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首相”俾斯麥、猶太銀行家布萊希羅德，這是一對曾經(jīng)在德國政壇叱咤風云的組合，前者在臺前呼風喚雨，后者在幕后提供支持，正是這“金與鐵”的組合，奠定了德意志帝國的崛起。
但一切總有結(jié)束時，弗里茨·斯特恩在《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一書中寫道：“俾斯麥時代結(jié)束了。布萊希羅德直到最后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最后幾周的不確定中，他是活動和陰謀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和派系都試圖利用他，但他為俾斯麥所做的努力失敗了。他甚至要為此承擔些許責任。因為在俾斯麥統(tǒng)治的最后——就像帝國在凡爾賽誕生之時——布萊希羅德的形象讓德國精英潛在的反猶主義公開顯現(xiàn)出來。”
《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美] 弗里茨·斯特恩著，王晨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2024年1月版
此時的布萊希羅德曾流下眼淚，在斯特恩看來，他的眼淚并非政治人物的表演，而是真心的。因為“他與俾斯麥的親密關系已經(jīng)維持了二十八年，與那個偉大人物的相處無論有時多么艱難，它都讓布萊希羅德在感覺和實質(zhì)上擁有重要性，那是他身份的一部分……剩下的只有悲傷，因為他與權(quán)力的聯(lián)系被切斷，他為大人物服務的習慣被打破。俾斯麥的倒臺也意味著布萊希羅德的失勢，他特殊的太陽落山了。眼淚是為自己而流。”
保守容克與猶太銀行家的各取所需
弗里茨·斯特恩試圖在《金與鐵》中詮釋這樣一個事實：1862年在普魯士議會上的演講為俾斯麥贏得了“鐵血宰相”的稱號，但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錢與煤鐵，而不是鐵血。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的關系背后，是德國政界與金融界千絲萬縷的關系以及資本主義新世界和古老封建舊制度的碰撞。
同時，作為少數(shù)族裔的猶太人，他們的成功及社會流動帶來的利益沖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國及其統(tǒng)治階層的脆弱，更展現(xiàn)了財富的兩面性——既威脅到傳統(tǒng)，又提供了社會流動的希望。
格爾森·馮·布萊希羅德出身金融家庭，父親就是銀行家，他子承父業(yè)，并建立了自己的商業(yè)帝國，也贏來了名字中的“馮”字——這是貴族的象征。但這一切來之不易，當時的猶太人被基督教敵視，始終生活在社會邊緣，只能依靠那些非猶太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來謀生（比如放貸和沿街售貨等），基督教則因為猶太人的謀生選擇而指責他們只關心錢，卻未想到他們只能如此。越是擁有財富的猶太人，就越渴望能夠融入上流社會。但即使布萊希羅德在1872年被擢升為世襲貴族，上流社會對他的觀感也沒有太大變化。而且，布萊希羅德的成功和努力，并沒有讓猶太人整體受益，反而還為精英猶太群體招致更多惡意。當時的普魯士貴族總是有求于布萊希羅德，卻又恥于和他公開扯上關系，表面對他客客氣氣，背后卻百般貶低。
奧托·馮·俾斯麥名字中的“馮”并非后天爭取而來，而是出生自帶，這是容克身份的象征，其家族史甚至比普魯士王室還要悠久。
一個是在備受壓迫的猶太人群體中成功脫穎而出的巨商，一個是容克出身的頑固保守者，布萊希羅德與俾斯麥的合作在那個時代并不常見，甚至看起來有些違和。但在那個歷史當口，他們確實不謀而合，各取所需。
普魯士容克不同于人們熟悉的英法貴族，他們粗野簡樸，不尚奢侈，當然，這更多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足夠的經(jīng)濟能力。即使俾斯麥在容克階層中已經(jīng)相當富裕，仍然需要支援。因此，當一個容克希望在政壇有所作為時，一個需要政治力量給自己提供庇護、實現(xiàn)階層跨越的猶太有錢人，反而會成為他的最佳拍檔。
這也跟俾斯麥曾經(jīng)的年少荒唐有關，他有過花錢如流水的日子，但背上一屁股債后，父親拒絕為他償還。經(jīng)此一役，他顯然痛改前非。盡管在政壇闖蕩時，有布萊希羅德為之保駕護航，他仍然對經(jīng)濟極其敏感，生活也非常節(jié)儉。當然，這種看起來雷厲風行的節(jié)儉也更契合“鐵血首相”之名，雖然實質(zhì)上的俾斯麥，是一次次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獲利者。
布萊希羅德在俾斯麥最困頓的時候來到其身邊，也為俾斯麥做了太多事。普丹戰(zhàn)爭的勝利、普意同盟的促成、克尼格雷茨戰(zhàn)役的獲勝以及普魯士隨后獲得的德意志霸權(quán)，是俾斯麥合縱連橫的成功，布萊希羅德也都參與其中。他的奔走籌款，讓普法戰(zhàn)爭的勝利天平最終傾向普魯士，他大大推動了鐵路國有化進程，還參與了德國的非洲殖民。當然，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的關系在很大層面上并非正大光明，俾斯麥雖然是普魯士崛起的重要推手和受益者，但基于自己的出身，更傾向于保守派，因此也很難真正為布萊希羅德這種為自己提供金融服務的“手套”站臺，甚至會將對方放在隱秘處。
布萊希羅德也接受了這一點，甚至不惜為此做出許多違心之事。比如說，出于金融專家的直覺，布萊希羅德肯定希望放貸給那些安定繁榮的國家以確保收益，但俾斯麥顯然更希望把錢用在那些能夠雖然亂，卻能給自己帶來政績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布萊希羅德只能放棄自己的常識認知，為俾斯麥服務。這也是德國資產(chǎn)階級（以猶太人為主）軟弱的一面，他們無法像英國同階層那樣成為社會變革的中堅，對民主代議制的支持并不堅定，因為自身地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附于權(quán)力，被保守勢力輕易拉攏。
普魯士需要偉大人物扭轉(zhuǎn)國運時，總有人會出現(xiàn)
為俾斯麥服務，也就是為德意志服務。在世界歷史上，從小國變身大國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普魯士的崛起，堪稱最傳奇之一。
1415年，普魯士王國的前身——勃蘭登堡選侯國，僅僅是神圣羅馬帝國所有選侯國中最不起眼的那個?？墒堑搅?00年后的“一戰(zhàn)”前夕，它已統(tǒng)一了德意志，成為德意志的絕對主導，讓德國崛起為爭奪世界霸主之位的歐洲強國。
一個國家如何在500年間改變自己？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這個過程也絕非坦途，在普魯士的崛起過程中，曾有四次衰退，甚至一度面臨亡國的危險。尤其是1756年開始的七年戰(zhàn)爭，面對奧地利、法國和俄國等組成的聯(lián)軍，普魯士一度陷入絕望。面對拿破侖時，普魯士一度被瓜分。但在這些歷史的緊要關頭，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等橫空出世、力挽狂瀾。
《帝國的崛起：從普魯士到德意志》，［英］約翰·馬里奧特/［英］格蘭特·羅伯遜著，褚嘉君譯，重慶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馬里奧特與格蘭特·羅伯遜在合著的《帝國的崛起：從普魯士到德意志》中總結(jié)道，縱觀德意志的發(fā)展史，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當普魯士需要一位能銘記教訓并善于探索的偉大人物扭轉(zhuǎn)國運時，這位偉大人物就一定會出現(xiàn)。
腓特烈大帝就是典型例子。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大帝繼位，從此開始長達46年的統(tǒng)治，帶領普魯士躋身歐洲強國之列。
腓特烈大帝被后世譽為最典型的德國人，他意志堅定，永遠信奉絕對理性，將國家利益視為一生追求和最大責任。對他而言，普魯士的強大高于任何其他考慮，甚至讓他行無恥之事也在所不惜。在任期間，腓特烈大帝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追求不擇手段，各種暴力和欺詐從未停止。
腓特烈大帝的作風也是德國后來者所堅持的，俾斯麥就是如此。當然，俾斯麥比腓特烈大帝更擅長詭謀，也更能退讓和忍辱。他在外交場域表現(xiàn)最為出色，周旋于歐洲各國之間，幾乎算計了所有人。當然，也正如書中所說，俾斯麥在“性格和行為中有太多需要批判或自省的地方”，他的本性是“冷酷、執(zhí)著、粗俗而又追求自我滿足的”?！督鹋c鐵》中也寫道：“俾斯麥作為政客的偉大之處正是在于其見機行事的能力，尋找（有時是營造）正確的時機和突然的機會，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和技巧利用它們。長期規(guī)劃必然導致選擇面縮小。俾斯麥將不愿做選擇這典型的人類特點提升為一種至高的政治優(yōu)點。發(fā)明“多重選擇戰(zhàn)略”最能體現(xiàn)他的天才?！?/p>
俾斯麥與大敵奧地利之間的關系處理，就展示了他的外交技巧和不擇手段的作風。
以1863年為例，當時丹麥國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腓特烈七世去世，因為無嗣，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這兩個居民多為德意志人的公國，歸屬權(quán)問題再次成為焦點。
俾斯麥決心把這兩個公國收入普魯士囊中，而不是交給所謂的德意志“邦聯(lián)”。他希望將與此關系不大的奧地利拉進來，成為自己的籌碼。但奧地利似乎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除非吃錯了藥。長袖善舞的俾斯麥卻以自己的方式說服了奧地利，有意思的是，他利用的是專制者的恐懼，“奧地利君主做出了愚蠢的判斷，以為除了與普魯士合作，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抑制德意志的自由主義，所以抓住了普魯士伸出的友誼之手，但這只手將給奧地利及其君主帶來深深的羞辱?！?/p>
結(jié)果，普魯士與奧地利攜手出兵，迫使丹麥在次年簽訂《維也納和約》，將兩個公國割讓給奧地利和普魯士。這次掠奪招來全歐洲的指責，因為它嚴重違反了國際公法和原則，被視為僅次于瓜分波蘭的霸道掠奪。
但俾斯麥顯然不在意這樣的風評，何況有奧地利一起背鍋。對于他來說，最重要的其實是下一步如何一腳踢開奧地利，獨占這兩個公國。
于是，俾斯麥繼續(xù)在外交場域展開攻勢，一方面與俄羅斯確立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與拿破侖三世進行了著名的比亞里茨會談，利用后者對法國國內(nèi)形勢和自身權(quán)力的焦慮，成功說服對方。但最有趣的是，俾斯麥在比亞里茨會談中給了無數(shù)暗示性的承諾，但一份真正的文件都沒有簽署過，這樣的手腕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更重要的是，在這幾年中，俾斯麥一方面利用奧地利，將它拉上進攻丹麥的賊船，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著相當強硬的對奧立場，并時刻準備著對奧戰(zhàn)爭。早在1863年，奧地利提出要所有諸侯國君主和利伯維爾齊聚法蘭克福，大家一起商討德意志邦聯(lián)的改革以及如何實現(xiàn)德意志的統(tǒng)一大業(yè)，唯有普魯士拒絕邀請，這是因為俾斯麥堅持“奧地利的改革方法并不符合普魯士王室的地位與德意志人民的利益”。
《帝國的崛起》成書于1915年，兩位作者當時并不知道一戰(zhàn)的最終解決，更不會預見到二戰(zhàn)。當然，他們對德國歷史的解讀并不過時，對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等人的描繪，甚至點出了德國未來步入歧途的“基因”。
《金與鐵》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是流亡美國的猶太學者，他于1926年出生于德國布雷斯勞一戶富裕的猶太人家庭，1938年受德國國內(nèi)形勢所迫而移居美國。曾在納粹德國統(tǒng)治下生活五年的經(jīng)歷，讓他始終在探尋一個問題：“邪惡的普遍可能如何在德國成為現(xiàn)實？”
他的答案是，德國的工業(yè)化和社會轉(zhuǎn)型是在“瘸腿”狀態(tài)下進行，政治和經(jīng)濟始終沒有同步，權(quán)力配置也完全脫節(jié)。產(chǎn)業(yè)工人階層、資產(chǎn)階級和掌握土地的貴族并存，偏偏后者依然掌握著政治權(quán)力，這也使得德國處于一種半封建的資本主義狀態(tài)，未能轉(zhuǎn)型為正常的民主現(xiàn)代國家，最終走向納粹主義。
俾斯麥的政治手腕令無數(shù)權(quán)謀愛好者崇拜，但這恰恰阻礙了德國的轉(zhuǎn)型，使得德國統(tǒng)治階層沒有放棄壟斷權(quán)力，更沒有建立更公平的政治體制。
在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初，曾經(jīng)有過短暫的經(jīng)濟繁榮，但隨后就是金融市場的崩潰。俾斯麥拋棄了短暫的自由黨盟友，并在1878年大選獲勝后推動自己的保守主義道路。
對于猶太人而言，這也并非好事，弗里茨·斯特恩認為，在德國，“貧窮而貪婪的武士—地主階級的道德支配意味著金錢話題滿載虛偽和禁忌，比類似情感以某種沉默形式存在的其他國家更加嚴重。一門心思關心錢沒有好處，但就像德國的例子所展現(xiàn)的那樣，否認錢的重要性，或者向往由榮耀或美德而非金錢決定地位的田園詩般的過去是一種愜意但危險的幻覺。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民族主義出現(xiàn)好斗和排外的特點；比起其他地方的狹隘，它甚至更加無法容忍多元文化，或者既在國內(nèi)保持團結(jié)又與國外維持特殊關系的少數(shù)族裔?！?/p>
也正因為這樣，《金與鐵》中這樣詮釋布萊希羅德的職業(yè)生涯：“（它）反映了他所屬的兩個世界的某些基本過程，其中一個是他誕生的地方，另一個是他迫切渴望的地方。他生來是猶太人，選擇成為德國人。多年來，他認為自己可以把這兩個世界合而為一，與猶太世界的私人和松散的關系不會與在德國世界中的公共和更重要的角色發(fā)生矛盾。事實上，他的中年見證德國人與猶太人社會最風平浪靜的融合時期，他的晚年則出現(xiàn)對這種融合的第一次有組織否定，他的成功本身被視作否定的理由?！?/p>
被遺忘的布萊希羅德
隨著威廉一世的去世、愈演愈烈的反猶騷亂，讓俾斯麥和布萊希羅德這對曾經(jīng)堅不可摧的同盟最終瓦解。俾斯麥無法解決與威廉二世的矛盾，布萊希羅德則成為犧牲品，俾斯麥也在1890年黯然下臺。
可以肯定的是，俾斯麥始終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對一切的判斷都基于利益。在需要經(jīng)濟支持時，他會借助猶太人的力量，但當反猶主義高漲，同時猶太人中的新興階層又支持自由派，與自己的保守理念相抵觸時，他又會將布萊希羅德這位親密戰(zhàn)友放在尷尬境地。尤其是1879年，因為最大反對者進步黨的領袖多是猶太人，俾斯麥對反猶主義也越發(fā)縱容。此后反猶主義成為德國政治斗爭的重要基調(diào)，在俾斯麥下臺后仍然延續(xù)。
而且，布萊希羅德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消失于歷史記錄中，也與俾斯麥本人在回憶錄中的避而不談有關。當然，在俾斯麥下臺后，布萊希羅德維持著與他的友誼，這顯然超脫了功利性。畢竟，在俾斯麥執(zhí)政后期，親信紛紛背叛，他已經(jīng)淡忘了何為忠誠。
弗里茨·斯特恩還寫道：“這遺忘與金錢有關，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與羅斯柴德爾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xù)太久。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p>
晚年備受反猶主義困擾的布萊希羅德，在1893年去世時反而極盡哀榮，這是因為他晚年在慈善事業(yè)上的努力，因此德國新聞界稱他為“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
《金與鐵》中寫道：“布萊希羅德沒有墓志銘。他留下一個成就、勝利和毀滅的故事，一個徒勞的希望被歷史潮流撕碎的故事。他是德國社會大轉(zhuǎn)變的一部分；他的人生（包括成功和痛苦）折射出那個社會的活力和有缺陷的特點。他的多重公共角色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但甚至他的私人生活也被他與一個迷人但不友好的社會的茫然斗爭所支配。他同時是那個社會的主人和奴隸。德國最富有的人遠非最自由的人。他的故事講述他本人和他人對他的狂妄，講述黃金鎖鏈如何蒙蔽人們的雙眼，讓他們接受鋼鐵般無情的奴役。他人生中的某些教訓遠比他的影響或財富更加重要：它們是他永恒的紀念碑?！?/p>
而在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身后，德國一步步走向災難。繼任的當權(quán)者比俾斯麥更加貪婪，卻又沒有后者的精明謹慎，從一戰(zhàn)到二戰(zhàn)，背后是德國政治的缺陷與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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