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什么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 我答道中國的家庭！

不僅內容上《新潮》要用偏激的姿態(tài)抨擊時弊，形式上也要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故而“社告”上寫明：“文詞須用明顯之文言或國語，其古典主義之駢文與散文概不登載”、“句讀須用西文式”、“小說、詩、劇等文藝品尤為歡迎，但均以白話新體為限”。這樣，《新潮》就真正做到了從內到外“自別于一般社會”，即使較之于《新青年》，《新潮》也顯得更直截痛快：“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范圍，相差無幾。……不過，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仿佛《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點?！?/p>

至于“注重通信”，鼓勵讀者來信“無論許可、非難，皆所歡迎，如于本志所討論之外別有詢問，亦當竭誠相答”，甚至可以“傳達海內外各地消息，或借本志自抒主張”，這就是跟著《新青年》亦步亦趨了，對于制造學術討論的“現(xiàn)場感”，發(fā)動讀者的“參與意識”，都大有好處。

說的是不怕“自相矛盾”，但《新潮》的編輯在細節(jié)上還是很注意一以貫之?！缎鲁薄芬痪硪惶柹峡d了志希（羅家倫）的兩篇時評《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今日中國之新聞界》，猛烈抨擊當前流行的黑幕小說、言情小說和筆記小說“把人類罪惡寫得淋漓盡致”、“過于荒謬無稽，一片胡思亂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閉門造車”，又批評報紙上的廣告無意識地對社會產生惡影響：常有“賣春藥”“醫(yī)梅毒”的廣告，賣穢書賣假貨“更不必說了”！作者感嘆道：“營業(yè)！營業(yè)！社會上一切的罪惡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有了這樣的議論，《新潮》即在封三的“廣告價目”里聲明：“惡濫小說，與惡濫藥品，其他有害之事物，本志概不為之登廣告”；“愿登廣告者，如能以原書或原物見寄，縱使審查，尤為歡迎”。廣告與議論遙相呼應，進一步加深讀者心目中《新潮》“進步”的印象。

《新潮》的欄目設置不按體裁題材，除“評壇”、“出版界評”、“故書新評”較為學術化外，其余所有文章都混同排列，有時論文后接一篇小說，詩放在兩篇雜文之間。這大約是因為《新潮》編輯部人少，作者也多是同人，比較容易統(tǒng)籌的緣故。通觀《新潮》兩卷十二號，涉及政治、社會的寥寥可數(shù)，其中羅家倫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和傅斯年的《去兵！》、《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曾經(jīng)引起過小小的爭論，但顯然《新潮》同人的重心沒有放在這上面。而且如《今日之世界新潮》，并不是像易君左誤會的那樣，要提倡“俄國式的革命”，而只是描述一種不可避免的潮流，“并沒有對于社會革命本身加以可否”，著重的倒是對這股潮流的危害加以防范：“若是傳到中國來，恐怕就可慮得狠；因為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智識沒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地照他人榜模做起來，中國豈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嗎？”歸根結底落到了普通人民的“一點智識沒有”，指向還是中國的國民教育問題。

《新潮》引起最大爭議的文字，是對舊家庭舊倫理的猛烈批判，一卷一號上傅斯年的《萬惡之原》就直截了當?shù)靥岢觯?/p>

“善”是定要跟著“個性”來的，所以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就是萬惡之源。

然則什么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

我答道中國的家庭！（著重號為原文所有）

他的理由是“中國家庭從小便極力摧殘人的個性”，“中國人對于家庭負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的事業(yè)，完全烏有，并且一層一層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傅斯年用了他一貫的頗為偏激的口氣聲稱：“想知道中國家族的情形，只有畫個豬圈?！睘榱藬[脫這種“萬惡之原”，傅斯年不惜號召讀者“須領會得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yè)的根本！”

這篇短文是嶄露頭角的《新潮》最有震撼力的一篇文字，一時舉校嘩然，洛陽紙貴，《新潮》一卷一號不得不盡快再版。緊接著，休學在家的顧頡剛應傅斯年之邀，在一卷二號上發(fā)表《對于舊家庭的感想》，將中國家庭沒有改革的原因當結為三：（一）名分主義；（二）習俗主義；（三）運命主義，這都導致舊家庭里沒有“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尊重人我自由的范圍”，以尊卑代是非，以名分代愛情，“將他的精神重重的剝削，使天真的趣味日漸減少”。在顧頡剛的筆下，舊家庭“極象一座‘古廟’”：

境況佳些，這古廟是個“觀音殿”，面貌是很慈祥和藹；境況惡些，這古廟是個“閻羅殿”，景象是兇暴苛酷。他們的面目雖然不同，卻有一件是很相同的，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發(fā)生意識，和我們的精神感情有個交互聯(lián)絡的地方，做有商有量的共同生活。所以人住在里邊就是做了同神象最有關系的“廟祝”，也不過燒香、點燭、開門、閉戶，那種狠慘淡無聊的生活。

顧頡剛的態(tài)度與傅斯年的不同，他不只是指出舊家庭的弊端，喚起民眾的注意，他更痛恨中國以前的學者對于“家庭”抱有“秘密主義”，“刻了幾百萬塊的板子，做了幾千萬萬字的文章，竟全然考不出他們的實況”，所以等到二卷五號上重續(xù)這篇文章時，顧頡剛表示要“研究中國家族制度”，希望《新潮》的諸君代為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