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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信徒們甘愿犧牲?對于殉教者的一種社會學解讀

近日,在一則流出的視頻中,韓國教總聯(lián)合會長全光勛面對在疫情中趕來集會的教眾們發(fā)表了這樣一段演講:“管他肺炎不肺炎,開始禮拜后今天人最多,大家破紀錄了。但不是說來這里就不得病,也可能被傳染的,但不用放在

近日,在一則流出的視頻中,韓國教總聯(lián)合會長全光勛面對在疫情中趕來集會的教眾們發(fā)表了這樣一段演講:“管他肺炎不肺炎,開始禮拜后今天人最多,大家破紀錄了。但不是說來這里就不得病,也可能被傳染的,但不用放在心上,我們感染得病死了也沒關系,我們的目的就是死,我們是有上帝收的。有人被感染了嗎?有的話來這里,主都給你治好。”在全光勛發(fā)表這樣煽動性極強的狂熱演講的同時,底下聚集的教眾們無一提出反對,似乎也做好了為其信仰而犧牲的準備。在視頻的評論區(qū)內(nèi),有網(wǎng)友將這些教眾描述為被“降了智”,似乎全光勛是“壞”,而教眾們則是“蠢”。然而,對于這樣大規(guī)模的群體不理智行為,用一句簡簡單單的愚蠢來概括似乎太過草率。美國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在其著作《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中寫道,社會學家并不簡單認為殉教的行為是出于教徒的受虐傾向、或是盲目狂熱。相反,他們關心是什么使得一個理性的人為了一個不可見的超自然實體作出犧牲。與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不同,斯塔克教授拒絕用簡單的非理性信仰來解釋教徒的行為;斯塔克教授指出,宗教的狂熱與犧牲是基于成本與收益的理性選擇,換而言之,在一定界限內(nèi),人們?yōu)樽诮虪奚迷蕉?,他們得到的好處也就越多。對于斯塔克教授而言,他無意鉆研“永生”的報酬是否可信,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如何發(fā)展至今。

《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書封

理性選擇與宗教的報酬

在全光勛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提出了一個針對教徒的補償或報酬:即上帝在教徒們感染肺炎死亡后會接收他們,并暗示教徒們在死后會獲得永生。如同斯塔克教授指出的,宗教所提供的補償是稀有的或者難以獲得的報酬(Stark,2005, 200)。事實上,人們對于報酬的形式并不陌生。資本主義中充斥著契約條件下的勞動服務與報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也會答應孩子在他/她完成家務或在學習上表現(xiàn)優(yōu)異的情況下給予他/她相對應的獎勵。而對于教徒們來說,參加宗教集會、為教會捐款、虔誠地禱告等行為則是為了獲得宗教報酬所做的努力。但是,由于宗教的報酬——永生,顯得過于神秘且強大,教徒們往往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將來獲得這一報酬。

但是,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說,宗教的報酬也伴隨著其獨特的優(yōu)缺點:“一方面,它們提供了對巨大報酬的預期,這些報酬似乎無法通過其他來源獲得…...死亡、戰(zhàn)爭、罪孽以及人類的痛苦并不能使這些承諾失效,因為它們的真實性和兌現(xiàn)植根于另一個現(xiàn)實。在另一方面,也沒有人能確知在來世(信徒們的)美德一定就會得到回報,或者說來世一定存在。由于這些教徒們?yōu)榈玫綀蟪晁龅呐κ菬o法估價的,它們就有了冒險的特性?!痹诒砻婵磥?,宗教報酬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理性的人們不應該傾向于去獲得這一報酬。然而,經(jīng)濟學們卻假定,“人們對一項活動所帶來的報酬的預期越高,去進行這項活動的可能性越大”,而宗教報酬對大多數(shù)信徒而言是極高的(Homans 1964)。

某一些對于將宗教行為視作狂熱和非理性的學者認為,信徒們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關于“永生”的信息來支撐其為宗教報酬所做的努力。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為作出重要決定而收集信息時,往往會發(fā)現(xiàn)獲得這些信息的代價是頗為昂貴的,換言之,我們并不能獲得完整的信息來百分之百支持我們作出“理性”的選擇(Gary S-Becker, 2013:6-7)。但這并不能讓人類放棄作出重要的決定,即使這可能伴隨著一些不確定性。當然,由于每個信徒對于自己的報酬所作的評估不盡相同,因此信徒們愿意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存在差異。對于某些教徒而言,日常的禮拜禱告是他們愿意付出的努力,而部分教徒則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獲得報酬。

報酬存在嗎?宗教的可信度

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是,在宗教報酬不可確定的情況下,教徒們是如何選擇相信其存在的?又是怎樣評估為獲得報酬所要面臨的風險的?斯塔克教授提出,有五個命題可以解釋這一問題。斯塔克教授首先提出了兩種相關聯(lián)的命題:宗教行為被認知的價值建在社會互動和交流之上。以及,在某種宗教行為是被集體性推廣、產(chǎn)生或消費的情況下,個人就會認為這個宗教行為風險性較少,從而價值也就更大(Stark,2005,P205)。對于人們而言,一種苦修隱士式的宗教生活是非常艱難的,人們或許會贊嘆其行為,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學習這種宗教行為的模式。與此相對的,人們對于身邊人都參與的宗教行為更為接受。一方面,人們會聽取朋友與親人對于該宗教評價,另一方面,他們相信自己和身邊的人一樣可以承擔參與該宗教的代價。在許多教會中,宗教活動(領圣餐、唱圣歌等)是集體性的,這在表面上也防止了個人在面對一對一布道時受騙的情況;人們也會安慰自己,這么多人參與的活動不可能是欺騙性的。

第三種命題指出,如果有確鑿證據(jù)證明參與一種宗教可以產(chǎn)生用宗教術語很難解釋的切實好處,那么,這一宗教行為就會被認為風險較少,從而也就更為有價值(Stark,2005,206)。舉例而言,許多教徒會在入教時遇見其他教徒向他們推銷宗教的好處,比如在入教后克服了吸毒、酗酒、婚外情等問題?;蛘咴谥卮蟮慕】滴C或意外中存活下來。更常見的是,這些經(jīng)歷過宗教好處的教徒往往是新教徒的朋友或是熟人。同時,為了防止教徒對教會的目的產(chǎn)生懷疑,宗教領袖往往很少從其宗教服侍中獲得很多物質(zhì)回報,這也增強該宗教的可信度(Stark,2005,207)。人們或許可以相信,宗教領袖不渴望物質(zhì)回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會獲得更大的報酬,比如永生。這也與斯塔克教授所提出的最后一個命題有著相似的邏輯:殉道者是對一個宗教所含價值的最可信的說明者,而且如果他們的殉道出于自愿,那這就尤為真實了(Stark,2005,208)。當看到有人自愿接受死亡,而非抵抗或逃避,人們或多或少會對這一宗教所帶來的好處產(chǎn)生好奇。如同斯塔克教授所說,“這為一個宗教建立起了一種想象所及的最高價值…也將基督教的價值傳達給了那些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異教徒” (Stark,2005,208)。

搭便車問題、犧牲、污名化

對于在急劇擴大規(guī)模的教會而言,如何在吸收新人的情況下保證教會的活力和集中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zhàn)。曾經(jīng)嚴苛的教會制度會因為缺少管理和新人的松散而變得不受教徒尊重。相信某些教徒為了教會的發(fā)展招募進一些有錢人,但是這些有錢人只愿花錢,并不愿意和教徒們一起履行該宗教的義務,或完成宗教活動?;蚴悄承┙掏街魂P心教會提供的免費食物或是住宿,卻不愿意了解其日常的宗教義務。在其他教徒看到這樣的教徒也和他們一樣留在教會中、享受教會的好處,難免會讓他們心生懷疑。這兩種教徒都可以被視作宗教常見的“搭便車者”,無形中降低了宗教的參與成本和教徒的積極度。

因此,許多教會要求參與者冒著被污名化等風險,或是作出一定的犧牲,來表達自己對于教會的支持。舉例來說,某些教會禁止教徒們飲酒、或是讓教徒們穿上特定的服裝。而對于全光勛而言,這一次冒著疫情的風險也要讓教徒們集會也是讓教徒們蒙上污名,增加教會的參與成本、集中性,以及提高教徒們的積極性(Stark,2005,210)。這樣的行為使教徒們與社會上的其他人被區(qū)分開,更有利于教會讓教徒形成一個緊密的小圈子,并且保持圈子的張力。在這樣的強制和非常規(guī)要求下,教徒成為“搭便車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時,由于教徒們犧牲了許多正常的社會活動,他們對于教會組織的活動的需求程度也將大大增強。從另一方面來看,“異教徒”們或許也對教徒們愿意花上如此大的代價也要加入這一教會感到好奇。

眼前的來世的報酬,為什么殉道往往是公開的?

對于全光勛的演講而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該演講是公開的、面對全體教徒外加社會的演講。如果只是為了傳遞教義,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為私密的方式。但是,這樣公開的方式或許正是全光勛渴望的。首先,他的演講暗示了教徒們會得到死后的永生報酬。其次,非常重要的是,他對到現(xiàn)場的教徒們進行了夸贊。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有教徒因為來參與活動而得病,他必然會在公開場合大力贊揚這位教徒,給予他教會圈子的肯定和表揚。我們需要認識到,對于這些生活在教會圈子里的教徒們而言,得到教會在現(xiàn)實中的肯定的重要性不亞于普通人受到政府或權威機構的認可。

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言,我們幾乎知道所有受到迫害的教徒的名字和事跡。對于他們而言,可以獲得的好處不僅僅是來世的,他們也可以獲得身后的榮耀。此后的教徒將會銘記他們,將他們視作高貴的殉教者。而殉教的行為也可以將教會進一步整合起來,帶給教會新的活力。值得指出的是,公元64年或65年,使徒保羅被囚在該撒利亞瑪里提瑪多年后,因要上訴至該撒而被轉(zhuǎn)送到羅馬處死。而在公元65至66年,尼祿開始迫害基督徒,驅(qū)趕他們到競技場,任由野狗將他們咬成碎塊,或是將他們釘在十字架上燒死,使徒彼得也是在這次迫害中死去。對于保羅或是彼得而言,放棄信仰或逃走,都可以使得他們逃脫迫害。但是正如《彼得行傳》中記述的那樣,彼得與耶穌相遇,并決定以身殉道,并解釋說這可以成為教會的根基,教徒們可以藉著他建造他人,使得教會振作起來。我們或許也可以把彼得行為看作一次為教會所作的權衡考慮,尤其是考慮到他同時堅信來世的獎勵和教會將永遠認可并銘記他。

結論

對于許多學者而言,他們似乎無法從教徒的行為中看到理性的影子;但是,簡單地將宗教行為劃分為狂熱且非理性的是草率的。在宗教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教會是如何從一個無法被確定的“永生”承諾開始,通過集體性活動、闡述宗教好處、不懼污名化與犧牲等一系列行為,一步步將教會打造成為一個強大且有著極高粘合度與積極參與度的團體?;蛟S正如斯塔克教授所言,我們在現(xiàn)實中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永生的承諾是否為真,但是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和研究教會的行為,得知其背后的運作模式和目的。


引用文獻:

Becker, G. S. (2013).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mans, G. C. (1964). Bringing men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9-818.

斯塔克. (2005). 基督教的興起: 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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