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巴縣婦女檔案”作為“洗冤錄”的番外篇，聚焦清朝重慶地區(qū)婦女的生存狀態(tài)。
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十二日，巴縣節(jié)里八甲（今重慶市巴南區(qū)東部）農(nóng)夫張學禮在自家土地上尋牛。行經(jīng)一片小樹林的時候，赫然看見地上散落著一些尸骨，還有幾件臟污襤褸的衣服鞋襪。張學禮嚇得腿都軟了，他失魂落魄地跑向附近人家，喊來鄉(xiāng)約田子良、鄉(xiāng)鄰陶順安、魏朝爵、王金玉等人一起查看現(xiàn)場。眾人看過尸骨后，自然也是震驚惶恐。他們決定由魏朝爵看守現(xiàn)場，張學禮、王金玉等人赴巴縣衙門告官。
正月十四日，縣衙快速受理了這個案件。節(jié)里八甲那邊，案情也有了新的進展。就在發(fā)現(xiàn)尸體的當天，張學禮的鄰居廖公權(quán)認出，尸骨旁的一雙鞋子是他弟弟廖堯庚的，死者可能是廖堯庚失蹤半年的妻子廖吳氏。一時間，案件似乎有了頭緒。正月二十一日，署理知縣親自帶著仵作、差役在尸骨發(fā)現(xiàn)之處進行了檢驗，認定死者為“廖吳氏，23歲”，死因是自縊。
于是，一場圍繞著“廖吳氏之死”的搏弈拉開了序幕。
圖中用紅圈標記之處為巴縣節(jié)里，地圖來自霍為棻、王宮午撰：《巴縣志》卷之一“疆域志”，同治六年刻本
他們在說謊
正月二十九日，縣衙對廖家人、吳家人和節(jié)里八甲的五位村民進行了審訊，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陳述了兩個情況：
一、在張學禮的地界中發(fā)現(xiàn)的尸骨就是廖吳氏的；二、廖吳氏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二十日，因受了婆婆的訓斥而離家出走。廖家尋找了半年，都不見她的蹤跡，沒想到她早已在離廖家很近的樹林中自縊而死。
既然就事情的前因后果達成了共識，接下來就是如何解決的問題。二月初，在李知縣、鄉(xiāng)約向子良等人的斡旋之下，廖家同意給吳家提供賠償。二月二十四日，賠償?shù)臄?shù)額敲定下來，包括：超度費制錢三十千文，棺木一付，包墳錢七百文，并退還吳氏的所有嫁奩。對于這個方案，廖吳兩家沒有異議，同時簽署了結(jié)案文書。一樁持續(xù)了半年之久的懸案，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如快刀斬亂麻一般迅速了結(jié)。
然而這根本不是“廖吳氏之死”的真相，因為這個案卷中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說謊，案卷中白紙黑字寫下的，都是不合邏輯的情節(jié)。
首先是發(fā)現(xiàn)尸骨的張學禮，也是本案最關(guān)鍵的證人。張學禮說：
緣本月十一日，蟻放牛失歸，蟻于十二日早往山尋牛，于魏朝爵界連嶺崗樹林處所，得見朽爛死尸一人。當即驚駭，投鳴約鄰。
這就是本文開頭那一幕。但是在乾隆中期的巴縣鄉(xiāng)村，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整個四川的人口增長很快，人均耕地不足5畝。在重慶這樣的通都大邑附近，每家每戶的田地更少。張學禮家境貧寒，家里只有兩個人，占有的土地不會超過10畝，不足一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在如此有限的空間里，一具尸體不大可能放了半年都沒人發(fā)現(xiàn)。而且在川東丘陵地帶，鄉(xiāng)村的小片樹林通常與民宅連在一起。這里往往是當?shù)匕傩兆鎵灥乃?，是日常生活柴薪、竹木的來源，也是人們行走的通道，所以更難以隱藏一具尸骨長達半年。
“樹林藏尸”畢竟可疑，卻并非完全不可能。真正不合邏輯的，是張學禮看到尸骨時的反應。在清代中國，一個人如果在沒有見證的情況下，在自家地界發(fā)現(xiàn)了尸體或人骨，絕不會在第一時間喊人、報官，那樣大概率會給自家招來災禍。這是因為清代民間社會盛行著一種可怕的風氣——圖賴。
所謂“圖賴”就是用已死之人的尸體，誣賴或恐嚇為某人所害，以期達到陷害、敲詐或報復的目的。有點類似于今天的“碰瓷”，但是情節(jié)要恐怖、惡毒得多。在圖賴事件中，必不可少的道具是尸體或尸骨，其來源通常有四種：殺人、自殺、撿拾路遇尸體（骨）、挖掘墳墓中的尸體（骨）。也就是說，由于圖賴風氣的盛行，尸體（骨）在清代民間社會成為一種非常危險的存在。因此，張學禮在自家樹林中發(fā)現(xiàn)一具來歷不明的尸骨，他的正常反應一定是悄悄地把尸骨轉(zhuǎn)移走或處理掉，絕不可能搞得人盡皆知，給圖賴者創(chuàng)造機會。這些反常的情節(jié)，說明張學禮大概在說謊，這具尸骨可能不是他“偶然”發(fā)現(xiàn)的。
接下來，再看廖家人的說法。廖堯庚的二哥廖公權(quán)這樣供述：
正月十二日，張學禮來投小的，說他地界上死了一人，只有骨頭。小的攏來查看，那一雙男鞋是小的幺兄弟的，一雙男襪還是小的買的，小的是故認得。
從這段話可知，廖公權(quán)是廖家第一個看到尸骨的人。他當場承認現(xiàn)場散落的鞋襪是他弟弟的，等于直接將尸骨與廖家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這就更說不通了：
第一，如果廖吳氏自己走到張學禮的地界自縊，為什么會隨身攜帶丈夫的鞋襪？鞋襪顯然對自縊沒有任何幫助。
第二，清朝男性的鞋襪通常沒有花紋和裝飾，辨認一雙鞋襪的主人是誰并不容易。而且如果尸體真的在露天放置了半年，那么隨身的衣服鞋襪肯定已經(jīng)臟污朽爛，更不可能一眼就認出那是廖堯庚的。
第三，若真如廖家人所說，廖吳氏已經(jīng)離家出走半年，生死未卜。那么廖家人看到尸骨時，正常的反應該是沉默不語，或矢口否認尸骨與自家有任何關(guān)系。因為在那時，不小心招惹上 一個陌生人的尸體（骨），尚且會遭到圖賴，承認一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與自家有關(guān)，那不等于主動要求吃官司、坐牢嗎？
再來看廖堯庚的父親——廖維昌的口供：
（去年七月）十九日，小的同兒子廖堯庚到女婿家去上會，二十日才回家里。妻子陳氏說兒媳吳氏出外打豬草不見回來，小的就同近鄰江應龍、陶尚鳳們，找尋不著。
廖家是兩個兒子——廖公權(quán)、廖堯庚與父母同住。按照廖維昌的供述，廖吳氏失蹤那天，家里的三個男人全都出門了。不僅如此，連同院的鄰居江應龍、江榮昌、陶尚鳳也都出門了。他們有的“出外割谷子”，有的“出外做禾（干活）”。也就是說，在廖羅氏失蹤的那一天，恰好一個院子里所有的男人都不在，只剩下廖吳氏和婆婆廖陳氏、嫂子廖羅氏在家。這未免也太巧了。
假設這是一個謊言，對說謊者有好處嗎？當然有。在清代的法律理念和實踐中，婦女相當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婦女犯了死刑以下的罪，是不用坐牢的。所以，如果案發(fā)當天只有三個女人在家，就意味著沒有人要為廖吳氏的失蹤或死亡負責。
一邊是平日里少見的巧合，一邊是這種巧合帶來的大大好處。很容易讓人想到，這種“巧合”可能是謊言，是為了制造“不在場證明”。
總而言之，在廖吳氏的失蹤或死亡一事上，廖家人的言語和行動非?？梢?。不管是過于急切地認尸，還是難以置信的“巧合”，似乎都指向一個精心設計的局。
而此案中最大的謊言，還要數(shù)縣衙提供的檢骨報告。在中國傳統(tǒng)法醫(yī)學中，“檢骨”與“驗尸”是平行發(fā)展的兩門知識。檢骨的重要性在于，它一定程度地彌補了中國傳統(tǒng)法醫(yī)技術(shù)偏重于體表檢查的缺陷，還能夠?qū)λ劳鲆丫玫氖w進行檢驗。在清代，為了使骨骼檢驗更加準確、規(guī)范，刑部向地方衙門頒發(fā)了統(tǒng)一的《骨圖》和《骨格》。《骨圖》是為了便于驗官了解人體骨骼的排布，《骨格》則是詳細的檢驗報告，每一塊（節(jié)）骨單列一欄，檢驗人員要逐一填寫其保存和損傷情況。
在這個案卷中，保留著完整、規(guī)范的《骨圖》、《骨格》，說明這具尸骨的確經(jīng)過了專業(yè)人士的檢驗。但即便規(guī)范的檢驗文書，也是可以說謊的。
本案卷中保留的骨骼檢驗文書，左為《骨圖》，右為《骨格》
中國傳統(tǒng)法醫(yī)教科書《洗冤集錄》認為，人體共有365節(jié)骨，這與現(xiàn)代解剖學的認識非常不同。清代學者對《洗冤集錄》的知識有一定的懷疑和糾錯，但大體上還是接受了人體有300多節(jié)骨的結(jié)論。在本案中，只檢驗到了69節(jié)骨。也就是說，本案的尸骨只占正常人體骨骼的1/4不到。憑著如此支離破碎的骨骼，如何能夠判斷死者是男是女，年齡幾何？然而神奇的是，三位驗官還得出了死者是“廖吳氏，23歲”的結(jié)論。這精準程度，簡直堪比21世紀的DNA檢測。
本案的檢骨結(jié)論
更不可思議的是，此次檢骨得出了死者是“生前自縊“的結(jié)論?？墒窃跈z骨表格中，明明記錄著死者頸骨第一節(jié)、第三節(jié)都已丟失。即便對驗尸檢骨毫無知識的人也能想到，缺失了一半的頸骨，如何能判斷死者是“自縊”，而且還是“生前自縊”？
本案中頸骨的檢驗結(jié)論（左圖）以及最終檢驗結(jié)論（右圖）
由此可見，本案的骨骼檢驗，不過是按規(guī)定走流程。在看似規(guī)整的檢驗報告中，埋著不少虛假、荒謬的信息。
其實這些都只是浮在案卷表面的謊言，不用費什么心思就能識破。但是僅憑這些表面的謊言，已經(jīng)足以推翻本案的所有結(jié)論。具體地說：
1、尸骨不一定是廖吳氏的；
2、死者不一定是生前自縊；
3、一般來說，這具尸骨不可能在張學禮家的樹林中放置半年而不被發(fā)現(xiàn)；
4、人們看到尸骨的反應不合情理。
所以，他們?yōu)槭裁匆圃爝@些謊言？廖吳氏真的死了嗎？如果她確實遭遇了不幸，又是怎么死的？
被放棄的謊言——出家
關(guān)于廖吳氏的消失，廖家起初一口咬定是出家了。廖維昌說：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位尼姑到節(jié)里居民徐健衡家借宿，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只在附近的田坎上留下一縷頭發(fā)和一個背篼。所以廖家認定廖吳氏出家了，不需要再尋找。
這也是一個謊言，而且是一個心機更深、惡意更大的謊言。當然了，這個謊言有合理的部分。那就是：在乾隆三十七年的時候，一個突然失蹤的女子，的確有可能是出家了。關(guān)于這一點，要從一個更大的政策背景來解釋。
有清一代，佛教在信仰的純度、學理的深度方面衰退得厲害。但是上自宮廷貴人，下自平民百姓，信佛的很多。清朝的前三位皇帝——順治、康熙、雍正，都對佛教頗有好感。當乾隆皇帝即位的時候，佛教的野蠻生長已經(jīng)令他感到不安。所以乾隆剛即位，就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限制佛寺的建造和僧人群體的膨脹。但是因為民間的信仰需求太過旺盛，這些政策到乾隆中期就執(zhí)行不下去了。于是從朝廷到各地官府，又對佛教轉(zhuǎn)為一種放任的態(tài)度。只要不出大事，基本上不管。從理論上說，一個生活在乾隆中期的人，只要他（或她）剃掉了自己的頭發(fā)，就可以宣稱自己是出家人了。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廖家公開宣稱廖吳氏出家了。
理論上說得通，不等于現(xiàn)實中行得通。其實即便佛教政策很松弛，清代女性出家仍然比男性出家要困難得多。具體原因如下：
第一，出家的女性手里或多或少得有一點錢。畢竟佛門弟子也需要生活，需要面對衣食住行的世俗需求。再加上乾隆中期，出家（或號稱出家）的人日漸增多，國家管不了也不想管，寺院也是僧多粥少，負擔不起。所以許多男女僧人都要靠游方化緣、收香火錢、幫人做佛事、出租寺廟地產(chǎn)等方式養(yǎng)活自己。而謀生能力不強的女尼，就特別需要家人的資助，或者自己手里有些私房錢。清代女性出家風氣最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許多女尼都出身于富家旺族。由家人出資修建一座庵堂，專供她們誦經(jīng)修行，有的庵堂甚至要耗資數(shù)萬兩白銀。所以清代女性出家這件事，有時也是一場財力的比拼，甚至是一種炫富行為。廖吳氏是不可能有這筆錢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在她公公、婆婆、丈夫、大伯、嫂子的口供中，都提到了一件事：在廖吳氏失蹤前幾天，她曾回過一次娘家，帶了三斤棉花給娘家人。這個情節(jié)和案子沒什么關(guān)系，但是廖家人卻非常在意。這說明，廖吳氏在婆家是不當家的，她動用任何財物（哪怕只是三斤棉花），都要受到婆家嚴密的監(jiān)控。在這種情況下，她怎么可能出家？即使出了家，她拿什么養(yǎng)活自己？
第二，清代已婚女性無權(quán)單方面決定出家。由于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水陸交通條件的改善，清代社會的流動性越來越高。尤其是男性，相當多的人選擇出外打工、做生意，或者到新開發(fā)的地方去碰碰運氣。清代重慶也是一個新開發(fā)的城市，所以漂著的人特別多。他們在家鄉(xiāng)和重慶各有一個家，生意好的時候留在重慶，生意不好的時候隨時會離開；還有一些人，雖然已經(jīng)在重慶定居，但從事的是流動性非常高的職業(yè)，比如商人、船夫、水手，所以過的還是一種漂泊不定的生活。在這些人的背后，是一個數(shù)量極大的留守婦女群體。與她們的丈夫相比，她們的生活更加不確定。一旦出門在外的丈夫病了、死了、變心了、做生意失敗了或者很長時間沒有寄錢回來，她們的生活就會陷入困頓。有時窮得吃了上頓沒下頓，有時被人當面欺負、背后嚼舌根，被偷被搶，有時甚至被猥褻、被奸污。在這樣的困境之中，許多女性會主動要求出家，但是大部分寺院卻不敢收留她們。這不僅是因為養(yǎng)不起，更是害怕萬一哪天她們的丈夫回來了，會找寺院的麻煩。輕則來寺院大吵大鬧，重則敲詐寺院的錢，甚至控告寺院拐賣人口、教唆婦女私奔。要知道，在《大清律例》中，婦女私奔可是重罪，依律要受100下杖刑。如果認真打，也就打死了。即使僥幸不死，丈夫還可以隨意把她賣掉。歷史學者陳哲（Gfilbert Z. Chen）說：“（在清代）一個女人一旦結(jié)婚，就和他丈夫的家庭捆綁在一起，她事實上不可能獨自走出這段關(guān)系。”所以，一個擅自出家的清代婦女，身份基本等同于逃犯。在這種情況下，哪個寺院會輕易接納她們？又有多少女性敢于這么做？
第三，即便廖吳氏真的出了家，有可能生活更艱難。上文講了廖吳氏出家的兩個難點：沒有錢，沒有寺院接納。但是如果廖吳氏真的豁出去了，這兩件事倒也攔不住她。不是沒有錢嗎？那就自己想辦法掙錢；不是沒有寺院接納嗎？那就做一個四海為家的游方尼姑。所以廖維昌的口供中提到的那個神秘的尼姑，真的有可能是廖吳氏人生的另一個版本。但那通常意味著一種更加艱難、危險的生活。因為清代的游方僧尼，其實和乞丐差不多。只不過乞丐沉淪得更加徹底，而游方僧尼用“化緣”來修飾“乞討”，用剃發(fā)、著僧衣、維持出家人的外表來暗示自己的信仰背景和正當身份。但這也只是一種身份“包裝”，或者說是一種“人設”。在本質(zhì)上，他們?nèi)匀皇锹淦橇实?、身份模糊的邊緣人。對于游方僧尼來說，生活中最大的艱難不在于乞討，而是被世人妖魔化，遭受沒來由的歧視和攻擊。最極端的一個事件，就是發(fā)生在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在那一年，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許多省份，紛紛報告出了剪人發(fā)辮，叫魂害人的案件。這種事情本來是捕風捉影、荒誕不經(jīng)的，但是各省的官員還真抓到一批叫魂的“妖人”，大部分都是游方僧人。這個案子查來查去，發(fā)現(xiàn)那些被捕的僧人都是被冤枉的。但是整個社會的偏見和歇斯底里，就是會狂暴地傾瀉到他們的身上。（具體內(nèi)容參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shù)大恐慌》一書）與游方和尚相比，游方尼姑（甚至是寺院的尼姑）還極易遭受猥褻、性侵。阿Q撫摸小尼姑的光頭，是文學作品中的經(jīng)典情節(jié)。這其實也說明，傳統(tǒng)社會中的尼姑很難守住自己身體的邊界，哪怕是面對阿Q那樣卑微、窩囊的男性。在明清時期，尼姑兼做娼妓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一些做皮肉生意的尼姑或尼姑庵。像“泰山姑子”“吳越娼尼”大概就是類似“制服誘惑”的存在。所以，哪有什么“詩和遠方”？不過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而已。
總而言之，對于廖吳氏來說，出家不是不可能，但絕對是一條危險的路，甚至是一條死路。她不夠條件去做一個體面的尼姑，大概也沒有勇氣去做一個邊緣的尼姑。所以廖家人的“出家說”根本就是一個謊言。而且廖吳氏失蹤半年后，反而是廖家人自己站出來戳破了這個謊言。于是廖吳氏的命運，就有了一個“離家自縊”的新版本。
那么“出家”是一個拙劣的謊言嗎？不一定。對于廖家來說，它至少有兩個好處：首先，拖時間。讓官府和街坊鄰居對廖吳氏失蹤這件事漸漸麻木，漸漸忘記。也讓廖家有時間去安排下一階段的行動策略。其次，潑臟水。通過說廖吳氏出家了，暗示她可能私奔了，可能淪為娼妓，也可能做了“叫魂”的妖人。要知道在廖維昌的供述中，提到那個尼姑留下了一縷頭發(fā)。那時，震驚全國的“叫魂案”才過去三年，誰都能從一個游方尼姑和一縷頭發(fā)中，聯(lián)想到那場驚悚詭異的大恐慌。
廖家人看起來沒說什么，其實卻說了很多。這就是這個謊言最惡毒、誅心的地方。
被賣、自殺還是他殺？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jīng)知道廖吳氏不可能出家，也不大可能是賭氣出走。那廖吳氏究竟怎么了？這還要從她的家庭地位開始推理。
在供述中，廖吳氏的公公廖維昌說：
廖堯庚是小的兒子，自幼聘吳萬書妹吳氏，為婚成配一載。
這句話透露了一個重要情況，那就是：廖堯庚與廖吳氏的婚姻并不穩(wěn)固。在清代，男婚女嫁要遵循一套嚴格的禮儀流程，依次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其中，“納征”就是男方將聘禮送到女家，所以又稱為“下聘”或“訂親”。經(jīng)過了這個程序，婚姻關(guān)系就算確定了。無聘而婚在正經(jīng)人家是不能想象的。
清朝法律規(guī)定，男子年滿16歲，女子年滿14歲可以結(jié)婚，然而下聘的年齡卻沒有限制。據(jù)郭松義先生統(tǒng)計，清朝有41.27%的男性和40.50%的女性，在9歲以前就訂婚了，還有一些家庭甚至“指腹為婚”。而廖堯庚與廖吳氏也是在幼年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定了。
然而他們從訂婚到結(jié)婚的間隔卻相當長。廖吳氏嫁入廖家的時候，至少已經(jīng)21歲了。在女子普遍早婚的清代，21歲成親，實在是一個相當?shù)拇簖g。是什么原因使這對早已訂婚的男女，過了那么多年才正式結(jié)婚？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晚婚卻無疑增加了廖吳氏婚后生活的艱難。廖吳氏嫁進廖家時，她的婆婆廖陳氏56歲，嫂子廖羅氏26歲，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齡。廖羅氏14歲就與廖家大兒子成親，吳氏過門的時候，羅氏早已是結(jié)婚12年的“資深媳婦”，而且還生育了兒子。所以廖吳氏就成為這個家中最新手、最孤立、最沒有話語權(quán)的一個人。尤其是她沒有生育，這就讓她和嫂子相比處于絕對劣勢，在這個家庭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這個案卷中，每個人都說廖吳氏的婆婆經(jīng)常罵她。其實廖吳氏真的做錯了什么嗎？不見得。這更像是一個家庭中掌權(quán)者對無權(quán)者的霸凌。這種霸凌最終導致了悲劇。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廖吳氏和嫂子一起去碾米?；貋淼臅r候，背篼壞了，米灑了一路。于是，她又被婆婆狠狠地罵了一頓。也就在那一天，她消失了......
在乾隆時代的重慶，一個被丈夫、婆家嫌棄的女子，有可能被賣掉。但廖吳氏被賣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被賣掉的女子畢竟還活著，所以找回來的機率很大。比如乾隆六十年（1795），重慶人張松的妻子被拐賣到200公里以外的富順縣。這個拐賣的過程非常復雜，經(jīng)手販賣的人很多，而且線索比較少。但即便如此，張松還是在四個月之內(nèi)就把妻子找了回來。（“太善坊張松具稟李元等刁逃伊妻女鄧氏一案”，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清6-01-01827；“本城張松具告王介膽敢將民妻鄧氏并女長姑拐逃一案”，四川省檔案館藏《巴縣檔案》，清6-01-01829 ）同理，如果廖家人將廖吳氏賣了，他們多半知道人究竟賣到了哪里。當廖吳氏失蹤之事引起眾人關(guān)注的時候，他們可以悄悄地將她找（贖）回來，不至于最終鬧成一樁棘手的命案。
而最關(guān)鍵的是，在那時販賣女性雖然從律例條文來看，是相當大的罪。但是在現(xiàn)實中，很少有人會因此而受到嚴厲的懲罰。在很多案件中，根本不會有人受到懲罰。也就是說，如果廖家真的把廖吳氏賣了，這就不是個大事了。他們根本不用那么處心積慮地撒謊，這個案子也不會拖了半年多，最后以命案收場。所以，被賣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那有沒有可能是“離家自縊”呢？畢竟這是涉案各方達成的共識。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也幾乎沒有。誠然，廖吳氏是自殺風險很高的女性。據(jù)郭松義先生統(tǒng)計，清代北京自殺的女性中，53.55%年齡小于29歲。也就是說，29歲以前是清代女子身心壓力最大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她們要談婚論嫁、生兒育女，與丈夫、公婆、妯娌、姑伯叔侄直面相對，滋生出許多化解不了的沖突、矛盾和負面情緒。而這正是廖吳氏所經(jīng)歷的生活。
另外，自縊也是清代女性最常使用的自殺方式。因為自縊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不需要比較麻煩的條件（比如投水需要有河流、水池；服毒需要有錢買藥）；而且自縊的工具（繩子、布）家家戶戶都有，最容易得到。更微妙的一點在于，從實施自縊到真正死去需要一段時間，這就增加了自殺者被救的可能性。使自殺者既能表達自己的怨恨、憤怒，也有一定的機會活下來。即便在當代中國，自縊都是最常見的自殺方式。
但是如果廖吳氏真的選擇自縊，那么她大概率會在廖家的屋內(nèi)自縊，而不是到遠離廖家的樹林里悄無聲息地死去。這涉及中國人對于“尸體”、“鬼魂”和“復仇”的特殊觀念。中國民間流行著一個說法：人死之后，尸體的表面會殘留著一些“氣”。如果這個人是含著怨恨死于非命，這種“氣”就會變得強大而兇殘，能吸走周圍環(huán)境中所有的正向能量，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具尸體也可能變成一個厲鬼，盤旋在死亡之處，不能被安撫，無法被驅(qū)逐。所以在從古至今的中國社會中，尸體（尤其是橫死者的尸體），意味著一種極大的污染、恐懼和危險。這種觀念有時會變成“弱者的武器”。就是在所有的反抗都失效，或根本無法反抗的時候，索性把自己變成一具尸體，將污染和恐懼擺在仇恨之人面前，達成極致的控訴、抗爭和報復。所以，清代因家庭矛盾而自縊的女性，基本都是在家內(nèi)自縊。甚至在1980-2000年的中國農(nóng)村，女性自殺后，娘家親屬還會要求將死者尸體抬進夫家屋內(nèi)，而夫家也會將這種要求視為不可容忍的挑釁和詛咒。因此，廖吳氏在張學禮家樹林自縊，是基本不可能的，那就失去了自縊的大部分意義。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尸骨殘缺、尸檢虛假，現(xiàn)場遺留物不合情理。我們可以斷定，廖吳氏“離家自縊”又是一個謊言。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個可能性——他殺。支持他殺結(jié)論的最關(guān)鍵事實是：廖家自始至終沒有交出廖吳氏的尸體。
在這個案件持續(xù)的七個月里，廖吳氏先是失蹤了，后來直接變成了一堆白骨，她的尸體從來就沒有出現(xiàn)過，這是一個很詭異的情節(jié)。如果像上文分析的那樣，離家出走、離家自縊都不可能，那么尸體不出現(xiàn)只有一個原因——被廖家人藏起來了。廖家人為什么要藏起廖吳氏的尸體呢？因為這具尸體絕不能拿去檢驗。
在清代，縣級衙門對于民間雞毛蒜皮的糾紛常常愛搭不理。但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響應，卻要迅速、嚴謹?shù)枚?。一般在接到報案后?shù)日之內(nèi)，衙門就會派人來驗尸。而根據(jù)清代的驗尸技術(shù)，一具尸體是自縊還是他殺，抑或是先殺后縊，完全可以比較準確地檢驗出來。而且如果死去的女性真是自殺，夫家會主動報案、請求驗尸。因為清代人非常鄙視女性因家庭糾紛而自殺，認為那是“有違婦德”。所以女性的非自然死亡中但凡有自殺情節(jié)，夫家就基本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即便有些案例，女性是先被夫家毆打、刀傷、燒傷后再自殺的，夫家也能逃脫刑責。所以，如果廖吳氏真是自縊而死，廖家早就主動報案驗尸了。他殺就不一樣了，《大清律例》中規(guī)定：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也就是說，在故意殺人的情況下，主謀會被斬首，從犯會被絞死。就算沒有動手，但參與了殺人，也會遭到流放。這全是頂級的刑罰，而且?guī)缀鯖]有靈活處理的空間。
所以廖家人想盡辦法拖延時間，一定是因為廖吳氏是被廖家人所殺（或許是一個人殺的，或許是全家一起殺的），而且身體上有明顯的致命傷。廖家人要想最大限度地脫罪，只能先把尸體藏起來，等它變成一堆白骨、無傷可驗的時候，才能交出來檢驗。而且七個月后出現(xiàn)的那具尸骨，還偏偏缺少了頸部的兩節(jié)。這大概是因為廖吳氏并非自縊而死，頸部骨骼檢驗不出自縊痕跡，所以必須讓一部分頸骨消失。整個過程既恐怖又殘忍，然而對于廖家來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為廖家長子廖公權(quán)的供訴無意中透露了一個信息：
廖堯庚是小的兄弟，與小的囗囗囗這太和場開屠豬宰生理。
也就是說，廖氏兄弟的職業(yè)是屠夫，他們有殺人的技術(shù)，有殺人的工具，也有藏匿、處理尸體的辦法。
綜合以上所有分析，被殺、被藏匿尸體、被毀壞尸骨、拋棄尸骨，這才是最接近真實的廖吳氏的經(jīng)歷——她死于嚴重的家庭暴力。
娘家人的角色
廖吳氏的娘家住在節(jié)里七甲，距離廖家大約十里路。吳家與廖家相比，人丁單薄，只有母親吳滕氏和廖吳氏的哥哥吳萬書。尸骨發(fā)現(xiàn)后，這母子倆就成了“廖吳氏自縊案”的原告。出席庭審、與人交涉的，主要是兒子吳萬書。然而吳萬書的態(tài)度卻始終搖擺不定。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也就是發(fā)現(xiàn)尸骨的第三天，吳萬書就去了現(xiàn)場。查看過尸骨后，他說：“那爛的骨骸小的也認不得?！闭率呷?，吳萬書向巴縣衙門呈遞了訴狀，要求徹查此事，還妹妹一個公道。此時，他仍然堅稱這具尸骨“真假難分”。
然而到了正月二十九日，吳萬書突然改了口供，說他第一眼看見尸骨，就知道那是廖吳氏，因為“腳上穿的鞋子是妹子的”。前文中第一個指認尸骨的是廖家長子廖公權(quán)，他給的理由就是，尸骨旁散落的鞋襪是他弟弟廖堯庚的。這下又來了一個娘家哥哥，說另一雙鞋是廖吳氏的，怎么看都像是商量好的虛假套路。難不成廖吳氏去上吊自殺的時候，還貼心地帶上兩雙鞋，一雙給婆家哥哥認，一雙給娘家哥哥認？毫無疑問，吳萬書已經(jīng)在撒謊了！
二月初七日，本案又經(jīng)歷了一輪堂審。這一次，吳萬書仍然認可尸骨是廖吳氏的，卻向知縣提出了一個要求：“小的妹子死得慘，只求斷廖家與妹子包墳，九連大齋超度小的妹子。”到這里，吳萬書撒謊的動機就清楚了，他只是想找廖家要賠償金。只有承認尸骨就是廖吳氏，只有接受廖家的一切謊言，才能拿到這筆錢。
見吳萬書亮出了底牌，廖家人也非常爽快。二月初七日堂審的時候，雙方商定的賠償是：超度費銅錢二十千文，廖家歸還廖吳氏的嫁奩給吳家。二月二十四日，正式結(jié)案的時間，賠償又提高為：歸還廖吳氏嫁奩，超度費銅錢三十千文，棺木一付，包墳錢七百文。
于是，一樁情節(jié)詭異、疑點重重的命案，就這樣匆匆地了結(jié)。吳家拿到了錢，廖家擺脫了心腹大患，沒有人受到懲罰，更沒有人再去關(guān)心那具尸骨。
在這個案子的處理過程中，只有一個人對案情提出了異議，那就是廖吳氏的母親——吳滕氏。她獨自向知縣遞交了一份申訴書，質(zhì)疑了本案的兩個關(guān)鍵情節(jié)：第一，廖吳氏失蹤七個月，是不是被廖家人殺了，藏匿尸體（致死潛尸）？第二，尸體怎么可能在離廖家那么近的地方，露天放置好幾個月不被人發(fā)現(xiàn)？（氏女尸斃去廖宅不遠，豈有數(shù)月不知？）
通過前面的推理分析，我們知道這兩個情節(jié)的確是本案的要害，吳滕氏所提出的，恰恰就是一個追尋真相的頭腦所能想到的問題。然而這個微弱的聲音，卻很快被大家的謊言所淹沒，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總的說來，吳家人在這次訴訟中的表現(xiàn)是令人失望的。吳萬書虛偽、自私、貪婪，吳滕氏雖有為女申冤的想法，卻孤立無援、力不從心。然而與發(fā)生在清代重慶的更多“家暴致死女性案”相比，吳家并非最不給力的。下面是一個更令人悲傷的案件：
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十一日清晨，家住重慶城太平坊的陳程氏正去菜園摘茄子，她的丈夫陳學才從屋內(nèi)走出。夫妻倆打了個照面，陳學才看見陳程氏頭上搭著自己包書的布帕，頓時氣上心頭，和陳程氏吵了起來。聽到小兩口的吵鬧聲，陳程氏的公婆也沖到院子里。婆婆楊氏見兒子受了委屈，沖上去奪過陳程氏手中的刀，向陳程氏的頭頂砍去。陳程氏頓時倒地不起，頭頂血流如注。陳學才見此情形，乖乖閉嘴，奪門而去。受了傷的陳程氏支撐著從地上爬起來，跑回了娘家。陳程氏的父親程萬順見女兒如此駭人的模樣，不免大驚。但他并沒有挽留女兒，反而自己把女兒送回了婆家。那日午后，陳程氏就用一條棕繩在陳家屋內(nèi)自縊身亡，她的生命永遠停在了18歲。
陳程氏死后，陳家馬上去縣衙報了案，并申請驗尸。但在驗尸前，程萬順卻站出來阻攔，理由是“不忍蟻女陳程氏死后含羞，尸身暴露”。后來仵作還是檢驗了陳程氏的尸體，發(fā)現(xiàn)尸身不僅頸部有縊痕，頭部還有足以致命的刀傷，兩腿外側(cè)也有燒傷瘢痕，顯然是經(jīng)歷了不止一次的家暴。但是即便如此，陳家所有人還是被無罪開釋。
在這個案子里，“媽寶男”陳學才和砍人的楊氏固然可恨，但程萬順同樣是逼死陳程氏的幫兇。在陳程氏被砍傷的時候，如果他能稍稍接納女兒，讓她在娘家養(yǎng)傷，陳程氏可能就不會自殺。就連陳程氏死后，他不僅沒有為女兒討回一點公道，反而阻攔驗尸，差一點讓陳程氏死亡的基本事實都無法呈現(xiàn)。他的被動懦弱，甚至趕不上吳萬書。
吳萬書和程萬順分別代表著清代“家暴致死女性案”中，典型的兩類娘家人：像吳萬書這樣的，最關(guān)心自己能從姐妹或女兒的死中賺多少錢，但尚能半真半假地向婆家討回些公道；像程萬順這樣的，不僅自己完全不作為，還妨礙別人追查真相。但他們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不到自己的姐妹或女兒真的死去，絕對不會站出來做任何事。
對于一個清代已婚且未生育男孩的婦女來說，娘家就是她們在婚姻制度中唯一的依靠，只有娘家人能夠為他們代言。然而在現(xiàn)實中，在女性命運攸關(guān)的時刻，娘家人其實很難有所作為。這種困境，不能只怪人的自私、軟弱和貪欲，還是制度與觀念的必然結(jié)果。清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高度贊揚女性因維護貞潔而自殺，卻對因家庭糾紛、個人激憤而導致的女性死亡非常回避和反感。一個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希望被公平對待，甚至以死抗爭的女性，會被斥為“潑悍”“忤逆”“不守婦道”。在今天的人看來，這當然是一種PUA，或是“性別雙標”?？墒窃谀莻€時代，女性會因此而習慣性地自我規(guī)訓，有資格為女性發(fā)聲的人也會心虛畏縮，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女性悲劇的共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觀念，許多人說要對往昔抱有“理解之同情”。但我認為，“理解”自然沒錯，但“同情”必須有限度。如果一個行為、觀念扭曲了人性，成為“吃人”制度的幫兇，那就絕對不值得去“同情”。
本文主要人物關(guān)系示意圖 楊玥希制圖
法官在想什么？
這樣一個漏洞百出、傷天害理的案子，能夠一路綠燈，迅速了結(jié)，光憑廖家的手段可做不到，更有力的推手其實是巴縣衙門。在處理此案的過程中，巴縣衙門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檢驗尸骨，認定這就是廖吳氏的尸骨；二、催促廖家與吳家達成賠償協(xié)議，致使廖家諸人順利脫罪；三、強硬否定廖吳氏母親的質(zhì)疑，阻止其繼續(xù)發(fā)聲。這實屬踐踏法律、草菅人命。
經(jīng)手此案的官員、胥吏、差役為什么敢這么做？最直接的原因，他們受了廖家的賄賂。別的暫且不論，光是那份荒唐的檢骨報告，就一定是用錢買來的。明清時期的尸體（骨）檢驗，都是衙門派人到案發(fā)現(xiàn)場去做，有時地方長官也會親自去。明代世情小說《二刻拍案驚奇》中，就描述了官吏下鄉(xiāng)驗尸的情景：官府一準檢尸，地方上搭廠的就要搭廠錢，跟官、門皂、轎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仵作要開手錢、洗手錢，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朱墨錢、筆硯錢，氈條坐褥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
廖家人應該很熟悉這個潛規(guī)則，有了這次尸骨檢驗，衙門里該請托的人，大概都混了個臉熟，該打點的也基本上打點到了。畢竟此案關(guān)系著一家人的性命，要多少錢都得出。這錢花得還真不虧，縣衙的仵作硬是用69節(jié)骸骨就“檢驗”出，那是“廖吳氏，23歲”。
站在衙門和承審官員的立場，與廖家做這場交易也是劃算的。不僅能賺到錢，而且還省事兒。根據(jù)清代的法律，州縣衙門只能處理民事案件以及輕微的刑事案件，像命案、劫盜之類的重大刑案，州縣衙門初審后，還必須將犯人和案卷解送上級衙門覆審，這稱為“審轉(zhuǎn)”。廖吳氏這個案子，因為有人死了，所以必須要走“審轉(zhuǎn)”程序。但是這個過程非常麻煩，不僅要押解人犯，還要準備大量的匯報材料（通稟、通詳）。這些材料的要求非常嚴格，有不合邏輯、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內(nèi)容，一定會被駁回；可是過于修飾、過于添油加醋，也會被駁回。所以縣衙的胥吏就得絞盡腦汁，把每一個情節(jié)都“設計”得合情合理，“剪裁”得嚴絲合縫。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基層官員愿意做這種事。所以如果能讓原被告賠錢私了，把案子壓下來不上報，那可就太省心了。所以審理這個案子的知縣，一直非常強硬地堅持：尸骨就是廖吳氏的，廖吳氏就是自縊，和別人沒關(guān)系。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會節(jié)外生枝，才能避免許多麻煩。
雖然清代有所謂的“法官責任制”，如果州縣官員的初審判決被推翻，他們真的要面臨嚴厲的制裁。輕則丟官，重則坐牢流放。但關(guān)鍵是，這種嚴格的考核主要針對州縣正印官。而負責辦“廖吳氏死亡案”的，卻是一位署理知縣?！笆鹄怼笔恰皶簳r代理”的意思。清代的知縣調(diào)職非常頻繁，有時還需要去外地出差，或者在任上去世、生病、丁憂、受處分，都會導致職位空缺。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選擇另外一位官員代班，這就是“署理知縣”。據(jù)統(tǒng)計，在清代四川省南部縣，能確定姓名的145任知縣中，正印官只有52位，“署任官”和“代理官”卻有93位。這說明，在清代的州縣衙門，“署理當家”或許才是一種常態(tài)。
在履行職責的時候，“正印官”和“署理官”差別很大。“正印官”通常是進士出身，由中央吏部授予官職和考核，所以責任大、約束多，行為也相對嚴謹、有底線（雖然在現(xiàn)實中，也是因人而異）。而“署理官”至少在同治朝以前，都是由各省督撫自行任命。誰是長官的親信，誰更善于巴結(jié)鉆營，就會得到這樣的職位。他們的任期通常很短，有的州縣一年就換3-4任署理官，吏部根本不掌握他們的名單，更沒法對他們考核與問責。所以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貪污受賄、枉法瀆職什么都敢干。正因為如此，“廖吳氏之死”才被辦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
那么這個案子發(fā)生的時候，巴縣的正印知縣去哪兒了？這就涉及清代的一件大事——第二次金川戰(zhàn)爭（1771-1776）——清廷發(fā)動的征服川西土司勢力的戰(zhàn)爭，主要戰(zhàn)場在今天四川省的金川縣和小金縣。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是雙方鏖戰(zhàn)最激烈的階段。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的水陸樞紐，大量的兵員、物資要在這里中轉(zhuǎn)、集散，所以當時的巴縣知縣仲純信都快忙瘋了。疑似廖吳氏尸骨被發(fā)現(xiàn)的時候，他正在瀘州協(xié)調(diào)物資調(diào)運，整個案子他都沒有經(jīng)手。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也就是案件了結(jié)后的第二個月，仲純信回到巴縣，吳萬書又來告狀了。他說之前和廖家私了，是迫于署理知縣的壓力。還說廖家收買了“發(fā)現(xiàn)”尸骨的張學禮，讓他做假口供，偽造現(xiàn)場等等。這些說法都符合之前的分析，是比較靠譜的，但是仲純信只寫了一堆模棱兩可的批詞，什么都沒做。
在《巴縣檔案》中，沒有這個案子的后續(xù)記錄，大概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吧。
廖吳氏命運的兩套“劇本”
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發(fā)現(xiàn)，每個社會階層、人類行動和歷史事件，都同時擁有兩套“劇本”——“公開劇本”和“潛隱劇本”。“公開劇本”是冠冕堂皇的、儀式性的、馴服的；“潛隱劇本”則是私密的、迂回的、離經(jīng)叛道的。
本文也同時展現(xiàn)了關(guān)于廖吳氏命運的兩套劇本?！肮_劇本”里，她莫名其妙地失蹤，背負著私奔、賣淫、妖術(shù)的嫌疑，又突然變成一堆自縊的白骨。全賴婆家、娘家、官府、鄉(xiāng)鄰的合作，使她靈魂得到超度，入土為安；“潛隱劇本”里，廖吳氏是一個剛結(jié)婚、尚未生育的年輕媳婦。在婆家，她處于最卑微、最壓抑的位置，長期遭受霸凌，最終死于家庭暴力。在她死后，夫家隱藏尸體七個月之久，待尸體化為白骨，拋入樹林，引發(fā)一場訴訟。在這場訴訟中，夫家脫了罪，娘家得到錢，廖吳氏死亡的真相卻被深深掩埋。
對比之下，這兩套劇本竟然如此割裂：為什么那一套虛假荒謬、設計拙劣的“公開劇本”會被幾乎所有人認可？為什么這個冤案在當時就是翻不過來？一個女性，生前經(jīng)歷不幸的婚姻，被苛待、被霸凌，年僅23歲不幸死去。然而死亡也沒有使她得到解脫，她的尸體、她的骨骸，還要配合夫家去完成一場表演。而這場表演就是為了抹黑她、遺忘她、將她從這個世界徹底驅(qū)逐。
寫到這里，我不僅想到了《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這個叛逆的女子，生前與命運抗爭，死后被鎮(zhèn)壓在一座塔下。而保存到今天的司法檔案中的文字，也分明就是鎮(zhèn)壓廖吳氏魂魄的塔。
最后，以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一句話結(jié)束本文：
如果相信社會這個動物在某個既定時刻所正好展現(xiàn)給你的面目，就是它的真正面目的話，那將是極為短視的。無人能夠完全知曉在整個人群的精神中休眠著的各種潛在可能。
（本文的檔案材料由張穎收集，并參考了張穎的論文：《乾嘉道時期巴縣檔案中的婦女——以〈巴縣檔案〉為中心》，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特此致謝！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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