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巴縣婦女檔案”作為“洗冤錄”的番外篇，聚焦清朝重慶地區(qū)婦女的生存狀態(tài)。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48歲的徐秦氏來到巴縣衙門，狀告她的丈夫徐以仁。徐秦氏的狀紙長達537字（幾乎是普通訴狀兩倍的篇幅），激憤地控訴徐以仁如何侵吞她的嫁奩、如何兩次賣掉她，又如何賣掉了她相依為命的女兒和婢女。令知縣印象極深的，還有徐秦氏被剃去后新近長出的“尚不受簪”的頭發(fā)。這不僅讓她的形象與普遍婦人大不相同，更讓觀者忍不住揣測這“剃發(fā)”背后的故事。
可是先別忙著同情秦氏，她在訴狀中的話其實沒有幾句是真的。而我在這里講述秦氏的故事，也不是為了增加一個傳統(tǒng)中國女性如何受苦受難的樣本。相反，秦氏是我在清朝司法檔案中看到的，最難對付的一個女人。在這樁長達三年的離婚訴訟中，她是低到塵埃里的底層女性，是不合理的制度與現(xiàn)實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鍥而不舍的原告，死纏爛打的敲詐者，被眾人非議的惡女人，甚至是為自己辯護的律師，連這場離婚訴訟都是她自編自導的一場戲。
秦氏很像一個穿越到清朝的現(xiàn)代人，她不怯于為自己爭取利益，這一點會讓現(xiàn)代觀眾容易共情?？墒撬吘股钤谝粋€不同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制度、主流價值觀甚至是人們的潛意識，都與今天大不相同。講述秦氏的故事其實是為了探討：一個不接受男權(quán)規(guī)則的清代婦女，究竟會做些什么？又能做什么？她為什么會成為這樣的女人？她在那個時代的生存空間究竟有多大？在這樣的對比中，或許我們更能認清自己是誰？那些我們接受或不接受的東西究竟是怎么來的？
較量第一回合：敘州府分道揚鑣
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的狀紙中，秦氏稱自己為“徐秦氏”，稱徐以仁為“氏夫”，言下之意是二人仍保持著婚姻關系。但事實上，他們早在三年前就已經(jīng)沒有關系了。這是為何？讓我們從頭梳理這場訴訟的過程：
在本案的卷宗中，保存著一張乾隆五十三年（1788）秦氏和徐以仁在敘州府（位于川南，治所在宜賓縣）簽訂的文書，原文如下:
立出字，婦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與徐以仁為妾。至五十三年以仁欲搬眷回籍，氏因身有疾病不愿歸楚，向以仁哀求情愿出家為妮，當收徐以仁銀叁十兩錢貳十千文以為終身度日之資，此系以仁甘心愿出，并無勒逼等情。自出字之后，再不纏擾，徐姓亦勿翻悔。特立一紙，永遠為執(zhí)，存照。
憑親 唐文錦 仝在
周必叢
乾隆五十三年臘月初八日立出字婦秦氏
這份文書應該是徐以仁提交給法庭的，因為其中提到的情況明顯對秦氏不利。乍一看，這份文書有點怪。它的內(nèi)容很像休書（尤其是還用了“出”字），但休書應該由男性來寫，可這份文書的寫立者卻是秦氏；從格式上看，這也不是休書而是一份契約，但是婚姻關系可以通過契約來解除嗎？當然不能。但實際上，秦氏和徐以仁根本就不是夫妻。至少三年前寫立這份契約的時候，他們不是。
解讀這份契約的關鍵，在于“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與徐以仁為妾”這句話。雖然在俗語中，“妻妾”常常相提并論，“妾”也被稱為“如夫人”“小老婆”，但實際上，“妻”和“妾”的身份是天壤之別。
在《大清律例》的“戶律·婚姻”部分，專門針對“妾”的只有如下幾條：
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律文103，妻妾失序）
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而娶妾，妻女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律文105，居喪嫁娶）
凡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孫嫁娶者，杖八十。為妾者，減二等。（律文106 父母囚禁嫁娶）
凡收伯叔兄弟妾者，即照奸伯叔兄弟妾律，減妻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文397 娶親屬妻妾）
因夫逃亡，三年之內(nèi)，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杖一百，妾各減二等。（律文116 出妻）
從這些條文可知，“妾”在清代法律中是一個模糊的位格，她們通常只是“妻”的陪襯。關于她們的律例條文很少，而且全是懲戒性的規(guī)定。懲戒的對象并不是她們，而是讓她們成為妾的男人。而她們就好像一個有趣的，卻常常給擁有者帶來不幸的物件。當然，這里面的“妻妾失序”律條，還是試圖界定什么是“妾”，可也頂多說到“妾”不是“妻”，但“妾”是什么，她們究竟享有什么樣的權(quán)利，卻一個字也沒提。換句話說，大清律例根本沒有“妾”這個群體，大概認為只要把她們放在一個卑微、依附的地位就行了。
在現(xiàn)實中，“妾”也是一種不上不下的身份。她在家庭中待遇和地位比奴婢高一些，但又不會被視為真正的“主子”；她可能長久地生活在一個家庭，卻又不算這個家庭的正式成員，不能參與祭祀、不能服喪，她的親屬不算這個家庭的親屬，她甚至無權(quán)撫養(yǎng)自己親生的兒女。她沒有經(jīng)過明媒正娶，她依附的那個男人可以單方面地決定她的歸宿和去留。這個男人死后，她繼承和管理財產(chǎn)的可能性極小。
一個入木三分的妾的樣本，是電視劇《大宅門》中的楊九紅。這個女子才貌雙全、個性鮮明，卻終生受盡白家上上下下的歧視。她很長時間不能進白家大門；白二奶奶去世了，她不能戴孝，不能參加葬禮；她的女兒一生下來就被抱走，一生都不認她這個母親。 從表面上看，楊九紅的悲劇是因為早年當過妓女，出身不好，以及她性格偏執(zhí)，不討人喜歡?？墒羌幢闼皇沁@樣一個人，處境也好不了哪兒去。因為她是妾，就是不具有正式家庭成員的權(quán)利，人人都可以無視或者鄙視的存在。
《大宅門》中的楊九紅
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說：
做媵妾的女子和她所屬的男子并沒有進入婚姻關系，她們時常是處于婢奴的地位，在她們的服役中包括給予主人性的滿足。
然而這也是站在男性立場上，避重就輕的說法。妾怎么可能等于奴婢呢？她們的女性身體滿足了所屬男人的性欲，有時還能提供妻子不能給予的溫情；她們生的孩子增添了一個家庭的子嗣，有時還是這個家庭僅有的子嗣。所以妾在一個家庭中肯定比奴婢重要多了，她們甚至充當著家庭穩(wěn)定延續(xù)的“安全閥”。她們之所以卑微，只是因為禮法將她們壓制在奴婢的位置，拒絕給她們與實際角色相匹配的權(quán)利和身份。這就是傳統(tǒng)家庭的殘酷和虛偽。
總之，妾和她所依附的男性其實不是夫妻關系，而是主奴關系。這樣一來，乾隆五十三年秦氏和徐以仁簽訂的那份契約就好理解了。在那種婚姻制度下，他們的關系的確是一紙契約就可以結(jié)束的，和休妻、離婚一點都不沾邊兒。
像秦氏與徐以仁這種短暫的、非正式的兩性關系，在乾隆年間的重慶絕非少數(shù)。乾隆年間的重慶城已經(jīng)成為西南地區(qū)最繁華的商業(yè)城市和水陸交通樞紐，新興的市場和大把的工作機會，吸引了許多人來這里討生活，青壯年男性居多，徐以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來自長江中游湖北省的麻城縣，穿行在長江上游各個城市做生意。遇到秦氏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已經(jīng)38歲，在家鄉(xiāng)有妻子。但是和這個城市的許多外來單身漢一樣，他渴望生活中有一個女人，不僅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欲望，或許還希望有人照料他的生活，多多少少緩解身在異鄉(xiāng)的孤獨。于是，他買下了40歲的秦氏做妾，共同生活了5年，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徐以仁返回麻城之前，兩人簽下了那份分手契約。
晚清一戶人家的妾給原配洗腳，站在一邊的是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
這樣的分離在急劇變動的長江上游城市，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那些漂泊無根的男男女女，很多時候都只是對方生命中匆匆的過客。對于審案的知縣大老爺來說，這樣的情況也司空見慣了。真正讓他奇怪的是兩點：
一、在乾隆五十三年的分手契約中，徐以仁沒有像當時的許多男人那樣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甚至把妾賣掉，反而還賠了對方三十多兩銀子，差不多相當于兩個年輕苗女的身價了。眼前這個48歲的中年女人看來是個厲害角色，她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讓徐以仁簽下這份契約？
二、乾隆五十三年的一個“出妾”事件，怎么三年之后還在糾纏，而且還變成了“離婚”？
較量第二回合：麻城縣以一敵眾
與徐以仁簽訂了第一份分手契約后，秦氏回到了重慶城。但是很快她就后悔了，可能是因為生活沒有著落，可能是覺得分手費太少，又或許是出于其他我們不得而知的原因。乾隆五十四年初，她找到了路過重慶的徐以仁，懇求他帶自己回湖廣老家?；蛟S是念及舊情，徐以仁心一軟就同意了。于是，秦氏和徐以仁一道踏上了歸鄉(xiāng)之路。然而徐以仁萬萬想不到，眼前這個女人就是自己的劫數(shù)，他的家庭、他的人生即將被攪得天翻地覆。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秦氏抵達了麻城，見到了徐以仁的正妻劉氏和徐以仁的母親萬氏。劉氏和萬氏對秦氏的到來自然感到意外，卻也無奈地接受了這個現(xiàn)實。如果四人就這樣生活下去，倒也沒什么。但是九個月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七日，秦氏赴麻城縣衙告徐以仁把她賣了！
關于這件事，秦氏和徐以仁給出了兩個版本的敘述：
秦氏說：她是在重慶嫁給徐以仁的，不僅明媒正娶，自己還帶了嫁妝。直到去年隨徐以仁來到麻城，她才知道徐以仁在老家還有妻室。她住進徐家后，徐以仁妻劉氏百般凌辱、虐待她。后來徐以仁霸占了她的嫁妝，將她先后賣給鄭宗周和郭廷耀。她是拼死從郭家逃出來，才來縣衙告狀的。也就是說，徐以仁犯了三宗罪：騙婚、謀財和賣人。
徐以仁則說：秦氏是他從重慶城的官媒手中買下的，本來就是妾。他回麻城之前，已經(jīng)和秦氏分手了。是自己經(jīng)不住秦氏的懇求，才把他帶回家鄉(xiāng)的。秦氏到了徐家，整日和徐以仁的妻子、母親吵鬧不休。徐以仁無奈，才把她“另配與郭廷耀為妻”。
在清朝的法庭上其實沒什么“真相”可言。原被告雙方說的都是對自己有利的話，實在沒什么對自己有利的情況，就干脆胡編亂造。于是每一張狀紙、每一份口供中，都是自己既無辜又可憐，對方既邪惡又兇狠。而法官簡直成了“鑒謊師”，在滿篇的謊言中費力地捕捉事實的影子。
秦氏和徐以仁的供述也是這樣，同時看這兩個版本的故事，完全不知道該信誰。好在還有上文提到的那份出妾契約，可以證明徐以仁的敘述更真實一些。而秦氏所說的明媒正娶、自帶嫁妝云云，完全是編出來的。但他們二人的供述還是有一個重合的地方，那就是秦氏被以十八串錢的代價轉(zhuǎn)讓給了郭廷耀。也就是說，秦氏真的被徐以仁賣了。
其實秦氏與徐以仁的結(jié)合，就是被賣的結(jié)果。徐以仁在案卷中多次提到，秦氏是他乾隆四十八年在巴縣的“張官媒家說娶”，是“吳萬通犯奸之婦”。那么“官媒”是什么樣的人呢？她（他）們是清代衙中的常設差役，大多是女性，但也有男性。衙門中與女犯、女性當事人有關的事情，都交給她（他）們來做?？汕f不要小看了這些給衙門打雜的大叔大媽，她（他）們可是地方上從官到民都要仰仗的人物。
因為衙門里總是少不了女性的犯人或案件當事人，這些女子不方便和男犯人關在一起，所以就得由官媒看押，有的干脆就住在官媒的家里。羈押結(jié)束后，總有一些女子是被親人或丈夫拒領，或者根本就無親可投的，于是衙門又委托官媒為這些女子擇偶婚配，所以他們被稱為“官媒”。也就是說，她（他）們一方面有進行婚姻介紹的官方許可，一方面手中從不缺等待尋找下家的女性。像清代重慶這種遍地單身漢的城市，不知道有多少人都等著官媒幫著找老婆呢。
港劇《金牌冰人》中的官媒令狐喜，然而現(xiàn)實中的官媒完全不是如此光鮮美好
官媒的每一宗婚介都是要收財禮錢的。根據(jù)每個地方的物價和生活水平，財禮錢也有高有低。像川北的南部縣，收費都不超過制錢十千文，大約相當于銀5-8兩。而乾隆年間的巴縣，有官媒收財禮錢“二十四千文”的記載，相當于銀20兩以上。而徐以仁說，他納秦氏時給了官媒銀25兩，顯然有些夸張。但是像重慶這樣性資源稀缺的通都大邑，女性價格應該會比南部縣高一些。這些錢，有的進了縣衙的銀庫，有的則進了官媒自己的腰包。所以官媒可不是挽救失足婦女的熱心志愿者，他們主持的婚介其實就是一種人口買賣，而且是官府支持的人口買賣。正因為如此，官媒通常不會老老實實地只賣犯罪的婦女，他們還會賣良家婦女。如果一個男人想把自己的老婆賣了換點錢，或者一個人販子想把拐來的婦女安全地出手，他們都有可能去找官媒。因為通過官媒把女人賣出去，程序上完全沒有問題，絕不會留下后患?？伤臼橇技覌D女，不是犯人?。窟@也好辦，給她安上一個“罪婦”或“犯奸之婦”的名頭就行了。如果秦氏和徐以仁相識時，真的是所謂“犯奸之婦”，那她之前的命運可能是我們想象不到的悲慘。而這種經(jīng)過官媒說合的，被官府承認的婦女買賣，可以稱為“官賣”。
還有一種賣叫做“嫁賣”。就是名為“嫁”，實為“賣”。以這種方式買賣的婦女，一定是做買家的妻妾。但是和正常的婚嫁不同，嫁賣只有財禮，沒有嫁妝，而且財禮全部歸主嫁者，一分錢都不會給被賣的女子。打個不恰當?shù)谋确?，就像今天的人們買賣二手房一樣。
嚴格地說，官媒的婚姻介紹也是一種嫁賣，但官媒的婚介是官府允許的，而民間私自嫁賣則是犯法的?！洞笄迓衫返摹靶搪伞逼幸?guī)定：
若用財買休賣休（因而）和（同）娶人一如既往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律367 縱容妻妾犯奸）
也就是說官府并不承認這樣的婚姻，不管是買妻的、賣妻的還是被賣的，一旦被發(fā)現(xiàn)，都要受100下杖刑。然而在清代中國的各個地區(qū)，嫁賣都很盛行。有丈夫嫁賣妻妾的，有父母嫁賣女兒的，有公婆嫁賣寡婦的，還有人販子嫁賣被拐的女子等等。
為什么法律在這里就沒有用呢？因為嫁賣的妻妾比明媒正娶的妻妾實在便宜多了。據(jù)學者統(tǒng)計，清代巴縣嫁賣婦女的財禮錢，有59.3%都低于10千文制錢（合銀8兩），許多人甚至花不到5千文制錢就可以買一個妻妾。而正常的娶妻，財禮怎么也得幾十兩銀子。對于經(jīng)濟條件不好的家庭，這實在太有誘惑力了。
在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一個被嫁賣的女子，是北宋章獻明肅太后劉娥。她在17 歲的時候被她的第一任丈夫龔美，賣給了皇子襄王趙元侃。后來趙元侃成為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劉娥則奇跡般地晉升為皇后、太后，執(zhí)掌北宋朝政接近20年。北宋和清朝隔著600多年，但是在女子被當作物品被賣來賣去這一點，確實沒什么本質(zhì)的差別。哪怕貴為皇后，也可能是曾經(jīng)被賣的女子。而秦氏被賣給鄭宗周、郭廷耀，也屬于嫁賣。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劉娥
第三種賣叫做“拐賣”。拐賣是以出賣為目的，通過欺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zhuǎn)人口的行為。在《大清律例》中，也將拐賣稱為“略人略賣人”。
清代的重慶城，大概是全中國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最高發(fā)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個新興的城市，沒有穩(wěn)固的基層社會和社區(qū)組織，大量的移民和流動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男女比例明顯失衡，還是五方雜處的水陸交通樞紐，所以拐賣人口相當容易，也有旺盛的需求。據(jù)統(tǒng)計，乾隆年間《巴縣檔案》中的“婦女”類案件，有54%都是拐賣案。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shù)字！而真實的案子更是匪夷所思。
比如乾隆六十年四月，家住太善坊的張鄧氏和女兒長姑突然失蹤了。張鄧氏的丈夫張松將母女二人失蹤前最后見過的人——鄰居李元和李元的妻子何氏——告上了公堂。在幾番審訊之后，李元夫婦承認張鄧氏和長姑的確被拐賣了。但是追查母女二人下落的過程中，又牽扯出越來越多的嫌疑人。其中有巴縣衙門的衙役（李元），有富順縣衙的幕友，永川縣的鄉(xiāng)勇，有同住太善坊的街鄰，從外縣來串門的老太太，行走于各縣之間的腳夫等等。
最后，鄧氏和長姑都被找到了，結(jié)局還不錯?？蛇@個案子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在于：嫌疑人扯出來十多個，每個人都不像職業(yè)的人販子，但似乎每個人都多多少少地參與了拐賣。有的就是聽張松老婆聊了幾句閑話，就起意把娘兒倆拐走；有的是來巴縣串個門，順手拐走兩個人；還有的是在半路遇上熟人，就加入了拐賣的隊伍。在他們的敘述中，把一個大活人拐走賣掉，拆散一個家庭，好像是和吃飯、逛街一樣再平常不過的事。當然了，最后也沒有人因為拐賣鄧氏母女而受到懲罰。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乾隆年間的重慶城，每一個周旋在女人、孩子身邊的人，都有可能是拐賣她（他）們的人。
有趣的是，這種拐騙的劇情都摻入了神話傳說。今天家喻戶曉的牛郎織女的故事，其中有一個關鍵的情節(jié)是：老牛告訴娶不上媳婦的牛郎，明天黃昏會有幾位仙女在湖里洗澡，你要撿起那件粉紅色的紗衣，到樹林里等著，來找你要衣裳的那個仙女就是你的妻子。于是牛郎真的這樣做了，也真的把織女娶回了家。
今天的孩子們看到這個情節(jié)，會覺得牛郎有點變態(tài)，他盜衣逼嫁的行為其實就是“拐”。事實是，這個情節(jié)是1910年前后才加入這個故事的。1910年代正是清末民初，那是一個人口拐賣的“黃金時代”。因為政治動蕩，執(zhí)法混亂，再加上火車輪船用于公共交通，人口拐賣變得空前的成本低、易操作。一時之間，人販子都快不夠用了。而習慣了這一切的人們，就很自然地把“拐”的情節(jié)放進牛郎織女故事里面。拐賣雖然與秦氏的案子沒什么關系，但卻是當代社會最常見的人口買賣形式。
再說回秦氏的故事。她為什么被徐以仁賣掉？大概是徐以仁再也受不了這個強悍執(zhí)拗的女人了，干脆心一橫賣了她。徐以仁從郭廷耀處得到“禮錢十八串”，稍高于巴縣嫁賣女人的平均價格。但是我猜想，徐家應該不缺這點兒錢，他只是太想擺脫這個女人了。
楊玥希制圖
怕什么來什么。這件事不僅沒有讓徐以仁甩掉秦氏，反而讓秦氏有了充分的理由去告徐以仁。在秦氏上呈麻城知縣的訴狀中，她說徐以仁賣了她兩次，第一次是賣給鄭宗周，第二次賣給郭廷耀，而且還霸占她前夫留給她的財產(chǎn)，60千制錢（約合銀48兩）。這又是一套真假難辨的說辭。她說自己被賣給鄭宗周，但卻拿不出什么證據(jù)；她說徐以仁霸占了她48兩銀子，但一個被官媒發(fā)賣、無所依靠的落魄女子，手里哪來48兩銀子？這就是她一貫的告狀策略，把多數(shù)的謊言粘附在少數(shù)的事實上，反而只要法官有一部分謊言識破不了，她就賺了。
然而麻城知縣也不是好騙的，他推翻了秦氏所有的主張，還在堂諭判詞中大罵她“不守婦道，喪恥無行”，勒令她出家為尼。而徐以仁那邊，除了退還郭廷耀的彩禮錢，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所以這一輪的法庭較量，秦氏輸?shù)煤軓氐住?/p>
但是倔強的秦氏并不甘心，她繼續(xù)糾纏徐以仁一家。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們的官司剛結(jié)束兩個月的時候，秦氏和徐以仁又簽訂了一份契約。在這份契約中，秦氏變成了徐以仁“為婚成配”的妻子。而且徐以仁承諾，在兩人離異前要歸還秦氏嫁奩銀240兩。
不是官司都打完了嗎？怎么徐以仁又簽下了對自己這么不利的契約？而且秦氏這一次索要的分手費，竟然是兩年前的8倍。她憑什么這樣獅子大開口？她憑的是禮俗。費孝通先生說，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禮治”的社會，所謂“禮”就是從鄉(xiāng)土社會長久的生活中凝煉出來的經(jīng)驗和行為規(guī)則。在鄉(xiāng)土社會，“禮”比法律和道德更有約束力：
法律是從外限制人的，不守法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quán)力所加之于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wǎng)，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首先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這是個人習慣所維持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沒有人的地方也會不能自已。
那時的麻城正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禮治社會。“禮治”并不代表溫文爾雅、歲月靜好，而是另一套行為邏輯和強制性的規(guī)則，而麻城的“禮治”就是靠暴力和宗族勢力來維持的。美國漢學家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對明清到民國的麻城進行了非常精彩的研究，告訴我們禮治和這個地方長達7個世紀的血雨腥風、慘烈暴力是怎樣共存并且相互塑造的。
所以徐以仁的行為，其實是嚴重冒犯了麻城的禮治社會。他帶回一個來路不明的外地女人，既不是妻，也不是妾，還鬧得雞飛狗跳。他作為一個家境不錯的生意人，居然買賣女人。這種事在百無禁忌的重慶城，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保守、禮法森嚴的麻城，實在是對家族聲譽、鄉(xiāng)里秩序的一種玷污。所以輸了官司的秦氏故意把事情鬧大，當宗族鄉(xiāng)里的人都介入的時候，徐以仁就慫了。他咬牙簽下那份承諾賠償240兩白銀的契約，還承認秦氏就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無非是為了堵住秦氏的嘴。這可真是“打碎了牙齒和血吞”！所以麻城知縣沒有懲罰徐以仁，也并不完全是縱容嫁賣婦女，而是他知道還有比法律更嚴厲的制裁在等著徐以仁。
再反觀秦氏，不得不說這個女人真是厲害。她不懂什么叫“禮治”，什么叫“法治”，也沒有讀過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經(jīng)典名著，卻敏銳地洞察了這個社會的博弈規(guī)則。作為一個無依無靠、名聲不好的外地女人，她在麻城的處境本來是危險的，但她卻讓那些強悍的本地人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她維權(quán)的幫手。
然而秦氏的剛強和心機改變了她的命運嗎？并沒有。乾隆四十八年，她被官媒賣給徐以仁?？墒撬罢娴氖撬^“犯奸之婦”嗎？有沒有可能是被她的前夫扣上這個惡名然后賣掉的？乾隆五十五年，徐以仁又將她賣給了郭廷耀，這是沒有疑問的。她還反復說，徐以仁也把她賣給了鄭宗周。乾隆五十六年她回到重慶后，又“實從陳世福為妻”。所以在7年的時間里，秦氏最少被賣了2次，最多被賣了5次。這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的人生經(jīng)歷。
較量第三回合：重慶城再戰(zhàn)公堂
簽訂了那份賠銀240兩的契約后，秦氏完全掌握了主動。她當然知道這么大一筆錢，徐以仁是會賴賬的。但是她要的就是徐以仁賴賬，因為這樣她就能以債主的身份，不斷地糾纏徐以仁。而徐以仁也是真的怕了，他簽完那份契約后，立即躲回敘州府?？墒乔厥嫌肿返綌⒅莞?，找她要了50兩銀子。對于秦氏來說，這一切還是不夠，她還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決定性的勝利。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趁徐以仁來到巴縣的機會，她又把徐以仁告到了巴縣衙門，也就是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一幕。
這一次，她大大方方地稱自己是徐以仁“套娶過門之妻”，還刷新底線地把嫁奩角的價碼提高到了400兩，并拋出了“（徐以仁）將氏女并婢女一體嫁賣”這樣聳人聽聞的指控。熟悉秦氏訴訟套路的讀者，一看就知道這些情節(jié)又是秦氏捏造的。然而審案的巴縣知縣卻陷入了信息的泥潭，他寫了一篇長達400多字的堂諭判詞，推敲了許多案情細節(jié)，卻唯獨沒有質(zhì)疑秦氏是“妻”還是“妾”的問題。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四日，秦氏簽署了結(jié)案文書：
氏先年嫁配徐以仁為妻，攜氏回廣原籍麻城縣，因以仁原妻現(xiàn)在，與氏不睦，將氏轉(zhuǎn)婚郭廷耀，夫妻反目。氏喊稟麻城縣主，自行披剃為妮，以仁來川，氏在楚地衣食無靠，自行回川找尋以仁，殊以仁控氏離異復嫁等情在案。蒙恩審訊斷氏已經(jīng)離異之婦，不得復行滋事。氏遵依結(jié)得，日后再不得借端滋事，結(jié)狀是實。
從字面上看，法官根本沒有理會那400兩嫁奩銀，賣女賣婢的事更是提都沒提，秦氏好像沒有討到什么便宜。但其實不然，因為這份文書中白紙黑字地寫著“氏先年嫁配徐以仁為妻”“夫妻反目”。也就是說，巴縣的法官已經(jīng)承認秦氏曾經(jīng)是徐以仁的“妻”。而那些嫁奩銀、賣女賣婢什么的，本來也只是獅子大開口，擾亂法官判斷的砍價策略。由“妾”上位為“妻”，這才是秦氏真正想要的。
可就算秦氏得到“妻”的名分，法官也判他們離婚了，有什么用呢？其實很有用。在清代的不動產(chǎn)交易中，有一種交易方式叫做“找價”。就是一樁交易完成一段時間后，不動產(chǎn)（比如田地、房屋）的價格上升，或者賣方陷入生活困境，賣方可以再向買方索取一筆錢。這筆錢有時是不動產(chǎn)的差價，有時純粹就是救濟金。
比如我賣出一塊田地，賣了50兩銀子。過了半年，這塊地漲價了，于是我就找買主商量：“兄弟，這地可漲價了，要不你再補給我5兩？”。那位兄弟可能會說：“哎呀，漲得也不多，要不我補給你3兩？”我一看也合適，當下成交。于是一樁本來已經(jīng)結(jié)束的買賣，又交易了一輪。這是一種現(xiàn)代人很難理解的交易方式，它遵循的不是買定離手、錢貨兩清的邏輯，而是傳統(tǒng)熟人社會中，每個人都有義務讓別人活下去的邏輯，也就是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提出的“道義經(jīng)濟”。
這種交易預設的目標是幫扶弱者，卻常常會變成一種道德要脅。就算初次交易的契約中沒有約定可以找價，只要賣方提出來了，買方通常也得答應。有時賣方甚至可以找價三次、四次，買方也只能無奈接受。所以只要賣方心術(shù)不正，所謂“找價”分分鐘就可以變成賣方對買方的反復敲詐。在人口交易和離婚案件中，這種邏輯也同樣適用。
比如同治九至十一年（1870-1872），順天府寶坻縣李國珍以400吊錢賣掉了他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本來雙方簽好了一份字據(jù)，保證李國珍以后不會再騷擾買家?？山Y(jié)果李國珍一花完了錢，就像喂熟了的狗一樣一次次地去要錢，不管是鄉(xiāng)里的長老還是衙門的知縣都沒有辦法阻止他。雖然李國珍從來沒說這是一種找價行為，但邏輯上就是一模一樣的。
與壯年男子李國珍相比，秦氏更有理由向徐以仁找價。因為徐家是經(jīng)商的小康之家，而她卻是生活沒有著落的中老年婦女。如果她拿著巴縣衙門開具的離婚文書去找徐以仁要錢，徐以仁完全沒有辦法拒絕。而按照秦氏強悍執(zhí)著的性格，她百分之百會這么做。所以，經(jīng)過三年多的訴訟，秦氏不僅洗白了自己的身份，還拿到了一張長期飯票，獲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惡女”是怎樣煉成的？
寫完了秦氏的故事，禁不住大呼過癮。在我看到的清代訴訟檔案中，這是唯一一個底層女性為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而戰(zhàn)，而且大獲全勝的案件。
作為在身份上處于劣勢，又缺乏社會資源的女性，秦氏絕不認命。不管是面對身份上高她一頭的徐以仁、充滿敵意的徐家女眷、官威十足的知縣大老爺，乃至強悍暴力的麻城徐氏宗族，她始終堅持著自己的訴求，絕不屈服于法律和禮俗的壓制性規(guī)則，無視所有人的惡意攻擊。她甚至無師自通地習得了“律師”的技能，而且總是能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比如被拋棄、被賣、被逼出家），轉(zhuǎn)化成痛打?qū)κ值奈淦?，簡直稱得上“渣男狙擊手”。這一切讓她的故事就好像一篇虛構(gòu)的爽文。所以即便在一個純度很高的男權(quán)社會，女性有時也可以說“不”。因為支配著人們行為的法律、禮俗和集體無意識，是有所不同的三個體系，它們有時互相補救，有時互相抵消。比如法律對買賣婦女的態(tài)度很消極，但禮俗卻不允許一部分人做這樣的事；法律不關心妾的身份和權(quán)利，但道義和禮俗卻為她們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濟。于是抗爭往往就發(fā)生在三個板塊的交織地帶，只是在其間的輾轉(zhuǎn)騰挪難度很大，而且空間有限。像秦氏所獲得的這般勝利，實屬罕見。
但是秦氏的滿身鎧甲，終究是在一連串的不幸中形成的。在這個案卷所涉及的7年，她就像一個物品從一個男人轉(zhuǎn)手給另一個男人。賣她的人、買她的人和她自己，都對買賣她的身體、踐踏她的尊嚴習以為常、毫不避諱。
美國學者任思梅說，清代民國的家庭，可以視為一種“交易型家庭”。就是“除了生孩子以外，進入一戶人家或者從一個家庭離開，都要通過錢財交易以及中間人或“老媽店”從中協(xié)調(diào)。”這種說法讓中國人有些難以接受，但是至少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區(qū)，中國家庭的確不完全是血濃于水、溫情脈脈的共同體，而是把人極度功能化和物品化的社會單位。越是處在家庭結(jié)構(gòu)底端的人們，越無法獲得尊嚴、自主性和安全感。而那往往就是婦女和兒童，尤其是像秦氏那樣漸失交易價值的底層婦女。
而秦氏所生活的重慶城，又增加了她生存的難度。那是一個新興的、以移民為主的商業(yè)城市，人的流動性很大，缺乏定居社會中為人們提供穩(wěn)定關系和社會保障的制度。所以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必須適應叢林法則。就像秦氏，她貪婪、自私、偏執(zhí)、不擇手段，怎么看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
但是秦氏卻依然生活在一個不公平的、充滿壓制的社會。哪怕她能出入公堂、手撕渣男，也只能在制度的縫隙中艱難地撕扯一點賴以生存的資源。況且在打贏了對徐以仁的官司之時，秦氏已經(jīng)48歲了，她未來的日子又將怎樣度過？
（本文曾以《“封建社會盡是祥林嫂嗎”：乾隆末年一樁離婚案中的底層婦女》為題發(fā)表，作者對文章進行了部分修訂，重新推出，原文注釋從略。本文的檔案資料由唐悅收集，特此致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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