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名相張華是中古政治史繞不過去的人物。他頗為傳奇的仕途與滅吳、立儲、賈后崛起及司馬倫篡位等眾多政治大事件交織。其卓越的文學造詣和出色的行政能力也構成了傳世文獻中的“史相”之主體。在愈發(fā)階層固化的魏晉士族時代，張華憑借才學和政治素質從相對貧寒的家世中脫穎而出并位極人臣，實屬不易。但其家族的富貴榮華卻也止于張華一代。在張華和兩個兒子命喪司馬倫之亂后，盡管其孫張輿任職于東晉新政權，但終晉、宋、齊三朝該家族再無人丁仕宦顯達。雖然張弘策曾以“梁武帝心腹+從舅”的開國功臣身份重振門楣，但他的政治成功畢竟有太多勛戚色彩，與建康文化士族的格調全然不同。瑯琊王僧孺在6世紀初新修《百家譜》時才把張華和張弘策所在的范陽張氏納入名門行列。這也從側面說明張華-張弘策一系在東晉南朝的境遇較其他僑姓士族相距甚遠。而張弘策的后代至唐初也基本絕跡。
然而，即便張華的直系后代家道衰落，但這位魏晉名宦的史相，尤其是突出“文”的那一面，卻成為唐代很多張姓寒門借科舉崛起后宣告自己“士族”地位的文化資源。張說、張九齡、張嘉貞和張柬之四個張姓宰相家族皆在不同時期冒認或被誤認為張華的直系后代。這一現(xiàn)象是張華留給歷史的一條長長的背影。隨著唐代科舉逐漸促進階層流動，這個背影顯得尤為醒目。
張說
我們先從唐玄宗時期的著名政治家燕國公張說說起。在他波瀾壯闊卻也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幾乎每一個步點都踩在了歷史進程的脈搏上。盡管張說出身寒門，家族世世代代在體制邊緣與下層官僚間輾轉，但他成長的年代卻恰恰迎來了唐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關鍵變革期。從武則天的崛起到唐玄宗的開元天寶盛世，這近百年間見證了唐代科舉制的愈發(fā)完善以及統(tǒng)治者在選官上對文學才華的愈發(fā)重視。中國科舉史上的第一場殿試即由武則天親自主持，作為女皇登基前夕的盛大政治工程。時年23歲的張說則以絕倫天賦一舉奪魁。幾乎于一代間變寒門為士族的傳奇人生也肇始于此。
張說三秉大政，四上疆場，在政治與軍事上都立下赫赫之功。從大歷史的角度審視，他更是主導了幾項對唐宋制度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重大變革，尤其是推動府兵制向募兵制轉型的改革。此外，他還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這一舉措在唐宋皇權螺旋式上升、君主逐漸走向臺前的大趨勢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張說本人和當時及后世的吹捧者們在塑造其形象時似乎都更重視更為純粹的“文治”一面：作為不世出的大文豪、“大手筆”，張說有著四掌綸誥、三修國史的華麗履歷，更是在發(fā)展書院體系，修撰重要文教圖書等工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在科舉文化逐漸蔚然成風的時代，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學才子們會策略性地在塑造事功卓著的名臣形象時更偏重文治。這種建構旨在進一步加強統(tǒng)治階層對文學才能的重視。陸揚在《清流文化與唐帝國》一書中甚至認為張說自己就曾策略性地把上官婉兒的形象“制作”成一名以文學才華治理天下的女宰相。受張說提攜且同為科舉入仕的張九齡和孫逖分別用“公之從事實以懿文”和“海內(nèi)文章伯，朝端禮樂英”形容他的政治生涯。
在張說建構門第時，作為魏晉文豪的張華也因此成為了極具戰(zhàn)略價值的文化資源。按照唐代精英社會的標準，張說門第低微，他的兒子們雖然享受著父親帶來的榮華富貴，卻無法擺脫同僚們眼中“暴發(fā)戶”的刻板印象：“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shù)?！保ā斗馐弦娐動洝ぞ?0》）
現(xiàn)存的張說父輩及祖先的最原始的家世記載皆出自張說本人之手，來自于他撰寫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的三方墓志。這三方墓志皆稱其家族為張華的直系后代。張說在曾祖父墓志中對張華后人的記載卻與基本史實矛盾，暴露了其偽冒家世攀附張華的嫌疑。墓志稱張華的兒子張祎為避五胡之亂而渡江，六世孫為太常，然后遷徙至河東（即張說的老家）：“司空生祎，避胡過江，六世至太常，而復寓于河東之族人?！钡晌母缜腋鼨嗤煽康摹稌x書》則明確記載張祎與父親同時遇害，過江的是張華的孫子張輿。在歐陽修所編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里，避胡過江的變成了張華另一個兒子張韙，但依然與史實不符，因為張韙也是和父親同時遇害的。
張說建構家世的破綻不僅限于此。例如，他在曾祖父墓志中稱自己有個祖先是張華的七世孫，一位遷徙至河東的南朝“太常”。在南朝，太常作為九卿之首，是極為清顯的官職。若其在職時叛逃至北朝，應視為重大政治事件，卻不見于記載南北朝的眾多史料，這顯得頗為奇怪。同時，南朝重臣叛逃后一般會在新政權獲賞高官厚祿，但張說撰寫的墓志對此卻毫無體現(xiàn)，只是言其“寓于河東之族”，這并非墓志書寫的常態(tài)，畢竟中古墓志通常對祖先職官較為重視，此處忽然言及河東反倒是露出了與張說祖籍河東強行聯(lián)系的痕跡。若此“太常”并非叛逃，而是在隋滅陳后被帶到北方，那么墓志所描述的情景在人口學上就顯得尤為驚人。張華于公元232年出生，距隋滅陳有358年之久，卻僅傳7世，需要很多代人都出現(xiàn)“老來得子”的罕見情況才行。
種種與史實和邏輯不符的表述體現(xiàn)了張說偽冒家世的執(zhí)著。事實上，張說建構譜系不止于張華一代。墓志中還聲稱張華是東漢司空張皓、西漢開國元勛張良的直系后代。然而，包括《后漢書》、《晉書》在內(nèi)的眾多成文比張說時期更早且更權威可靠的正史材料都沒有記載過張華竟然還有這層家世。這種到8世紀初期才從張說筆下出現(xiàn)的說法意在構建一個連接兩漢、魏晉和盛唐的超級張氏門第，涵蓋了各時期的頂流張姓名臣。
張說墓志
張九齡
作為另一位靠科舉上位的寒門宰相，張九齡與同朝為官的前輩張說惺惺相惜，也是張說重點提攜的政治盟友。張說的墓志即為張九齡所撰，后者也借此機會進一步深化了前輩作為“大手筆”的文宗形象，甚至將其打造為推動文學在唐代涅槃重生的復興先驅。二張的“商業(yè)互吹”不僅是文壇佳話，也體現(xiàn)了科舉文士們高妙的政治智慧。
張九齡出身于基層官僚家庭，自高祖至父輩為縣丞、州別駕、縣令、縣丞。而韶州始興又是帝國邊陲的欠發(fā)達地區(qū)，在各種意義上都與以長安、洛陽為核心的王朝腹地相去甚遠。無論從他自己還是同僚們的認知來看，張九齡都是名副其實的嶺南寒門。在張九齡指責牛仙客出身低微后，唐玄宗甚至嘲諷張九齡：“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張九齡也不得不坦然承認自己是“嶺海孤殘，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牛仙客雖然是西河小吏出身，但家鄉(xiāng)涇州畢竟依然在兩京政治文化中心的輻射范圍內(nèi)，兩漢魏晉南北朝不少名宦也涌現(xiàn)于此地。張九齡在信件中也坦言曾“居本海隅，始無朝望”，并艷羨那些“中朝著姓，連姻華族”的士族子弟。
科舉制度為唐代的很多“草澤飽學之士”提供了階層晉升的機會。一批又一批“寒門貴子”們在發(fā)跡后并不滿足于物質和官階上的社會流動。他們更試圖動用作為文官所掌握的社會及政治資源徹底抹去自己的“新貴”身份，通過偽冒郡姓和嫁接譜系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舊族成員，自古以來便是貴胄。張九齡也不例外，但他的具體操作較為簡單：既然前輩已經(jīng)把路鋪好，他只需和張說攀親戚即可。因此，不僅正史中明確記載二張“敘為昭穆”，在現(xiàn)存張九齡所寫的很多有關張說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族子”二字（在張說墓志里張九齡的落款則是“族孫”）。而張九齡兄弟的墓志也理所當然地稱自己為“范陽”人。張九齡的外甥為其立碑時也沿用了張說的建構“成品”，把張良和張華對仗而稱。白居易也在張九齡侄孫的墓志上強調其為張華之后。
需要強調的是，在二張偽冒祖先及嫁接世系時，張華及范陽張氏并非最直觀的選項。當時顯赫的張姓郡望還有清河、敦煌、吳郡和南陽。前面兩個郡望都有世系明確的成員在7世紀時任顯宦（清河張文瓘、敦煌張公謹），吳郡張氏則是非常具體的吳姓士族。冒認這三個郡姓可能會有較高“成本”，但南陽張氏則是直接可以用“拿來主義”獲取的門第，并且在初盛唐聲望頗高。（仇鹿鳴《制作郡望：中古南陽張氏的形成》）張說和張九齡卻另起爐灶，正說明“張華IP”與科舉時代張姓文士崛起的大勢十分契合。
張嘉貞
終唐一世，364位宰相中雖然有22對父子皆宰相的事例，但祖父-父親-兒子連續(xù)三代皆拜相的家族只有張嘉貞-張延賞-張弘靖一門?！叭鄰埣摇笔求w現(xiàn)科舉促進中古社會流動的鮮活事例。這個唐代最輝煌的宰相世家并沒有魏晉南北朝舊族那樣的顯赫門第，他們在8世紀以前還只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地方小姓。這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三連冠家族恰恰是科舉時代誕生的寒門新貴。張嘉貞在武則天時代以明經(jīng)科考入仕，摸爬滾打后于唐玄宗時期拜相。他的兒孫張延賞和張弘靖則分別以父輩門蔭入仕，最終也于德宗和憲宗朝接連拜相。
無論按照正史記載還是時人的理解，這個從寒門躍進至士族行列的張家一直以“河東”為郡望。張嘉貞的爵位就是“河東侯”。按照唐代傳統(tǒng)，爵位名號所包含的地緣稱謂往往是朝廷對獲封者郡望的認知。子輩張延賞神道碑也稱郡望河東。孫輩張諗?shù)哪怪旧弦诧@示其授封河東。甚至到了晚唐，張嘉貞的玄孫，“官五代”張彥遠在著作《歷代名畫記》里亦稱河東。10世紀成文的《舊唐書》也用“蒲州”這個與河東相對應的唐行政區(qū)劃來形容張家的籍貫。系統(tǒng)地把該家族歸為張華后代的現(xiàn)存文本是11世紀中葉才形成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下稱“《世表》”）。該表聲稱張嘉貞高祖張吒是張華“裔孫”，在隋朝從范陽因官遷徙至河東。這個很晚才出現(xiàn)的說法頗為可疑，畢竟如上文所述，張華與二子同時被害，只有孫子張輿幸存而逃至江南，范陽本家依然有余續(xù)尚存的概率不高。再加之《世表》在此前介紹張韙、張祎時就已經(jīng)犯過錯誤，張嘉貞是范陽張華后代的說法可信度很低。
具體為何張嘉貞家族在10世紀以來逐漸被嫁接至張華譜系之下我們不得而知，但張嘉貞弟弟張嘉佑的墓志曾稱“范陽人”，這也許是譜系建構者和編纂者的“靈感”來源。張嘉佑墓志于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成文，剛好在張九齡去世后兩年。張說則在開元十八年冬（公元731年）去世。也就是說，張嘉佑墓志成文的年代恰恰處于兩個生榮死哀且留下厚重文化遺產(chǎn)的“范陽”張氏宰相之“余震”中。張華這一“IP”在張說和張九齡的雙重炒作下顯得格外光彩。張嘉佑墓志受此影響也是有可能的。有趣的是，張說領兵時還曾是張嘉佑的老上級，按照后者墓志記載：“還并州司馬，副燕公軍使經(jīng)略太原。”
但到了張嘉貞的子孫輩張延賞、張弘靖之時，他們已經(jīng)連續(xù)兩代、三代官拜宰相位極人臣，“河東張氏”儼然成為新的門第，恐怕已經(jīng)有了不再需要嫁接、掛靠到范陽的“文化自信”。若9世紀流傳的說法為真，那么張嘉貞家族在崛起后的第二代就已經(jīng)牛氣到不愿與家世有些許下滑的北朝舊族聯(lián)姻了。這個“不識韋皋是貴人”的河東宰相世家，在當時是沒有太多理由繼續(xù)借用他人郡望的。更何況在8世紀中期因為張說二子張均、張垍于安史之亂失節(jié)投敵的緣故，范陽郡望出現(xiàn)了“劣跡”。另一支冒認范陽的張姓家族，唐肅宗張皇后家族，據(jù)仇鹿鳴的推測，也是在8世紀中期放棄了范陽郡望而改宗南陽。
張柬之
科舉文士策略性冒認張華后代的模式并非適用于所有存在譜系嫁接嫌疑的張姓寒門家族。這里要談到另一位張姓寒門宰相張柬之。這個在神龍革命中推翻武則天政權的主要功臣來自中下層官僚世家，父親是益州府功曹參軍，祖父僅為隋朝縣令。張柬之和稍后涌現(xiàn)的張嘉貞、張說、張九齡等后輩一樣，都是靠科舉上位的寒門子弟。張柬之家族沒有采用冒認的策略，卻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被誤認為張華之后。若不假思索地閱讀張柬之家族歷代墓志上的表述，我們可能會誤以為其與張華的血統(tǒng)聯(lián)系是該家族成員歷代“層累”構建譜系所致。但更深入地分析表明，這種聯(lián)系可能只是歐陽修在撰寫《世表》時的一記“烏龍”。
《世表》認為張柬之是張華的后代，而這個譜系的關鍵銜接是張弘策。張弘策在正史中被明確記載為張華后代，且世系清晰，并沒有與史實相矛盾之處。而且張弘策家族在梁初也被時人認為是張華的直系后代。（梁武帝：“張壯武云‘后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保┠敲慈绻麖埣碇c張弘策的血統(tǒng)關系為真，則張柬之與張華的血緣聯(lián)系也就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世表》對張柬之父祖的記載與該家族出土墓志描述基本一致，而按照《世表》的說法，張柬之祖父與張弘策之間只隔了一層曾祖父“紑，后周宣納上士，隋巴州錄事參軍。”這里問題有二。首先，《梁書》、《南史》等成文更早且更權威可靠的史料以及《資治通鑒》這種依賴成文更早的史料的史學作品并沒有記載張弘策有名為“張紑”的兒子。當然，這里不排除有史書遺漏的可能，也許“張紑”沒有鮮活事跡值得留名于正史文獻。但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張弘策在公元502年就去世了，而這個名叫“張紑”的兒子，根據(jù)《世表》的說法，至少在公元581年（隋）還在做官，甚至終官于蜀地巴州。假使“張紑”在張弘策47歲去世的那年才出生，那么他也活了80個年頭。80歲依然在巴州任參軍并非概率為零，畢竟張柬之自己在81歲時還位極人臣。但在中古社會連續(xù)出現(xiàn)兩代高壽老人確實很罕見。更何況從隋朝的出土墓志可看出，張弘策有很多直系后代的自然死亡年齡并沒有太過離譜。曾孫女張貴男在公元605年去世，享年56歲；孫子張盈在601年去世，享年58歲；孫女張娥英在612年去世，享年64歲；孫子張軻在614年去世，享年68歲。
《世表》的記載雖有不尋常之處，但探究此事還有賴多方出土的張柬之家族墓志。目前出土的相關墓志共11方之多，歷經(jīng)數(shù)代。若初觀墓志，讀者也許會感到明顯的“層累”建構之痕跡。張柬之的兄弟慶之、景之和敬之三人的墓志均由張柬之本人于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撰寫。張柬之還參與了父親墓志的撰寫，雖落筆時間不明，但考慮到墓志言及在唐末周初父母均已入土，最終成文時間應該不會在7世紀之后。這四方墓志都可視為張柬之這代族人在8世紀之前書寫家世的一手文本。在這個文本里，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對張弘策（以及張華）的提及，雖然墓志聲稱郡望為“范陽方城”。
直到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墓志文本里才出現(xiàn)了看似是聲稱自己為張弘策后代的表述。這一年下葬的三方墓志的主人分別是張柬之兒子張漪和孫子張軫、張點。文本中都出現(xiàn)了一個南北朝時代名為“策”的祖先。而另一個提及先祖“策”的文本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成文的張柬之曾孫張曛墓志，志文表明張“策”的兒子是“周宣納上士，隋巴州錄事參軍”，與《世表》說法相吻合（雖然墓志里這個兒子名“玠”而非《世表》中的“紑”）?，F(xiàn)代學者也認為家族墓志中出現(xiàn)的“策”就是張弘策。（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中心》）
但若真的把志文中的“策”當做張弘策，就會有多個指向層累偽冒家世的“證據(jù)”。如前文所說，張柬之是張弘策后代的說法在8世紀前并不存在，張柬之親手書寫家世的三個作品也都沒有此說法。該說法是在733年才出現(xiàn)的，并在9世紀初更加深化。而更明顯的證據(jù)則是該說法有兩處與基本史實不符。首先，張弘策本人明明是在公元502年堅守衛(wèi)尉府時被作亂的南齊余黨殺害，這是南朝政治史上的大事件，而8世紀和9世紀的墓志文本卻都說張（弘）“策”加入了公元535年才建立的西魏政權。這個歷史錯誤非常離譜。其次，多方墓志提到張（弘）“策”的祖先是一個從北方遷徙至南方政權的名叫張“貞”的人，但這也與成文更早且更權威可靠的《梁書》、《晉書》等正史記載不符。張弘策的南遷祖先是張華的孫子張輿，而非張“貞”，《梁書》在這方面的記載洽可以與《晉書》張華本傳對后代存活情況的記載相對照。另外，如上文所述，隋朝時期有一些可以確定為張弘策后人的墓志下葬，而這些成文更早的墓志則根本沒有提到張“貞”這個人。種種與事實和邏輯不符的現(xiàn)象使得“張柬之為張弘策后代”的說法難以成立。
然而，在推翻這個說法后，我們真的能確定張柬之后人是在主動“偽冒”家世，主動造假以便認祖張華么？這似乎也說不通。首先，隨著張說、張九齡等科舉文士在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的雙重成功，張華確實成為了盛唐時期的頂級IP。但按照此邏輯，張柬之孫輩們在把世系嫁接到張華的直系后代張弘策一脈后，應當在同一方墓志里借機猛提張華才對，但聲稱張（弘）“策”為祖先的文本里都沒有在描述家世部分對張華進行任何提及。如此費力“掛靠”在張弘策之后，卻絲毫不提真正的大IP張華，難道張柬之后人真的那么篤信古代讀者們的思維跳躍能力和歷史知識水平？其次，即使退一步講，張柬之后人并沒有那么在乎張華，他們只是想冒認一個歷史名宦為祖先，那么作為梁武帝開國元勛且官拜衛(wèi)尉卿、散騎常侍等顯赫職位的張弘策確實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張家墓志對張（弘）“策”的官職表述卻又完全不是這個路數(shù)。目前所見的最詳細表述是“梁岳陽王諮議參軍”，來自張柬之曾孫于元和八年（813年）下葬的墓志。梁岳陽王是蕭詧?；首又J議參軍這類職位只是中層官職。非但張弘策本人從未擔任過梁岳陽王的諮議參軍（這也是“張柬之為張弘策后代”之說法無法成立的另一原因），即便他擔任過這個職務，為何張柬之后人不把他更高的衛(wèi)尉卿、散騎常侍寫進墓志，而反而留下一個中層職務？這既不符合墓志的文體也不符合造假的動機?？赡茏x者看到這里會不禁發(fā)問：張柬之后人到底是從哪里拿到這么一個讓公元502年殉職的張弘策擔任公元531年之后才授封岳陽王的蕭詧之部下的“秘本”？張柬之后人又是因為什么非要選一個中層官僚當假祖宗？
既然“張柬之為張弘策后代”這種說法有太多漏洞，但主動造假之說又不合常理，另一種更有可能的情況浮出水面：張柬之后人并沒有造假，他們的祖先確實叫“張策”，而非張弘策。要知道唐代的避諱制度并沒有嚴苛到在盛唐和中晚唐都不能用高宗太子李弘的“弘”字的地步，畢竟上文的張“弘”靖就沒有改過自己的名字。若張柬之后代真想造假，大可直接用“弘策”二字，而不是在所有提及這位祖先的墓志里都只提“策”不提“弘”。同時，8、9世紀提及張策的四方墓志有著非常一致的表述。開元二十一年的張漪墓志稱張策從“后梁宣帝入西魏”，這與元和八年的張曛墓志“梁岳陽王諮議參軍”完全吻合，因為梁岳陽王正是后來的西魏傀儡政權（后梁）國主宣帝。開元二十一年的另外兩方墓志分別寫道“隨梁北歸”和“去西魏自南齊”。后者雖然犯了齊梁混淆的錯誤，但這四方墓志總體來看所言皆是張策在蕭氏政權任職并最終隨該政權歸入北朝一事。蕭詧向西魏稱藩并徹底成為傀儡政權之主的時期大概比張弘策去世晚將近兩代人，那么如果“張策”活躍于此時，他的兒子到隋朝開國時應該在40-60歲左右，不需要完成像《世表》中誤記那樣“80歲還要在隋朝蜀地做官”這一挑戰(zhàn)人口學原則的任務。
在排除了張弘策后代和主動造假兩種可能后，張柬之后人真實記載祖先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這樣一來墓志中那個從北方南遷的“張貞”的存在也與《梁書》對張華-張輿-張弘策一系的記載沒有沖突，因為從張貞到張策再到張柬之，這一支本來就和張弘策一系毫無關系。而張柬之家族墓志所稱的“范陽方城人”可能只意味著他們最初也是來自范陽的張姓家族，他們的遠祖張貞與張華應該沒有很近的血緣關系，畢竟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攀附張華。
在這批墓志之后，我們再一次看到詳細記載張柬之家世的文本便是歐陽修所編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了。把張策和張弘策混淆也許只是歐陽修的原創(chuàng)錯誤。但這記“烏龍”可能也反映了9世紀以來的政治及文化發(fā)展。或許是這些發(fā)展讓張柬之一系逐漸被認為是張弘策的后代?；蛘呤沁@些發(fā)展讓張柬之的后人們自己更愿意把祖先往張華方向靠攏，若真如此，那么利用張弘策是張華真實后代這一得天獨厚的“資源”，把張（弘）策與張策混淆則是物美價廉的策略。隨著中晚唐時期科舉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以及唐廷在藩鎮(zhèn)時代對刻畫自身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極度重視，統(tǒng)治者對文學才能的渴求愈發(fā)強烈。另一方面，科舉擢第-翰林學士-宰相的升官途徑也愈發(fā)制度化、清晰化。與此同時，帶有南北朝色彩的職官清濁分野似乎在9世紀有死灰復燃之勢，而中央文官在這個潮流下毫無懸念地成為了士人們追求清顯的首選。與這些制度發(fā)展互為表里的則是以翰林學士為內(nèi)核的詞臣群體在掌握政治“筆桿子”后對彼此及屬于廣義清流序列的科舉文士的吹捧，旨在進一步鞏固這些符合自身政治利益的文化趨勢。（見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科舉功名的政治和文化價值也因此達到空前高峰，甚至演變?yōu)橐环N足以替代且超越門第以證明自身精英屬性的“資質”。在詞科文化的霸權支配下，文治形象鮮明的前史名宦在寒門冒認郡姓的“市場”上只會更加炙手可熱。前文提及的張皇后家族在8世紀中期放棄范陽郡望后又在9世紀將其重新拾起，而“著博物于晉朝”的張華當然也在這次建構工程中躍然紙上。（《唐故檢校少府少監(jiān)駙馬都尉贈衛(wèi)尉卿范陽張府君墓志銘》）若張柬之后人亦受此氣候影響則不足為奇。
張華出身寒門卻“伏膺典墳，俯拾青紫”的奇跡在九品中正制日趨完善的東晉南朝變得更加難以復制。但他長長的背影卻隨著科舉在唐代的制度化而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伴T非世胄，位以藝升”在唐代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楊收、曹確、畢諴、劉鄴、劉瞻、歸登、歸融、歸仁晦、舒元輿、盧肇、王起等憑科舉上位的新貴更是在9世紀如雨后春筍般到來。魏晉南朝不屬于張華，但盛唐以降卻是張說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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