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展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展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準。他先后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而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卻任東北局的副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晉西北、陜北調(diào)查時，張就對經(jīng)濟工作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fā)展經(jīng)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他和戰(zhàn)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nèi)戰(zhàn)爭向民族戰(zhàn)爭的轉(zhuǎn)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zhàn)爭向建設的轉(zhuǎn)身。他熱心地指導農(nóng)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chǎn)”。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jié)出未來的6種經(jīng)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diào)他任駐蘇聯(lián)大使，這顯然有謫貶、外放之意。因為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后的。這中間有一件事，1952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政治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為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為代表團跑前跑后，卻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發(fā)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于完成任務，但最后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為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云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jīng)濟工作。陳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不會給他安排工作。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議調(diào)他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他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要作一個外交方面的發(fā)言，不許。這種歧視倒使他遠離權力中心，反而旁觀者清。他在許多大事上表現(xiàn)得驚人的冷靜。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制，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夸風四起，荒唐事層出。他雖不管經(jīng)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干，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fā)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志，提出鋼鐵產(chǎn)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chǎn)階級的法權思想》，否定按勞分配，宣揚一步跨進共產(chǎn)主義。毛澤東很欣賞此文，親自加按語。當人們被那些假馬列弄得暈頭轉(zhuǎn)向時，他輕輕一笑說，這根本不是馬列主義，恰恰違背了馬列理論的最基本常識。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標準，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卻認為按勞分配的工資制是資產(chǎn)階級法權，甚至想恢復戰(zhàn)時的供給制。對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之類的口號，張說這違背主客觀一致的辯證法原則。并且他在這些現(xiàn)象背后已經(jīng)看到了更可怕的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報喜不報憂，他到海南視察，那里都餓死人了也不敢上報。在1958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毛說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殺頭。張說：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氣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講話。當時為迎合毛，領導干部送材料、寫文章都爭著引毛的話。而張在文章中據(jù)理說事，很少引語錄去阿諛迎合。毛對此心知肚明，認為他驕傲、犯上，兩人就隔膜更深。當然，今非昔比，現(xiàn)在已是毛為“君”、張為“臣”，為大局張聞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隱忍。1958年4月他向毛寫信匯報看到的躍進局面，本想提點意見，猶豫再三還是暫不說為好。毛看了很高興，遂給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訓和挖苦：“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恩來、陳云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了你的報告引起我對你的熱情?！鄙鲜隹捶ā翱赡軐δ愎烙嬤^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xù)進步就是了”。這哪里是對當年的“明君”說話，是對一個小學生的訓斥。毛已經(jīng)擺出“帝王”架勢，對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說的當年給張的那五個字是“狹、高、空、怯、私”，可見在毛的眼里，張一無是處，而且還總記著他的老賬，他也是強為隱忍。

從1938年到1958年，這20年間，張的職務是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幾年總書記）、七屆政治局委員、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在整風后張只分管一個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層，出國任大使，長期高職低配，久處江湖之遠，而再未能登廟堂之高。就是對他在遵義會議后主持全黨工作的那段經(jīng)歷也絕口不提。張在黨內(nèi)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20年來給多少權，干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這也應了毛的那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張遠離“廟堂”，整日在基層調(diào)查研究，接觸“卑”工“賤”農(nóng)，工作親力親為，又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毛怎樣地看他、待他、壓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jīng)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