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是上海在1990年的另外一個重大發(fā)展。1990年12月19日，經(jīng)過一年的緊張準備之后，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政治環(huán)境中正式宣布對外營業(yè)。過去,由于被普遍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債券和股票交易一直是中國經(jīng)濟的禁區(qū)。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國營企業(yè)通過企業(yè)改革轉變成為股份制公司。它們將出售債券和非流通股票給自己的職工和大眾作為籌集資金的一種新方式。1989年8月，首個公司債券和股票二級市場存在的交易所試點在沈陽出現(xiàn)。位于中國東北部的沈陽是個重工業(yè)老城，在改革前擁有眾多國營企業(yè)。該交易所的出現(xiàn)為國營企業(yè)職工交易債券和股票提供了一個平臺。盡管基礎設施簡陋，空間狹小，但作為中國首次二級債券和股票交易市場的嘗試，它受到了各界，尤其是境外媒體的關注。3個月后，另外一家交易所于9月底在上海開業(yè)。1986年11月，時任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菲爾霖受邀參加了由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的一個會議，并與鄧小平會面。其間，他強烈要求參觀上海證券交易所--實際上只是一個面積僅12平方米的小房間。

然而，第一個對經(jīng)濟造成真正影響的交易所卻是在深圳。1986年以后，股份制公司在深圳興起，到80年代末，股份制公司數(shù)目增長到200多家。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組建了一個證券交易所領導小組，研究成立證券交易市場的可能性。盡管多次向北京申請許可均以失敗告終，深圳最終仍然成立了證券交易所，并在隨后的時間里，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發(fā)展相當活躍。到1990年中，深圳全市可供人們交易股票的辦事處就已超過300家，盡管當時實際上并沒有獲得官方許可。

事實上，像這種監(jiān)管滯后的情況，在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非常常見。用一個比較貼切的說法來形容，那便是 “先上車后買票”。這種實踐先于制度的做法看起來似乎是政府監(jiān)管部門的責任缺失甚至是失職。但是，如果沒有實踐先做出嘗試，監(jiān)管者又如何知道該怎么去監(jiān)管呢？不管怎樣，每一個新穎的實踐在做出首次嘗試時都必然會出錯，尤其是在一個監(jiān)管缺位的環(huán)境中，這就會讓政治反對者有足夠的理由扼殺它們。要使這種方法奏效，政府必須要有耐心，要保持思想的開放，并要學會迅速地采取行動--建立利于實踐發(fā)展的規(guī)章制度或能在情況惡化時及時叫停。然而，如果過早地掐斷有發(fā)展前景的實踐，或者未能及時終止糟糕的實踐，承擔責任的還是政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實踐的效果深受制度環(huán)境的影響，監(jiān)管環(huán)境中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有可能對其成敗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同時，哪怕是做出細微的調整，都有可能使一個正處于頹勢的實踐迸發(fā)生機。因此，一個新實踐能否被政府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的較量。一方是它的支持者，在實踐的試驗階段他們會盡力讓其正常運轉，然后不斷地進行修正，并在可控的政治范圍內調整對其有利的制度環(huán)境。另一方是批評者，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揪出試驗過程中的差錯，并以此為理由向支持者發(fā)難。對于希望通過引進新穎可行的實踐來推動改革的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多地試驗，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出切實有效的因素，但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風險所在--試驗的次數(shù)越多，錯誤也必然會越多。實際上，這也是鄧小平的名言 “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背后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