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索托的著作《資本的秘密》問世以來，突尼斯、埃及等國爆發(fā)的革命為書中的觀點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jù)。他認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在于那些可能成為企業(yè)家的人怒不可遏，奮起反抗腐敗政權，這些政權從事尋租活動坐享其成，以實現(xiàn)資本積累。下面這個例子就極其典型。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南部城鎮(zhèn)西迪布吉德，26歲的青年萊德·莫哈默德·布阿茲茲在政府辦公樓前自焚身亡。12就在他死前一小時，一名警察跟隨兩名市政官員沒收了他的兩箱梨、一箱香蕉、三箱蘋果和價值179美元的二手電子秤。這桿秤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對自家的房子沒有合法所有權，否則可以以此作為生意的抵押。他全靠給官員“好處費”才能在公共用地上占用約1.7平方米擺個水果攤，做點兒小生意維生。他們的強制執(zhí)法、暴力收費，使得莫哈默德·布阿茲茲賠了生意，也搭上了性命。這位年輕人的自焚引發(fā)了革命，但是這場革命是否真能戰(zhàn)果輝煌，我們還需拭目以待，因為這要取決于突尼斯、埃及這樣的國家能否進行憲法改革，是否真的能從攫取型的社會制度轉向包容型制度，是否真的能從尋租精英階層的專制權力統(tǒng)治轉向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

如果索托的觀點正確無誤，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證實16世紀后西方社會在制度方面，特別是法治方面的成就的確值得稱許。17世紀英國人為爭取更多議會權力而發(fā)起戰(zhàn)爭，其核心就是為保護個人利益，使其不再受王權專斷的橫征暴斂。當然，在專家學者看來，所有這些觀點有著老套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之嫌，是赫伯特·巴特菲爾德一度極力反對的。我所援引的作者中，沒有誰會采取天真的決定論觀點來看待歷史進程。與其說是技術的必然，不如說這些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進化敘事，其中偶然性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英國并非上天注定要作為（《自1066談開去》一書所稱的）“頂級國家”而存在。是17世紀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改變了歷史的必然結果，這其中包括1692年、1694年、1696年、1704年、1708年、1722年的那些失敗的叛亂，1715年的全面內戰(zhàn)，以及1745年的蘇格蘭/愛爾蘭詹姆斯黨起義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