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蘊寬，1866生人，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蘇都督，后上京任審計院院長十二年之久，期間又是故宮博物院早期領導人之一，對阻止軍閥竊盜文物有著卓越貢獻。北伐后，回里任《江蘇通志》總編纂直至1932年病逝。莊蘊寬的人生經(jīng)歷，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處于一個轉型期、變革期。在莊蘊寬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書法史學者薛元明以“ 革命·天命·使命”為視角，回顧了莊蘊寬變革的一生。
他認為，莊蘊寬在晚年參與了創(chuàng)建故宮，以及維護故宮的諸多事項，可謂嘔心瀝血，說是“文化使命”，則毫不為過?，F(xiàn)今所能見到最多而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無疑是莊蘊寬的書法。這是他遺留在人間最主要的“文化遺產(chǎn)”。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莊蘊寬是一個出色的、優(yōu)秀的書法家。實質上，對于古人來說，專門的書家少之又少，很少以純粹書家的標準去看待，但對于書法的重視程度又是無以復加的。
《莊蘊寬傳》封面
2017年即將過去。從年頭到歲尾，忙忙碌碌。因為搬家整理了太多的書，令人感覺疲勞，但也因此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原本遺忘在某個角落中的書籍又重逢了。人的思路也是如此，時常加以整理，可以抓住稍縱即逝的火花，不時可以有一些新的體會。人到中年，回憶成為一種“新常態(tài)”，以各種方式與老朋舊友“相見”。陳年舊事，亦堪回味。我忽然看到了書架上五年前所出版的《莊蘊寬傳》。從一開始與莊蘊寬后人莊研一家及親戚吳歡等人晤面，再到資料的搜集整理，前后費時三年多。其間除了我的一些實在推不掉的個人之事外，精力就放在撰寫傳記上。
傳記無法做到完美。就像很多的各類全集從來都不全一樣。傳記出版之后，又有一些新資料陸續(xù)被發(fā)現(xiàn)。傳記出版之前，因為各種原因，南京等地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也沒有很好地光顧探訪，所以難免存在疏漏之處、遺憾之處。回過頭來想，如果就我對于此書做出一個評價的話，主要成果在于，對于莊蘊寬波瀾壯闊的一生，勾勒出了一個清晰的脈絡。在這之前，無論是家屬的回憶，還是個別文史作者的撰稿，幾乎都是陳陳相因，重復大致相同的事件。生動的歷史異化成陳谷子、爛芝麻。讓一個無比鮮活的歷史人物變得干巴巴的。這是任何一個具有歷史情結的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這也正是我對于此書的滿意之處，盡力突破固化思維，把很多瑣碎的歷史史料串聯(lián)起來，變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讓后人最大可能全面地了解這位杰出的歷史人物。
之所以突然想到這本傳記，除了因為年深月久，整理書房偶爾引起我的一些回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年適逢莊蘊寬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不能有公開的慶祝和研討。作為傳記的作者，我想就這一段緣分，寫一篇文章來稍作回顧。其實，很多人評論莊蘊寬，之所以揪了一些說爛了的事情不放，難見新意，原因即在于個人的思路和視野。對于評價的對象莊蘊寬，也局限于本人的一些具體事件。對于這樣一位先賢，更應該將他放在歷史發(fā)展變革的潮流中來看待，所做出的評價會更加全面、深刻而公正。
莊蘊寬《七絕詩》
莊蘊寬所面對和經(jīng)歷的一切，正是那個時代大多數(shù)杰出人物所共有的特征。換言之，莊蘊寬的人生經(jīng)歷，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處于一個轉型期、變革期。就整個社會而言，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空觀念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案锩背蔀楫敃r最時髦的字眼。
莊蘊寬與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面對的是一個激烈的變革期。變革的劇烈程度以及帶給人的震動，絕非是安逸于書房中的人可以想象出來的。尤其是身處現(xiàn)實潮流中，有的時候甚至就是某個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必然面臨各種嚴峻的現(xiàn)實的考驗。人非經(jīng)過不知其難。革命的殘酷現(xiàn)實絕非如拍影視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古今、新舊、中西等各種沖突呈現(xiàn)于眼前。
在莊蘊寬的一生中，雖然最初出仕清廷，但他并沒有那種陳腐之氣，更不會以遺老自居，他能看清歷史的潮流，自覺站在新思想的一邊。其實從很多細節(jié)上就能感覺出來，比如他創(chuàng)辦女學，對于家庭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采取極為開明的態(tài)度。也許現(xiàn)在看起來稀松平常，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絕對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的。試想滿清入關之時，公布了“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的詔令，到了清末“剪辮子”之時，又是一片哀怨之聲。小小發(fā)辮的留存，預示了潮流變革之先聲，不可小覷。
莊蘊寬任江蘇都督時照
單單有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遠遠不夠，必須付諸實踐，要有革命行動。正如一位哲人所說，不到關鍵時刻，不能區(qū)分真英雄和偽君子。革命對于很多人來說，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莊蘊寬不但有理想和激情，更有行動。他兩次智救黃興便是最好的見證。有此三者，已經(jīng)非常出色。然而，莊蘊寬的過人之處在于有革命的理性。這一點極其重要。在狂熱的潮流中能夠冷靜對待和處理一切，所以他一生中常常有驚無險，數(shù)十年官宦生涯能夠全身而退，除了清剛自恃，毫無私心的原因之外，更主要是始終有一種理性精神。這種度掌握的非常好 。再比如他和袁世凱的相處和周旋，基本上是和平的。但莊蘊寬不能容忍帝制的死灰復燃。面對袁世凱的覬覦之心，莊蘊寬對于歷史潮流和人心向背是心知肚明的，而且獨當一面，投下唯一的反對票。
民國四年（1915年），莊蘊寬50歲生日照
言及至此，莊蘊寬能夠審時度勢，進而做出正確決斷。所謂的“度”，其實就是對于“天命”的理解?？鬃釉疲骸拔迨烀薄Ｈ说搅艘欢ǖ哪昙o，會明白很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決定，甚至不可能實現(xiàn)。其實不獨一個個體具有天命，一個家族乃至一個國家，也是有天命的。人有人運，家有家運，國有國運，誰也沒有辦法擺脫。不管何年何地，時候到了一定的時候，所有的條件具備了，就會形成一個“合力”，最終出現(xiàn)一種潮流。當然，面對社會潮流，個人的選擇有幾種，可以是順流，也可以是逆流。順流當中，一種是把握潮流，做弄潮兒，莊蘊寬即屬于此類，還有一種就是明哲保身，碌碌無為。逆流中又有兩種，一類是做遺老，消極地做做樣子，一種是做頑固派，比如那些“復辟”劇目不斷地在上演。但順流和逆流又是不斷發(fā)生變化的?，F(xiàn)實中的人群歸類遠遠比單純文字的劃分要復雜許多。單個人置身于復雜多變的局勢中，因為各種利益需要權衡，需要考慮的得失極多。人性的善惡多變也由此呈現(xiàn)。民國社會就像一個走馬燈?，F(xiàn)實是，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但不同的人差別在于，把握現(xiàn)實潮流的能力，以及對于善惡的期許。當然，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很多時候表現(xiàn)出一種偶然性。莊蘊寬雖然相對來說，在仕途上較為順利，但畢竟不是首腦人物，他不需要考慮太多的個人得失。在認清了時代潮流之后，有一種毅然決然的態(tài)度。他頑強的性格決定了他人生的走向。從本質上來說，性格即是命運，誠哉斯言。像莊蘊寬這樣一個處于激烈變革時代中的人，個人命運自覺或不自覺地與時代和民族的命運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天命不可違逆”，但個人可以恰當?shù)厝グ盐?，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自己的人生。
莊蘊寬寫給趙鳳昌的手札
當時間逝去一百五十年后，很多事實被掩蓋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些無底線地戲說，或者刻意選擇去遺忘。平常之人似乎不再關心歷史，在乎的只是現(xiàn)實利益。然而，真正決定一個人平庸或偉大的分水嶺，恰恰在于此。不必對莊蘊寬有太多的溢美之詞。每個人都有針對現(xiàn)實的考量。在那一代人心目中，很多時候確實有家國情懷，具有成就一番事業(yè)的雄心壯志。正如俗話所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事勢。歷史是一個澄清池，會在合適的時候成為見證。今天再回憶起莊蘊寬這位先賢，已經(jīng)不再是他的革命歷程，而是他的文化使命。
1925年冬天，莊蘊寬60歲生日照，在燕都。
莊蘊寬那一代人，雖然經(jīng)歷新舊、中西的劇烈碰撞，但心態(tài)上絕沒有今人的這種焦慮。這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他們深知中國文化的強大力量。上升到“文化使命”的高度，絕非刻意夸大。使命感的存在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原因。不要忘了，莊蘊寬本身就出生在常州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化大家族。言行身教、耳濡目染，使得他天然具有一種中國文化的烙印。實際上，晚清民國的那一代杰出人物，不管處于哪個行業(yè)中，不管是官場還是士林，或者是革命陣營還是雅老懿少，如果將外在特征去除的話，本質都是讀書人，尤其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精深的研讀和誠摯地敬畏之心。這正是今天的短板，所拼命鼓吹卻又極度缺乏。所以，像莊蘊寬這樣的人，他的文化使命感是與生俱來的，本身對于家族傳承而言，就有一種使命。當個人命運和時代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之后，自然就變成一種關乎國家和民族的使命。相比今日來說，全民經(jīng)商和讀書無用近乎成為一種人生的宗旨來說，有此也看清了世道人心。古風不存，也只能空談文化，成為一種點綴和包裝。
回到莊蘊寬本人來說，每到一地，即以創(chuàng)辦各類學校為己任。通過教育來改變中國，說成文化使命，也包含著革命理想的成份。更重要的是，莊蘊寬在晚年參與了創(chuàng)建故宮，以及維護故宮的諸多事項，可謂嘔心瀝血，說是“文化使命”，則毫不為過。就其一生來看，關乎文化之事是自發(fā)地去做，無疑是強烈的文化傳承和弘揚意識，參與金陵刻經(jīng)，各類布施善舉，除了可以弘揚佛法、修身養(yǎng)性之外，當然還有在亂世之中以及人到暮年之時尋求心靈安靜的一種精神寄托方式。更重要的是，最終由此及彼，突破“小我”而實現(xiàn)“大我”，說到本質，就是文化信仰的問題。正脈長存，希望不滅。對于莊蘊寬的這種文化心理需求加以審視，可以知曉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品質，如何在出世和入世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進退有度。這就說明，莊蘊寬身處官場，仍然保持了讀書人的氣質，這也是他個人剛直不阿的原因之一，沒有被“醬化”，極其可貴。所以，不論在反對袁世凱稱帝，還是參與故宮創(chuàng)建中，始終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始終能有一個嚴正的立場。
現(xiàn)今所能見到最多而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無疑是莊蘊寬的書法。這是他遺留在人間最主要的“文化遺產(chǎn)”。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莊蘊寬是一個出色的、優(yōu)秀的書法家。實質上，對于古人來說，專門的書家少之又少，很少以純粹書家的標準去看待，但對于書法的重視程度又是無以復加的。正如俗話所述，“政治是速朽的，藝術是永恒的”，世間一切，都無法逃脫時間的鐮刀，終將變?yōu)闅v史的塵埃，但真正的藝術則萬古長青。也正因為古人不以專門的書家自居，同時又對筆墨傾注畢生心血，目的單純，就在于書法本身，加上個人經(jīng)歷極其豐富，故而字里行間流露出不凡的魅力，難以望其項背。
莊蘊寬《曉起晚來聯(lián)》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以莊蘊寬的筆墨才情和手上功夫，他的書法毫不遜色于當時的諸多名家，甚至有超過之處。這應該歸功于文化大家族的濡染之功。這是中國文化傳承和發(fā)展的特征之一。所以，從莊蘊寬的筆墨可以看出，盡管當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西學東漸”的勢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莊蘊寬等人卻從來沒有文化的焦慮。如前所述，這一代人有足夠的文化自信。他們的所作所為，又從根本上維護和延續(xù)了中華文脈。兩者相互促進。總的說來，面對整個社會發(fā)展變化的激烈態(tài)勢，從莊蘊寬一生的經(jīng)歷來看，承擔起了這種文化使命，當仁不讓、責無旁貸，乃是順理成章之事。
莊蘊寬《意致高風對聯(lián)》
就在撰寫此文的一個月前，好友繼平兄自某拍賣會拍得一件莊蘊寬的手札，電話咨詢我若干不確定之字。順便告知我拍賣價格。價格“低”的令人幾乎不敢相信。所謂的“低”，是相對當下一些炙手可熱的名家而言。但二者之間又不具有可比性。從藝術質量來說，當下一些所謂的名家之字已拙劣到不忍卒讀的邊緣。這其實正是當下很多文化領域的現(xiàn)狀——真實的歷史被掩蓋，戲說、胡說占據(jù)主流，正當?shù)膬r值被忽視，追腥逐臭，不辨真假好壞。所以，真實的歷史是什么，有時一頭霧水、一知半解，甚至恰恰與當下所描述的現(xiàn)狀相反，真正的價值是什么，有時則是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歸根結底，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對于莊蘊寬來說，他的手札乃至所有的書法作品，從來都不是熱門。熱點也未必是其生前所期望的，也不是有了期望之后就能實現(xiàn)的。我只能說，我們對他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對于他所經(jīng)歷的一些事件的價值還遠未挖掘到位，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在這位先賢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慚愧之余，只能說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文/薛元明）
莊蘊寬寫給趙鳳昌的手札\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