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王健，少年由石河子入滇，定居春城，平素喜收集地方史料，對云南風土人物發(fā)見頗多。他說，《云南日報》前總編輯李孟北值得寫，并慨然提供照片數(shù)組，日記和簽贈本各一。筆者即以此為中心，細加考究，發(fā)現(xiàn)這是一位集打入傅作義《平明日報》的地下黨員、優(yōu)秀的黨報工作者、寫各類文章的行家里手、市州黨政“一把手”于一身的革命知識分子。需要提前說明的是，因學識和信息量所限，一批照片的歷史背景尚不清楚。筆者僅從較有把握的新史料出發(fā)，找到五個“由頭”來入手探討，篇幅長短不拘，以期對后人了解這位新云南人的生平事跡有所助益。
一、李孟北與鄧拓的合影
1962年初，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來到昆明，李孟北、時任省委宣傳部部長袁勃等人親自陪同，一起放舟滇池，游覽西山。鄧拓還抽空翻閱了《云南日報》近幾年的報紙，稱贊該報的《文化生活》副刊“辦得很活躍嘛”，同時為《云南日報》社寫了幾幅條幅（劉祖武、孫官生：《李孟北評傳》，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71頁）。上面這張合影，攝于西園別墅主樓側面，右一李孟北，當時不過38歲，最年輕，右二鄧拓，右三應該年齡最長，待考，右四袁勃。西園別墅原為盧漢的私人園林別墅，法式風格，建國后由云南省人民政府接待處管理使用。它位于西山腳下，伸入滇池，環(huán)境優(yōu)美，鄧拓來昆明應該就住于此。照片中，四人身著中山裝，面朝浩渺滇池，感受著冬日的暖陽，鄧拓相對而言不茍言笑。2021年夏，王健兄曾入西園參觀，所拍照片中有一張是主樓外景，經過比對，判斷四人站的位置大概是在下面照片中的左側角，不知準確否？
回望當年，平津戰(zhàn)役展開之際，華北《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袁勃帶領一支先遣隊隨軍北上，成員有劉希玲、張更生、李原、林鈞、何燕凌等人，于1月31日進入北平城，2月2日正式創(chuàng)刊《人民日報》北平版，作為中共北平市委機關報。之前因為身份暴露撤回解放區(qū)的李孟北，在此用人之際加入辦報隊伍，重新當起了記者。而鄧拓當時的職務是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協(xié)助市委宣傳部部長趙毅敏指導《人民日報》北平版的創(chuàng)辦工作。3月15日，華北《人民日報》移北平出版，《人民日報》北平版改名為《北平解放報》，鄧拓兼任社長。4月，趙毅敏南下，鄧拓接替其職務。8月1日，《人民日報》正式升格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鄧拓出任總編輯?！侗逼浇夥艌蟆穭t于此時?？?，8月11日人員成建制南下，先到南京，編入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第二大隊政委袁勃，政治處主任劉希玲，中隊長李孟北，教導員李原，于10月1日啟程趕赴云南。翌年3月4日，《云南日報》創(chuàng)刊發(fā)行。新成立的《云南日報》社，第一任社長即袁勃，第一任總編輯是劉希玲，李孟北、李原和林鈞被戲稱為“三大主任”，分別負責采訪工作、編輯工作和群眾工作。1953年春，李原和林鈞先后調離，《云南日報》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孟北、夏雨、周鐘德等人負責。1956年，李孟北升任總編輯，此職務一干就是十年（按：本段所涉歷史相當復雜，先后參考了《李孟北評傳》、《鄧拓傳》，以及李原、何燕凌、錢江、徐國慶和徐瑞云等人的文章，無法一一注明，一并感謝致意）。因此，在北平的這幾個月里，鄧拓是袁勃、李孟北等人的上級，雙方應該在工作上或私底下有一定的接觸，結下了交情。
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合照中的右三那位，筆者一開始懷疑是劉希玲，后來在微信公眾號“錢江說當代史”上看到一篇劉希玲和陳玉秀愛情故事的文章，里面有一張《北平解放報》編輯記者的合影，劉希玲也在其中（左上圖后排右二），先前的猜測隨即被否定。不過，也正是這張合影，讓筆者忽生似曾相識的感覺——之前未能辨識的照片中，有位高個子男性，基本可以判定是劉希玲（右上圖左二）。當時他和三位女同志，正面帶笑容地走在天安門廣場上，背后是人民大會堂。
上面這張四人合影，因為水邊風大，每人都戴一頂帽子，三人穿呢子大衣，袁勃系圍巾一條，但袁勃的中山裝、最左待考者露出的衣領和文中第一張合影一致，推測是同一天所攝。這張合影的構圖頗講究，微波泛起的滇池上，浮動著一只白舟，遠處橫亙著西山“睡美人”的身姿，天水皆蒼茫。他們所處的位置，原本以為還是在西園，后面王健兄和筆者結合地圖及相關老照片，斷定是在現(xiàn)今的海埂公園，與西園隔水相望。市民多在此游泳、眺西山，還可賞晚霞與秋月。鄧拓給《云南日報》社所寫的條幅中，有一首耐人尋味的詩作《泛舟滇池有感》，與此照頗為應景：
偷取銀河水一匙，化成草海與滇池。
乘舟頗愛風波靜，舉網漸稀魚鱉嬉。
物本天然當有用，事如容易又奚奇？
興邦歷代多新政，溯遠探源便可知。
二、大過口“社教”
這張照片，李孟北穿著樸素，和一位也是干部模樣的中年男性站在山地上，面露微笑。由背后題字可知，這是1963年8月在大過口搞“社教”試點時所拍。大過口，如今是楚雄市一彝族鄉(xiāng)。但據(jù)《楚雄市志》，一直到1966年才單設大過口公社（相當于鄉(xiāng)鎮(zhèn)一級）。在李孟北留影前后這段時間，后來的大過口公社所轄地，應該大部分屬于三街公社，少部分屬于中邑舍公社（按：1963年底分別改叫三街區(qū)、中邑舍區(qū)）。筆者傾向于拍照地當時屬于三街公社。李孟北于1963年7月至次年2月，擔任省委山區(qū)工作團團長（按：從1960年至1966年5月，省委經常把一些重大的調研任務和中心工作交給《云南日報》社承擔，由李孟北組織領導完成，并賦予其一定的行政權力），帶領261名工作隊員來到三街公社（區(qū)）前河片8個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工作期間，他帶頭深入調查，團結當?shù)馗刹咳罕?，破除迷信，努力發(fā)展生產，發(fā)揚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李孟北評傳》，第56-67頁）。
無論是三街公社、中邑舍公社，還是大過口公社，都屬于楚雄西南部傳統(tǒng)意義上的“哨區(qū)”，山高谷深，經濟相對落后，富有民族特色。根據(jù)楊斌的研究，“哨”是用來保衛(wèi)交通與地方安全的駐軍處，明中期才出現(xiàn)，多處于偏遠、多山的區(qū)域，是當?shù)刈迦褐涞牡貐^(qū)。從儒家文化擴張的角度而言，某些哨雖能起一定作用，但大多數(shù)則是被“土著化”（楊斌：《季風之北，彩云之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80-181頁）。因此，李孟北帶隊深入“哨區(qū)”這一舉動，也可以視為明清以降，國家對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進行深度統(tǒng)合的延續(xù)。需要指出一點，同樣據(jù)《楚雄市志》，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境內就按壩區(qū)和山區(qū)劃為八里八哨，分交流官和土縣丞管理。八哨如下：碧雞、羅摩（么）、前河、后河、自雄、瓦姑、凹舌、江外。筆者查閱1998年版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辭典》，得知在明清時期，三街鎮(zhèn)為前河哨，樹苴鄉(xiāng)為后河哨，中山鄉(xiāng)分屬羅么哨、自雄哨和凹舌哨，八角鄉(xiāng)為后河哨，新村鄉(xiāng)屬凹舌哨（又改化交哨），大過口鄉(xiāng)則屬碧雞哨、羅么哨，西舍路鄉(xiāng)為江外哨，大地基鄉(xiāng)屬瓦姑哨?！獢?shù)了數(shù)，那時這些鄉(xiāng)鎮(zhèn)的總數(shù)還是八個。
三、十九頁工作日記
此日記本應該是《云南日報》創(chuàng)辦十周年之際下發(fā)的紀念品，大紅的嵌花綢面，印有金色的“云南日報1950-1960”字樣，略顯斑駁，內頁完好，藍色墨筆書寫，字體微向右上角傾斜，寬正有力。所記日期為3月16日至4月12日，不滿一月，共19頁。日記雖未署名，也未注年份，但聯(lián)系內容考證可知，確系李孟北本人所寫，時間是1966年，史料價值相當珍貴。
3月16日的日記以“昨天是生日，滿四十二周歲”開頭，當天早晨李孟北帶同事出發(fā)，經石林，晚抵陸良縣，“與登高同志略談即休息”。“登高”即縣委書記張登高。他為民辦實事，自己卻沒有多余衣服，到地委開會，都是頭天洗衣服，在爐灶上烤干再穿著去，卻從不向組織要補助。他專管水利多年，花大力氣改善當?shù)厮麠l件，促進農業(yè)機械化生產，同時倡導以副養(yǎng)農，得到云南省委充分肯定。李孟北此次來訪，就是要總結張登高和陸良縣委的先進事跡和經驗（《爨鄉(xiāng)驕子·陸良人才名錄》，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549-550頁）。
次日，李孟北在縣委會聽人介紹情況，又翻看文件。18日，即下去實地走訪，看響水壩、板橋水庫，在板橋座談。19日，去西橋看炸灘，“上工五千余人，陣勢極動人”。20日，去馬街，經南門橋，至閻芳閘，有閻芳河西流。該閘所起的作用是“盤江水可南流，麥子河水庫可北流，沿岸田地均受灌溉”。沿閻芳河東南行，至馬房海，位于華僑農場西、河東岸。此處過去為一海子，經連續(xù)治水，排除內澇，已變成三千余畝的良田。又折東行，經華僑農場，又東，“沿路兩側，平疇千頃，麥黃豆綠，河渠縱橫，一派江南景色”。蜿蜒東北行復折南行至楊家溝，過杜公河，在此有分洪南至中原澤。又蜿蜒東北行，至三叉（岔）河，此為區(qū)人委駐地。自此沿杜公河北行至關圣公閘。李孟北說，盤江自響水北來，至此折而西流，即進入壩區(qū)，地勢平衍，水流緩慢，每遇洪水，往往潰堤決岸，使陸良東南一片平原變成澤國。清康熙年間知州杜珍曾設法分流，但仍存內澇之患。1958年來，對盤江進行根治后，人民政府在此建閘，一為控制盤江洪水流量，一為分水灌溉。再從關圣公閘東北行又折南行，沿響水東干渠南行，又折西行經三岔河轉去馬街。路右，有婁子海，種豆麥、水稻。沿堤油菜，深入腰部。海子南岸，建有電排站，隔堤建有排水溝，匯東山腳下洪水，以免沖壞田畝。過排水溝，至河口，地處馬街大海北岸。李孟北說，馬街大海即中原澤，原為寬約三萬畝的大海子，每遇洪水，漫延成災，1948年那次洪水曾讓村里房屋多倒塌。自河口乘船西南行，又折南行，即進入丁字河。李孟北看到河兩岸為高達數(shù)米的圩堤，左右均為廣達六千多畝的圩田，此時長著綠油油的蠶豆，感慨中原澤從地圖上消失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他說，改造中原澤的創(chuàng)舉是從1959年冬次年春開始動工的，1961年和1962年維修，前后用工三百多萬，1963年和1964年開始受益。最后，李孟北等人自七號閘轉至馬街。當晚座談。
3月21日，李孟北又去召夸。沿大沙河西南行。大沙河已成無水干河，上游被西沖、終南山兩大水庫攔住。沿河兩岸，梨樹成林，多蜜香梨、酸梨，前者是陸良特產，年產一百多萬斤。這一帶曾是有名的干旱區(qū)，有“三年兩不栽”之說。水庫建成后，才保旱澇無憂。經棠梨哨入召夸區(qū)，先到再邑公社。李孟北說，該地多山少壩，嚴重缺水，近幾年來，改坡地為臺地，砌壘石埂，尋找落洞，大見成效，正在解決人畜吃水問題。接著他去羊鉆箐公社，發(fā)現(xiàn)這里建有大蓄水池，已解決人畜吃水問題。當晚聽區(qū)委書記座談。李孟北被群眾為生存而斗爭的精神感染，“決定寫陸良”。
3月22日，李孟北自召夸回縣城，路經終南山水庫，“終南山北為薛光堡，即貞元堡。陸良有九莊十八堡之說，貞元堡即大爨碑發(fā)見處?！蓖砩下爮埖歉呒翱h委常委談經驗教訓。說點題外話，大爨碑即爨龍顏碑，結合史料，貞元堡是其發(fā)見處須存疑。羅養(yǎng)儒早先曾述及，此碑原在距貞元堡數(shù)里之某村中，作村人摜谷之具，后在乾隆初年（一云為康熙末年）被貞元堡之士人某甲發(fā)現(xiàn)碑文價值，故多有人前往捶拓之，是村文人某乙，漸知碑之可貴，遂將其抬至村寺藏儲，且不許他人拓碑，某甲忿恨，糾集貞元堡人數(shù)十，趁某乙不備，突往奪碑，運回妥加保護（羅養(yǎng)儒編，李春龍整理：《紀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9頁）。這則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都模糊不清，更像是貞元堡人為證明此碑獲得合理性而有意編排的。1965年3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隊據(jù)一部分文獻記載和當?shù)貍髡f，認為碑可能系從河納縣遷到了貞元堡，其時間當在嘉慶以后。但讓工作隊不解的是，阮元于道光七年命知州張浩建亭保護，其子阮福著錄考釋，邱均恩刻跋及道光《云南通志稿》和道光《陸涼州志》著錄，都只說碑在貞元堡，而不曾提從河納遷來之事，而且兩地相距二十多里，當時交通非常不便，如何搬運此碑也是問題（《云南省陸良縣地名志》，1984年，第76-77頁）。爨龍顏碑自晚清以來出大名后，一些穿鑿附會甚至弄虛作假的情況也就多了，顧峰曾專門撰文點評（詳見《關于〈爨龍顏碑〉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民族藝術研究》，1990年第4期）。
3月23日，上午繼續(xù)座談，下午去盤江南岸的大溝公社。大溝當時是云南省多種經營的旗幟公社，從種水蘿卜起家。李孟北提到，1965年糧食生產遭災，但該社多種經營收入達到14萬元，項目有豬、馬車、鴨藥材、魚、運輸、打草席等，從窮社變成富社。3月24日上午，去盤江北岸的四河公社，同樣是了解多種經營狀況。
3月25日下午，李孟北去宣威。第二天，他接到昆明電話，知高治國（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已動身，即趕回昆明，27日去開遠，28日開始連續(xù)開了兩天半會議。這次會議似乎和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有關，因為有“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堅決克服一切個人雜念”、“無我境界”等表述。31日，去六郎洞發(fā)電廠。探訪六郎洞的日記寫得引人入勝：“六郎洞在小江口東南，洞在半山腰，山勢雄偉蒼翠，頂園（圓）壁削，水西南流，成六郎河?！啥纯谟卸?，一為出水口，建閘攔水后，水自壩頂奔流而出，如馬奔箭馳，聲如雷鳴，下墜處，浪花四濺，宛如白云四散。另一洞口在上，宛如天窗，拾級而下，至洞中。洞甚大，鐘乳下垂，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四壁鐘乳，絕似雪山冰柱，有的則似傘似蓋。色多白，兼有紅綠、灰等色。洞口有平臺，可容一二千人坐，下有水池，池旁路邊，有石突立，色蒼翠欲滴?！泵锿甸e，文人趣味躍然紙上。很快，又是連軸轉——下午參觀電廠，晚飯前與支部座談，飯后給職工作報告，報告結束向支委傳達高治國指示。
4月1日，李孟北順原路返回，至鎖龍寺。9點，高治國車到，在此和李孟北有過一次長談。談好，李孟北經竹園、虹溪、盤溪、登樓山、華寧、通海，夜宿玉溪，次日至昆明，可謂“倦極”。日記沒有明確說，高治國是一道回昆明，或另去別處。但李孟北仔細回想高治國的談話內容，概括為十五點。擇要述之：別人說我驕傲自滿，我并不驕傲，就是不怕，就要堅持正確的；舍其所短，用其所長。如領導報社，主要抓政治，業(yè)務交給你們，這樣是更大的負責；局部可以影響全局，負責局部的不可輕視自己的作用，要努力為之；要注意逐步消滅三個差別（按：工農差別、城鄉(xiāng)差別、腦體差別），要從自己做起，要從新提拔的干部做起；要以身作則，才能說話有分量；要允許人家暴露思想；不要擺架子；要以德服人，不能以權服人，以勢服人，以權術服人；培養(yǎng)干部，要在群眾中自然形成，不要有點進步，就說得很好；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何況只好虛名。從上述觀點，不難想見高治國的為政與為人。六十年代初期，高治國為恢復云南大學正常教學秩序作出過很大貢獻，贏得全校師生欽佩。鎖龍寺晤談，意味深長，包含著高治國對這位部下的某種信任、賞識和殷盼。
接下去，李孟北都在昆明，整天忙于公事——找人征求對自己的意見、參加省委四月工作會議、安排下一步的報道重點、和人談思想至凌晨三時半……總之，提高自身思想認識、學習毛澤東著作、支援農業(yè)及抗旱工作，是其關注的重點，如何寫好陸良也正在考慮。但日記到4月12日戛然而止。
四、齊越簽贈照
齊越原名齊斌濡，是解放區(qū)走出來的播音藝術家，在廣播流行的年代，他可謂家喻戶曉?！_國大典現(xiàn)場轉播的播音任務是他和丁一嵐（鄧拓之妻）承擔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大地的兒子——周恩來的故事》《在彭總身邊》都曾引起巨大反響。
齊越的這張工作照較為常見，但其背后題字卻蘊含著雙方交往信息。1977年4月，已基本恢復自由但尚未分配工作的李孟北，請假陪妻子何偉上北京動手術。在這段日子里，他除了照顧妻子，還和老友們相聚，在岳父家中看書，總結過去得失，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李孟北評傳》，第80-82頁）。照片證明，勞動節(jié)那天，李孟北見過齊越。
據(jù)“齊越年譜”，1946年春，在西北大學讀書的齊越，因參加學運，被校方開除并通緝，化妝逃往西安，在鄠縣（戶縣）武成中學代課。6月，妻子楊沙林（楊淑真）由同學護送抵西安，與齊越會合后返北平。7至9月，齊越在家賦閑，設法找工作，并聯(lián)系尋找去解放區(qū)的關系。9月下旬，齊越任《益世報》校對，其間經北平朝華書店地下進步工作者譚允平介紹，準備去解放區(qū)。9月25日，齊越赴北戴河接楊沙林，但楊已應聘中學教師，當時家里貧困，需要她扶持。所以，齊越只能忍痛告別妻女。9月28日，齊越與五弟握別，離北平家去解放區(qū)（齊越著，楊沙林、姚喜雙編：《把聲音獻給祖國》，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9年，第249頁）。而1946年8到9月，李孟北就在《益世報》，先是作校對，后任助理編輯。只不過該報是教會辦的，不受當局重視，發(fā)行量也不算大，搞不到有價值的情報，于是先“跳槽”至中統(tǒng)特務機關辦的《北方日報》，后又進入《平明日報》（《李孟北評傳》，第7頁）。李孟北和齊越就這樣在《益世報》社相識，一說起來，楊沙林還是他在昌黎匯文中學的校友，兩人關系越走越近。得知齊越要去解放區(qū)，李孟北曾勸他留下來，但齊越說：“非走不行，特務正在通緝我?！崩蠲媳备嬖V他：“放心走吧，家里人，我會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照顧好他們。”齊越走后，李孟北經常到他家，關心其弟妹們的學習與生活，引導他們成長。1947年春，楊沙林去齊越家過陰歷年，辦完齊越父親的喪事后，李孟北又主動送母女倆回北戴河（楊沙林：《用生命播音的人——憶齊越》，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9年，第299頁）?？梢哉f，李孟北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齊越只身赴解放區(qū)的后顧之憂，1977年的聚首也就在情理之中。
五、《滇云漫譚》簽贈本
《明史》稱謫戍永昌的楊慎“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最后實現(xiàn)“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李孟北學歷不高，工作繁重，但好學不倦，爭分奪秒，力求做到楊慎用以自勉的那句話：“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yè)，當自學問中來?！?/p>
李孟北積累學問不外乎兩條——讀書和實踐。每次下基層，他第一件事就是借閱方志，到1966年上半年，云南省志、各地州的史志和全省絕大部分縣的縣志，他都看過，并留下上百萬字的摘抄記錄。搞調查研究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早在1953年，他就曾做過一次歷時49天的“環(huán)滇旅行”。到1966年上半年，他已踏遍全省127個縣市區(qū)中的124個（《李孟北評傳》，第29-30、37頁）。有字書與無字書交互融通，又假以歲月的積淀，云南的山川湖海、社情民意熔鑄其胸，生成萬千氣象，故能文出己意，其文風樸實自然且深中肯綮。他寫的多為經濟文章，立足于反映和解決實際問題。比如，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云南多龍與馬的民間傳說，于是通過實地走訪、查閱資料，認識到建設水利和交通事業(yè)對云南發(fā)展的極端重要性，曾專門撰文闡述這一觀點。
李孟北僅在“文革”前發(fā)表于《云南日報》上的作品，總字數(shù)就達百萬。體裁上，新聞評論最多，雜文次之，通訊再次之，消息寫得不多，皆各具特色（《李孟北評傳》，第40頁）。他日記中有關陸良、六郎洞水電站的部分，稍加剪裁，就是很好的通訊或散文。讓人遺憾的是，李孟北的文字結集出版的少，《滇云漫譚》可謂其代表性著作，1979年2月問世，同年4月1日簽贈給一位叫王洛生的同志。書中的系列短文，出自1962年的《云南日報》副刊《文化生活》的雜文專欄，當時署名“史常真”，風格上和《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相似，既具有知識性、趣味性，也有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如今再來看這些舊文，雖時代特征明顯，但仍不失可讀性。比如《熟能生“流”》，從荀慧生論唱戲的文章《三分生》開始，揭示出個人在某行當里混久了，容易生出油滑應付、得過且過的心態(tài)，自然技藝不精，只有保持一定的陌生感，勤于琢磨，方能更上層樓。《談果木》，讓人知道云南各地的優(yōu)良果木品種——“核桃以漾濞、大姚、楚雄為著名；梨子則是大理、呈貢、陸良的為佳；蘋果是昭通、祿豐為上；橘子、黃果則是賓川、巧家的好；香蕉是開遠、河口的好；荔枝好像是麻栗坡、元江的為好；芒果、椰子則是西雙版納的好，石榴則數(shù)蒙自新安所?！薄稄摹把笥蟆闭勂稹?，涉及外來作物品種的本地化，里面引用1938年《石屏縣志》所載的“五十年前，屏人云有毒，不可食，近年則成為食品佳者”來反映當?shù)厝藢Ψ训恼J識變化。
1980年，李孟北還有一部書稿付梓，即《諺語·歇后語淺注》，共收諺語、俗語、歇后語，常見農諺四千余條，是他多年有意識搜集整理的成果。這本書很接地氣，至今有查考的價值，如果能修訂出版，可作為學習民間語言的案頭書。筆者對其中少數(shù)民族的諺語尤感興趣——虹搭的橋不能走，蛇扮的繩不能抓（瑤族）；經驗用金子也買不來（哈尼族）；舂米是白的，舂炭是黑的（納西族）；馬看不見自己的臉長，羊看不見自己的角彎（彝族）；坡鹿有睡覺的時候，山鷹有進窩的時候（黎族）；筍子不割成竹，谷子不收成土（佤族）。
李孟北原本計劃至少再寫一部書。他連書名都已想好——《云南山水風物志》，為此甘愿放棄調離云南的機會。他積累了五本大筆記本的原始資料，里頭記錄的河流達576條，打算重點抓住怒江、瀾滄江、南盤江、金沙江、紅河、盈江、瑞麗江等，順流而下，將山水地貌、風土人情揉在一起寫。1981年5月6日傍晚，他親口告訴劉祖武：“我準備在適當時候，向平生同志（當時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請兩三年假完成這一夙愿?！保ā独蠲媳痹u傳》，第33-34頁）兩年后，他卻因病倒在紅河州州委書記任上?！皹洫q如此”，如今回想他當初說的這句話，作為后來者，怎不會為之動容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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