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家，這意味著我研究的是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情況，而不是某個特定部門的運行情況。我的基本研究理念認為，經濟活動是同一個更寬闊的背景條件密切聯(lián)系的，這個背景條件包括了政治、社會心理和自然環(huán)境等多種要素。經濟問題其實很難在一個孤立的背景下得到充分理解，盡管大多數的經濟學家恰恰落入了這一研究陷阱。一位成功的經濟學家必須在一個寬闊的視野中審視經濟問題；他應當認識到，來自文化、國內政治、地緣政治、公眾輿論、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等方面的限制條件都會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過去1/4世紀中，作為一名宏觀經濟學顧問，我的工作經歷主要是通過診斷經濟危機并找出辦法克服某些關鍵經濟部門面臨的困難，來幫助國民經濟實現(xiàn)正常運轉。為了做好這一工作，我必須盡可能詳細地了解經濟和社會的不同組成部分是如何地彼此適應，同時又是如何地通過貿易、金融和地緣政治的途徑來同世界經濟發(fā)生互動的。除此之外，我還要盡力去了解公眾的信仰、國家的社會歷史以及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等。所有這些都要求我使用一套開放的、兼容并蓄的工具。像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我閱讀了大量的經濟數據和圖表。同時，我也閱讀了許多民意調查報告以及有關文化與政治歷史的資料。我需要了解并比較政治領袖和商業(yè)領袖對經濟運行所做的不同評論，也需要造訪工廠、金融公司、高科技服務中心以及地方社團組織。關于經濟改革的正確觀點必須要經過不同層次的“真理測試”，從而在社區(qū)層次以及全國性的政治層次上都能行得通。

一個宏觀經濟學家面臨的挑戰(zhàn)猶如一個臨床醫(yī)生，后者應當醫(yī)治好患有重癥及不知名疾病的病人。一個有效的應對辦法應當包括對根本問題的正確診斷以及之后設計一套治愈疾病的辦法。在我以前所寫的一本書《貧窮的終結》那里，我把這種過程稱為“臨床經濟學”。我的靈感來自我的妻子索尼亞（Sonia）。她是一位很有天賦的醫(yī)學博士，正是她為我顯示了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臨床醫(yī)學所具有的魅力。

我并不是生來就能成為一名臨床經濟學家，但幸運的是我所接受的理論訓練，加上我妻子給予我的靈感以及在專業(yè)領域上遇到的好運，使得我能夠形成一條非凡的通往臨床經濟學的個人發(fā)展之路。我有幸在哈佛大學作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并在之后的1980年成為哈佛的正式教員。

隨后的職業(yè)生涯中，我有幸參與了解決1985年玻利維亞面臨的經濟難題，并從此形成了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的職業(yè)發(fā)展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債務累累的拉丁美洲國家在經歷了20年軍人政權的無能和暴力統(tǒng)治后，逐漸回歸民主政治及宏觀經濟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