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官員王守仁（1472～1529年）——他更為人所知的筆名是王陽明——在討論搖搖欲墜的明朝的軍事需求時，轉而求助于《孫子》與《吳子》這些中國最受尊崇的軍事著作。而他在談論良知與圣人時，則轉向了《孟子》。王陽明作為一位深有造詣的軍事家，他知道孟子反對暴力和戰(zhàn)爭；鄙視梁惠王“好戰(zhàn)”；曾斥責齊宣王，懷疑齊宣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發(fā)現梁襄王的欠缺，勸他說只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在16世紀，沒有人把孟子奉為戰(zhàn)爭方面的權威；雖然他給統(tǒng)治者提供了如何向民眾灌輸軍事勇氣的建議，但這方面的思想完全被忽視了。
王守仁
無論作者是王陽明—（一個監(jiān)督過幾次軍事行動的文職官員），還是大將軍戚繼光—（一位寫詩并與各類文人混在一起的軍官），軍事問題都只能依照古代兵家傳統(tǒng)來加以討論。這種文學傳統(tǒng)（最好的例證就是《孫子兵法》）可能是在戰(zhàn)國時期發(fā)展起來的，當時的職業(yè)競爭日益兩極分化，政治謀士強調儀式和美德，軍事謀士則強調秘密和欺騙；在王陽明和戚繼光的時代，兵家著作長期以來一直是高度競爭的考試體系所用的課本。
就像那些國家支持的其他正統(tǒng)學說，如朱熹（1130～1200年）對儒家思想的詮釋一樣，成千上萬的學生年復一年地學習《武經七書》，希望通過考試獲得晉升；那些學習朱熹的人想要當文官，其他人則要參加武舉考試。這兩種知識傳統(tǒng)有相似的發(fā)展軌跡，經?；ハ嘟梃b，同時又正式地否定、抵制或忽視對方。要想在任何一個領域取得成功，就必須同時精通這兩個領域。理想中的將軍深諳哲學，最受贊譽的文官則經常組織民兵來鎮(zhèn)壓土匪團伙。而且，這些考試在許多方面都有重疊——人員、結構、地點、程序，等等。那些熟諳兵書和騎射技能，且身強體壯，因而有資格參加武舉考試的人，有時具有與通過文舉考試的人相同的文學技能。
許多文人觀察家嘲笑清朝武舉考試的文學內容，但那些爬上這一成功階梯的人所留下的散文、詩歌和學術著述，證明了他們對文學文化廣泛而深刻的熟識。讓我們來看看1734年刊行的《山西通志》上的一首詩《途次逢寒食》。
何處來春風，
淡蕩開晴旭。
不見杏花紅，
才逢柳梢綠。
這首抒情詩是馬見伯在太原總兵任上所作。和他的表兄、兄弟以及他們的曾祖父一樣，馬見伯也是武舉考試的佼佼者。盡管傳記記載馬見伯通過了陜西鄉(xiāng)試、在北京舉行的會試和康熙皇帝（1654～1722年，1661～1722年在位）主持的殿試，但現存的武舉文獻都沒有提到他。1691年秋，他通過了會試和殿試，被授予武進士。
1703年，馬見伯任太原總兵官，這是一個武進士常任的職位；太原作為山西省省城，戰(zhàn)略位置重要，在1672年到1731年被置于兩個武狀元和另外三個武進士的管轄之下。在這段時間里，只有另外九個人擔任過這個職位，其中兩個人的資格與武進士相當：一個是內務府包衣，另一個則是御前侍衛(wèi)。在五年并最終延長到十二年的任職時間里，馬見伯向康熙皇帝呈遞了一份奏折，在奏折中，他揭露了非法獵槍的廣泛存在，并提出了沒收它們以及控制火藥生產的建議；這些建議被及時地接受了。兩年后，馬見伯上呈了一份更為雄心勃勃的奏折。
《武經七書》，注解互異，請選定一部頒行。又祭先師孔子時，文臣自驛丞以上官員，皆得陪祭。武臣惟副將以上，方準陪祭。請將武臣亦照文臣一體行禮。
這是根據《清實錄》所記述的奏折內容，但其他文獻能告訴我們更多的內容。雖然《清史稿》在大多數細節(jié)上（或者缺乏細節(jié)，我們之后將會看到）與《清實錄》一致，但它確實承認，馬見伯要求儒臣來選擇正統(tǒng)的軍事經典，并明確地將奏折與前一年所宣布的一項法令聯系起來：康熙皇帝對那些參加武舉考試的人的素質表示不滿，并敦促那些在智力和體格上合格的綠營軍人把考試作為晉升的手段。然而，《清史列傳》和《國朝耆獻類征》（這兩部書中的相關段落內容大體相同）講述了不同的故事。
根據這些文獻，馬見伯提出了三個而不是兩個請求。除了《清實錄》中記載的建議之外，據說他還建議獎勵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軍人：那些通過武舉鄉(xiāng)試并且能解釋孔子的《論語》的人，應該被授予職位。
康熙皇帝
1710年11月10日，康熙重新審查了這些之前被兵部否決的提議，他的反應非常積極。長期以來，對武舉考試的持續(xù)不滿，促使他發(fā)起并批準了一系列改革，但他從未想過要改變課程設置。相反，他在箭術考試中考慮了距離的問題，把通過殿試的很多人都分配給了禁衛(wèi)軍，并鼓勵漢軍旗人參加考試，同時還有其他的一些變化?！肚鍖嶄洝酚涊d了康熙皇帝對馬見伯的提議不同尋常的個人且深刻的回應：
《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戰(zhàn)，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云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臺灣、平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若欲另纂一書，而此時又非修武書之時?！献佑醒?，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若知此意而用兵，方是?？傊收邿o敵，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偽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zhàn)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即是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事。善戰(zhàn)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昔吳三桂反時，江南徽州所屬，叛去一縣。將軍額楚往征之。有人獻策于賊云，滿洲兵不能步戰(zhàn)，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即可勝之矣。豈知滿洲兵強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此獻策之人，亦為我兵所殺。用《武經七書》之人，皆是此類，今于《武經七書》內，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并出題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皇帝只在此處表達了對正統(tǒng)武舉考試課程的極度蔑視。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沒有提倡將《孟子》作為將領的參考書?；实劭釔刍鹌鳎瑹釔蹆?yōu)秀的弓箭手，看重勇敢的獵手和有成就的將軍，但軍事理論對他來說是如此陌生，以至于當他想起那些將保護他的宮殿以及成為綠營軍精銳軍官的人時，他選擇賜下一部譴責“好戰(zhàn)”之人的文學作品。
沒有一位中國哲學家明確表達過自己的反戰(zhàn)立場。對軍事冒險最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墨子（生活于公元前5世紀）堅持認為，懲罰性的戰(zhàn)爭往往是必要的。這與孟子在各種對話中所持的立場相近。正如歷史學家李訓祥所指出的，這也接近孫臏（生活于公元前4世紀）和其他兵家的立場。雖然孟子毫不猶豫地直面不守諾言的統(tǒng)治者——他曾強烈譴責梁惠王——但文本的編者在《孟子》結尾部分，對好戰(zhàn)分子進行了最嚴厲的抨擊，這大大削弱了“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zhàn)?！笞镆病敝愒捳Z的影響力。有時候，孟子的言論聽起來像是在為戰(zhàn)爭辯護，但康熙皇帝在說出了軍事開脫的通用方法，最后以“迫不得已，而后用兵”結束時，違背了孟子哲學的精神和文字。尤其令人遺憾的是，他重復了“王道”一詞。
在與梁惠王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交流中，孟子描述了統(tǒng)治者對臣民的責任：“王道”一詞只出現在這里，而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孟子在解釋需要一套規(guī)章制度來保障民生時，巧妙地在其論點中加入了一些關于暴力和戰(zhàn)爭的類比——這樣的類比既能與其對話者的好戰(zhàn)沖動產生共鳴，也能揭露好戰(zhàn)沖動與不那么明顯的好殺政策之間的聯系。在談到有大網眼的網與合適的樹木砍伐季節(jié)時，孟子提倡一種以社會穩(wěn)定為前提的保護之道，這是任何一個勇武君王都無法保證的。臣民愿意為保衛(wèi)由好君王統(tǒng)治的土地而戰(zhàn)，但他們不應該被要求為了開疆拓土拋家舍業(yè)。孟子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顯示出一定的矛盾，他甚至似乎相信統(tǒng)治者可以合理地對自己的臣民使用軍事力量，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言論與他的核心信念一致，即統(tǒng)治者必須為其臣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以馬見伯的奏折為基礎，康熙皇帝關于準備武舉考試時使用儒學兩大主要文本的諭旨出現在《清實錄》的最后：自次年開始執(zhí)行，直到乾隆皇帝取消這一改革，每位參加武舉鄉(xiāng)試和會試（僅次于進士的兩級）的考生都要寫一篇約六百字的文章，對《孟子》或《論語》中的簡短篇章做出回應。盡管參與文舉考試的人從未被問及兵書，但他們通常會被問及如何處理軍事問題；他們被要求對鎮(zhèn)壓土匪等問題有實際的把握，同時對軍事史有學術上的了解——比如，1851年徐河清在科舉會試中所寫的策論就是一篇探究軍隊陣法的文章。
在后來的幾年里，康熙皇帝采取了更大膽的措施來改革武舉考試制度。他似乎覺得自己培養(yǎng)儒家將領的實驗是成功的：四年之后，他打破了文舉和武舉考試制度之間的傳統(tǒng)障礙。在鄉(xiāng)試和會試中，通過資格考試的考生可以從一種途徑轉換到另一種途徑。有些人甚至這樣做了。
讓我們退一步，在1710年的這場戲劇中插入一個停頓。當康熙皇帝認真思考馬見伯奏折提出的問題，思考如何提高武舉考生的受教育水平時，他最信任的官員李光地（1642～1718年）插了一句：“令習武者讀《左傳》即佳?！被实鄞直┑鼐芙^了這個建議，但我們會仔細考慮。
多年來，李光地的日常任務就是審閱被授予武進士之人的試卷。在1688年、1706年、1709年和1712年，他擔任武舉殿試的讀卷官，而在1691年，他擔任武舉會試的知貢舉，但從他的序和奏折來看，他對這些考試不怎么感興趣。他對文舉考試的評價則截然不同，他強烈譴責那些官員的不道德和不明智，他們通過賄賂玷污了自己的高位，讓無恥的考生獲得文進士頭銜；而這鼓勵了來自福建的那些野心勃勃的歷史學家，他們圍繞在李光地的身邊，以其道德正直，確立起一種崇拜。
雖然李光地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儒家思想的貢獻，但他在制定軍事政策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主導平定了臺灣，甚至還涉獵了軍事理論——他的《〈握奇經〉注》完成于1700年。陳其芳指出，李光地主張哲學融合和哲學真理的實際應用，并將他看成韓德林（Joanna Handlin）在《晚明思想中的行動》（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一書中提到的呂坤及其他學者的追隨者。
雖然李光地在1710年武舉考試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寥寥幾筆就可帶過，但他與馬見伯職業(yè)生涯的交集表明，他可能影響了馬見伯對于考試課程的思考，反之亦然。我想，在十九年以前，李光地作為武舉會試主考官，一定知道馬見伯的名字，因為在那一年，馬見伯通過了會試和殿試，獲得了武進士頭銜。
當然，這兩個人是在大約七年后認識的，那時他們的事業(yè)使他們再度相遇。下面是李光地對弟子所講的故事，后者將其記錄在李光地的年譜當中：
公督學時，過正定與［馬見伯］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次更既闌，披衣啟艙，見一人左韔弓矢，右跨刀，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遏意表，中軍分也?！惫υ唬骸半H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座，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為將者，日夕警惕，倘床簟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場驅策乎！”公深為嘉嘆，后累薦之。
在這件回顧性的逸事中，對馬見伯的描述表明，他在清軍中擔任一名忠誠而明智的軍官時，并沒有擺出一副博學的樣子。他嚴肅地提醒他的文官上司，皇帝所堅持的軍事價值觀——這位皇帝堅持要文舉考試的滿人考生在射箭和騎馬方面表現出才能。但馬見伯1710年的奏折表明他有高超的策略手腕。這份奏折提出的第一個建議包括在孔廟祭拜的內容，這可能不會讓審閱奏折的高級文官高興，但皇帝作為奏折的接收者，于二十年前在孔廟觀禮的時候，就已經呼吁軍事官員與文官一起參與——馬見伯的建議可能是刺激皇帝進一步改革欲望的開胃美食。這份奏折提出的第二個建議并沒有完全讓皇帝滿意；但李光地本人盡管在帝師的職位上工作了多年，卻沒有預見到弟子的思想會發(fā)生怎樣的轉變：《左傳》取代或補充軍事經典的建議立刻被否決了。
盡管皇帝根據自己的戰(zhàn)爭經驗形成了介紹書籍的理由，并堅持認為他對幾次戰(zhàn)役的指揮使他懂得了從《孟子》獲得軍事建議的重要性，但他還是欣然接受了李光地的觀點。李光地的一篇奇怪文章出現在他去世后編訂的作品集《榕村語錄》中，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有兩點與正在討論的事件產生了共鳴。第一點，長期以來孟子被認為是一個完全脫離軍事問題的思想家，但對戰(zhàn)爭，特別是戰(zhàn)略問題，他有最深刻的理解；第二點，《孫子兵法》中所表達的思想無法被接受。在第一點中，李光地引用了皇帝提到的一句話，即“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在第二點中，李光地特別挑出“火攻”來批評，就像皇帝所做的那樣。他還直言：“若將《左傳》《國策》《史》《漢》諸書，選集一部兵法，當勝于今所謂《七書》者。”最后，他提到了馬見伯。
據我所知，李光地這篇身后文章沒有確切的時間。馬見伯死于1720年末，李光地則在皇帝批準馬見伯提議的八年后，先于他兩年去世。人們想知道的是，這篇文章在皇帝做出決定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馬見伯給其保護者的提議所采取的形式，在更多的證據積累起來之前，都只能是假設。
清代每次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的結果，無論是文舉還是武舉，都會在貢院內（或者紫禁城內的殿試處）被高度程式化的文字記錄下來。其中一種記載類型是《題名錄》，只概述具體考試的內容，記載參加考試之人和通過考試之人的姓名和職務。另一種內容更為豐富的記載是《試錄》，其中包括前言和附言，主考官在附言中提供了考試的許多細節(jié)、對軍事和民事問題的思考以及一些成功考生所寫的范文。在許多情況下，清代的武舉考試記錄構成了兵學傳統(tǒng)學者的唯一書面遺產，他們繼續(xù)為國家服務，在民政與軍務、帝王與平民、滿人和漢人的重要交匯點擔任要職。
五十年來，從《孟子》和《論語》中抽取的作文題目是武舉考生面臨的第一個文學考試。最初，考試里出現了其中最明顯的段落。在課程改革后舉行的第一次武舉鄉(xiāng)試中，福建和云南的考官都出了關于《論語》當中著名一段的題目，孔子在這段話中列出了政府應該提供的東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2.7）。在其他地方，考官讓那些新冒出來的考生討論“仁者必有勇”。康熙皇帝的改革也影響了其他問題，即出自三部官方兵書（《孫子》《吳子》《司馬法》）的問題，以及自1064年以來一直是武舉考試標準要素的實際政策問題：與傳統(tǒng)不同的是，前者側重于那些與儒家思想產生共鳴的章節(jié)，因為它們涉及禮儀、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軍人文學素質的重要性；而后者則包括《孟子》和《論語》中的章節(jié)，并請考生對最近的課程改革發(fā)表評論。
盡管沒有文獻提到武舉考試考官之間的交流，但一項關于從《孟子》和《論語》中摘錄的用于考試的段落的研究表明，存在這種橫向交流的趨勢。例如，1711年福建和云南使用了《論語》的同一段落；1726年，山東和順天也使用了《論語》中的同一段落；1741年，湖廣湖北（當時的一個行政區(qū)域）和江西也使用了《孟子》中的相同段落。在從兵書經典中摘錄問題方面，這一現象也很常見：在同一年的考試中，兩三位主考官使用了《孫子》《吳子》《司馬法》的相同段落。在同一時期，其他省份出了其他題目，這似乎表明沒有從政治中心發(fā)出的綜合命令來決定考試題目。與此同時，在康熙皇帝于1710年頒布改革科舉法令不久后，武舉考官和考生都對康熙皇帝的統(tǒng)治予以明顯的關注。因此，1711年順天武舉考試的主考官吳廷楨和1711年四川武舉考試中以《論語》為主題之范文的作者韓良卿，都強調了“王道”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在一段時間內，官方語言都帶有帝王苛責的印記。
報考文舉的考生需要對朱熹所注釋的儒家經典中的段落進行評論，而往往相當淺顯且基礎的文章就能讓武舉考官滿意。因此，彭楚才在評論《論語》中“事君能致其身”一段時，簡單地對比了統(tǒng)治者和父母關于個人身體的主張，認為每個人的身體暫時屬于統(tǒng)治者，但在去世后被歸還給其父母。然而，也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一些武舉考生的學習已經變得跟文舉考生類似了。
為了認可朱熹的解釋優(yōu)勢，例如，韓良卿在1711年四川武舉鄉(xiāng)試中使用了與這位宋代思想家相同的提法“帝王之道”來解讀經典。同樣，施禮在對《論語》中“其養(yǎng)民也惠”一段做出解讀時，使用了與朱熹一樣的方法，描繪了發(fā)問者（子產）的政治背景，并引用《左傳》中的一段話作為其論述的一部分。如果李光地看到這部古代編年體史書經常被武舉考生引用，他可能會感到很滿意：除了考題所依據的五本標準經典之外，在考生中最受歡迎的題目被康熙皇帝以不合適為由加以拒絕。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4日，經由兵部議覆，正考官戈濤（1751年進士）起草的兩份奏議得到了皇帝的批準。乾隆已經不是第一次拒絕其祖父對武舉考試制度的激進改革了。
在描述了于武舉考試筆試部分（內場）使用鈴聲并提出了預防措施之后，戈濤接著談到了另一個問題?！拔溧l(xiāng)會試 ……自當以武經為重。四書［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旨義，非武士所能領會?！痹诔噬线@份奏折的時候，戈濤已兩次擔任鄉(xiāng)試考官：1754年江西文舉鄉(xiāng)試的輔考官和1757年云南鄉(xiāng)試的正考官。然而，雖然許多考官在某一年舉行的文舉考試和武舉考試中連續(xù)任職，戈濤卻并不是這樣，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相關武舉考試的記錄當中。盡管如此，這位缺乏經驗的官員的觀點似乎與皇帝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取消關于《論語》和《孟子》的考試題目，將使事情有所好轉。戈濤在奏折最后甚至進一步指出：“亦應如所奏，擇文理粗通者，即予中式，以示矜全?！?/p>
自從康熙皇帝表示要有一種不同類型的武進士以來，已經過去了近五十年，但時代的發(fā)展決定了不同的需要。乾隆皇帝開展了積極進取的軍事行動，將疆域版圖拓展到西藏、新疆和蒙古草原，并對八旗軍隊以及特別是綠營軍提出了要求?？滴趸实蹖④娛挛幕斫鉃槿寮椅幕囊粋€分支，想讓時間之河倒流，使帝王謀士文武兼修，乾隆皇帝則接受了孔子、孟子、墨子、孫子等人對“文”與“武”之領域的區(qū)分。
從十一個月之后舉行的鄉(xiāng)試開始，謀求高級武舉功名的考生將被要求討論《孫子》《吳子》《司馬法》中的段落，但他們再也不必討論王道、霸道或者孝道了。
在本章的開頭，我提到了王陽明的著作，他是一位文官，嚴格區(qū)分武事和文事。但有一次，王陽明確實將《孟子》納入了關于軍事問題的討論：在仕宦生涯早期，他曾試圖改革武舉考試。王陽明認為邊疆地區(qū)是脆弱不安的，國家有責任建立一支在技能上不局限于騎射的部隊：如果不了解戰(zhàn)略，軍隊就無能為力。所以在1499年，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制度，那是一種與考試掛鉤的訓練計劃，強調軍事理論和決策，學生要從精英家庭以及明朝的軍事院校中選拔。他堅持訓練必須盡快開始。畢竟，孟子自己就曾說“茍為不畜，終身不得”。
這不是李光地和其君主的言語或推論，而是這位年輕官員精心提交的奏折中對孟子作為軍事圣人的明確訴求。在后來的奏折中，他再也沒有說過這種真心話。五百年后，那些在回避使用暴力的國際限制的情況下大談道德征伐的人，也把他們的計劃與擁有無可置疑的道德憑據的學說聯系起來。康熙皇帝朝這個方向的努力，即為中國兩位最偉大的哲學家賦予偉大軍事意義的嘗試，注定無法成功。
（本文選摘自《古代中國的軍事文化》[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主編，袁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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