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不合時宜的錯位者

2005年余光中在北京太廟。 視覺中國資料

89歲高齡的詩人余光中去世，大陸讀者最熟悉的，自然是他的一首《鄉(xiāng)愁》，短短的幾行，字淺言深，收錄進語文教科書，膾炙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鄉(xiāng)愁》寫作于1971年，彼時彼刻的臺灣，是一個什么語境呢？不同于詩中連接這頭與那頭的紐帶，70年代接連發(fā)生在這片土壤上的幾件大事，退出聯(lián)合國、與美國斷交、蔣氏家族凋敝。萬般壓抑之下，文學以其與政治的曖昧關(guān)聯(lián)，殺出一條血路，被持不同論點與意見的各派人士借以抒懷。

攻擊的是什么？

當時的文學界分裂為幾個陣營，其中包括以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為代表，批評當時文壇盛行的西方現(xiàn)代派，認為文學要對社會現(xiàn)實做出批判，作家應具有社會關(guān)懷的鄉(xiāng)土派；和以朱西寧、彭歌、余光中為代表，依附國民黨，書寫祖國大陸的舊文學與反共文學。

所以，在后續(xù)爆發(fā)的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前者指責后者為國民黨扶植的作家，毫無本土意識，后者則借官媒發(fā)聲，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lián)合報》等刊物上對前者進行圍剿。

余光中最飽受爭議的一點，也是他在這一階段發(fā)表的《狼來了》一文，其中寫到“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臺北街頭卻可見工農(nóng)兵文學，臺灣的文化界真的大方……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nóng)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迎合當時被拋棄的、充滿主體性焦慮的社會心態(tài)，把戰(zhàn)火導向最為敏感，也最為不堪一擊的政治領域。一時之間，其震懾力被譽為武俠片中的“血滴子”，稍一沾身，便會人頭落地。

余光中更向蔣經(jīng)國愛將，王升將軍去信，以紅筆眉批逐一考據(jù)敵方陣營陳映真文章中馬克思主義的痕跡，想借政治的屠刀殺人于無形，同時，他亦為文批評當時任教于中國文化大學的胡蘭成著作《山河歲月》，攻擊胡過去曾在汪精衛(wèi)政府服務的歷史，使其失去教職，返回日本。

與同時期海峽對岸不同的是，余光中撰《狼》一文時，正于香港任教，而非置身臺灣。相悖于薩伊德對于知識分子處在邊緣、身為局外人的傳統(tǒng)定義，他屢屢主動沖在風暴中心，不惜成為眾矢之的，并在“血滴子”之后的很多年，揮之不去打壓臺灣文學的帽子。

后來，余光中澄清，自己從未加入過國民黨，地位全靠官方吹捧，他的散文、詩作和翻譯觀，又確具啟蒙意義，影響了幾代人，在晚年的《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一文中，他自白：

“在文革震駭?shù)膲毫ο?，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xiāng)思愈深，而對現(xiàn)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于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fā)的神經(jīng)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 ”

余光中的態(tài)度，可以與巴金晚年《隨想錄》中對文革的反思比較，面對自己曾經(jīng)被迫寫下的交代材料，巴金寫道，“我怎么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么遠離了自己曾經(jīng)贊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巴金的靈魂拷問痛徹心扉，而余光中站的隊伍、發(fā)表的文章，其言與其行，雖然難免有幾分出于意氣，或基于知識的分歧，也是那時臺灣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籠罩在文壇的一種回聲。

由新古典主義詩，到筆墨間吟哦的對象，南京出生，三度赴美，大半生飄零，又逝于高雄的余光中，與一年前于北京去世的他的“宿敵”——生于新竹的左派作家陳映真，形成一種鮮明的對照。同為離鄉(xiāng)背井者，都在召喚一個想像的中國，走出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維護的是什么？

從余光中的早期名篇《我之固體化》開始，“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里， 我仍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但中國的太陽距我太遠／我結(jié)晶了，透明且硬， 且無法自動還原?！敝挥谢氐街袊也拍苤匦氯芑癁橐后w，奈何遙不可及，唯有拒絕融化。

他心目中的中國是怎樣的呢？《白玉苦瓜》寫故宮博物館內(nèi)的一枚玉雕，“那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古中國喂了又喂的乳漿”，《鄉(xiāng)愁四韻》一唱三嘆“給我一瓢長江水、一張海棠紅、一片雪花白、一朵臘梅香”，這首短詩亦被楊弦譜曲，并在胡德夫演唱會上發(fā)表，成為了開啟臺灣民歌運動的里程碑。

而就像同期民歌運動的另一代表曲目《少年中國》的所唱的那樣，“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土地”，余光中心中的祖國，不是對岸，更不是國民黨政權(quán)，而是凝鑄了回憶與想像的文化共同體意識。人隔萬重山，加上期許之深切，所以他更在《敲打樂》中慨嘆“中國中國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顏元叔教授認為，余光中的現(xiàn)代中國意識，對于一般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而言，可能顯得比較灰暗，或充滿失敗主義，換言之，因為愛之深切，也因為文人的矛盾與自覺，他并非敲鑼打鼓的歌頌者，亦交纏著頹敗與失落。

余光中1992年才重踏大陸，而那在此之前，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詩刊》向讀者介紹余光中，首次引用《鄉(xiāng)愁》，迅速的，1989年，《鄉(xiāng)愁》收入義務教育課本，在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朗誦……

群情激昂的80年代，經(jīng)歷了文革十年精神世界的空虛，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心理慰借，精神家園、人文主義等詞匯大行其道，在充滿裂變、震蕩與沖擊的新文藝復興語境中，《鄉(xiāng)愁》以其融合了家國之愛、童年懷舊的情調(diào)，連結(jié)了民族主義意識和自發(fā)的身份認同熱情，思鄉(xiāng)之愁的背后，表達了分裂之痛，詩中的諸多形象，母親、新娘、墳墓、船票，生離死別，成長與失去，淺顯易懂，卻最能觸發(fā)廣泛的共情——隨著開放大門的敞開，它的迅速風靡，并非是簡單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而是幾乎和唱著《我的中國心》的張明敏，或是混血臉孔費翔與《故鄉(xiāng)的云》一樣，是時勢的選擇，無關(guān)乎余光中何許人也，更不涉及他的思想體系與主張，“余光中=鄉(xiāng)愁=游子=兩岸統(tǒng)一”的標簽，成為了一個簡化再簡化的樣板，在一代代的再加工中，愈發(fā)根深蒂固，并被添加不同的內(nèi)涵。

后來，余光中說“凡我在處，就是中國”，寫下《尋李白》、《戲李白》、《念李白》三部曲，讓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自己坐在副駕駛座上，勸開車的朋友李白少喝些威士忌，將無從安放的家國情懷，拋擲于更廣袤無垠的時空之中。

有意思的是，其實胡蘭成也寫過類似的舊詩，“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上仙人笑是非?！眱晌晃膲宋铮謩e置身于李白和秦始皇面前，曾經(jīng)的過節(jié)與筆戰(zhàn)，恐怕也變成煙云過眼了罷。

余下的是什么？

時間的進度條再拉近一些，2004年，大陸版《余光中集》的出版說明中，他坦言“我的詩雖然在臺灣飄起，但使它飄揚不斷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長風”，2006年，他公開批評臺灣刪減文言文政策，并加入王德威等發(fā)起的“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連署聲明，主張政治不該介入語文教育，“政治正確是暫時的，文化傳統(tǒng)才是永久的。今日的政治正確，可能是未來的政治錯誤”，這樣的話由余光中口中說出，可謂是以后半生為前半生，做出了一個百般滋味的注腳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所以龍應臺說，“在以去中國化為文化核心任務的課表上，余光中不被蓋章為桂冠詩人了。他或許曾經(jīng)因時代成見而保守，可是數(shù)十年來在風吹草動、價值混亂中忠于自己的真實情感、執(zhí)著于自己所信仰的美學”，不同于在大陸受到的熱捧，在如今的臺灣，尷尬的是，“在自己擁抱的泥土上”，他又變成異鄉(xiāng)人了——老一輩人念茲在茲的北望神州，然而隨著刪減文言文、中華文化教材改為選修等措施的推行，對于新生代來說，神州何處？是否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對“贈我仙人的金發(fā)梳. 我就會贈你銀耳墜（《兩相惜》）”這些唇齒留香的字句，他們的理解能力還剩多少？對于對岸的想象，莫非只能通過網(wǎng)絡綜藝偶像劇和社交網(wǎng)站表情包大戰(zhàn)來實現(xiàn)？

更何況，那邊廂，年輕的知識分子還能理解余光中以及他的那個時代嗎？縱然他確實曾經(jīng)為政黨站臺，為保守派背書，但今日回溯他的一生，一篇《狼來了》就全盤否定他的文化成就，一句“御用文人”把他打入文學傀儡陣營，抹去他的一生思辨與奔走，也讓理解那個時代看起來越發(fā)的不可能。

冷戰(zhàn)與戒嚴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作家風骨須與權(quán)力抗衡”，成為了一句輕易就被掛在嘴邊的話。不論余光中，且看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中站在他對立面的，像是放下豪言“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的陳映真，因組織閱讀左翼書冊罪被捕，判刑十年，獲蔣介石特赦出獄后仍直指美國透過知識輸出讓臺灣成為其附庸的文化滲透，晚年更索性搬到北京居住，抑或黃春明，因臺語文書寫問題受到挑釁而與人爆發(fā)沖突，被控公然侮辱罪，就這樣堅持一生，愿意為信仰承擔代價，理解他們的人還有多少呢？

往事并不如煙，那么余下的是什么呢？余光中是不合時宜的錯位者，是滿懷心事的懷鄉(xiāng)人，或者說，是本雅明筆下歷史唯物主義新天使，掙扎于由過去與未來所構(gòu)成的巨大張力的當下，一幀剪影，煢煢孑立。（文/一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