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鋼琴家與紅色牧師

旅法青年鋼琴家 宋思衡 1981年出生

命運有時就是這么神奇。

比如，青年鋼琴家宋思衡2002年第一次出國就去了法國。在踏上巴黎的瞬間，他一下子想到的，是自己的太公董健吾在1936年安排的一次特殊的旅法之行。

那次，董健吾送了三個孩子去法國，其中一個是董健吾的兒子、即宋思衡的外公董壽琪；還有兩位，則是毛岸英、毛岸青。半年后，岸英、岸青轉赴蘇聯(lián)，而董壽琪則回到上海。

這半年法國生活留給董壽琪的一個紀念品，是一支當?shù)禺a(chǎn)的萬花筒。童年時代，宋思衡經(jīng)常在外公家把玩這支萬花筒。那個時候，他從未奢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法國。但冥冥之中，家族前輩的身影，卻留給他一個意味深長的呼應。

北京西路：意想不到的秘密據(jù)點

董健吾(1891～1970)，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這位被稱為“紅色牧師”的中共秘密黨員，腳印遍及上海各處。

董健吾

這位出生于青浦的年輕人，在考取圣約翰大學后，思想傾向進步。在他的帶頭下，位于今萬航渡路的圣約翰大學降下美國旗，升起中國旗。由此一來，他與本來非常賞識他的美籍校長卜舫濟決裂。離校后，他在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與成都北路交界處的圣彼得教堂擔任牧師。但牧師身份只是他的掩護，事實上，早在1928年，他就秘密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

在其子董云飛的一份口述回憶中，父親董健吾把圣彼得教堂建設成一個安全的秘密據(jù)點。

“本來教堂有一扇邊門直通隔壁的教堂附屬醫(yī)院廣仁醫(yī)院。為增加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隱蔽，經(jīng)過一番苦心琢磨，父親又設計出兩處正門外的新出入口。一處在教堂東首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個小間，小間打通教堂大墻而造成的一扇門，可以直通外間的街道，另一扇門內通大堂，這個小間以后被稱為‘靠街間’。另一處在教堂西北面。教堂租下了墻外一套民居，教堂破墻開出的門就是這套民居的后門，而它的前門外面就是一條民居小弄堂。這樣，一旦遇到緊急情況，除正門外還有3處出口可以迅速而隱蔽地疏散人員。父親為陳賡和周恩來配制了進出靠街間房門的鑰匙。根據(jù)秘密工作的需要，地下黨為教堂派來了‘傭人’、‘花匠’等工作人員?！?/p>

董健吾的這份縝密心思，和對上海復雜地形的諳熟于心，在1929年懲處叛徒白鑫時又一次發(fā)揮作用。根據(jù)要求，董健吾精心測算了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巡捕房至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范爭波家所在地（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3號）的最短時間，詳察周圍地形、進退路線、隱蔽點，將所畫地圖交給了陳賡。

南昌路：隱蔽的大同幼稚園

1930年3月，上海戈登路武定路口（今江寧路441號）的石庫門里，秘密開出了中共創(chuàng)辦的第一個幼稚園大同幼稚園。收養(yǎng)的孩童，多是烈士遺孤或黨的領導人子女。而幼稚園的負責人正是名為牧師、實為特工的董健吾。

解放日報資料圖

當時，大同幼稚園的工作人員，大多和地下黨有關。1931年初，毛澤東與楊開慧所生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也經(jīng)過百般周折，被護送至此。后來，因為石庫門過于狹小，且離當時的英國巡捕房太近，董健吾又將幼稚園搬到了陶爾菲斯路341號，即今天的南昌路48號。

這個新的幼稚園，是革命后代們的樂園。1931年4月，幼稚園的5個保育員帶著19個孩子，在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的草坪上拍了一張照。為保證安全，黨組織于次年解散了大同幼稚園，將孩子們安全轉移。

距此整整一個甲子后的1991年，宋思衡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小，師從李道韞。1994年考入上音附中，后直升上海音樂學院。先輩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在和平年代長大求學的愿望，早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

而當時，宋思衡去上海音樂學院學琴時，經(jīng)過的正是南昌路。

練琴是枯燥甚至痛苦的。上音作曲系畢業(yè)，卻未能完全施展音樂抱負的父親，將對藝術的一腔熱情，全部傾注在獨子身上。對宋思衡來說，三歲就上琴凳后的日子像個噩夢。記憶里，父親嚴苛，每晚要查他的功課，燈火初上，他坐在鋼琴邊一遍一遍地彈，饑腸轆轆，但通不過就不能吃晚飯；母親心疼，卻也無奈，只能把飯菜熱了又熱；直到父親終于點頭，一家人俱是精疲力盡。等到要去老師家交功課，那條南昌路就顯得更加漫長可怕。

那個時候，宋思衡并未意識到，自己為了實現(xiàn)夢想而一遍遍走在南昌路上的足跡，意外地和太公當年追求理想的腳步重疊。

寶慶路：送岸英岸青出國

1936年，董健吾將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兒子董壽琪轉移到寶建路(今寶慶路)李杜將軍的住所。

資料記載：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華，以商人身份通過多種渠道辦理了出國護照，帶著三個孩子登上一艘豪華的法國郵船前往法國馬賽，在那里乘火車到達巴黎。當時，蘇聯(lián)對入境控制極嚴，在巴黎等了半年，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準入境。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

根據(jù)宋慶齡基金會的一篇文章顯示，也就是在這一年，宋慶齡把牧師身份的秘密黨員董健吾請到家里，要他攜帶一封重要的信件，立刻動身，途經(jīng)西安，送到陜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面呈毛澤東、周恩來。為了途中安全，她給董健吾準備了一張由孔祥熙簽名的“西北經(jīng)濟專員”的委任狀。

當時，陜北蘇區(qū)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包圍之中，要安全進入，需要得到張學良的同意。在張學良的幫助下，董健吾秘密來到瓦窯堡，受到林伯渠、博古的接待。3月4日，正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博古轉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明智的表示，為聯(lián)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項要求，包括：停止一切內戰(zhàn)，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釋放政治犯；內政和經(jīng)濟上實行改革等。

第二天，董健吾帶著這個密件返回上海向宋慶齡報告。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lián)系就此接通了。

完成任務回上海后，董健吾向宋慶齡贈送了他赴陜北蘇區(qū)途中，在西安逗留時得到的一塊從石魚溝出土的魚骨化石。那塊魚骨化石，曾在去年的《她們·風華絕代——宋氏三姐妹特展》中展出。

因為有這樣的先輩，因此在宋思衡的印象里，家里的長輩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響”。他們看到什么聽到什么，好像都能深深藏在肚子里不說出來。

宋思衡的一位姨婆、即董健吾的女兒，一直與宋慶齡通信。小時候在姨婆家里看到這些英文寫就的信件，宋思衡曾經(jīng)感到好奇。但是姨婆什么都沒說。很少有人談到太公做過的事，但太公的選擇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后輩的前行方向。

宋思衡是在2002年前往法國的。他就學于巴黎高等師范音樂學院，跟隨馬利安-里比斯基教授學習鋼琴，在第六十一屆瑪格麗特·隆-雅克·蒂博國際鋼琴大賽中摘取桂冠，成為七十年來摘取此獎的第一名中國人。此后，他也一直在法國深造。

2009年，太公董健吾塑像在滬落成之日，宋思衡在巴黎，遙想外公和毛主席的孩子們被送往歐洲大陸的那個時刻，感嘆于命運的奇妙。

拿了大獎后的宋思衡，走上了鋼琴多媒體創(chuàng)新的道路，也被業(yè)內人士稱為離經(jīng)叛道者。他自忖：自己渴望變革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太公的基因？就像他們在上海的腳步，隔著時光，重疊呼應。這是城市見證過的脈絡，也是一個家庭的百年史。（文/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