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青小說集《人事》：在世俗與詩意之間

“與深刻相比，豐富對小說更為重要。豐富提供的是空間和闡釋角度。《人事》中的11篇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沒把道理塞給讀者，只是呈現(xiàn)了人世間的畫面，語言質(zhì)樸干凈，有味道。這“味道”正是小說的意蘊，能感知卻說不清楚，越說不清楚越想觸摸?！?/span>

李延青的小說集《人事》（花山文藝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共收錄了11部短篇小說。除個別篇幅超過一萬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但就是這幾萬字的小說，卻打上了鮮明的個人標識，令人想起耐保爾的《米格爾大街》、巴別爾的《騎兵軍》、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一般來說，單篇耐讀，整部小說集既檢驗作者，又考驗讀者。李延青的短篇小說特點在于其地域特征、時代特色和藝術(shù)特色。

李延青雖然寫的是短篇，卻構(gòu)建了自己的文學王國。之前，他出版過一部隨筆，書名就是《鯉魚川》。小說的發(fā)生地也在鯉魚川。這個名字首先是地理的，作者寫的是華北平原的邊緣地帶。但若用華北平原，地理雖闊，卻少了文學意味，而鯉魚川濕潤詩意，有著無限的意蘊。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鯉魚川是文化綜合體，在這個旗幟下，可以虛構(gòu)地理。若把東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華北平原，那是不可能的，一百個愚公也不可。但在文化地理中，作家可以大膽妄為可以肆無忌憚。當然，原有的底蘊不會變，基本屬于獨家秘笈。在文學史上，許多作家成功構(gòu)筑了自己的文學王國，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神秘南美、福克納的約法納克他帕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莫言的高密和賈平凹的商州等。在自己的領(lǐng)土上，作者當然就是帝王，可任意馳騁自由飛翔。但作為帝王并非易事，并不是說劃定一定范圍起個與文學有關(guān)的名字就可以，文學符號絕不是商標。在這片領(lǐng)地上，飛鳥和云朵、蝴蝶和花草、游魚和溪水、炊煙和房屋以及婚喪嫁娶、言談舉止等等，都吮吸著特別的營養(yǎng)，散發(fā)著特有的氣息。或者可以這樣說，有著同樣的根脈。

《人事》的根脈在鯉魚川。李延青的成功構(gòu)筑，一個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說出現(xiàn)，這篇是主角，下篇是配角。如銀子同時出現(xiàn)在《舊事二題》《飲食男女》等小說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證，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輕易透射鄉(xiāng)村的秘密——從人物關(guān)系走進倫理深處?；蛘哒f，對人物關(guān)系的解讀就是對鄉(xiāng)村倫理的注釋。叫銀子的女性其他地方也有，但這一個只屬于鯉魚川。另一原因在于，李延青寫出了鯉魚川的風俗禮儀、人情往來——鄉(xiāng)村文化正是憑此得以傳承。人物的個性自然各不相同，但因為在相同的地域，言說方式會有相似性，比如銀子與豌豆兩位經(jīng)歷不同的女性，我甚至能聽出她們鯉魚川味的鄉(xiāng)音。鄉(xiāng)音是一個地域區(qū)別另一地域最明顯的特征。再一個原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寫時反復出現(xiàn)鯉魚川，如《飲食男女》《發(fā)小們的病》等，像一面高揚的旗幟，告訴你這是什么地方，有的小說雖未明言，但通過對廟宇、植物、甚至土炕的描寫暗示讀者，到了誰的地界。因為曾經(jīng)到過那里，親切感頓生。

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抗日戰(zhàn)爭一直到改革開放后，幾乎一個世紀。人和事各不相同，但無論是抗日題材還是當代生活，都有明顯的時代特征。首先說抗日題材的小說，《飲食男女》《舊事二題》《膠皮大車》均屬此范圍。與長篇小說正面進攻不同，短篇小說是輕巧型武器，所以關(guān)于那個時代，作者并沒有大段描寫，而通過人物命運得以窺視，所謂窺一斑知全豹。在對戰(zhàn)爭的書寫上，作家們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俄羅斯作家由保家衛(wèi)國的主題轉(zhuǎn)到對戰(zhàn)爭的反思上，另一些作家則關(guān)注戰(zhàn)爭對人的傷害，如《朗讀者》，而卡爾維諾的《良心》則思考戰(zhàn)爭的本質(zhì)。正是這些變化，讓文學綻放出創(chuàng)造的光彩。河北有不少長篇是關(guān)于抗日的，李延青雖然也寫抗日，但顯然與他人不同，他是迂回式的。戰(zhàn)爭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看看遍地炮樓就知道了，都笏村北山炮樓、北盤炮樓、靈堂院炮樓、千根炮樓。鯉魚川被封鎖在中間，是另一個戰(zhàn)場。在這個戰(zhàn)場里，有男歡女愛，有嫉妒有仇恨，自然也有鮮血有犧牲。戰(zhàn)爭已嵌入了他們的日常，如《膠皮大車》，說的是拉土，卻插入一段描寫：“此時，太陽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黑色的云層墜去，北坡垴上的炮樓突兀地矗立在余暉中。沒有一絲風，豎在炮樓頂上的膏藥旗在燠熱的空氣里仿佛喪幡一動不動地低垂著”。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戰(zhàn)爭之外。上世紀30年代的時代特征之一，就是對侵略者的抗爭、對命運的抗爭。小說中描寫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個人，都有自己的抗爭方式，比如瞇縫，兩邊都不得罪，卻偏向西山的八路；比如豌豆，不過是個普通的揣著夢想的婦女，仍然不能逃脫。在李延青筆下，個體命運永遠存在于家園命運的羽翼之下。

《匠人》《發(fā)小們的病》歸屬當下系列。匠人是五行八作的家伙，如木匠、油匠等。小說中的周向文在這方面是有悟性的，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木匠的技術(shù)，是技藝精湛的匠人。但他真正的匠人身份、也是作者著力突出的，是背誦語錄。雖然遠離了那個時代，個人生活有了很大變化，但時代的枷鎖套得更牢了，所以才有了后來的遭遇。小說還寫了同樣愛好背語錄的田桂生，與周向文形成合奏關(guān)系，暗喻出精神隱疾并非個體，屬于那個時代?！栋l(fā)小們的病》則寫了鄉(xiāng)村的破碎，倫理開裂、欲望膨脹。發(fā)小們的病不過是個引子，整個鄉(xiāng)村都病了。作者顯然不為指出得了病，而是引人思考，關(guān)于人際關(guān)系、社會環(huán)境、自然環(huán)境等等。敘述者似乎是一味藥，在敘述中化解了矛盾，但思考卻沒有隨小說結(jié)束而停止。

藝術(shù)特色也是這部小說集值得稱道的地方，文學的標記不是寫了什么，而是藝術(shù)個性。一是采用投影法，化繁為簡，卻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作為短篇小說，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個橫截面，如果繁復，難免臃腫擁擠。而作者從一個極小的角度進入，既輕又巧，不但讓我們看到橫截面的紋理，還想象到整棵樹的狀貌。如抗日，作者沒有正面描寫，但就涉及的人物命運，卻讓讀者窺見了戰(zhàn)爭的血腥和殘酷。二是具有詩意的光澤。世俗是小說的根，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但只在世俗內(nèi)部下功夫，小說就失去存在的意義。李延青顯然深諳小說之道，寫世俗人生，卻呈現(xiàn)出飛揚的姿態(tài)，在世俗與詩意之間構(gòu)筑了自己的世界。如《舊事二題》中的豌豆，語言、神態(tài)、心理都具有詩性美。豌豆離世那天，穿的正是結(jié)婚時那件花夾襖。她像預知到一樣，花夾襖比隊長那一槍更令人疼惜。三是注意意蘊的開掘。與深刻相比，豐富對小說更為重要。深刻不是那么輕易達到的，有些所謂深刻的小說只是用幾十萬字講述一個道理，一旦被讀者說明白，那就不叫深刻。而豐富不同，豐富提供的是空間和闡釋角度。這11篇小說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沒把道理硬塞給讀者，只是呈現(xiàn)了人世間的畫面，語言質(zhì)樸干凈，不少論者認為李延青的小說有味道。這“味道”正是小說的意蘊，能感知卻說不清楚，越說不清楚越想觸摸。四是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人物形象對小說是重要的。當然，在一些作家的觀念理念中，塑造人物顯得老舊。確實，在現(xiàn)代派與后現(xiàn)代派的作品中，人物可能只是影子，甚至連影子都沒有，但不可否認，許多作家以此作為盾牌，掩飾塑造人物的無力和蒼白。塑造人物考驗著一個作家的內(nèi)功。李延青采用的多是勾勒法，三言兩語，人物躍然紙上。如童年的豌豆，別人給她麻花，讓她叫爹，豌豆拿了東西卻跑開，小嘴蹦出：我是你娘。

寫什么重要，怎么寫同樣重要，永遠不能割裂。這是小說形成風格的緣由和魅力所在。（文/胡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