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是一個初冬，北京冷，冷到心寒。我坐了三天兩夜火車，從南方來北京申請去英國的簽證。朋友家是紅星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一半姐住，一半他和母親住。其父是詩人，介紹我們認識。朋友知曉我去英國一事，來信歡迎住他家里。

那個清晨，我背著包，手提一簍橘子和家里一小泡菜壇。朋友交代我住西廂房，就去上班。屋里沒暖氣，有張電熱毯，我縮在床上休息，馬上睡著了。

醒來，太陽已過頭。出來一看，我的橘子，掉了一個在門前。紅紅的，摸在手里，透著冰冷。

院門開了，伯母提著菜進來。她的眉眼端正，身材高挑，走路時腰很直，很高貴。不難想象，年輕時有多美，多吸引人。我把泡菜壇和橘子送給她，她笑了笑，說老罐子泡菜味好。

朋友晚上回來，伯母飯菜已備好，有肉片，還有菜花，放了干蝦仁兒。剩下的菜湯，第二天中午做面條，當調(diào)料，可口極了。

伯母與丈夫離婚，一人帶著幾個孩子，非常辛苦。有一兒子“文革”時因為對現(xiàn)世絕望，離家出走，至今杳無音訊。我與她說話很謹慎。她要去參加一個老同事聚會，來不及去剪頭發(fā)。我說我可剪，如果你信任的話。她看看我，把剪刀找出，遞到我手上。不到二十分鐘，我剪完。她照鏡子，說我把她變漂亮了。我說你本來就很美。

我去申請簽證前一天，伯母買了鯉魚，說是吃了鯉魚可跳龍門，會順利得到簽證，轉(zhuǎn)好運到英國?？赡翘煳曳浅５姑?，當場被拒簽。

伯母說魚也吃了，怎么不靈？她的難過并不亞于我。

我匆匆回到復(fù)旦。三個月后，我又申請了，得到簽證。以后每年回國，都要看她。我們之間話多起來，但只說文學(xué)和日常生活。

2000年，生活遭變，我搬回北京。因為伯母搬到望京居住，我也在那兒買了房。整個裝修，伯母給了建議，因此，我臥室里的衛(wèi)生間有面大鏡子、客廳有個大書柜，跟她家一樣。

時不時去她家或帶她去餐館，她講究吃，對電影和偵探小說更是精通，經(jīng)常忘了她是年過八十的老人。她一度擔(dān)心兒子有憂郁癥，不能再寫作了，經(jīng)常在電話里對我說，他吃藥效果也不大，問我有什么辦法。

我與她無所不談，慢慢知道，她父親是銀行家，家里有中西廚子，小時去過歐洲、美國，后來回到天津，又隨父親移到上海。如同所有的熱血青年，她不顧父母反對，去參加新四軍，在路上被日本憲兵抓了。父親領(lǐng)她出來，要她改“邪”歸正。她不聽，仍要革命。她的故事非常吸引我。實話講，我與親生母親也未達到與她交談的程度。我寫《上海之死》時，女主人公在舞臺開始的造型，背對觀眾，開始說話，然后轉(zhuǎn)過臉來，是她給我講的當年看的一出話劇。于是我沿用。孤島時上海日本憲兵部里的情況也是她告訴的。

寫這文章的前半個月，我去北京東郊殯儀館參加她的告別會。四年前我母親去世時，我在小區(qū)超市遇見她。她拉著我的手，安慰我。那時她買菜做飯，給遠方的女兒寫信，給兒子校稿，每晚看一部DVD電影，身體健朗。誰想那一年后就病了，三年間一直治病。最后兩次去醫(yī)院看她，她都無法說話，眼角流出淚水。我走出病房就哭了。因為我知道我將失去她。

在與她的遺體告別時，我在想，北京冬天嚴酷無情，可這些年，尤其是在二十年前，我孤苦無依時，她代表母親，也代表北京，溫暖著我的心。

如今，沒有她的北京，寒冷異常。我只得不斷地回到過去才能度過：伯母推開四合院的大門，興沖沖地說，“虹影，你看我給你買了一條鯉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