怕談論這話題》（Taboo：Why Black Athletes Dominate Sports and Why We Are Afraid to Talk About It），此書指出：黑人（包括男女）運動員的強勢并不是由于他們被其他行業(yè)摒棄，而是由于他們天賦的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