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代史學者龍盛運的《湘軍史稿》，成書于1980年代，雖有著時代痕跡，卻是迄今有關湘軍史研究著作中頗為少見的佳作。絕版多年后，近日，重慶出版社再版了該書。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自書中第二章。
《湘軍史稿》，龍盛運/著，重慶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清廷于咸豐二年（1852）十一月任命曾國藩為團練大臣：“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xiāng)民，搜查土匪諸事務?！苯又至碇荚敿毿嫁k團練方針：“著各該督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并出示剴切曉諭，或筑寨浚濠，聯(lián)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拏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yè)，有事則互衛(wèi)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征調?！边@是鎮(zhèn)壓三省白蓮教大起義的故技重演，妄圖以此來割斷太平軍與廣大群眾的聯(lián)系，使之得不到人力物力的支援。而團練則是不脫離生產，不拿政府軍餉，不離本土本鄉(xiāng)的地主民間武裝；同時，團練還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轄，團練大臣則只是幫同辦理。
但是，曾國藩對這樣的團練和團練大臣沒有興趣，決心另搞一套。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國藩自湘鄉(xiāng)抵長沙，次日即上折奏陳他的計劃。折中雖然也談了辦團練、“查土匪”，但緊接著筆鋒一轉，大談“省城兵力單薄”，“本省行伍空虛，勢難再調”；他要在“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xiāng)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并指出綠營腐敗不可用，“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xiàn)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在曾國藩上此折的前三天，即十二月十九日由左宗棠草擬、湖南巡撫張亮基簽發(fā)的奏折中，也提出因兵力不足，欲“委明干官紳，選募本省有身家來歷，藝高膽大之鄉(xiāng)勇一二千名，即由士紳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
兩折的內容雖有差異，但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即要建立一支由士紳管帶，以農民為勇，并用戚繼光成法進行編練的軍隊。這與世兵制，將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綠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軍隊。事實上，這就是曾國藩、左宗棠建立湘軍的最初設想。這樣的決策，固然是因為他們的個人才識與魄力高于一般官僚，但也與當時的全國形勢，湖南地主階級在咸豐元、二（1851-1852）年對抗太平軍、鎮(zhèn)壓省內群眾的反革命實踐，有著重大的因果關系。金田起義以來，清軍與太平軍在各省，特別是在湖南的半年交戰(zhàn)，徹底暴露了八旗綠營腐敗，且毫無戰(zhàn)斗力；而湖南地主士人，如江忠源、左宗棠、劉長佑、羅澤南、王錱、陳士杰等，或出謀劃策，或親臨前線，或集團自守，不僅有效地鎮(zhèn)壓了境內的群眾斗爭，還屢當大敵，取得蓑衣渡那樣重大的勝利。此時的曾國藩雖在家守制，未直接參與各項事務，但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了各方面的情況，對本縣團練尤為關注。在致劉蓉的信中，他提出團勇不宜太多，要求對其進行整編，“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并表達了對羅澤南、王錱等人認真求實的辦事作風的贊賞，“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
這就是說，湖南士人對八旗綠營的腐敗十分痛恨，對其毫無信心，只能奮起自救，他們在鎮(zhèn)壓群眾起義的戰(zhàn)爭中鍛煉和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才干與力量，從而極大增強了自救的信心，甚至萌發(fā)了充當整個地主階級救世主的野心。曾國藩、左宗棠建立新軍的決策，正是湖南地主士人這種精神最集中的體現(xiàn)。當湘鄉(xiāng)團練調來長沙時，左宗棠卻因張亮基升任湖廣總督，隨同北去了武昌，之后又一直家居，直至咸豐四年（1854）三月，方應駱秉章之聘，再入巡撫幕。這樣，編練湘軍的任務就只能由曾國藩一人承擔下來。但是，曾國藩要完成這一任務，還存在種種困難，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就個人學識才干而言，曾國藩雖一向關心經世之學，但對軍事學既未深入講求，更無實踐經驗可言。如在前引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曾國藩很推崇傅鼐。其實傅鼐只不過是鎮(zhèn)壓苗民的劊子手，在軍事上并沒有多少建樹，更未經歷過大的戰(zhàn)陣，而曾國藩卻把他與著名的軍事家戚繼光并列，這反映了曾國藩軍事學方面的淺薄。這就是說，在軍事方面，曾國藩還有一個學習前人，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其次，就當時的省內外斗爭形勢而言，外有太平軍壓境，內有風起云涌的群眾斗爭。這就使曾國藩在編練湘軍的同時，還必須與這兩方對抗，否則，就不可能有籌餉練勇的安定環(huán)境。最后，就其所處地位而言，團練大臣固然是皇帝的欽命，也可以上奏言事，但詔書明言“幫同辦理”團練，正如曾國藩自己所說“處于不官不紳之地”，地位很尷尬。曾國藩僅僅是“幫同”，對于編練新軍，特別是省內政、財、吏、刑諸事務，各級官吏是不會容其插手的。而曾國藩卻不安于本職，既要建軍，又要干預軍政事務，且遇事雷厲風行，這就導致他與省內大吏的矛盾日益尖銳。這種矛盾的加劇，又促使官吏在地方士紳中尋求支持，從而使曾國藩在士紳，甚至是湘軍的士紳中，也難免遇到阻力。
總之，在完成建軍任務的同時，曾國藩還必須做到：一要鎮(zhèn)壓省內的群眾斗爭，抗拒入境的太平軍；二要處理好與省內各級官吏，特別是省中大吏的關系。建軍是他事業(yè)的基礎，也是他同省內官紳辦交涉時賴以自重的資本。這兩項則關系著湘軍能否獲得官紳政治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能否順利建軍。三者雖有主次之分，實則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曾國藩
湘軍建軍可以分為長沙和衡州兩個階段。咸豐二年（1852）底，在張亮基的札調下，湘鄉(xiāng)團勇千余人分兩批，王錱先帶一營到長沙，隨后羅澤南、康景暉又各帶一營前來。咸豐三年（1853）正月，張亮基赴湖廣總督新任，由潘鐸接署湖南巡撫。時太平軍已由武漢東下，正圍攻江寧，對湖南暫不構成威脅，且籌餉甚難，潘鐸與曾國藩商定，裁撤新舊勇三千余人，康景暉營亦在被裁之列。四月中旬，駱秉章回任湖南巡撫后，又先后招募湘勇二營，由鄒壽璋和曾國葆（國藩親弟）分別管帶。不久，又因江忠源之請，曾國藩令寶慶知府魁聯(lián)及江忠淑在新寧、邵陽、新化招勇兩千，令朱孫詒在湘鄉(xiāng)招一千二百人。此批甫一召集，南昌被圍吃緊，其中除邵陽、新化勇外，其他全部由郭嵩燾、江忠淑等帶領，再加上羅澤南一營及兵六百，共三千六百人，分三批東援江西。這是湘軍作為獨立的軍事力量，第一次大規(guī)模出省作戰(zhàn)。其規(guī)模之大，成軍之迅速，反映出湖南地主辦事既認真，效率又高，這與清廷征調之緩慢，綠營行軍之拖延，形成尖銳的對照。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會不定期考察省城之綠營弁兵，力求加以整頓。他一面專折奏獎塔齊布、諸殿元，褒獎塔齊布“忠勇奮發(fā)，習勞耐苦，深得兵心”，諸殿元則“精明廉謹，膽勇過人”，要求破格提拔；一面專折奏參長沙協(xié)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當太平軍攻長沙，“轟陷南城，人心驚惶之時，該將自行摘去頂戴，藏匿民房，所帶兵丁脫去號褂，拋棄滿街”，要求將清德“解交刑部從重治罪”。此舉對湖南綠營雖未起到多大促進作用，但塔齊布從此對曾國藩感恩戴德，成為湘軍得力大將。在塔齊布的帶領下，數(shù)百綠營兵也加入湘軍行列，后益以寶勇，塔齊布營遂擴充為兩營。至六月，江忠源系統(tǒng)的楚勇在外，曾國藩經手編練的湘軍已達三千多人。其中援江西的數(shù)營雖大部分不久被汰撤，但王錱、羅澤南、鄒壽璋、曾國葆、塔齊布等營卻訓練有素，成為湘軍的骨干力量。更為重要的是，曾國藩識拔了王錱、羅澤南、塔齊布這樣后來對湘軍發(fā)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將才，其中塔齊布尤為重要。塔齊布不僅兇悍死戰(zhàn)，“每戰(zhàn)不令士卒出己前”，又能“與最下卒同甘苦”，深得軍心，所部“雜用兵勇，皆得其死力”。而且，他還是滿洲鑲黃旗人，曾為三等侍衛(wèi)。湘軍初立，營官弁勇幾乎全為湖南人，甚至多與曾國藩同縣，塔齊布加入后，曾國藩又大加保舉，咸豐四年（1854）即驟升為湖南提督，幾成湘軍副帥，這就沖淡了湘軍濃厚的地方色彩，有助于減輕滿族貴族的猜忌，從而在政治上，起到了其他將領無法實現(xiàn)的重大作用。
湖南是白蓮教、天地會和少數(shù)民族反清勢力三股力量的交匯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反抗力量雖在乾嘉大起義和之后的斗爭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但白蓮教、天地會的力量卻在不斷得到加強。金田起義，特別是太平軍過境以后，雖然有的反抗力量因起義失敗而有所損失，更有一部分人隨太平軍東去，但湖南境內仍蘊藏著巨大的革命潛力。正如曾國藩所說：“湖南本會匪卵育之區(qū)，去歲從洪逆去者，雖已分其強半，而余孽尚在伏莽。即素未入會之徒……亦且囂然不靖，思一逞其恣睢。”據(jù)此，他預測：“土匪竊發(fā)之事，殆將月月不免，而東南山多之地，行且縣縣相繼。”其后續(xù)事態(tài)發(fā)展完全印證了曾國藩的預測。正是從這一預測出發(fā)，曾國藩認為“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把鎮(zhèn)壓群眾與建立湘軍同列并重。事實上，由于太平軍東下，暫未構成威脅，再加上財政拮據(jù)，建軍因餉缺而不能大舉進行，在正月至五月間，曾國藩更側重于“除暴”。他反復向官紳強調“方今吾鄉(xiāng)之患，在土匪猶有未盡”，“芟除土匪為第一要務”。五月以后，太平軍雖時而入江西，時而趨湖北，但他在擴軍援江西的同時，仍加緊進行所謂“除暴”。
曾國藩在省內“除暴”，主要通過兩項措施來實行：對于正在活動，或并未活動的“會匪”或嫌疑犯，依靠團練來捕殺和控制；對于起義的革命群眾，則派湘軍和其他兵勇前去鎮(zhèn)壓。
湖南團練，在金田起義前后，官府已大力舉辦，雖其中許多有名無實，敷衍從事，但也有不少在實力奉行，如常寧。太平軍進入湘南，士紳李孝經（舉人、知縣）、唐訓方（舉人）等，立即“同盟于關廟，誓賊來而不殺賊者，明神擊之”，并在縣城設城局，主持全縣團練；四鄉(xiāng)共立三十二團，“有警每團十人入城守，有急則倍之”。又如湘鄉(xiāng)縣令與士紳商定：“團練無分大小，俱令先練族，隨練團。”縣令發(fā)給族長、房長札委，這使族權與政權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更嚴密地控制群眾。咸豐三年（1853），藍山更在辦團練的基礎上，建立縣級武裝，招募義勇，加上原有民壯，共達四百余人，號曰“藍勇”；原有團練，“亦編為伍籍，期會操演”。
曾國藩就任團練大臣后，把團與練分開，“團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制器械，造旗幟，請教師，揀丁壯”。并定期操練，甚至還要立寨筑堡。前者費少事簡而易行，后者費多事繁而難行?！胺浇癜傩崭F困”，經費難籌，故他力主“團則遍地皆行，練則擇人而辦”。一般縣城條件較好，可以辦練，用以守衛(wèi)縣城；鄉(xiāng)間條件差，只辦團。曾國藩還注意辦族團，“以一方之正人，辦一方之匪徒”；“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為此，他頒發(fā)了族團章程，并發(fā)給鄉(xiāng)團、族團頭目執(zhí)照，令其稽查拘捕所謂“匪類”。此外，還在長沙、衡州兩城，頒布街團章程，委派專人辦理。
曾國藩上述辦團練方針并未完全貫徹下去。有的州縣官紳，除了在縣城辦練，還在鄉(xiāng)村既辦團，又辦練。如湘鄉(xiāng)，咸豐三年（1853）九月，在縣城募勇二百名，嚴加訓練，作為縣級武裝。復令每都選派“勁勇”百名，并在《百勇練局條規(guī)》中，對其訓練、派費等項做出明確規(guī)定；同時，又頒布《挨戶團練章程》，令各鄉(xiāng)各村普遍辦團。這就是說，士紳積極性高漲，超過曾國藩的要求，自行加碼。當然，也有敷衍了事，達不到曾國藩要求的。但曾國藩辦團練的總精神在絕大多數(shù)州縣得到貫徹，即依靠士紳，嚴密搜查監(jiān)視，并殘酷打擊所謂“匪類”。士紳們紛紛告密，捕人送官，甚至擅殺。曾國藩不僅對此大加鼓勵，號召士紳們不要管什么仁義，不要怕傷“陰騭”，要大殺多殺；同時，他自己也大揮屠刀，“一意殘忍”，專門成立發(fā)審局，“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三科”。前兩科自然是死，后一科非死即殘。總之，就是殺！殺！區(qū)別只是殺的方式不同而已。這樣嗜殺成性，又揚揚自得，人們就呼他為“曾剃頭”。官吏們競相仿效。如藍山知縣張嗣康在咸豐三、四年任期內，僅在清鄉(xiāng)就屠殺群眾數(shù)百人。又如，自稱“秉性慈善”的寧遠知縣劉如玉，咸豐二年（1852）四月到任，至五年（1854）八月，“實共殺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寧鄉(xiāng)團練在全縣八個都（共十個都）中大肆捕殺匪類，焚燒“匪巢”。在這樣瘋狂的屠殺下，不少地區(qū)的秘密會黨宗教嚴重受挫，骨干力量不是被殺，就是外逃，極少數(shù)保存下來的，也只能深匿不敢活動。如太平軍入境長沙、寧鄉(xiāng)時，就無人敢于響應，“土匪不敢竊發(fā)”，“土匪無一起而應者”。
曾國藩的“除暴”，主要是鎮(zhèn)壓群眾武裝斗爭。咸豐三年（1853）這一年中，湖南仍連續(xù)爆發(fā)武裝起義。如湘陰周甲借團練的名義，聚眾樹旗，圖謀起義，因過早暴露而失敗。醴陵潘應光以齋教團結數(shù)千人，與團練和前來增援的湘軍激戰(zhàn)，犧牲數(shù)百人而失敗。湘南仍是全省武裝斗爭的中心。正月就在常寧白沙堡揭開了本年斗爭的序幕。地方官報告：“匪徒”四百余人，“旗幟槍械俱全，沿途張貼偽示，稱受偽東王札諭，劫掠富戶，裹脅村民”。曾國藩立令劉長佑、王錱帶隊前往鎮(zhèn)壓，行至衡州，此股起義已被當?shù)乇聯(lián)羯?。但衡山又有群眾起義，遂移軍前往，屠殺數(shù)百人，義軍首領李躍亦被俘殺。五月，江西起義者入桂東，王錱軍馳往堵?lián)?，越境襲殺起義者七百余人。這時兩廣天地會起義軍迫近湘南，曾國藩命王錱屯扎郴州，張榮組領他支鄉(xiāng)勇駐防永州，以為預防。七月，王錱擊走攻占興寧的廣東天地會軍后，即大力辦團筑堡，張貼告示，反復強調“欲求可以保民之道，斷非練團練族不可”；并告誡“倘仍疲玩不遵，或奉行故事”，就要“從重究辦”。又傳集士紳，商訂練勇辦團及勸捐章程，親加督促檢查。同時，還大肆進行所謂“清鄉(xiāng)”，僅在桂東沙田墟一帶，就屠殺五十余人，燒毀“匪巢”四十余所。王錱認為這是他成功的經驗，以后“所至之處，每兼辦團練輔之，其能以寡勝眾，亦每借助于此”。
對湘南地主最大的威脅，不是兩廣天地會，而是本境天地會。曾國藩早在二月就指出：“衡、永、郴、桂尤為匪徒聚集之藪?！币院箅m不斷有群眾起義和斗爭，但真正顯示自己的力量卻在這年冬。十月，常寧天地會軍圍攻縣城，曾國藩立令湘軍一營增援。后來各種情報說明，湘南天地會是一個有機整體，以何賤茍為首，在常寧、桂陽、道州、寧遠等州縣設立據(jù)點，且與兩廣天地會及太平軍都有聯(lián)系。正如曾國藩所說，“實與太平賊相通”，其大旗二面，“上繪龍虎，中書大字四：一曰‘定中掃清’，一曰‘集賢招勇’……其各種印板，如號衣、腰牌，圣兵前幾軍、后幾軍之類甚多”。這與天地會傳統(tǒng)的反清復明口號不同，而與太平天國《奉天討胡檄布告四方諭》的思想頗為接近。其軍隊編制更是明顯向太平軍學來的。更令曾國藩等害怕的是，何賤茍等不僅有眾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縣，且正在迅速發(fā)展，僅常寧洋泉一帶入會者就不下四千人，有的地主，甚至士紳也被裹挾進來。這樣強大的湘南天地會，一旦起義成功，其本身就足以對湖南的封建統(tǒng)治構成嚴重威脅；更何況它還可以南聯(lián)兩廣天地會，北聯(lián)正在湖北活動的太平軍。這樣，湖南地主家園就會被摧毀，襁褓中的湘軍也行將夭折，兩湖與兩廣的革命力量勢必連成一片，從而對整個戰(zhàn)局產生重大影響。曾國藩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乘其初起，立腳未穩(wěn)，調動兩千多兵勇，在常寧、嘉禾、道州、藍山等州縣，跟蹤追擊，終于在十二月，將義軍擊潰。這次起義雖然使湘南天地會損失慘重，但何賤茍、何祿等首領仍然逃出了魔掌。
在咸豐二、三年，湖南官紳鎮(zhèn)壓了各次起義，捕殺了大批革命群眾，從而成功地撲滅了太平軍過境時所掀起的革命熱潮，初步達到了他們“安內”的目的。
環(huán)繞著上述建軍和“除暴”兩大任務，曾國藩與湖南官府，特別是巡撫、提督和兩司的矛盾，也日益加多和尖銳起來。早在京官時期，曾國藩就對官僚們的昏庸茍且、貪贓枉法深為不滿，甚至十分痛恨。就任團練大臣后，更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認為正是這種作風釀成了當時的革命，“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兇頑丑類，概優(yōu)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于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因之，他辦事時就力矯此習，“于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有的“犯人”已解送長沙府縣衙門，他也派人強行提走，自行處置。有時甚至還直接拘殺官衙中的吏役，“奸胥蠹吏，亦時便宜誅之，牧令皆悚息”。這樣跋扈的做法，既使巡撫、兩司十分不滿，也讓他們感到難堪。綠營為經制兵，向歸總督、提督管轄，各級地方官，甚至巡撫（撫標在外）也無權過問。但曾國藩卻令駐長沙兵與湘軍一同操練，長沙協(xié)副將清德按規(guī)矩，拒不聽命，對聽從曾國藩的命令并認真操練的塔齊布更是“伎恨次骨”，遂慫恿湖南提督鮑起豹下令禁止弁兵會操。但曾國藩毫不退讓，針鋒相對，奏參清德，奏保塔齊布。這就使曾、鮑之間形同水火，從而引發(fā)了兵勇武裝沖突?！佰捅鴪?zhí)旗吹號，操軍火器械”，“尋湘勇而開仗”，甚至打壞曾國藩的行館，“殺傷門丁”，危及曾國藩的人身安全。巡撫衙門與曾國藩的行館緊鄰，對這樣“犯上”的嚴重事件，駱秉章初時卻佯為不知，任弁兵哄鬧；后來雖不得不出來敷衍一番，但對鬧事弁兵卻不認真查處。原來駱秉章對曾國藩一系列侵犯官權的行為，早就不滿，甚至示意曾國藩，“不宜干預兵事”。這樣，本來就對曾國藩不滿，又善于迎意承旨的司道等官，更群起而攻之，怨曾國藩“操切”致變。
曾國藩與軍政大吏的矛盾雖然很尖銳。但處于誰也趕不走誰，不能不共處的相持狀態(tài)。駱秉章無明顯可供人參劾的劣跡，曾國藩不敢輕易一試；而曾國藩既是全省士紳的頭領，又在練兵辦團中做出了成績，得到了咸豐帝的嘉許，駱秉章自然也不敢輕易一參。更為重要的是，五、六月以來，不僅“內亂”時作，且太平軍西征軍時而襲擾江西，時而攻擊湖北。在這種形勢下，雙方都不能不考慮省內政局的大變動，對“安內攘外”大局所造成的嚴重影響。正如曾國藩所說：“時事如此，若非同心協(xié)力，勉強支撐，愈不可問?！睘榱司徍兔埽瑸榱吮阌诰徒?zhèn)壓湘南革命群眾，曾國藩決計離開長沙，于八月二十七日移駐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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