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錢生錢”，但是對國家來說，貧窮反而容易凸顯其快速增長——越窮越好。人均國民收入是一項關鍵指標，因為如果需要養(yǎng)活的人口數量也同樣快速增加，不斷變大的蛋糕并不能改變一個國家的境況。對于一個人均年收入為1 000美元的國家來說，如果人口不增加，取得10%的增長需要每人多賺100美元，但如果人均年收入是1萬美元，取得同樣的增長就需要每人多賺1 000美元。

以看待俄羅斯（人均收入1.3萬美元，人口正在縮減）的方式看待印度（人均收入1 400美元，人口高速增長）毫無意義。一個國家越富有，增長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就越艱巨，越可能因為經濟過大而不能快速增長。這不僅是個規(guī)模問題，而且是個平衡問題，是個巨大份額的占用問題。1998年，中國要想讓它1萬億美元的經濟增長10%，需要將其經濟規(guī)模擴大1 000億美元，僅消耗世界工業(yè)商品的10%——包括石油、銅和鋼材在內的各種原材料。到了2011年，要想讓中國6萬億美元的經濟以同等速度增長，其經濟規(guī)模需要擴大6 000億美元，要用掉世界工業(yè)商品產量的30%。

學術文獻警告說，在發(fā)展的早期階段，通過借鑒或照搬領先國家的技術和管理工具，新興國家可以相對容易地縮小與富裕國家之間的差距。然而在達到某一點后，新興國家借鑒了所有能夠借鑒的東西，需要開始依靠自身進行創(chuàng)新和發(fā)明，而許多國家未能戰(zhàn)勝這一挑戰(zhàn)。這些國家的經濟突然之間不再比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反而停止了追趕。它們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會在這里困頓多年，就像中低階層附近那些不幸的人群一樣。

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收入水平相當于領先國家收入水平的10%~30%。領先國家設定了技術和管理的黃金標準。今天這個領先國家是美國，而美國人均收入的10%~30%是5 000~1.5萬美元，這就揭示了這一學術概念的問題所在。這個收入區(qū)間如此之大，因而在尋找確實具備持續(xù)快速增長潛力的國家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夠作為一個有用的指南。

中等收入陷阱還忽略了中等收入放緩這一獨立現象。很多國家即便沒有完全停止追趕，它們的經濟也已放緩并穩(wěn)定在一個較低的增速上。即使是現代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發(fā)展故事，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曾在相當于中國大陸現在的收入水平時經歷了一次早期減速。根據匯率變化做出調整之后，中國大陸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約是5 000美元，跟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日本、80年代末的中國臺灣和90年代早期的韓國，都頗為相似。盡管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繼續(xù)追趕美國，但步伐都顯著放慢，從之前的9%下降到持續(xù)多年的5%。鑒于中國大陸與這些出口驅動的東亞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相似性，可以說這些是與中國大陸關聯最為直接的案例，在這里4個百分點的減速會讓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增長速度變成6%。中國可以通過支付工人工資，讓他們鋪設哪里也去不了的鐵軌線路（日本曾在20世紀80年代修建毫無意義的橋梁，產生了災難性后果），繼續(xù)力爭兩位數的增長，或者它可以改變增長目標——中國似乎選擇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