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劭恒與1946年澀谷事件

1946年7月19日，中國臺灣籍華僑車隊在日本東京澀谷警察署前遭遇日本警察襲擊，造成臺籍華僑6人死亡，21人受傷，43人被捕，沖突中日本警察1人死亡，3人受傷。這一事件在當時的媒體報道和后來的歷史回顧中，一般被稱為澀谷事件。事件發(fā)生后，中國輿論和中國政府認為華僑是受害者，要求嚴懲肇事警察。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認為事件是臺籍華僑尋釁滋事引發(fā)的，被捕的華僑破壞了占領(lǐng)秩序，應接受占領(lǐng)軍法庭審判。中國駐日代表團無力改變盟軍總部的立場，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法庭中應該有中國法官。盟軍總部同意澀谷案件由兩名美國法官和一名中國法官一起審理。中國駐日代表團于是指派裘劭恒出任本案的中國法官。

裘劭恒

裘劭恒，1913年出生于江蘇無錫，初中就讀于上海東吳第二中學校，高中就讀于上海滬江中學。1932年進入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學習，在學期間，考取上海第二特區(qū)地方法院英語翻譯，并在其兄長的律師事務所擔任助理。1935年大學畢業(yè)后，先后擔任東吳大學講師、執(zhí)業(yè)律師、公共租界工部局勞工課主任、中國銀行人事課長等職。1946年初應邀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兼助理檢察官。

澀谷案于1946年9月30日第一次開庭，同年12月10日宣判。判決結(jié)果是，在38名被起訴的華僑中，1人被判3年勞役，35人被判2年勞役，2人無罪釋放。澀谷案件的判決結(jié)果，引起了國內(nèi)輿論的強烈不滿。《群眾》雜志評論說，這次事件說明美國“不惜犧牲臺胞的利益來助長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澀谷事件》，《群眾》第十三卷第十期）

學界對于澀谷事件已經(jīng)有不少研究，使用的材料各有側(cè)重。楊子震《從帝國臣民到在日華僑——澀谷事件與戰(zhàn)后初期臺灣人在日本的法律地位》（《帝國臣民から在日華僑へ——渋谷事件と戦後初期在日臺灣人の法的地位》）側(cè)重日本方面的史料；Adam Cathcart的《戰(zhàn)敗國射出的子彈：1946年澀谷事件》（“Bullets from a Defeated Nation: The 1946 Shibuya Incident”, in Barak Kushner and Andrew Levidis, eds., Imperial Violence, State Destruc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Modern East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側(cè)重利用美國國務院和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的檔案；卞修躍的《1946年東京澀谷事件研究》（《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23年第1期）側(cè)重使用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這些研究深入探討了澀谷事件對于戰(zhàn)后中美日關(guān)系、日本去帝國化和臺灣去殖民化的影響。然而對于澀谷事件的過程，各方的研究仍未達成共識。對于澀谷案件判決的法律依據(jù)，也缺乏深入探討。

裘劭恒法官在1946年12月10日澀谷案件宣判時，就當庭提出異議，并于第二天向?qū)Υ税妇哂行淌鹿茌牂?quán)的美國駐日第八軍提交了書面的異議。這份書面異議在上述各項研究中均未被提及。筆者在1947年3月8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讀到了這份文件（標題是“The Shibuya Case”），感覺這份從主審法官角度對案件的描述和分析，對于我們了解澀谷事件的整個過程極有幫助。下文即以這份書面異議為核心史料，結(jié)合前人的研究，再現(xiàn)澀谷事件的經(jīng)過。

澀谷事件的背景

裘劭恒書面異議包含引言、控方證據(jù)、辯方證據(jù)、結(jié)論等四個部分。其引言明確了起訴人數(shù)和起訴理由：

這是一起針對43名被告提起的刑事訴訟，其中5名被告的訴訟請求已被撤回，剩下38名被告。

這些被告被指控犯有有損于占領(lǐng)目標的行為，特別是非法持有危險武器，錯誤和非法地協(xié)助、教唆和參與騷亂和爭斗，使用斥責和挑釁性語言，以暴力和威脅的方式行事，開槍擾亂治安，導致數(shù)人死亡和其他人受傷；干擾日本警察合法履行職責，擾亂治安，恐嚇附近居民。

這43人都是臺籍華僑，他們的被捕與日本警察整頓黑市有關(guān)。二戰(zhàn)期間，日本工廠招募了很多臺灣工人。日本投降的時候，留在日本的臺灣人有34,368人，他們陸續(xù)返回臺灣，到1946年3月，還剩15,906人（楊子震）。這些臺籍華僑很多都是在東京車站附近的黑市上擺攤為生。黑市是日本幫派組織的天下，日本警察在沒有美國憲兵陪伴的情況下都不敢涉足。臺籍華僑在新橋站黑市的攤位據(jù)說是向松田組浪人租借來的（卞修躍），實則攤位擺在車站廣場上，而廣場的所有權(quán)本來就不屬于浪人。1946年3月開始，松田組開始向臺籍華僑要求交還攤位，遭到拒絕后，雙方屢起沖突（卞修躍）。關(guān)于雙方?jīng)_突的另一種說法是，松田組向臺籍華僑的攤位收取保護費，華僑不愿繳納，導致沖突（尤偉仁：《日本“澀谷事件”親歷記》，《天津和平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7月中旬，日本警察開始整頓黑市，澀谷攤販與警察發(fā)生沖突的報道時見報端。依賴黑市謀生的臺籍華僑于是跟日本黑社會和日本警察都存在矛盾沖突。

澀谷案件在占領(lǐng)軍法庭審判，由美國檢察官起訴。這里關(guān)系到司法管轄權(quán)的問題。根據(jù)盟軍總部1946 年 2 月 19 日發(fā)布的《總司令部關(guān)于刑事審判管轄的備忘錄》，駐日美軍第八軍司令官和第五艦隊司令官對損害占領(lǐng)軍安全或利益或違背占領(lǐng)目標的行為擁有管轄權(quán)，并規(guī)定設(shè)立“占領(lǐng)軍法庭”作為行使管轄權(quán)的機關(guān)。因此，裘劭恒在引言中介紹的起訴理由中，最重要的指控就是被告犯有“有損于占領(lǐng)目標的行為”，因為這項指控確定了本案的管轄權(quán)屬于駐日美軍第八軍司令官及其設(shè)立的占領(lǐng)軍法庭。

肇事者還是受害者？

澀谷事件爭議的焦點，在于確定臺籍華僑是肇事者還是受害者。美國軍方的檢察官認定華僑是此次事件的肇事者，根據(jù)裘劭恒的概括，控方對于事件的敘述是這樣的：

1946年7月19日之前，臺灣人與澀谷警察和其他日本人發(fā)生了多起事件。警方接到報告稱，臺灣人將襲擊松田組，松田組是一群臭名昭著的日本人，曾多次與臺灣人、警視廳和澀谷警察署發(fā)生沖突。為了以防萬一，澀谷警察署得到了鄰近警察署的增援，并設(shè)置了路障檢查駛往警察署的車輛。7月19日晚9點左右，一支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吉普車護送的載有臺灣人的卡車車隊在駛向澀谷警署時被警察截停。吉普車上的乘客告訴警察署長，這些臺灣人是在中國駐日代表團開會后回家的，警察署長允許車隊通過，并在吉普車上安排了一名警察以確保車隊通過。

與此同時，卡車上的人大喊大叫、辱罵、揮舞棍棒、吐痰，其中兩人還被看到用手槍指著警察。當車隊繼續(xù)行進時，第三輛卡車開了三槍，一名警察被擊中。警察開槍還擊，雙方交火持續(xù)了一小段時間。另一輛吉普車和又一輛卡車駛近，后者的乘客大聲喊叫并開槍，警察開槍擊中了司機?？ㄜ嚺c對面的房屋相撞。車上的人被逮捕，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持有槍支，但后來搜查時在卡車內(nèi)和附近發(fā)現(xiàn)了武器和彈藥。

裘劭恒又轉(zhuǎn)述辯方敘事如下：

1946年7月19日下午，400-500 名中國人（大部分是臺灣人）聚集在昭和小學，討論7月16日松田組流氓的武裝襲擊事件。中國駐日代表團僑務處處長林定平先生在會上發(fā)言，表示中國駐日代表團將對事件進行調(diào)查。會議結(jié)束，與會者離去，一名中國人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日本流氓的侮辱和威脅。他回到學校后，仍在學校的人決定向中國代表團發(fā)出呼吁。

他們來到中國代表團，中國代表團顧問李立柏將軍向他們發(fā)表了講話。他的講話內(nèi)容與林先生的相同。在舉手表決對演講表示滿意后，臺灣人散去。為了避免松田組可能發(fā)動的襲擊，臺灣人要求并獲得了中國駐日代表團吉普車的護送。

六輛卡車分三支車隊出發(fā)，每個車隊由一輛吉普車護送。一支車隊順利開往新川。另一支由一輛吉普車、一輛轎車和兩輛卡車組成的車隊在澀谷警察署附近被日本警察攔截。在吉普車乘客作出解釋并獲準繼續(xù)前行后，道路兩側(cè)突然傳來一陣槍聲，警察將槍口對準了卡車。吉普車和車隊逃往中國代表團。

第三支車隊在接近警察署時遭到無端射擊；一名卡車司機受傷，他的車撞上了路對面的一棟房子，車上的人被逮捕。事件中有6名臺灣人死亡，21人受傷。

這兩種敘事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控方認為臺籍華僑在卡車上大喊大叫、揮舞棍棒、謾罵、吐痰，在第三輛卡車上開了三槍并擊中一名警察，在第四輛卡車上開槍。而辯方認為，華僑沒有開槍，槍聲是從街道兩邊響起的。而最后到達的卡車（即控方所謂第四輛卡車），更是剛接近警署即遭射擊，全體乘客被無端逮捕。

根據(jù)后來的研究，澀谷事件發(fā)生的當晚，埋伏在澀谷警察署附近的警察有將近四百人（Adam Cathcart）。控方所提交的證物中包括三支手槍。即使這三支手槍真的是臺籍華僑攜帶的，也很難想象他們會憑借這些武器去主動攻擊這么多警察。從他們要求中國駐日代表團吉普車護送回家的舉動來看，也不是去尋求沖突的。在整個事件中，大約90名警察開槍射擊（Adam Cathcart），擊發(fā)子彈超過250顆（楊子震）?？梢哉f，這是日本警察對于臺籍華僑的一場單方面的屠殺。除了這些警察之外，松田組黑社會也準備伏擊華僑的這些卡車，他們提前組裝了一挺機槍，當聽到卡車接近的消息后，即有人帶著機槍爬上附近學校的屋頂，并擊發(fā)了一組子彈。不過警察很快逮捕了機槍手（Adam Cathcart）。

華僑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萌生了一種戰(zhàn)勝國國民的自豪感，即使面對日本黑社會，也不愿意輕易屈服，因此與松田組發(fā)生了一些小范圍的沖突。澀谷事件的發(fā)生，實際上是日本警察和日本黑社會對于臺籍華僑展開的一場聯(lián)合打壓。這次打壓還受到了美國占領(lǐng)軍的支持，因為這些連黑道規(guī)矩都不服的華僑，損害了美國的占領(lǐng)秩序。

1945年的東京澀谷

沒有證據(jù)的判決

裘劭恒在書面異議中明確指出占領(lǐng)軍法庭對于澀谷案的判決是缺乏法律依據(jù)的。他首先指出，被告之間并不存在共謀行為：

所提供的證據(jù)均不利于共謀的存在。在事件發(fā)生前的會議上，警方?jīng)]有被提及；臺灣人對李將軍承諾的代表團行動表示滿意。再者說，出席會議的大部分臺灣人都順利返回了家中，這表明并沒有有計劃的襲擊。此外，中國駐日代表團吉普車的駕駛員在沒有臺灣人授意的情況下，選擇了三條路線中最短的一條，即路過警察署的那條。卡車被攔下后沒有直接發(fā)生戰(zhàn)斗這一事實說明沒有預謀。

為了說明華僑并沒有進行襲擊警察署的共謀，裘劭恒提出了上引5條證據(jù)。其中第一條證據(jù)中所說的“警方?jīng)]有被提及”，回避了華僑集會中討論過如何對付松田組的問題，也就是說，華僑們或許有意與松田組對抗（尤偉仁），卻無意于對抗警察。第二條所謂“李將軍承諾的代表團行動”，指的是中國駐日代表團承諾將對7月16日松田組襲擊華僑攤販一事展開調(diào)查。在排除了共謀的可能性之后，裘劭恒進一步指出控方對于每一名被告的罪行負有分別舉證的責任：

在沒有任何關(guān)于共謀的指控或證據(jù)的情況下，必須有明確的證據(jù)將每名被告與他被指控的特定罪行聯(lián)系起來，控方有“舉證責任”證明被告有罪，排除合理懷疑?？胤疥P(guān)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唯一爭論點是，被告在事件發(fā)生時僅僅出現(xiàn)在該地區(qū)，而且他們沒有下車離開，以擺脫任何參與和責任。然而，在警察署長允許他們通行時，臺灣人沒有理由預料到會有麻煩。此外，他們獲準通過這一事實也表明，他們所謂的擾亂治安行為并沒有達到需要警察干涉的程度。當然，第二車隊的卡車乘客沒有機會下車脫離。因此，我不同意僅憑被告在場且未下車就可以在法律上確定被告有罪的說法。

沒有證據(jù)表明任何一名被告開槍或以其他方式參與擾亂治安。即使那一位承認持有手槍的被告也沒有開槍的證據(jù)。關(guān)于哪方首先開槍的證據(jù)自相矛盾，唯一的無利害關(guān)系證人，一名美國平民，作證說他沒有看到卡車上的人開槍或騷動。

本案傳喚了六十多位證人，大部分是具有利害關(guān)系的日本警察（卞修躍）。但是除了一位被告承認非法持有槍支以外，這么多的日本警察都無法指認其他任何一位被告犯有哪項特殊的罪行。檢察官最后只能憑借被告“在場且未下車”作為犯罪證據(jù)，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關(guān)于警察和華僑誰先開槍的問題，親歷者高玉樹后來回憶說有可能是卡車上的人先開的槍（楊子震）。但是在法庭上連任何一個華僑開過槍都不能證明，更不用說是否先開槍的問題了。

于是，裘劭恒作出了最后的總結(jié)：

最后，我想重申，證據(jù)必須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表明，每名被告犯有指控書中所列的一項或多項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既沒有指控也沒有認定共謀。因此，必須有明確的證據(jù)將每名被告與指控中的罪行聯(lián)系起來。然而，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任何一名被告有罪，只有第21號被告例外，他承認在事件發(fā)生時他持有一把手槍，盡管證據(jù)顯示他在事件發(fā)生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開槍。

鑒于上述理由，我不同意委員會的裁決，我認為，對所有被告都應作出“無罪”判決，但第21號被告除外，他只應因非法持有危險武器的第1項指控而被判有罪。

裘劭恒的結(jié)論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這些華僑之所以被捕，不是因為他們襲擊了警察，而僅僅因為他們的卡車被警察襲擊之后無法逃離。

中國國民政府和駐日代表團在澀谷事件發(fā)生后與盟軍總部展開交涉。8月31日，駐日代表團根據(jù)外交部指示向盟軍總部提出了涉事警察革職、日本政府道歉、傷亡賠償?shù)仁椧螅噲D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此案。在美方?jīng)Q定將本案作為治安案件處理時，國民政府對于案件的勝訴完全沒有信心，也不作努力，轉(zhuǎn)而把交涉的重點放在要求對等地起訴涉事日本警察上。外交部亞東司司長楊云竹認為：“我方有利證據(jù)太少，臺僑可指責之處太多。藉此案交涉，甚或與總部對抗，似難成功，亦不相宜……我所能作者，目前在要求拘捕犯案日警，進行審訊”（轉(zhuǎn)引自卞修躍）。這種交涉思路把重點不是放在維護本國國民的合法權(quán)益上，而僅僅放在懲罰對方警察上面，無疑是對外交資源的浪費。且在默認華僑將被判有罪的前提下，如何能指望懲罰涉事警察？在澀谷案宣判后，占領(lǐng)軍法庭又象征性地起訴了三名日本警察，不久即宣告無罪釋放。

年輕的裘劭恒法官在占領(lǐng)軍法庭上孤立無援，只能通過書面異議來尋求公正、保留真相。從他提供的證據(jù)來看，36名被判刑的臺籍華僑中，只有一名被告可以因非法持有危險武器而獲罪，其他人都是無罪的。國民政府的無效交涉僅僅是導致這些被告被冤枉的次要原因，而主要原因一在于日本警察屠殺在前構(gòu)陷在后，二在于駐日美軍為了維護所謂的占領(lǐng)秩序，不惜犧牲華僑的利益，對日本警察進行了沒有底線的袒護。1946年澀谷事件的發(fā)生及其處理結(jié)果表明，在美軍占領(lǐng)日本的前提下，與太平洋戰(zhàn)爭時期相比，中美和美日之間的親疏關(guān)系已經(jīng)發(fā)生逆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