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1983）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位集詩人、文學理論家、批評家、法語教育家于一身的翻譯家，也是法國象征主義在中國傳播和影響的旗手。梁宗岱的翻譯與文論為眾多譯家推崇備至，被視為一位高山仰止的前輩，但由于一些歷史因素，一直沒有得到廣泛的認知。
《梁宗岱譯集》。
近日在上海書展進行了精裝版《梁宗岱譯集》的新書發(fā)布會。該八卷本收錄了梁宗岱一生所有翻譯作品：《一切的峰頂》（歌德、波德萊爾、尼采、里爾克、布萊克 等著，中外文對照）、《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英文對照）、《浮士德》、《交錯集》（里爾克 等著）、《蒙田試筆》、《羅丹論》（里爾克 著）、《歌德與貝多芬》（羅曼?羅蘭 著）、《梁宗岱早期著譯》。在發(fā)布會上，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檔案館館長陳紅霞介紹了梁宗岱的生平，以及廣外梁宗岱紀念室的概況，該譯集的編輯何家煒先生介紹了該套書的具體內容。
《梁宗岱譯集》新書發(fā)布會現(xiàn)場。
澎湃新聞特此采訪了該譯集的編者劉志俠。劉志俠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外語系，是梁宗岱先生的學生，曾留校任教六年。1970年代初在巴黎大學法國文學系進修，現(xiàn)居巴黎。已出版《巴黎五色筆》、《法語醫(yī)用會話》和《青年梁宗岱》等多種著作和雙語類書籍。
澎湃新聞：您能大致介紹一下這套《梁宗岱譯集》嗎，它和以往國內出版的梁宗岱著作相比，有何不同？
劉志俠：《梁宗岱譯集》總共八卷，由何家煒先生策劃，收入梁宗岱先生全部中譯外和外譯中的作品，這是出版界的嶄新嘗試。其中《交錯集》1943年初版后絕版大半個世紀，現(xiàn)在第一次再版?！读鹤卺吩缙谥g》為新編，書中收入了一批近年新發(fā)現(xiàn)的佚作，例如中譯外的作品，是從海外圖書館發(fā)掘回來的珍貴文獻，首次在國內露面。其余六卷的主體是已往的單行本，但內容有所擴展，補充了同類散篇或原書未譯部分。另外，這套書的版本可靠，以梁宗岱生前的最后版本為依據(jù)。校注嚴謹，參考外文原作進行。鑒于熟悉外語的讀者愈來愈多，詩歌翻譯部分采用雙語形式，方便對照欣賞。
澎湃新聞：您剛才說《梁宗岱早期著譯》是從海外圖書館發(fā)掘回來的珍貴文獻，并首次在國內露面，您能大致講講這個發(fā)掘過程嗎？
劉志俠：我和盧嵐從1999年開始搜集和整理梁宗岱老師的作品，在2003年編出四卷本《梁宗岱文集》（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在這個過程中，發(fā)現(xiàn)梁宗岱早期著譯很多空白，尤其留法時期的作品，成為更深入認識和研究梁宗岱的障礙。于是我們繼續(xù)利用空閑時間進行搜集。開始時完全沒有線索，因此首先要找到線索，然后溯源發(fā)掘原始文獻，這件工作需要耐心和運氣，其中曲折難以盡述。經(jīng)過近十年細水長流的努力，最后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圣日納維芙圖書館、巴黎杜塞文學圖書館和瑞士盧加諾州立圖書館等地找到所需文獻，填補了這個最大的空白。除梁宗岱的作品外，還包括與他的文學活動有關資料，有助對他的全面認識。
整理資料后，我在2014年寫成《青年梁宗岱》（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專門講述梁宗岱中學、大學和留法時期的文學生平。該書出版后，考慮到文獻來之不易，即使親臨圖書館，也須一番手續(xù)才能查閱，部分手跡不能復印，需要逐字辨認抄寫。為了讓讀者和研究者能夠接觸到原始文獻，因此產(chǎn)生編輯這本《梁宗岱早期著譯》的計劃。這本書實際上是梁宗岱早期佚文集，不僅海外的文獻在國內首見，他在廣州讀培正中學和嶺南大學的佚文也收入本書中，其中有他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首新詩，以及在文學研究會廣東分會會刊《文學》發(fā)表的作品等，在國內同樣是首次露面。
另外，本書第二部分是“梁宗岱早期文學活動文獻”，讀者可以從中具體領會到梁宗岱當年身處的文學圈子氣息。這部分收入了他和瓦萊里、羅曼?羅蘭、莫諾、瓦朗讓的來往書信，羅曼?羅蘭的日記，法國作家普雷沃、塔爾狄爾、魯佐和日本作家草野心平的回憶文章。為了不讓歷史迷失，重要文獻附有法文原文。
澎湃新聞：您能講一講主編這部《梁宗岱譯集》的收獲嗎？
劉志俠：最近十多年，梁宗岱作品一直在我們視野中，因此對他的譯作并不陌生。對我們來說，匯編梁老師的作品雖然工作量不輕，但同時是一種享受。例如校注時常要參考原作，而梁老的譯文不僅經(jīng)得起逐字對照的考驗，而且那么明麗悅耳，教人不時心中叫好。詩人余光中先生有同樣的感覺，他在評論梁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時說：“梁氏的譯文對原文體會深入，詮釋委婉……所入頗深，所出也頗純?！彪m然我們主要工作不在翻譯，但在享受譯文之余，從中也學習到一些微妙的翻譯技巧。
澎湃新聞：梁宗岱先生在譯集《一切的峰頂》的序言中，談及了他所認為的詩歌的可譯之處和不可譯之處，您能結合這篇文章，談談梁先生翻譯的美學追求嗎？他在翻譯事業(yè)上的作為和其翻譯理念對于今天的青年譯者有何借鑒意義？
劉志俠：提及《一切的峰頂》序言的文章很多，但這篇序言不是梁宗岱一成不變的翻譯理念，只是在某個階段的一個想法。事實上，他的翻譯風格一直在變化，從瓦萊里《水仙辭》充滿活力的彩圖般翻譯，中經(jīng)“連節(jié)奏和用韻也極力模仿原作”的魏爾侖《白色的月》，到最后收放自如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他是在不斷前進的。梁宗岱沒有說過很多翻譯理論，而是在實踐中精益求精，交出高質量的譯文。
澎湃新聞：最近幾年，國內關于翻譯的討論進入了一種熾熱化的狀態(tài)，生發(fā)出很多關于如何翻譯的論調，也出現(xiàn)了很多關于譯本優(yōu)劣的討論，一些讀者可能在譯文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細微的錯誤，就以此為一本書定性，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梁先生的翻譯追求能帶來什么啟發(fā)？
劉志俠：如同其他的文學討論，對翻譯錯誤的討論有其必要性，但如果以論戰(zhàn)來作商業(yè)招徠手段，則低估讀者的智慧了。我個人反對濫譯和沒有必要的重譯，欣賞“信雅達”的譯文。梁宗岱并非專業(yè)譯者，譯作數(shù)量不多，但是他挑選作家和作品獨具慧眼，翻譯時千錘百煉，加上他的詩人文學家氣質，直到今天，他的譯作還擁有大量讀者?！兑磺械姆屙敗沸蜓杂幸痪湓挘骸斑@里面的詩差不多沒有一首不是他反復吟詠，百讀不厭的每位大詩人底登峰造極之作”，這可能是他成功的秘訣之一。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梁宗岱還致力于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比如非常著名的《法譯陶潛詩選》，這種能力令人折服，他能相對自如地穿行于法語和中文之間。很多西方學者都提到了學習外語對世界文學的意義，比如喬治?斯坦納等人。您如何看掌握一門外語，或多門外語對文化間交流的意義？一個譯者如何能像梁先生一樣對母語和所掌握的外語進行互譯？
劉志俠：掌握多種外語，了解外界，和外界交流是必要的。但以外語寫作或翻譯文學作品，想法并不現(xiàn)實。梁宗岱那個時代，很少法國人熟諳中文，還要依靠中國人翻譯文學著作。換了今天，時移勢遷，可能梁宗岱也不會嘗試了。我個人認為，以非母語進行文學翻譯或寫作，是一件事倍功半的工作。梁宗岱1930年離開法國后，再沒有繼續(xù)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他當年的中譯法工作很有意義。一方面，他的頂峰之作《法譯陶潛詩選》，得到像羅曼?羅蘭那樣有識之士的好評。另一方面，上個世紀初葉，法國書店充斥各種描寫中國黑暗面的游記、報道或回憶，他的譯作像一股清新的空氣，吹進這令人窒息的空間，這是一個書生能夠為中華民族尊嚴作出的最好貢獻。
近年來國內似乎一直有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一部分人提出很多我國的古代典籍、詩歌不可翻譯。但不進行翻譯，就無法讓古漢語與其他語言的詩歌進行對話，甚至不能使其與當下對話，那么這些作品可能面臨著永遠滯留于過去的困境，所以在于如何看待翻譯與傳統(tǒng)的關系。
宣揚自己民族的文化、與其他文化對話，并不是一廂情愿的工作，需要兩種語言的譯者配合。我個人不支持本國人翻譯本國的古典著作，尤其是詩歌。一方面語言困難是實際問題，包括譯者水平和語言差距等，另一方面，翻譯出來的作品，對方未必感興趣或者需要。目前世界文化交流十分開放，熟諳中文的外國人很多，翻譯工作最好由引進國的譯者去做，本國人則可用外語來推薦和介紹。
澎湃新聞：梁宗岱先生初到法國時住在巴黎近郊的玫瑰村，是中國留學生的集聚地之一，您能談談當時巴黎中國年輕文人圈的狀態(tài)嗎？
劉志俠：1920年代留法熱潮，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在一千以上，來源復雜：官費生、勤工儉學生、自費生等等，派系很多。留學生中不乏文學青年，但尚未成名，沒有突出的領袖。加上經(jīng)濟來源有限，因此沒有沙龍或文學會那樣的活動，只有按照個人情況和興趣、互相來往的小圈子。
徐悲鴻等人的“天狗會”是其中一個，邵洵美在《儒林新史》有過生動描寫，他們以盧森堡公園地鐵站附近的咖啡店作為見面地點。梁宗岱1925年初到巴黎，與他們有過來往，圈子的成員畫家常玉后來為《法譯陶潛詩選》畫了三張插圖?！疤旃窌钡拿麚?jù)說是對劉海粟在上海創(chuàng)辦“天馬會”的譏諷。1929年，劉海粟與幾個學生和朋友來到巴黎，居住時間比較長。在這里，劉海粟結識了梁宗岱、傅雷等人，很快便組織起“華胥社”。雖然沒有資料確定創(chuàng)辦人是誰，但梁宗岱肯定是重要成員。1931年出版的《華胥社文藝論集》（中華書局）便是由梁宗岱主編的。留學生是過路人，成員很快便四分五散，這個組織不久便“無疾而終”。梁宗岱對華胥社有獨特的感情，1942年前后還在桂林以“華胥社”的名義出版了一批自己的著譯作品。
澎湃新聞：在巴黎，梁宗岱除了與胡適、傅斯年等中國知識分子交往密切，還和瓦萊里等西方作家密切聯(lián)系，您能講講這段經(jīng)歷對梁宗岱先生的意義嗎？他是如何走上翻譯之路的？
劉志俠：梁宗岱在中學時代便開始嘗試翻譯，十八歲發(fā)表第一篇譯作。后來到法國留學，適逢“瓦萊里熱”，他迷上瓦萊里的詩歌。有一次陪同學生會干事前往拜訪瓦萊里，結識了這位象征派詩人。他便很快決定翻譯《水仙辭》，過程中也得到瓦萊里的親自提點。這篇譯作不僅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新文學史上的一個路標。根據(jù)卞之琳的回憶，在梁宗岱之前，已經(jīng)有李金發(fā)、王獨清、穆木天等人的翻譯，但譯文不堪卒讀，無從知道象征主義的真面目。直到梁宗岱《水仙辭》譯作出來，才讓人感到“耳目一新”。可以說，這篇譯作是象征主義傳入中國的開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由此可見翻譯的重要性。
瓦萊里寫給梁宗岱的信（圖片由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檔案館提供）。
澎湃新聞：梁先生作為翻譯大家，似乎一直只在小范圍內為人所知，沒有像馮至、傅雷那樣為大眾所知，這里有什么原因？
劉志俠：梁宗岱留歐期間結識馮至和傅雷，和他們的關系很好。他到海德堡學德文時，通過柏林的朋友介紹，由馮至接待，帶他去找房子。梁宗岱在1931年的《論畫》和1941年的《羅丹論》序言中兩次稱贊馮至。
傅雷是華胥社成員，他的第一篇譯作便發(fā)表在梁宗岱主編的《華胥社文藝論集》上。劉海粟曾回憶，梁宗岱和傅雷曾經(jīng)為了油畫《玫瑰村》發(fā)生爭吵，驚動到警察，但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我去年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讀到傅雷于1936年致羅曼?羅蘭的信，提及他開始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并向梁宗岱借用原版法文書，還是梁宗岱返國前拜訪羅曼?羅蘭時獲贈的四卷本。
羅曼·羅蘭贈予梁宗岱的首版《約翰·克里斯多夫》（圖片由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檔案館提供）。
梁宗岱、馮至和傅雷三人后來都成為出色的翻譯家，名氣不相伯仲。1944年，梁宗岱離開大學，住到廣西百色鄉(xiāng)下，改行研究制藥。1951年被誣告“惡霸罪”入獄，1954年被無罪釋放。1956年中山大學開辦法語專業(yè)，聘請他為教授。這段經(jīng)歷，加上和他關系密切的象征主義不屬于這時期的主流文學，因此他的著譯被“打入冷宮”，差不多30年時間內完全絕跡于書店。他翻譯的《浮士德》無法出版，1963年完成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要寄去香港《文匯報》刊登。不要說普通讀者，即使他的學生和同事，也從來沒有讀過他的著譯。
直到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亞全集》，選用了他的《十四行詩》，人們才重新發(fā)現(xiàn)他的譯作。到今天，對梁宗岱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學位論文常見的命題，梁宗岱重新得到了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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