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歌詠：馬禮遜學堂的音樂教育

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是由英美來華商人、新教傳教士共同創(chuàng)立且設(shè)在中國本土的一所新式學校，1839年11月4日在澳門正式開學，1842年11月1日遷入香港，1849年停辦。馬禮遜學堂在1845年4月開設(shè)的聲樂課（Vocal music）翻開了中國新式學校音樂教育的歷史新頁。在此之前，來華新教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學?！R六甲英華書院雖然有漢語贊美詩唱誦、詩集刊印等音樂活動，但并未將音樂視為一門課程而獨立存在。

前輩學者如孫繼南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紀年（1840-2000）》曾記載：“1842年11月1日馬禮遜學堂由澳門遷往香港，開設(shè)音樂課?！睂m宏宇先生文中有兩則史料也反映了馬禮遜學堂的音樂活動情況：一是1843年5月清廷兩位特使到學堂時曾看到校長布朗先生彈琴和學生們唱歌，二是史密斯1844年曾參觀過該學堂并多次聽到學生唱圣詩。這些內(nèi)容提示了馬禮遜學堂與近代中國新型音樂人才的培養(yǎng)之間的關(guān)系，但也很容易讓讀者誤認為“音樂課”開設(shè)時間是1842年，之后便有后續(xù)相關(guān)音樂活動。事實并非如此。吳義雄先生的研究提供了價值線索，即從馬禮遜學堂第1班課程表得知“聲樂課”開設(shè)于1844—1845年度。張偉保、溫如嘉的研究中也談到“由于當時學堂開設(shè)僅有三年，學員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故部分較專門的學科如科學課程和音樂課程尚待后來的補充?！?nbsp;

馬禮遜學堂的音樂課程到底始于何時？誰來設(shè)置并如何教授？什么人在這里上過課？具有什么樣的歷史意義？

馬禮遜學堂的“金主”

馬禮遜學堂在馬禮遜教育會的資助下創(chuàng)辦，并接受其監(jiān)督和管理。

1834年8月1日首位到中國大陸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廣州去世。為紀念并承續(xù)他的志業(yè)，英國商務(wù)監(jiān)督羅便臣（George B.Robinson）、商人渣甸（William Jardine）、美國商人奧立芬（David. W. C. Olyphant）、顛地（Lancelot Dent）、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Morrison）、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5年1月26日發(fā)出倡議，決定成立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是年2月25日由上述人員組成的臨時委員會在廣州發(fā)出一份通告，建議人們在財政上支持創(chuàng)立馬禮遜教育會，指定廣州、澳門、加爾各答、倫敦、曼徹斯特、巴黎、波士頓、紐約、費城共9個城市接受捐款的代理人或代理機構(gòu)，并闡述了馬禮遜教育會的宗旨，即“在中國建立和資助學校來培養(yǎng)本地青年，使他們能夠掌握英語的讀寫能力，并通過這一媒介，接觸西方各種不同的知識，學習西方世界。學校學生還要學習《圣經(jīng)》和其他有關(guān)基督教書籍?！笨芍?，馬禮遜教育會雖然是為紀念傳教士馬禮遜而創(chuàng)，教育宗旨也不乏有宗教色彩，但其并不隸屬于任何一個差會或商業(yè)團體。因此，我們應(yīng)看到馬禮遜教育會所具有的公共性、教育性面向。

1836年9月28日在廣州美國行2號召開會議，討論了裨治文起草的教育會章程，并選舉職員。11月9日再次舉行會議，正式宣布成立“馬禮遜教育會”，并審議通過該會章程和條例，選舉成立了理事會，其中顛地為主席，英商?？怂梗═homas Fox）為副主席，查頓為司庫，裨治文為通訊秘書，馬儒翰為會議秘書。章程共有13條，其中第五條規(guī)定“五人理事須居于中國”，可見確保宗旨實現(xiàn)之信心與措施，或者說我們可以見到馬禮遜教育會所具有的職業(yè)性面向。這一理事會制度是近代以來西方各國普遍采取的一種較為民主的組織形態(tài)，為此后中國教會中小學校乃至教會大學的組織形態(tài)和運行機制提供了示范。自馬禮遜教育會成立至1849年，共召開了10次年度會議，發(fā)表過10次年度報告。正是這10次年度報告，尤其是第七次年度報告內(nèi)容，成為本文所依據(jù)的核心史料。

根據(jù)章程，馬禮遜教育會著手做的第一件事是對中國的教育尤其是基礎(chǔ)教育情形進行調(diào)研。調(diào)研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為后來馬禮遜學堂的教育制度、教學方法、課程設(shè)置等奠定了基礎(chǔ)。需要指出的是，調(diào)研范圍并不局限于中國本土（主要為廣州區(qū)域），還包括馬尼拉、巴達維亞、馬六甲、新加坡、曼谷、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qū)的華人社區(qū)的教育狀況。在此，我們又可以看到馬禮遜教育會之于東南亞及世界的開放性面向。

馬禮遜教育會之初并無所屬學校，而主要是以資助其他學?；?qū)W生為主。例如，曾資助過在新加坡的2名學生和在廣州的3名學生，以及向郭士立夫人溫斯蒂（Wanstall）開辦的學校進行資助。

1837年1月裨治文致信英國海外學校協(xié)會（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和耶魯大學，委托其代為選拔教師來華創(chuàng)辦學校。最終，耶魯大學接受了教育會的請求，并敦聘其畢業(yè)生、時為紐約聾啞學校教師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來華。1839年2月19日布朗與新婚不久的夫人一起抵達廣州，四日后轉(zhuǎn)往澳門。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籌辦學校，經(jīng)半年多的準備，布朗于1839年11月4日在郭士立夫婦的住所正式成立了馬禮遜學堂。

學堂設(shè)置中西課程，采用中英文雙語教學，但更側(cè)重英語及西學。首批招收中國學生6名，多為無家可歸的兒童，也非信徒子弟。該批學生包括以后的學生全部住校，不僅學雜費、書費、食宿費全免，而且學校還負責提供衣被和醫(yī)療服務(wù)。1840年3月招生5名。因有學生中途退學，彼時在校人數(shù)仍為6人，布朗稱其為“第1班”。1841年10月29日陸續(xù)有14名新生入學，被列為“第2班”。

鴉片戰(zhàn)爭后，馬禮遜學堂于1842年11月1日遷至香港灣仔摩利臣山上（見下圖），開始了在香港辦學的歷史。1843年招收了入港后的第一批學生，加之廣州、澳門、香港、南京、寧波、新加坡等地來港就讀的學生共16名，組成了“第3班”。1844年有10名學生入學，編為“第4班”。此時，學堂已擁有一個小型圖書館，中英文藏書已有4100多冊，學制確定為8年。馬禮遜學堂前后十年的辦學過程中共有五十多名學生在此就讀，其中平均年齡在10-12歲。 

山頂建筑為馬禮遜學堂（香港）（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編制：《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圖錄》，政府物流服務(wù)署印制，2006年12月，第151頁）

1846年9月校長布朗因夫人身體原因提出辭職，后有其助理教師威廉·愛倫·梅西（William Allen Macy）主持校務(wù)工作。加之馬禮遜教育會的實際負責人裨治文離開香港前往上海拓展事業(yè)，馬禮遜學堂在此情況下，舉步維艱，于1849年春停辦。值得關(guān)注的是，馬禮遜教育會的活動并未停止。隨后，理雅各（James Legge）取代裨治文成為馬禮遜教育會的實際領(lǐng)導(dǎo)者，在他帶領(lǐng)之下馬禮遜教育會積極推動國際漢學研究和中國幼童留美工作，直到1873年停止一切活動。

校長布朗

馬禮遜學堂的音樂教育面貌是中外師生員工共同塑造而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創(chuàng)辦人、校長、音樂教師布朗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布朗（1810—1880）

從本文的立場來說，布朗最大的貢獻是親自拉開了中國新式學校音樂課程史的序幕，為學校音樂教學提供了一種新方式——合唱，這對后世中國學校音樂教育范式乃至群眾歌詠運動及社會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布朗及其在中國的音樂教育活動，并沒有得到學界應(yīng)有的重視。

布朗是美國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教育家，1810年6月16日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東溫莎鎮(zhèn)，他8歲時全家移居馬薩諸塞州并就讀于孟松學院。1828年進入阿默斯特學院，因付不起學費而被迫退學，后轉(zhuǎn)入耶魯大學深造并于1832年畢業(yè)。布朗從小就喜愛音樂，歌唱得也好，并擅長演奏多種樂器，如玻璃豎琴、低音中提琴、長笛、小提琴歌等，在校期間贏得了學生們的歡迎和信任。時為耶魯大學校長Jeremiah Day評價他：“聰慧敏捷、有著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舉止。對學校開設(shè)的每一門課程他都保持優(yōu)良的水平，且性情友善，令人喜歡和尊重。”在之后的旅日期間（1859-1879），他憑借在聲樂和器樂方面上的才能，也獲得了廣泛好評，其培養(yǎng)的學生成為橫濱樂隊的重要成員，如有后來的東京商業(yè)學校校長駒井重格、帝國大學教授工學博士白石直治、權(quán)密顧問官都筑馨六、英國學者佐久間信恭、明治學院總理井深梶之助等。

耶魯大學畢業(yè)后，他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女子學校和紐約的聾啞學校做教職，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教學經(jīng)驗。1836年他進入紐約協(xié)和神學院攻讀神學，1838年10月即將畢業(yè)時，他接受了馬禮遜教育會的邀請，很快被按立為牧師，并與公理會牧師的女兒伊麗莎白·巴特萊特（Elizabeth Bartlett）結(jié)婚。1838年10月17日，作為牧師及馬禮遜教育會的專職教師與夫人一起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商船前往中國。

他的良好性格以及豐富學識、教育管理經(jīng)驗等，為他在中國的教育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初到中國時，他特別擔憂緊張的中英關(guān)系和敏感的商業(yè)環(huán)境，也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努力學習中文（粵語和官話）和適應(yīng)中國的生活。他的口語及寫作能力提升很快，甚至還協(xié)助他人或獨自出版了多種教科書，如1841年協(xié)助時任英華書院院長的理雅各（James Legge）出版了幫助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的《英語、馬來語和漢語詞匯：理解閩南語和粵語的白話習語》教科書，并在此基礎(chǔ)上完成了自己的英語教科書，這段經(jīng)歷也成為他在日本期間編寫著作Colloquial Japanese（1863）的基礎(chǔ)。1847年在廣東獨立出版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致富新書》，也彰顯了他卓越的語言天賦和豐富學識。 

布朗具有較強的社會工作能力，他注重與在中國的英美人士建立良好關(guān)系，具有為教會和學?；I集和管理捐款的才智。馬禮遜學堂在香港的校址及3000美元的建設(shè)經(jīng)費就是由他募捐而來。他的侄子也認為布朗是一個善于交際、性格開朗的人，有著永不褪色的奉獻精神和豐富的經(jīng)歷，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很有吸引力，他知道如何與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打交道。在對待學生及處理學校事務(wù)方面，他也非常細致與專注，是一個出色的教師和學校管理者。據(jù)容閎回憶：“他頭腦冷靜，處理大小事情都能得心應(yīng)手，風度文雅，性情隨和，對一切都抱樂觀態(tài)度。他很容易使學生親近，因為他是竭盡全力地在工作，并且在學生勤勉求學過程中，對他們表現(xiàn)出深刻的同情。他對學生講解一個問題，只用三言兩語，直截了當?shù)厥箤W生完全明白了……因為他了解孩子的性格，所以知道怎樣管理他們，無論是中國孩子、日本孩子和美國孩子。學生把他看做一個很好的老師，并且認為就他的天賦和性格而言，他也會成為一個杰出的教師?！?nbsp;

因夫人身體原因，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婦回國。與其同行的還有馬禮遜學堂的學生容閎、黃勝和黃寬，這三名同學也因此成為第一批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之后布朗在紐約擔任羅馬學院教師、奧瓦斯科奧特萊斯教堂牧師。1859年11月布朗夫婦前往日本興辦西學，直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期間，1878年布朗曾再度來到中國，在廣州受到馬禮遜學堂部分校友的熱情接待，黃寬等人出資并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參觀游歷。1880年6月20日，布朗在美國馬塞諸塞州的孟松鎮(zhèn)病逝，享年70歲。

馬禮遜學堂的“音樂課”

馬禮遜學堂的音樂教育活動貫徹辦學始終，大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一是澳門辦學時期，將音樂視為宗教活動內(nèi)容；一是香港辦學時期，將音樂納入學校課程體系。

（一）澳門辦學時期。布朗于1842年9月20日所作的關(guān)于學校情況的報告中談到：“學生們已經(jīng)學會在沒有任何監(jiān)督下安靜的過主日（禮拜天），并在一天結(jié)束之前能夠?qū)⒁恍┥袷サ慕?jīng)文背誦完畢。他們非常喜歡西方音樂，要是我沒有那么繁重工作的話，我一定會答應(yīng)給他們上聲樂課（Vocal music）的懇求。以后有助教來中國的話，音樂教育一定不能被忽略，因為音樂既可以賦予靈感，也可以對年輕人的思想起到凈化和提升的影響。雖然學堂暫時沒有這方面的課程，但他們已經(jīng)學會了一些英文曲調(diào)?！痹诖宋覀兛梢粤私獾?，自馬禮遜學堂建立至1842年9月20日前，學堂并沒有設(shè)置音樂課程，但有音樂活動展開。即使在學堂遷入香港后，這種宗教音樂活動也未停止，例如在第七次年會報告中布朗曾談到慶祝主日時（星期日），早上和晚上我和學生們都一起祈禱和唱歌?；浇淌且粋€歌唱的宗教，唱歌或唱頌贊美詩可以說是禮拜活動時必不可少的程序或內(nèi)容，其《詩篇》本身也屬于唱頌范疇，所以不難理解，學生們?yōu)槭裁磿佑|、學習乃至喜歡西方音樂。

在布朗言傳身教下，學生們進步很快。1843年5月的一天晚上，為歡迎清廷兩位專員和英國總督的來到，布朗先生演奏樂器，學生們唱了幾首歌。演出得到來訪人員的認可，其中有人表示：“幾年前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我希望他們能夠逐漸成為好朋友，去努力改善這個國家?！庇⑹ス珪砣A傳教士、香港第一位英國主教史密斯（George Smith）在1844-1846年間曾多次參觀馬禮遜學堂并在那里聽到學生唱贊美詩。 

（二）香港辦學時期。目前并未發(fā)現(xiàn)有文獻直接記述音樂課程的設(shè)置時間。不過，我們可以綜合相關(guān)史料得到較為確切的答案。

1845年9月24日布朗在第七次年會報告中講到：“聲樂作為一年中的學習課程之一，很是受重視。大約四個月來，整個學校的學生每天都會被召集起來一次，花半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來唱歌。雖然我一開始就希望在學校引入音樂課，但是在我獨自負責教務(wù)的情況下，我對此無能為力。除了其他與學校相關(guān)的事務(wù)，我還要教四個班的其他課程，這讓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做這件事。但是在4月1日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先生來到學校之后，我第一時間就開始教男孩們唱歌。”可見，增設(shè)聲樂（Vocal Music）課程的時間，應(yīng)與邦尼到校的時間同步，即1845年4月。

為什么要設(shè)置音樂課？除上述提及的賦予靈感和凈化思想外，布朗還認為音樂是一門藝術(shù)，可以使性情溫和，振奮心靈，讓各方面的能力處于最佳狀態(tài)，這門藝術(shù)可以使人們更加虔誠，享受一種無害且高尚的娛樂，確實值得培養(yǎng)。他說，如果音樂在基督教國家的學校中被發(fā)現(xiàn)如此有益，那么為什么在這里不去重視呢？德國學校早就普遍將音樂作為教育的一科目，而在英國和美國，盡管發(fā)現(xiàn)音樂有實際功效性的時間較晚，但現(xiàn)在也得到了普遍認可。可見，布朗對音樂及其教育的認識是一種跨越國別又立足于“人”的深刻體驗，或者說在布朗的價值理念中教育的真正意義應(yīng)超越簡單的競爭和比較，所以作為校長的布朗認為在馬禮遜學堂或中國學校開設(shè)音樂課程也非常有必要。況且，在音樂課程實施后，他發(fā)現(xiàn)“從給學生上音樂課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他們對其他學科的學習有了更大的熱情和興趣。學生們喜歡音樂練習，上完音樂課之后，神清氣爽地回到學校教室里進行日常學習?！?/p>

布朗是如何教學，其教學內(nèi)容及效果如何？馬禮遜學堂四個班級的學生全部接受音樂教育，且每次至少在半小時以上。布朗說：“其中一些男孩之前已經(jīng)靠死記硬背學會了一些常見的曲調(diào)。然而，大多數(shù)人從未學過外國曲調(diào)?！边@意味著學生之前是通過“鸚鵡學舌”的方式來一遍一遍的跟著布朗學唱英文曲調(diào)，學生們并不識譜?，F(xiàn)在布朗則是通過一定的學習步驟來完成教學，即“先教學生學習一兩首簡單的輪唱和學校歌曲（School-Songs）作發(fā)聲練習，同時給他們講音樂基礎(chǔ)知識。一開始，一些學生發(fā)現(xiàn)很難區(qū)分音階的半音，但幾乎所有人最后都學會了。從此，他們開始循序漸進地學習識譜?！?nbsp;

經(jīng)過四個多月的教學，布朗說：“可能有一半的學生能夠認識一個調(diào)的音符，一些學生甚至能認識多個調(diào)中的音符。我還沒有教他們音階移調(diào)的方法。正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中國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和聲（Harmony）。那么教學生了解和聲最接近的一步就是讓他們懂得合唱。然而，我們的學生已經(jīng)進步到可以相對準確地唱出幾首三聲部合唱歌曲。我相信再過一年，他們粗糙的聲音將會變成和諧的合唱團?！憋@然，在布朗眼里中西方的音樂觀念存在著差異，但他并沒有作出相關(guān)評論或價值判斷，而是將學生納入到音樂專業(yè)知識的框架之中，對其進行聲音和音準訓練，從而逐步實現(xiàn)布朗的音樂教育理念。這一教學實踐方式，對于當下合唱訓練也不無裨益，應(yīng)視為中國合唱藝術(shù)發(fā)展研究的重要案例。

對于教學效果，布朗整體還是比較滿意。他說：“我相信中國男孩們也可以識譜和唱歌，我在這方面進行了實驗，結(jié)果沒有讓我失望。盡管我們的學生中有一些人唱歌跑調(diào)，但我相信這些學生最終會也學會如何正確地唱歌。整個學校的學生都被納入音樂課程，看到他們在唱歌時間集合時快樂的步伐和笑臉，真是令人愉悅?！?/p>

另外，通過學生Ashing（即黃勝）的信件，也可以反映出當時學生學習的曲目及教學的一些情況：

……我非常喜歡唱宗教音樂（Sacred Music），但我練習得不多，我只知道一首叫做Old Hundred（筆者注《老一百》）的曲子，還有一些曲子雖然我會唱，但我叫不上來名字。我從未學過音樂，我不能用英語音符記譜中國樂曲，但我會在信中附上一張紙，用中國音符為你寫下來一首曲子……

該信刊于1844年7月，即尚未設(shè)置音樂課程（Vocal Music）之前。黃勝或?qū)W堂學生接觸的宗教音樂主要指唱頌贊美詩，他提及的《老一百》，即為詩篇一百篇。該贊美詩是歐洲教會音樂史上最廣為傳唱的作品之一，最初由法國作曲家Louis Bourgeois依據(jù)加爾文倡導(dǎo)的簡化教會音樂儀式為原則進行創(chuàng)作，曲調(diào)簡單、莊重，屬于單聲部作品，適合誦唱、齊唱。后又有法國作曲家Claude Goudimel將原有的單聲部，配上和聲，使其更為流行。

據(jù)筆者考證，他們所唱頌的其他贊美詩還有“周年贊美詩（Anniversary Hymn）”“告訴我這些日子（Tell me the days）”“讓我們唱晚歌，讓歡樂的音符一直持續(xù)下去（let us chant the evening song, And the joyous notes prolong）”“讓我們結(jié)束這愉快的時光（Let us close the tuneful time）”等，由布朗用Seraphine伴奏，學生們用英文演唱。這是筆者所見最早有Seraphine樂器的文獻。Seraphine是一種早期介于簧管風琴和手風琴之間的樂器，樣式如下圖：

美國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對這一樂器的圖文及技術(shù)描述，可以豐富我們對該樂器的理解：矩形外殼，帶有鉸鏈蓋，立在兩對折疊腿上，腿之間的十字桿上有兩個踏板，左踏板操作位于氣閥板下方的斜向關(guān)閉的音量擋板，右踏板泵風箱；鍵盤帶有象牙色的自然鍵，黑檀色的變調(diào)鍵，音域為C-c3；鍵盤下方的黃銅自由簧片，每個簧片上都標有其音高名稱；鍵盤組件后面是矩形的氣囊，下面是一個楔形的皮革風箱；簧片通過吹氣而不是通過吸氣操作。

在馬禮遜學堂就讀的學生中，引起學界普遍關(guān)注的主要有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留學美英并獲醫(yī)學博士學位第一人黃寬、著名報人黃勝，以及洋務(wù)運動重要人物唐廷樞等。其中，容閎1841年入學（之前曾在郭士立夫人溫斯蒂開辦的學校學習），學習英語、算術(shù)、地理及宗教課程，當然也接受音樂教育。容氏不僅會自彈（風琴）自唱贊美詩（Song of Zion），且在其為清仁兄書寫的對聯(lián)里也可以折射出他的音樂修養(yǎng)（見下圖）。1842年唐廷樞入學馬禮遜學堂，經(jīng)過六年學習，他習得一口流利英語口語和不俗的英文寫作能力，在其1862年出版的《英語集全》卷二音樂部分曾用中英文列舉一些中西樂器名稱，并附有簡單解釋，如風琴、豎笛、橫笛、簫、洋琴、笙、啼琴、八音琴、琵琶、喇叭、響角、笳、號筒、月琴、嗩吶、響笛、木魚、箏、天球、三弦、銅線洋琴、鐘、提鼓、風鈴、鈸、磬、瑟等，同樣折射出唐氏所具有的音樂及英文知識素養(yǎng)，從而推動了中西樂器及音樂文化交流?？梢?，他們的教育、工作歷程，無不折射出馬禮遜學堂對于他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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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學堂自1839年創(chuàng)辦到1849年停辦，可以說是宗教意圖與知識傳播交織變奏的十年，其音樂教育活動也貫穿始終。對于這一歷程的回顧，我們要看到其教育活動的宗教性一面，也應(yīng)關(guān)注到其公共性、教育性和開放性的一面。通過考證分析，我們得知其音樂課程設(shè)置的時間為1845年4月，明確了音樂或合唱課程在中國新式學校發(fā)展歷程中的時間節(jié)點，有助于重新詮釋中國學校音樂或合唱課程發(fā)展的歷史。同時，我們也了解到布朗成立的是一支由中國學生（男）組成的合唱團，并通過練聲、視唱、樂理等學習方式和用Seraphine樂器伴奏方式來唱頌贊美詩，展示了鴉片戰(zhàn)爭前后西方音樂知識在中國新式學校中的傳播與接受形態(tài)。這一演唱及教學形式對后期學校音樂教育教學范式及二十世紀的“樂歌”運動、群眾歌詠運動、合唱藝術(shù)發(fā)展均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揆諸史料，我們也了解到布朗的人生足跡、經(jīng)驗和情感，不僅屬于美國，也屬于中國和日本。其中，他在中國8年，在日本達20年。他甚至這樣說道：如果我有一百條生命，我都愿意將其獻于日本?？梢哉f，亞洲是布朗人生歷程中最精彩的樂章，他有近一半的人生歷程在這里度過。但筆者目力所及，布朗在中日兩國音樂教育活動方面的研究尚無專文。重新發(fā)現(xiàn)布朗在中國的音樂教育活動蹤跡以及他在中國音樂教育近代化轉(zhuǎn)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可以豐富布朗這一歷史人物研究的面向，拓展中日及亞洲音樂教育研究的內(nèi)容。

馬禮遜學堂的音樂教育活動反映出中國音樂教育史研究離不開中外音樂文化交流互鑒。雖然布朗及其音樂教育活動史實所折射出的交流互鑒存在“強勢輸入”或知識上的“不相同”、價值上的“不平等”、發(fā)展上的“不平衡”等“不對等對話”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正是在這種交流互鑒中才逐步確立了“以我為主”的主體意識與“和而不同”的學術(shù)自覺。作為在中國本土較早接受西方音樂教育的容閎、唐廷樞等所具有的認知水平、知識儲備及能力素質(zhì)等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可以說中國音樂教育的歷史是多維、多面的歷史，不僅要體現(xiàn)出中國人在中國的蹤跡，也要體現(xiàn)出外國人在中國的蹤跡，乃至中國人在外國的蹤跡和外國人在全球的“中國蹤跡”。

總之，今天我們需要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tài)度，審視和借鑒各種音樂歷史文化資源，正如將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資》、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泰西水法》、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職方外紀》等納入國學叢書《四庫全書》一樣，展示出一種闊達自信的學術(shù)姿態(tài)。所謂中國自主的音樂知識體系的構(gòu)建，并非僅限于本土資源，而應(yīng)著眼于在全球音樂知識生產(chǎn)與流動中如何深刻地挖掘、理解和表達這些驚心動魄的碰撞與交融，及其在更長時段不斷展開的歷史后果，又如何生發(fā)出別開生面的社會實踐，從而形成頗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音樂學科體系、音樂學術(shù)體系和音樂話語體系，推動中國音樂學術(shù)成果的國際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