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東北軍少壯派軍人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槍殺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史稱“二二事件”。二二事件是西安事變善后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梳理該事件的來龍去脈，有助于澄清西安事變的遺留問題，也有助于理解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動。但是，直至20世紀90年代，在西安事變中曾擔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高崇民之子高存信仍然感慨地說：“周總理生前一直想把‘二二事件’殺王以哲的內(nèi)幕搞清楚，但由于應德田、孫銘九等人不老實交代，他的愿望沒能實現(xiàn)，所以就結(jié)下了一個解不開的謎?！弊鳛槲靼彩伦兩坪筮^程中的一次異動，二二事件至今還有許多問題尚待探索和破解。
有關二二事件的起因，中國臺灣地區(qū)的研究指責中國共產(chǎn)黨暗中挑撥，但這毫無疑問是錯誤的，已有學者進行論證。該事件長期以來存在爭議的焦點問題是，王以哲是否背叛張學良并與蔣介石勢力暗中聯(lián)絡？一種觀點是，張學良在事件之前已對王以哲失去信任，自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王以哲一味妥協(xié)討好蔣介石，并不真心爭取張學良返回東北，其目的在于取代張學良，謀奪東北軍領導權(quán)，故而二二事件的起因在于積極營救張學良的派系對消極派的憤怒不滿造成的“無法彌合的裂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張學良一直對王以哲最為信賴，王以哲對張學良也忠心耿耿，從未與蔣介石有過聯(lián)絡，其妥協(xié)只是委曲求全，先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再尋求營救張學良的途徑。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東北軍元老派主和，但東北軍少壯派主戰(zhàn)，二二事件的起因是少壯派預謀爭奪東北軍控制權(quán)，“野心極度膨脹”。從東北軍群體來尋找原因，是破解二二事件問題的正確取徑，但以往關于東北軍內(nèi)部問題的研究，多關注少壯派與元老派的矛盾，絕少追問張學良與王以哲的關系究竟如何，更未考察張學良本人與二二事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如今大量檔案材料、文史資料和口述史料都逐漸得以披露，為考辨上述問題提供了扎實的基礎。在考證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考察二二事件對東北軍群體的影響及其歷史作用。
王以哲背叛張學良說之考辨
東北軍少壯派指控王以哲背叛張學良的三個根據(jù)是：1.1936年12月27日，王以哲力主放走蔣介石手下的十幾個軍政大員；2.幾天之后，他又伙同東北軍高級軍官何柱國下令送回蔣介石的50架戰(zhàn)斗機和500多名飛行人員；3.據(jù)說，王以哲收到蔣介石的500萬元賄賂。前兩項雖是事實，但這些均依據(jù)中共、東北軍和楊虎城部三方聯(lián)合，即所謂“三位一體”公開討論之后的集體決定，因此并不能據(jù)此認定王以哲存心背叛。當然，王以哲和何柱國不顧應德田的強烈反對，力主放走軍政大員和飛行人員，大大增加了應德田和孫銘九等人對他們的懷疑，嚴重激化了東北軍元老派與少壯派之間本已存在的矛盾，這也是客觀事實。第三個根據(jù)則是子虛烏有的傳聞，連應德田本人都認為“不一定十分可靠”。事實是，當時何柱國通過談判從南京當局爭取到一筆善后經(jīng)費，而執(zhí)行槍殺任務的士兵從王以哲家里也只搜出10根金條和38000元現(xiàn)金。
王以哲
1937年1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處長戴笠向蔣介石報告東北軍諸多關鍵內(nèi)幕消息，有助于掌握當時情況。引述如下：
密據(jù)五七軍參謀長樸大同在渭南談稱，此際東北軍將領之意圖：一要保全實力，二要保障張之安全。王以哲仍望張即回西安，否則反對王樹常統(tǒng)率東北軍；茍張失安全，即以兵要挾；萬一生命有危險，唯有出于一戰(zhàn)。發(fā)動此次西安事件，王為最力，繆徵流、于學忠、劉多荃次之。其余將領并不甚堅決。軍中并無共黨操縱，現(xiàn)且防共云云。樸并提及解決東北軍五項：（甲）萬不可給張回來，只需予以優(yōu)待，東北軍即可軟化；（乙）中央必須以兵力壓迫東北軍，但不可開火，如此做法，該軍即可就范；（丙）萬不可立即發(fā)表新人統(tǒng)率東北軍，現(xiàn)在東北軍中無論任何軍師長，毫無統(tǒng)制之信仰與力量；（丁）宜令張氏向東北軍團長以上軍官多寫信，勸其接受中央處置；（戊）對西安城內(nèi)叛徒黎天才、苗劍秋等，無足輕重。總之，一切須避免激變。
從這封電文中可得到兩條關鍵信息：第一，1937年1月7日，王以哲仍是強硬派，也堅持要求張學良回陜，為了張學良的生命安全，他甚至表示不惜一戰(zhàn)；第二，以王以哲為代表的東北軍高級將領與南京當局存在矛盾，所以他們是西安事變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也存在防備之心，整個東北軍并未受到中共的操縱，對于東北軍高級將領來說，“保全實力”才是他們不變的基本邏輯，這也是理解此后事態(tài)演化的要害所在。
由此可以解釋王以哲表現(xiàn)出來的某些矛盾現(xiàn)象：一方面，他在軍事上與中國共產(chǎn)黨密切合作，共同防備南京當局的進攻；另一方面，他是西安事變后較早主張接受蔣介石提出的乙案的東北軍高級將領。西安事變前后，王以哲與毛澤東、彭德懷共同協(xié)商，化解了不少軍事危機，對中共的幫助非常大。二二事件前兩天，毛澤東仍致電王以哲，“為協(xié)同貴軍鉗制胡軍東進”，又令羅炳輝部開到平?jīng)龈浇挤溃梢婋p方協(xié)防之密切。因此，二二事件發(fā)生后，毛澤東極度不理解東北軍少壯派為何要殺王以哲。這種自毀長城的愚蠢行為，除對少壯派最激烈反對的南京當局有利之外，對“三位一體”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反過來也說明，國民黨指責中共挑撥少壯派槍殺王以哲純屬造謠污蔑。
根據(jù)高崇民的回憶，幾乎與此同時，“王以哲又派劉振東為代表，何柱國派徐良為代表，赴潼關見顧祝同，表示愿意接受乙案”。高崇民與王以哲一向交好，關系密切，此處所言，自然可靠。乙案的目的是拆開“三位一體”，連蔣介石本人也知道一時做不到。但在1937年1月中旬，王以哲和何柱國兩人就表示接受乙案，這在當時自然引起少壯派的巨大疑慮?！段靼彩伦儦v史資料匯編》收錄高崇民上述言論時，在句后還附有評語：“這對于三位一體已開不團結(jié)之端。”在東北軍少壯派的激烈反對聲中，王以哲等高級將領不敢堅持乙案，只好以甲案作為妥協(xié)方案來爭取。由此可見，王以哲是一個復雜的人，不能過分夸大他對張學良的忠誠。
此外，還有一個傳言需要略加考辨。據(jù)說王以哲在1936年一度對張學良的聯(lián)共路線有所動搖，在王曲軍官訓練團任教育長期間常講《大學》等忠君守舊的一套，甚至對抗日也有些消極，因此，張學良決定撤掉王以哲的教育長職務。不僅東北軍少壯派如此說，甚至連中共的地下黨員也如此說。但這也是不實之詞。其時，國民黨方面的情報稱：“長安軍官訓練團自王以哲軍長主辦以來，以聯(lián)俄容共相號召，對稱呼總理及委員長均不立正，而規(guī)定稱呼副司令則應立正。”不僅如此，在歡迎晏道剛出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的公宴上，王以哲佯醉指責南京當局不補充東北軍、也未撫恤犧牲的官兵和家屬，明言“張副司令的處境，更使人傷心”，令晏道剛尷尬不已。這種智勇雙全的表現(xiàn)，較能展現(xiàn)王以哲的膽色：這是一種針對南京當局的示威，也是替張學良宣泄心中的憤懣。然而，在應德田和孫銘九的慫恿下，張學良還是決定撤換王以哲。此事令王以哲“內(nèi)心很苦悶”，認為“張左右的人多系魯莽滅裂之徒，把張包圍得很緊，長此下去實非東北軍團體之?！?。王以哲甚至還說：“副座豢養(yǎng)這群人物，就是為了對付像我這樣地位的人。我如去說，不是招致副座的懷疑嗎？”可見其內(nèi)心之不滿。其實，這種不滿在東北軍高級將領之間是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如東北軍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就有類似情況?！拔靼彩伦兦?，西安總部，不經(jīng)萬同意，調(diào)配過五十三軍人員，如調(diào)換五十三軍參謀長，萬事前毫無所聞，對此很有意見，感覺張聽信青年將領的主張，不重視老一輩將領的意見”。這也是理解其后事態(tài)演化的一個關鍵。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是蔣介石與王以哲之間究竟存在何種聯(lián)絡。早在1933年3月張學良剛剛下野之際，蔣介石就實授王以哲軍長職務，“以為東北袍澤爭先也”。深受蔣介石信任的復興社社員劉健群匯報說：“王以哲為人誠實，立志整理部隊；王生活極有秩序，在東北軍中少見，職連日談話，使彼對鈞座之人格及政策均有認識。”由是，蔣介石垂青于王以哲，戎馬倥傯之際也召其來見，以示親近。某次王以哲到中央軍校參觀，幾個學生沒有敬禮，蔣介石竟電告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教育長張治中，要求嚴懲學生。王以哲也投桃報李，每每表示：“以哲當整軍律己，益自策勵，仰答鈞座知遇?！薄耙哉苡鍪聦颐赦x座格外提攜，曲意成全，報答知遇，唯有永矢弗諼”。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齊世英曾密告蔣介石稱：“王軍長以哲……擁護中央到底，并擬于可能范圍內(nèi)，規(guī)勸其他袍澤，同此主張，以濟國難。”齊世英雖為東北人，但作為中央代理人執(zhí)掌東北黨務，與地方實力派張學良的關系一向緊張，相互之間齟齬不斷。如今，齊世英都為王以哲代傳向蔣介石表忠的密語，足見王以哲人際關系之廣泛和籠絡手段之高明。在張學良出國且東北軍缺乏統(tǒng)帥之際，王以哲如此深得蔣介石的垂青，也可見其雄心壯志由來久矣。
據(jù)齊世英回憶，在西安事變之前，王以哲派軍法處處長崔蘊蘭到南京，“因崔與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陪他同來，崔蘊蘭告訴我張漢卿至王以哲防地與共產(chǎn)黨會面”。西安事變爆發(fā)之后，齊世英派人到西安聯(lián)絡王以哲，王表示“要把東北軍帶到中央，歸順中央”。其后，“王以哲不肯離開西安，終被刺殺”。齊世英認為，“或許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繼承張學良的地位”。與之相互印證的是方覺慧留下的檔案材料。方覺慧是國民黨的老干部，與東北軍多數(shù)將領向來熟絡，西安事變善后期間，他派人潛入西北企圖策反東北軍。1937年2月22日，方覺慧向蔣介石匯報說：“竊前派張慎修、姚廷芳分往接洽東北軍……于18日抵固原，當晤張文清，面達中央眷顧之意，已竭誠接收。乃邀其參謀長王綬章于21日至固原、平?jīng)觯窒蛲跻哉芩牳鲙熃忧?，結(jié)果大致贊同。于26日偕王參謀長到西安，由王等向王以哲軍長密陳一切，結(jié)果尚屬順利。詎料事機不密，兼王之態(tài)度格外露骨，致被過激分子側(cè)視……乃有二月二日之事變?！庇纱丝梢?，西安事變前后，王以哲與南京當局存在暗中聯(lián)系，既向?qū)Ψ酵嘎赌承C密信息，又預備在適當?shù)臅r機與南京當局合作。
綜上所述，可知東北軍少壯派對王以哲的指責多半不實，王以哲也未放棄聯(lián)共抗日路線。但是，王以哲長期與蔣介石保持密切聯(lián)絡，久蓄統(tǒng)帥東北軍之雄心壯志。張學良被扣押，東北軍群龍無首，這份雄心壯志既使他容易與蔣介石相互搭線，也是東北軍少壯派戒備和仇視他的癥結(jié)所在。
張學良與王以哲的深層矛盾
作為當年東北軍中的中共黨員，栗又文在回憶西安事變和二二事件時，不無惋惜地說過一句話：“如果當時張把兵權(quán)交給王以哲，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彼母锌从趶垖W良送蔣介石離陜之際，曾留下親筆手諭令東北軍聽從于學忠的指揮，但事實上，作為山東人的于學忠是從直系轉(zhuǎn)投過去的軍政領導人，他只能夠統(tǒng)帥當時駐守甘肅的五十一軍，在整個東北軍系統(tǒng)當中完全缺乏號召力。與之相反，王以哲在東北軍中的威望很高，假如張學良將軍權(quán)托付給王以哲，或許就不會出現(xiàn)二二事件。但問題是，張學良為什么要把東北軍的指揮權(quán)交給于學忠而不是王以哲呢？
事實上，王以哲在東北軍中的聲望由來久矣：在治軍方面，他軍紀嚴明，重視軍事技能，又親自編寫《士兵問答》12條，創(chuàng)辦《東望》雜志，在整個東北軍中都引人注目；就個人表現(xiàn)而言，他熟讀《曾文正公家書》《資治通鑒》等書，東北易幟以來，又研究孫中山著作；九一八事變之后，他痛恨不抵抗行為，引以為恥，故有抗日的決心和熱情，并推動張學良聯(lián)共抗日；從人際關系來看，他既與繆徵流、劉多荃等高級將領關系密切，又與高崇民這類個性獨特的文人交好。
張學良
1937年1月2日，針對南京當局欲以東北軍將領王樹常取代張學良的企圖，毛澤東“準備王以哲或于學忠代張職”。在明知有張學良手令的情況下，毛澤東首先想到的還是王以哲，可見其對王以哲觀感之深、印象之好。早在1933年，就有人對蔣介石說：“王軍長以哲已啟程赴贛晉謁……異日將有領袖東北軍之希望?，F(xiàn)渠資格較淺，晉見時如鈞座特加垂青，則他日必能為中央效馳驅(qū)也?！笨梢娔暇┊斁忠苍\劃過以王以哲領導東北軍。西安事變之后，晏道剛在一份報告中詳盡剖析過6名東北軍高級將領，言及王以哲時說：“人甚陰險，而有野心，受東北‘左傾’青年及共產(chǎn)黨之煽惑擁戴，儼然以東北青年及少壯軍人領袖自居，怨恨中央，與張學良左右勾結(jié)，誘導張聯(lián)共抗日，此次事變，王為主謀。此人有與‘共匪’聯(lián)合之可能，決不能為中央用。然王在東北軍內(nèi)頗有聲望，其部隊亦較有戰(zhàn)斗力，遽爾去之，恐生變而投‘匪’?！边@份報告對王以哲充滿敵意和仇視，但也無法不承認其聲望，足見王以哲在東北軍內(nèi)的威信乃有目共睹之常識。
以張學良對東北軍之了解和掌握，他不可能不知道王以哲的能力和聲望。因此，張學良的指揮權(quán)移交之舉，看似是他的無心之失，其實深刻折射出東北軍內(nèi)部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及其暗流涌動，隱藏著張學良與王以哲之間微妙而復雜的關系。張學良1934年自歐洲歸來以后，銳意整頓軍隊，以圖收復東北，1936年又決定聯(lián)共抗日，逐漸形成東北軍元老派和少壯派之爭。根據(jù)少壯派的表述，東北軍驕、嬌二氣很深，高級將領大多貪圖安逸、缺乏政治頭腦，這就是張學良企圖以新?lián)Q舊的原因所在。然而，作為元老派代表的王以哲，又是高級將領當中的一個異類，他整頓軍隊的決心未必輸于張學良，對聯(lián)共抗日同樣抱有熱情。因此，王以哲與應德田、孫銘九的沖突，不是出于是否需要改造東北軍以及是否需要聯(lián)共抗日這些軍事和政治路線問題，雙方之間的真正矛盾根源于東北軍的控制權(quán)問題。同時，所謂元老派與少壯派的派系分化，表面看是王以哲與應德田、孫銘九的沖突，實質(zhì)則是張學良與王以哲的深層矛盾。
根據(jù)高崇民的回憶，張學良曾試圖向王以哲部隊中委派一位營長，但竟被王以哲拒絕，“這在東北軍是空前沒有過的例子”。張學良晚年回憶到王以哲說：“王以哲算我的大部下，但王以哲這個人后來有點搖動，不是搖動，他自己有意思。那時候蔣先生在廬山訓練呢，他到廬山去，蔣先生對他也用了一番功夫。”另一次又說：“王以哲也算我的大部下，但是后來王以哲這個人有一點搖動，自己有意思?！庇纱丝梢?，王以哲等高級將領一直忌憚張學良的影響力，而張學良更是不信任王以哲，他深知王以哲“自己有意思”，故而少壯派針對王以哲的敵意，實際上根源于張學良的懷疑。
當然，也不能過于夸大這種矛盾。張學良對東北軍的影響是籠罩性的，所有高級將領皆受恩于他，王以哲在東北軍平步青云，也是起因于張學良慧眼識英才。因此，東北軍高級將領即便心有不滿，也不可能冒犯張學良，王以哲同樣如此。1933年底，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向蔣介石建議：“漢卿可得中央之掩護而存，中央可得漢卿之協(xié)力而固?！睆垖W良歸國后順利接掌東北軍大權(quán)，至于1936年的聯(lián)共抗日，則是東北軍保存實力和達成收復東北心愿的基本路線，就維護東北軍整體利益而言，張學良和王以哲并無二致。
然而，這是張學良在時的情況，派系之間雖有意見，但都服從他的統(tǒng)治，一切矛盾皆在限度之內(nèi)。等到張學良被囚，圍繞如何爭取張學良回陜的分歧，相互敵視的元老派與少壯派之間的矛盾，就變得難以控制。1937年1月中旬，陳誠密報閻錫山說：“王以哲現(xiàn)病，肺炎頗重，東北軍認王為余漢謀，王則感雙方均不討好，似消極?！笔聦嵉拇_如此，當時東北軍中下級軍官流行一種見解，“認為王以哲就是要做余漢謀”。1936年6月，粵系將領余漢謀受蔣介石策反背叛陳濟棠，導致兩廣事變失敗、陳濟棠遠走。張學良對此事件不可能無動于衷，很可能由此埋伏下對王以哲最深的疑慮。
張學良的兩面性對二二事件的重大影響
在西安事變的善后過程中，南京當局為圖瓦解“三位一體”，軍事威脅和政治分化雙管齊下，而西安方面針鋒相對，也持有軟硬兩手，相互之間抗衡不下。值得注意的是，張學良作為被扣押的人質(zhì)，其表現(xiàn)也不是無足輕重的。
1936年12月底，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委閻寶航奉命帶信給西安，要求放回飛機和飛行人員。張學良以手指西北暗示閻寶航說：“他們不讓我回去，那邊能答應嗎？”閻寶航到西安之后，更明確表示，要爭取張學良回來，主要在于東北軍內(nèi)部以及與其他各方勢力堅持團結(jié)到底。這是張學良初次表達他的希望，當時他很自信能回去。
1937年1月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呈送一封意見書。在書信中張學良考慮了兩種可能：如繼續(xù)“剿共”，他要將東北軍全部調(diào)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由良負責調(diào)出及整理”；如不再“剿共”，他便將東北軍調(diào)到豫鄂一帶，由王樹常負責統(tǒng)率。幾天之后，在蔣介石招待的晚宴上，張學良當眾表示：“任何事委座告余，必盡力之所能。”這一階段張學良托人帶去西北的信函，都表示“切盼勿發(fā)生戰(zhàn)事”，“勿專為我個人謀也”，他甚至還留下兩份遺囑交給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常委王化一，表示“如果造成糜亂、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將自殺以謝天下！以明夙志”。但與此同時，張學良又通過王化一向東北軍將領表達了如下要點：“（一）東北軍和東北各階層人士團結(jié)一致，不要給蔣有可乘之機拆散我們，只要能精誠團結(jié)，我就能回去，否則回去也沒用；（二）和楊虎城將軍及十七路軍密切團結(jié)，不受國民黨的離間?！贝黧乙膊煊X到：“當化一、瀚濤兩人談及西安方面因張之留京群情憤激之時，張聞之即欣欣然，頗有自得之意；談及共產(chǎn)黨問題，張則以周恩來輩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有辦法者，頗有挾共黨以自重之意。張至今尚不覺悟其前途，殊可慮也。”
由此可見，張學良的所謂意見書，只是他作為階下囚，企圖重獲自由時言不由衷的表示。但他生怕南京和西安雙方再次發(fā)生內(nèi)亂，無論如何都想控制局勢，以至于不惜以死明志，這也是“漢卿富感情、愛國心濃厚”的真實寫照。盡管如此，張學良更希望看到的前景是，在西安“三位一體”的“群情憤激”之中，南京當局被迫將其釋放回去，由他重掌東北軍的領導權(quán)，在抗日戰(zhàn)場上一顯身手。
張學良表現(xiàn)出的兩面性，在東北軍內(nèi)部矛盾尚不激烈之時，并無多大危害性。然而，在一個關鍵節(jié)點上，這種兩面性卻成為東北軍內(nèi)斗的導火索。1937年1月下旬，事態(tài)日漸明晰，甲案已成為平衡各方利弊的最佳妥協(xié)方案。對于南京當局而言，中央軍進入西安，掌控潼關至寶雞鐵路線，此乃蔣介石關注的重點；對于西安方面而言，仍能維持“三位一體”的基本格局，爭取張學良回來的權(quán)力勢態(tài)并未消解。在此形勢下，張學良力勸東北軍接受甲案：“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實行，則良之出處此刻已不成問題。今因遷延，引起誤會，委座實屬為難萬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則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眱商熘?，他再次致信東北軍高級將領，督促他們“萬勿斤斤于良個人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張學良又私下通過親信鮑文樾向東北軍傳達秘密信息：“你們能堅持，我就會有辦法，你們也會有辦法；你們不能堅持，我完了，你們也完了。”高崇民也提到鮑文樾確實說過：“張秘密對他說，只要西安能撐住，我是可以回去的?！?月29日，應德田根據(jù)閻寶航、王化一、鮑文樾傳達的張學良的一系列秘密指示，強有力地駁倒何柱國，在東北軍中獲得一致呼應。當時，楊虎城的親信李志剛還帶回張學良的口信：“蔣是不會讓我回去的，我回去會增加他不喜歡的力量?！崩钪緞偡Q，張學良在發(fā)出上述感慨時“神色極為凄慘”。張學良的女友趙媞也對孫銘九說：“希望你們聽副司令的話，一定要堅持，想辦法救他回來?！睂τ谏賶雅啥?，他們幾年來受到張學良超乎尋常的信任和器重，對張抱有厚望和深情，因此他們的方針一直都是“以副座返陜?yōu)榈谝幌蛑醒虢簧?，否則堅持到底”。如今接收到張的秘密指示，聽聞其感慨，其憤怒之情緒，不僅溢于言表，更是不可遏制。
促使事情變得更為復雜和棘手的是，張學良還傳達了一份“東北軍高級干部行動基準”，開頭就說：“二十日代表抵西安，即分別對各方為普通之報告，遂約集東北軍高級將領秘密（嚴防不穩(wěn)分子泄漏消息）會議，表示副司令之決心?！苯酉聛恚瑥垖W良指示東北軍高級將領如何控制東北軍、如何部署軍隊移駐、如何應付紅軍和十七路軍以及如何與中央軍暗中聯(lián)絡。這份“行動基準”，根據(jù)蔣介石的說法：“對鮑則漢卿已密囑……唯此為漢卿之意，東北軍屆時果能照此進行否？尚未可知。”這就意味著，張學良通過鮑文樾向東北軍傳達了兩份秘密指示：一份是依舊希望堅持團結(jié)并要求他回來的指示，其秘密僅針對南京當局；另一份則只傳達給東北軍高級將領，對紅軍、十七路軍以及東北軍少壯派皆保密。無論張學良本人的真意究竟如何，他的這種兩面性導致的客觀后果是：東北軍高級將領受令于他，想要遵從甲案首先撤軍；東北軍少壯派堅持不先釋放張學良就不遵令。矛盾無可調(diào)和，二二事件爆發(fā)。
但這并不等于張學良支持東北軍少壯派槍殺王以哲。二二事件之后不久，張學良說：“這些暴徒能夠捉住正法頂好，如不能，給他們走遠一些?！睋?jù)東北軍人回憶，張學良說過：“應德田是個驢，苗劍秋是個瘋子，孫銘九是個孩子，什么事都不懂，他們?nèi)齻€人哪能干好事！”晚年的張學良在口述訪談中，提到少壯派時，仍然強調(diào)：“那些少壯的就是亂來了?！敝肛熒賶雅墒潜┩健⒑[和亂來，痛恨他們沒干好事，這是張學良對二二事件的一貫看法。這也說明，盡管張學良有意扶持少壯派牽制元老派，希望東北軍堅持要求他回來，但應德田、孫銘九主謀槍殺王以哲，則是魯莽滅裂的自作主張，根本不合乎張學良本人的心意。
重新審視二二事件的后果
首先，二二事件最直接的后果是，張學良的個人威信在東北軍中受到重挫，終使他喪失重掌東北軍的可能。在西安事變善后過程中，閻錫山“以為漢卿歸去更無法辦”，徐永昌感慨閻錫山此論“老成有識見”。馮玉祥在日記中說：“溥泉是老實人，好同志，他不贊成張學良再帶軍隊，我覺得誠為不錯，其他同意之人甚多?！笨芍獎冸x張學良和東北軍之間的聯(lián)系，幾乎成為國民黨軍政界內(nèi)部的一種共識。二二事件之后，這種共識迅速蔓延到東北軍之中。陳誠向蔣介石報告說：“據(jù)劉多荃派來之副師長高鵬云面稱及職派往西安之黃永安、劉海波、楊振等報告，綜其要點如次：一、東北軍對張漢卿已無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掃地無余，所謂要求放張回陜云云，不過少數(shù)老人面子，事實則都不愿其再回部隊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二、關于部隊中激烈分子，彼等已在進行所謂自動肅軍?！?/p>
所謂“東北軍對張漢卿已無信仰”，主要是指東北軍高級將領及部分中下級軍官，仍有大量中下級軍官未必如此。但是，當時東北軍的控制權(quán)，卻基本落于對張學良“已無信仰”的將領之手，他們由此抓緊清理所謂“激烈分子”。此前張學良扶持少壯派已經(jīng)引起他們不滿，但這種不滿隱伏于心，如今王以哲之死徹底坐實張學良的錯誤：“孫銘久等之膽敢槍殺長官，系副座平日優(yōu)容之結(jié)果也。”二二事件之后的張學良之于東北軍，如同中原大戰(zhàn)之后的馮玉祥之于西北軍，無論是否被蔣介石監(jiān)禁，都很難再掌控一支龐大的軍隊。
其次，二二事件給予東北軍高級將領充分的理由和借口，促使他們敢于公開拆散“三位一體”的西北格局。1937年1月8日，東北軍高級參議謝珂初次與中央軍高級將領顧祝同會談，稱東北軍“人心恐慌”，對十七路軍和紅軍“均難信賴合作”。東北軍元老莫德惠和劉哲二人，也向蔣介石表達過東北軍高級將領的強烈擔憂：“（一）西北人民對之感情惡劣；（二）楊軍主客之見甚深，絕難合作到底，垂涎東北軍之武器；（三）東北軍不能與‘共匪’合流，合則思想組織能力種種關系必為‘共匪’強化所吞并?！闭\如高崇民所言：“東北軍因張學良被扣，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繆徵流等四個軍長，不愿意跟著共產(chǎn)黨走，所以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則樂于接受乙案，東調(diào)中原，仍然能夠高官厚祿?！钡?，在此之前的情況是：“東北軍中的少壯派，為首的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氣焰旺盛，不可一世，到處都講王以哲、何柱國出賣了張副司令，他們被南京蔣介石收買了。”以至于“東北軍各將領均感無辦法，因環(huán)境上不許說話，誰說和平誰即是漢奸，現(xiàn)在西安決無真正表示”。也就是說，由于受到張學良的個人威望和少壯派的輿論牽制，東北軍高級將領雖然早就暗中與南京當局多方聯(lián)絡，但基本不敢公開表示想要接受乙案，更談不上堅持己見，乃至于連和談都不敢多說。
等到王以哲被殺，劉多荃等東北軍高級將領“對少壯派是極端憤恨的”，趁勢打著替王以哲報仇的旗幟號召部下，馬上掉轉(zhuǎn)槍口針對西安部署。他們還向南京當局請求援助：“楊赤兩方不時派員赴東北軍各部勾煽離間，反對單獨東開……對平?jīng)鲋哕?，已成三面包圍之勢，將來該部開拔時，必須在中央軍掩護之下，庶可免楊赤為難?！庇纱丝梢姡緛砭筒恍湃问呗奋姾图t軍的東北軍高級將領，迫切想要拆散“三位一體”，而二二事件又為他們提供了理由。理解這一點，即可知為什么二二事件之后，周恩來和楊虎城仍極力希望繼續(xù)維持“三位一體”的西北格局，卻再也不可能了。至于張學良，則只能置身事外：“張對部隊移動不置可否，表示現(xiàn)在不問此事?！?/p>
九一八事變中遭炮擊的東北軍北大營
再次，東北軍整體并未因二二事件瓦解，也沒有就此投靠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善后過程中，蔣介石座下幾位高級將領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劉峙、衛(wèi)立煌等人紛紛使盡渾身解數(shù)拉攏和分化東北軍，強化了東北軍高級將領最終堅持選擇乙案的信心。在整軍過程中，劉多荃的意見最有代表性：“東北軍并無擁戴于孝侯為第二領袖之必要，但對于亦無惡感，仍望中央予以相當位置，以全于之顏面，免少數(shù)人借為口實，以資挑撥?！頄|北軍望畀各軍長以全權(quán)，關系全般成效，不能瑣細干涉，免因小事多增猜疑，致各將領處于上下為難之地位?！?/p>
由此可見，除事變前的張學良和有資望的王以哲，東北軍高級將領均不希望再有“第二領袖”出現(xiàn)，所以他們能夠也愿意接受以軍為單位直接隸屬軍政部，而這也正中南京當局的下懷。但是，如果南京當局企圖插手、控制乃至統(tǒng)轄東北軍內(nèi)部事務，則正如劉峙所察覺的那樣，東北軍高級將領“在表面上則與中央虛與委蛇，其意不外保存實力，以作后圖，似難達到徹底整理之目的”。這是東北軍從未有變的基本邏輯，也是民國時期幾乎所有地方實力派的生存之道：他們很難真正忠實于任何人，其具體表現(xiàn)包括恐懼、游移、取舍、變化，都是根源于這一生存邏輯在不同形勢下的利益權(quán)衡。就此而言，一般認為二二事件導致東北軍瓦解乃至投靠南京當局的慣?？捶ㄒ彩遣划?shù)?。事實上，二二事件后獲利最大的人正是這批東北軍高級將領，尤其是剛剛升任軍長的幾位將領。誠如盧廣績所觀察到的，他們“都表現(xiàn)出得意的樣子，特別是繆徵流趾高氣揚，狂妄驕矜，早已把他們尚被拘留在南京的長官忘到九霄云外”。
最后，二二事件還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作為西安事變的后續(xù)事件，其與“雙十二事件”可謂相反相成。相反之處是，“三位一體”的西北格局成就了“雙十二事件”及其和平解決，二二事件則瓦解了“三位一體”的西北格局，令張學良身陷囹圄而不得復出，催楊虎城不得不遠游國外；相成之處是，西安事變的目標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二二事件則在不經(jīng)意之間達成了這一目標。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逐漸形成一個西北計劃：“均勢既破，世界大戰(zhàn)必起，吾國國情與人心，如此散漫懶惰，數(shù)年之內(nèi)，如欲應此大難，勢必不能。西北為復國之基礎，雖經(jīng)濟缺乏，不足久持，然急起力謀，是亦一道也，務慎籌之。”1934年，他巡視西北地區(qū)之后，更是感慨：“黃河形勢雄壯，西北物產(chǎn)之豐，倭、俄雖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強，則無如我何也，極思經(jīng)營西北，以為復興之基地。”1937年1月10日，他致函楊虎城嚴厲警告說：“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中央離陜西無以建國，陜西離中央無以遂其生存與發(fā)展。”西安事變善后過程中，南京當局在報刊上亦反復宣示國人：“西安為吾國國防根據(jù)地，中央至為注意?！薄绊氈鞅睘檎麄€國防所關，西安又為西北之重鎮(zhèn)”?！洞蠊珗蟆飞缭u也多次申論，“西安為國防重鎮(zhèn)之陪都”，“故行營之入西安執(zhí)行職務，為解決陜局之必要前提”。此已成為從中央政府到社會輿論的共識。
由此可知，蔣介石抗日決心之堅定，依賴于中央軍掌控西北核心線路。這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之前就抱有的一貫國防見解，也是他在西安事變善后過程中勢所必爭的關鍵所在，甚至還是南京當局多次宣示國人且得到社會認可的公共輿論。但問題的棘手之處是，南京和西安雙方爭執(zhí)不下的癥結(jié)也在這里。如果沒有二二事件，依甲案處理之后，中央軍最多只能在鐵路沿線進至寶雞，十七路軍仍留一部在西安，東北軍占據(jù)甘肅，紅軍則協(xié)同兩軍布防西北各地。對于蔣介石的西北計劃而言，這遠未遂其目標，因而也就很難想象他會堅定抗日的決心。然而，由于二二事件的發(fā)生，“三位一體”的西北格局不再，從西安到蘭州的西北核心線路完全落于中央軍之手，其實便利了南京當局聯(lián)蘇抗日，形成持久抗日的縱深路線，對于蔣介石堅定抗日決心，可說起到意料之外的作用，這或許能解釋他在盧溝橋事變之后一反常態(tài)的強硬表態(tài)。就此來看，西安事變改變了蔣介石“剿共”的既定政策，二二事件對這一改變并未產(chǎn)生消極影響。但二二事件讓蔣介石取得西北核心線路，堅定了他的抗日決心，更有利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早日到來，相當于是意料之外地完成了西安事變的崇高目標。
結(jié)語
二二事件乃多方影響匯流而成，但其主要起因，還應在東北軍的內(nèi)部矛盾當中去探索。既往研究受高存信等人影響，多數(shù)傾向于認為王以哲忠實于張學良，而張學良也最為信賴王以哲，這種看法存在不少偏差。在西安事變的善后過程中，東北軍少壯派對王以哲的指責雖然大多不實，但彌漫于東北軍中那種針對王以哲的疑慮，絕不只是應德田和孫銘九的個人偏見，其背后隱藏的是張學良與王以哲之間原先并未顯現(xiàn)的深層矛盾。王以哲是東北軍中最有能力也最有資望替代張學良的人物，西安事變前后他又與南京當局暗中聯(lián)絡，促使少壯派將其視為東北軍中的“余漢謀”。張學良此前一手扶持少壯派，一方面是為改造東北軍，另一方面也為防備東北軍中出現(xiàn)叛徒，這是長期潛伏于東北軍權(quán)力體系中的深刻裂痕，也是王以哲被殺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
在西安事變的善后過程當中，甲案成為平衡各方利弊的最佳妥協(xié)方案，但張學良從未放棄他的兩面性：一方面不惜犧牲自我，督促西安方面切勿操切從事，竭盡全力維持和平底線；另一方面又幾次通過秘密傳話，希望爭取到重回西安以待抗日的機會，這成為少壯派冥頑不靈而又在東北軍中能夠號召人心的根據(jù)。盡管應德田、孫銘九謀劃槍殺王以哲是一種過于魯莽的行為，根本不合乎張學良本人的心意，然而，綜合來看，張學良與王以哲之間的深層矛盾以及張學良的兩面性，卻是二二事件得以爆發(fā)的主要原因。
因此，二二事件最直接的后果不是針對別人，而是指向張學良。張學良缺乏政治斗爭經(jīng)驗和用人不當?shù)暮蠊?，使其在東北軍中的個人威望遭受嚴重挫傷，令東北軍高級將領有充分理由脫離其轄制，能夠借機肅清維系“三位一體”合作格局的牽制力量，最終導致西安事變的兩位主角一個被殺，一個被囚禁大半生。盡管如此，二二事件雖未影響蔣介石的“剿共”政策，但也成為迫使其加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因素之一。
（本文首發(fā)于《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24年第2期，作者王悅為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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