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所說的四種虛榮心，指的是當代中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種姿態(tài)進入詩歌史的虛榮心。并且，中國當代詩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虛榮心，構(gòu)成了傾軋、分野，進而演變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應(yīng)該是以下四種：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shù)虛榮心。

我不認為有這些虛榮心是壞事，也不認為完全沒有這些虛榮心的寫作就是更純粹的寫作。相反，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虛榮心和由此帶來的詩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詩人的寫作，具備了強烈的文化意志和個人辨識度，使他們不僅僅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人，更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重要詩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虛榮心和野心帶來的詩學偏執(zhí)，很容易變成對詩歌的傷害。詩人們囿于自身的固執(zhí)、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zhí)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zhí)念，壓倒詩歌本身，形成負面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

同時，虛榮心背后的文化理念會產(chǎn)生“光暈”——一種強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應(yīng)。每一個攜帶虛榮心的相對重要的詩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輕或不年輕的追隨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體式詩歌對峙。這種對峙、爭論、不服氣，本身并非壞事，在初期，構(gòu)成了理念的交鋒式溝通，甚至構(gòu)成了一種激進的繁榮。但對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詩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狹執(zhí)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荒謬立場之上，建筑于因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帶來的文化自卑，又因為要掩飾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強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內(nèi)在動機上。久之，在低水平對峙中，每個群體都給自己罩上厚厚的烏龜殼，故步自封，坐井觀天。

近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對當代詩歌的發(fā)展損耗很大。漢語詩歌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常的詩人與詩人交流和溝通的最低標準，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不絕于耳的各種爭吵，大部分與詩歌關(guān)聯(lián)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義。

每一種虛榮，都有一條非常容易進入的歧途。

政治虛榮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詩歌淪為意識形態(tài)對抗的工具。存天理，滅人性，用強大的政治、道德武裝自己，而在事實上，放逐了詩歌本身。政治正確的嘴臉，由政治正確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嘴臉，以社會道德良知作為寫作合法性的嘴臉，本就是詩歌的天敵。這種歧途，進一步導(dǎo)致詩人內(nèi)心的干燥，越社會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確就越偏離詩歌。

政治虛榮心在中國詩人的內(nèi)心中根植甚深，來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本身就有這種傾向。對“詩言志”的理解，對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種心理暗示作用。中國的讀者，喜歡要求詩人充當良知的代言者，充當意識形態(tài)反抗的主體，根源恐怕也在這里。

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fā)端的時代關(guān)系。當代詩歌發(fā)端于20世紀60～70年代，空氣中都充斥著意識形態(tài)荷爾蒙的時代；發(fā)端于食指、北島；發(fā)端于帶有意識形態(tài)對抗意味的“朦朧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詩人充當了思想的先驅(qū)，詩歌天生就具備的獨立、自由的意志，無意間迎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這是一個浪漫的巧合，是詩歌與那個時代的必然，而不構(gòu)成詩歌與所有時代的必然。“朦朧詩”的傳奇效應(yīng)，時代賦予詩歌的英雄主義色彩，誘惑了很多年輕的詩人，政治虛榮心甚至是很多人開始寫作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tài)對抗使得詩人凌駕于詩歌之上。這種畸形的英雄主義自我實現(xiàn)方式，這種渴望充當時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虛妄念頭，被后來的很多詩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漸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