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輝

　　作為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它的評點本比《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少得多，今僅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和張竹坡《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兩種。《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批語，較為簡略，影響不大。張竹坡對《金瓶梅》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評點，為中國古典小說理論批評增添了新的一頁。而張竹坡之后，清人筆記中雖有記載《金瓶梅》者，多側重于史料，間或涉及評論，又多屬片言只語。直到文龍對《金瓶梅》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才使之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

　　文龍批評《金瓶梅》，過去未為人注意。筆者最近在北京圖書館查閱《金瓶梅》版本時，才在清"在茲堂"刊本《第一奇書》上，得見文龍手寫的回評及眉批、旁批，為數(shù)約六萬徐言。尤其是回評，獨立成篇，對《金瓶梅》的思想、藝術、人物形象，作了全面的評論與探索。文字簡潔易曉，文筆活潑流暢。保存亦較完好，殘缺極少。這一發(fā)現(xiàn)，對于《金瓶梅》的研究，乃至中國小說批評史的研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收獲。

　　一

　　文龍，字禹門。本姓趙。漢軍，正藍旗人。原籍不詳。附貢生。光緒五年（1879）三月任南陵知縣。為官清正．"興學校，除苛政，惠心仁術，恒與民親。"光緒八年（1882）改任蕪湖知縣，"其去也，人每思之。"（見《南陵小志》卷三）故光緒十年（1884）五月．又回任南陵（見《南陵縣志》卷十七）。對于他的詳細情況，還有待考索。不過，他在回末手批《金瓶梅》之后，往往有些簡單的附記，其內(nèi)容或署衙公辦，或官場應酬，或賓朋交往，或家庭瑣事。以此并與回評文字相參照，可對他的政治思想、情趣愛好、游跡經(jīng)歷，勾勒出一個簡單的輪廓。

　　他在光緒五年的一則附記里，曾寫道："五月十九日退晚堂。大雨如注，引銘孫玩耍" （見第七十九回附記）?？梢娺@時他的孫子尚在幼年，而文龍當時的年齡當約在五十歲左右。如果這個推斷可以成立的話．那么他的生年當在道光十年（1830）左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對京師生活頗有體會："竊嘗謂都會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以敗壞人材。五方雜處之區(qū)，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精也。每見外省聰明子弟，調(diào)倪文人，其言談舉動，未嘗不佳．而總覺帶有土氣。中等之質(zhì)，到京盤植數(shù)月，其氣象便迥然不同。但觀曾會試舉人、不曾會試舉人，不但字法一變，文法一變，即五官亦有異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質(zhì)者蓋罕。" （見第七十回回評。因回評部分陸續(xù)刊出。故文內(nèi)引用回評文字．不再一一說明出處）他曾到過山東等數(shù)省，約在同治九年（1870），來到安徽，故有"余來安徽，已近十年"之語。他的宦途生涯到光緒十二年（1886）為（《南陵小志》卷二載光緒十一年正月，知縣由德海接汪。），此后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蹤，由于他常年患有心氣病，藥不離口，可能就在這一年離開人世。如果這個推測也可以成立的話，那么他終年當不足六十歲。

　　由于他長期為官，所以對官場內(nèi)幕，比較熟悉。尤其是已經(jīng)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社會，其窟敗腐朽，瘡庚滿身，更加不堪入目。一部深刻暴露明代中后期社會生活黑暗的《金瓶梅》，深深觸痛了他。他的很多評語，就是借小說的人和事來表達他當時的愛惡情感，借古人的形骸來宣揚自己的政治道德觀念。在他看來，《金瓶梅》中所描寫的鯉醒不堪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就發(fā)生在他的身邊，"確有其事，確有其人"，不僅有，而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六十回和六十三回后的附記里，兩次記載了他在蕪湖任上迎送撫臺一事。這位撫臺，在大雨傍沱中，"來回四次，迎送八遭", "而上憲體貼入微，并纖夫亦不肯用"。"明中發(fā)船價八元，暗里花銷豈止八百？"文龍痛恨地送他四個字："勞民傷財"。他所以在蕪湖縣任期不到兩年又調(diào)回南陵縣，就是因為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本應就地正法的盜竊犯許金泅，乘風雨之夜逃脫，未能拿獲。而一位姓莫的千總乘機向他敲榨勒索，"屢次來訛"，他極為憤慈。結果是："此番之來，竟如此下臺，呵！呵！" （見第八十五回附記。）浮沉在這種政治生活中的文龍，一方面得過且過，周旋應付："好在我已置得失于度外，作到那里，說到那里"；（見第六十三回附記。）一方面則是"恨不立時脫離宦海，一任我自在游行。"（見第九十一回附記。）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文龍說："竊嘗有言曰：人生作件好事，十年后思之，猶覺欣慰；作一件壞事，十年后思之，猶切慚惶，不必對得閻羅王過，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既生我為人，人事卻不可不盡，與其身安逸而心中負疚，終不若身勞苦而心內(nèi)無慚。負疚者享福非福，無慚者求壽得壽。此中消息，可為知者道，難與俗子言也。"文龍的這一人生態(tài)度，使他在可能范圍內(nèi)，為百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光緒五年，山東、直隸、安徽大早，病民甚多，他就積極主持放販救災?？梢?惠心仁術，恒與民親"，并不是冠冕堂皇的歌功頌德文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龍為官比較清廉的真實情況。而"未久調(diào)去，士民惜之"，則是南陵百姓對他懷念的真實寫照。

　　文龍做官只到知縣，但家庭生活卻很閑適。有妻有姬，子孫滿堂。子名鼎，侄名旅、名珊。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酷愛古典小說，自謂"有閑書癖"。請看有關他與《金瓶梅》這段因緣的記載：幼年既聞有此書，然此嘗一寓目也。直至咸豐六年，在昌邑縣公干勾留，住李會堂文學署，縱覽一遍，過此則如浮云旋散，逝水東流。嗣聞原板劈燒，已成廣陵散矣。在安慶書肆中，偶遇一部，索價五元，以其昂貴置之。邵少泉少尹，知予有閑書癖，多方購求，竟獲此種，交黃仆寄來。惜被鄒雋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見第一冊后附記。）

　　不過時隔不久，邵少泉很快把抽去的三本又寄給他，終成全璧，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這部四軼二十冊北圖館藏"在茲堂"刊本《金瓶梅》。在此以前。他已經(jīng)在壽州購到一部《續(xù)金瓶梅》，并為它改題為《金銀玉》。對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及其御用文人視為"誨盜誨淫"不登大雅之林的小說，文龍自有評價："誰謂閑書不可看乎？修身齊家之道，教人處士之方，咸在于此矣。"因此，他廣采博收，插架自賞，僅在批評《金瓶梅》文字中提到的明清小說，計有：《水滸傳》及其續(xù)書、《西游記》、《西游補》《聊齋》、《封神榜》、《紅樓夢》、《紅樓補》、《綠野仙蹤》、《隔簾花影》、《玉嬌梨》、《平山冷燕》、《駐春園》、《好述傳》、《蕩寇志》以及二才子、三才子、七才子、八才子、九才子、十才子諸書。至于他沒有提及而收有的，就不得而知了。文龍正是在廣泛涉獵的基礎上，看出《金瓶梅》比之與它同類題材的小說高出一籌。他說："是書若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為必有之事，其人為實有之人，決非若《駐春園》、《好述傳》、《玉嬌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書之信口開河，無情無理，令人欲嘔而自以為得意者也。"又說："閱者直可與作者心心相應，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談。若所謂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書達禮，十五、六歲，一見俊俏小伙，便想許定終身，斯真狗屁牛屎，為此書之大罪人也。"有比較，才有鑒別。從中國古典小說的自身發(fā)展中，來評論《金瓶梅》的成就與價值，這正是文龍批評《金瓶梅》的特點。

　　文龍批評《金瓶梅》，開始于光緒五年五月十日（農(nóng)歷，下同），結束于光緒八年九月立冬前兩日，歷時三年有馀。而回評則集中寫于光緒五年，六年，八年。確切地說：是光緒五年從頭至尾評了一遍，六年作了補評，八年再次作評，前后評了三次。所以有的回目后面，有兩種不同的回評。地點，一在南陵縣署之以約小屋；一在蕪湖縣署之對我小房。

　　二

　　評論《金瓶梅》首先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全書主旨是什么？其實早在《金瓶梅》抄本流傳和剛一刊刻問世時，對它就有不同的看法。屠本峻認為"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沈德符承襲這一觀點，歸納為"指斥時事"之作。廿公跋也說："蓋有所刺也。"把《金瓶梅》與明代社會政治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另一種看法是袁中道，他說："大約模寫兒女情態(tài)俱備。"謝肇浙則從另一角度作了闡發(fā)："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闊之蝶語，市里之狠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tài)，心輸背笑之局，桑中蹼上之期，尊垂枕席之語，驗驗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押客之從談逢迎，奴怡之裕唇淬語，窮極境象，戒意快心，譬之范工搏泥，妍嗤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一部《金瓶梅》，解剖了一代社會生活的橫斷面，朝野政務，人情世態(tài)，盡收其內(nèi)。誠如馬泰來先生所說："可謂鞭辟入里，言簡意賅。"（見《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 輯，第304 頁。）到了張竹坡，他的觀點與眾不同："《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呢，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見《竹坡閑話》。） 把"泄憤"歸結為"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苦孝說"，則失之偏頗。張竹坡所以這樣別出心裁，實則寄寓了他自己一生的遭際，特別是家族兄弟之間的炎涼所致。文龍沒有沿著張竹坡的路子走下去。他的觀點是相當明確的："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觸而為是書也。"他著眼于《金瓶梅》是對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憤嫉。其中有的回，固然直接指斥時事，如第三十六回回評："此一回概影射時事也。"指出"蔡京受賄，以職為酬。""若再詳述，恐有更頗難盡者。即以其仆之聲勢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號令天下財東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層落筆也。"至于狀元蔡蘊，更是"秋風一路，觀其言談舉止，令人欲嘔。"第四十九回回目為《請巡按屈體求榮》，文龍就有不同的看法："此一回斥西門慶屈體求榮，竊不謂然。此宋喬年之大恥，非西門慶之恥也。一個御史之尊，一省巡撫之貴，輕騎減從，枉顧千兵（戶）之家，既赴其酒筵，復收其禮物，心心念念有一翟云峰在胸中，斯真下流不堪，并應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恥莫大焉。"都是明顯的影射時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文龍并沒有把《金瓶梅》僅僅局限于影射時事之作，而是認為通過西門慶一家的罪惡史，概括了整個的社會生活。上自權臣、貪官、酷吏，下至蔑片、地痞、流氓、娼妓，形形諸色，無惡不作，無所不及，"致使朗朗乾坤，變作昏昏世界", "直鬧成一個混濁世界"。他們明之為人，其實"直與狠豺相同，蛇蝎相似。強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復人之心性，又安能官人之方，行人之行哉！"因此，他不止一次地發(fā)出深沉的感嘆："成個什么世界？"應當說文龍闡發(fā)了《金瓶梅》的主旨。

　　《金瓶梅》向有"淫書"之惡名。李日華說它"大抵市渾之極穢者"。（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袁照則說："其書鄙穢百端，不堪入目"。（見袁照《袁石公遺事錄》。）"然實蕪穢不足觀。"（見《缺名筆記》。）文龍怎么看呢？他在《金瓶梅》最后一回回評中，曾帶有總結性地指出："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睹一群鳥獸擎尾而已。"文龍生活的時代，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大量侵人，封建社會所謂"中黃之言，不可道也"，道出來就是"誨淫"的傳統(tǒng)偏見早已被沖垮撕破。故文龍說："但觀其事，男女茍合而已。此等事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夫男女居室，常事也。"所以，他一方面承認書中有一些淫穢描寫，"是書蓋充量而言之耳，謂之非淫不可也。"對于青少年來說，"不可令其見之"。即便是中年人，"看亦可，不看亦可"。承認它有不好的作用。同時他又指出："若能高一層著眼，深一層存心，遠一層設想，世界有西門慶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惡之不暇，陽世之官府，將以斬立決待其人，陰間之閻羅，將以十八層置其人。世并無西門慶其人乎？舉凡富貴有類乎西門，清閑有類乎西門，遭逢有類乎西門，皆當恐懼之不暇。一失足則殺其身，一縱意則絕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讀此書者之聰明與糊涂耳。生性淫，不觀此書亦淫；性不淫，觀此書可以止淫。然則書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書又何嘗淫乎？"縱觀文龍對這個問題的辯析，應當承認，比之張竹坡的《第一奇書非淫書論》要全而深刻得多了?！督鹌棵贰分械囊x描寫是糟粕，應當正視這個現(xiàn)實。閱讀此書，也應當有丫定的范圍，用文龍的話說：年少之人，欲火正盛，方有出焉，不可令其見之。聞聲而喜，見影而思，當時刻防閑，原不可使看此書也。"這是審慎的態(tài)度，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應當看到，某些這方面的描寫，與塑造人物性格有關，如潘金蓮之兇殘毒狠，文龍也曾不止一處指出。而重要的是從什么角度看待這些描寫，是欣賞，還是痛惡，是羨慕，還是畏戒。文龍的這些看法，直到今天，對于指導讀者以正確的態(tài)度閱讀這部古典名著，尚有可供借鑒之處。

　　三

　　《金瓶梅》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成就，向為人們所推崇稱道，文龍也給以全面的充分的肯定。擇其要者，略述于后。

　　首先是真實性。在他看來，《金瓶梅》所描寫的："人為世間常有之人，事為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為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游記》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這些生活中習以為見的人和事，經(jīng)過作者的概括和典型創(chuàng)造，使讀者感受到"天下確有此等人，確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勝浩嘆哉！"真實是文學的生命。盡管《金瓶梅》所描寫的人和事，與文龍相距三個世記，然而他卻發(fā)現(xiàn)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動人心弦的事件，就存在自己的身邊，"其事為實有之事，其人為實有之人。"譬如．他稱贊書中"寫陳敬濟一無知少年，孟浪小子，全無道理，一味荒唐，栩栩欲活，歷歷如見。"就深感"此等昏庸謬妄之小子，吾實見過不少"。

　　其次是典型性。小說的中心任務是寫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通常古典小說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水滸傳》的英雄人物，《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等等，對人們的藝術感召力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文龍面對的是一部嫉世病俗的《金瓶梅》，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大部是被譴責、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照文龍的話說："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書中無一中上人物也。"就拿"自始至終全為西門慶而作也"的主要人物形象西門慶來說，文龍對他的評價是："勢力薰心，粗俗透骨，昏庸匪類，兇暴小人。"一貫"無惡不作", "惡貫滿盈"。"西門慶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為之無光，霹靂將為之大作。"但是，作為藝術典型形象的西門慶，文龍十分精辟地指出："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請看他這一段精彩的分析：《水滸傳》出，西門慶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門慶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時，遂無人不有一西門慶在目中、意中焉。其為人不足道也，其事跡不足傳也，而其名遂與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為誰，而但知為西門慶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為誰，而但知為西門慶批也。西門慶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罵。世界上恒河沙數(shù)人．皆不知其誰，反不如西門慶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后轉不死，西門慶亦何幸哉！

　　作為丑惡的反面典型形象，同樣可以是不朽的，這一觀點，有膽識，有見地，有魄力！這在古典小說美學領域中，是一個新的命題。美與丑是通過相比較而存在的，兩者既相互對立，又辯證統(tǒng)一。對黑暗勢力的暴露和抨擊，對丑惡獸行的否定和鞭撻，同樣給人以啟示和力量，所以，西門慶這一藝術形象，才能"與日月同不朽"。文龍還說："從來無所羨慕者不作書，無所怨恨者不作書，非曾親身閱歷者作書亦不能成書。"《金瓶梅》當亦不能例外。再次，文龍對《金瓶梅廣結構緊嚴，心細如發(fā)，筆大如椽"，細節(jié)描寫的"細膩風光", "筆墨如火如花"，性格塑造時的"相犯而不同，相映而不異"，都有評述。特別對《金瓶梅》采用白描和寫生的藝術手法所取得非凡成就，倍加贊賞。如描寫西門慶第二次去東京，與之往來者，僅三、四人，"直寫得終日奔忙，不逞安處，真是白描妙手。而朝廷之富麗，相府之繁華，百官之趨蹌，都城之熱鬧，令人應接不暇，又真是寫生妙手。"至于"描寫諸人言談舉止，體態(tài)情性，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貶，而其人自躍躍于字里行間，如或見其貌，如或聞其聲。"正是古典小說中現(xiàn)實主義藝術所具有的獨特成就。文龍的這些理論批評，都是在繼承前人的小說美學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fā)展，有所深化。

　　四

　　文龍的批評，是手書在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本上的。那么他對張竹坡的原評采取什么態(tài)度呢？他在六十七回回評后的一則附記里曾這樣說過："姬人夜嗽，使我不得安眠。早起行香，云濃雨細。道臺因病，停止衙參?；厥?，辰初，諸人均尚高臥。看完此本，細數(shù)前批，不作人云亦云，卻是有點心思。使我志遂買山，正可以以此作消閑也。""不作人云亦云"，說明自己作了獨立思考和深入探索。因此，在一些人物評價和事件看法上與張竹坡截然不同，尤其是對吳月娘、孟玉樓、龐春梅這三個重要人物形象，文龍與之冰炭，個別地方的選辭用語也較尖酸刻薄。由于這一部分內(nèi)容，在文龍批評《金瓶梅》中，所占比重較大，所以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限于篇幅，有關他們之間的孰是孰非，我們姑且留待以后討論。但是，在他們的這場激烈論爭中，卻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開拓我們的思路，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金瓶梅》這部名著顯然是大有益處的。我個人覺得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文龍與張竹坡的這場辯論中，他用了不少篇幅，多處提到這樣一些問題：如何批書？究竟以什么標準來評價作品中的人物？它的意義就遠遠超出了對《金瓶梅》這部小說自身的批評，而是涉及古曲小說理論批評的方法論問題，涉及小說藝術的審美特征等重大問題，應當說，這與我們當前的小說理論批評，關系就更為直接，更為密切了。

　　張竹坡生活在中國小說評點鼎盛時期，他與他同代的小說批評家們，雖也注意到小說的評點方法問題，但畢竟來不及進行深入的總結。而文龍則生活在這個鼎盛時期以后，當他大量閱讀了一些小說評點以后，特別是他自己也加人到小說批評這一行列，并且發(fā)現(xiàn)自己的觀點又與前人不同，甚至相左時，于是，就迫使他對如何進行小說批評這一理論問題，去作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這是時代使然，也是小說批評史自身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小說理論批評，是一項艱苦的勞動，文龍對此有深切地體會："作書難，讀書亦難，批書尤難。未得其真，不求其細，一味亂批，是為酒醉雷公。"這里，他同時提出了兩個標準：一是"求真"，一是"求細"。那么，"真"的內(nèi)涵是什么呢了如何才能獲得這個"真"呢？他所謂的"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 "理"即"物理"，是指客觀事物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文龍具體解釋為："理之當然，勢之必然，事之常然，情之宜然。"其實，前人早已使用了這一概念。既然張竹坡和文龍都主"情理"說，為什么又在具體評論過程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呢？看來問題在于兩人運用這一概念時側重點有所不同，理解也不盡相同。張竹坡強調(diào)"于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這是指塑造人物而言，并不包括評論人物的尺度。而文龍則認為，評論作家筆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家的好惡來決定，也不能以評論者的主觀意念為定評，而是應有一個客觀尺度。對此，文龍作了多方面的論述。在他看來，首要的是："準情度理", "凝神靜坐，仔細尋思，靜氣平心，準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要做到?jīng)]有偏向，就必須："夫批書者當置身事外而設想局中，又當心人書中而神游象外，即評史亦有然者。"決不可"有成見而無定見，存愛惡而不酌情理。"尤其是"愛其人，其人無一非；惡其人，其人無一是，此其害最大。"即所謂"愛而加諸膝，惡而墜其淵"，是為大忌。要達到"準情度理"，還不能被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莫但看面子，要看到骨髓里去，莫但看眼前，要看往脊背后去。"只有這樣，才能抓住真髓，做到了"求真"。

　　"求細"，則是"須于未看書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于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遍。"細密，這是"細"的第一層涵義。"細"的更二層涵義，則須綜觀全書，不可掛一漏萬。"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復憶到第一回先。""看前半部，須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拋卻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羅埋伏，而發(fā)泄于一朝者也。""準情度理"是求真求細的必須手段，求真求細是為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龍所說的"當置身于書中", "又當置身于書外"，就是"書自為我運化，我不為書捆縛"的觀點。

　　正因為文龍能結合自己的批書實踐，來探索小說批評理應遵循的基本準則，所以言之有物，讀來毫不空泛，更無裝腔作勢之感，而是有根有據(jù)，體會深切，誠可謂深中肯縈。這不能不說是文龍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中作出的一個成績。

　　總之，文龍批評《金瓶梅》，內(nèi)容豐富，既涉及《金瓶梅》的思想、藝術、形象、結構甚而細至回目之是否貼切，又包括小說批評方法的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或發(fā)入深思，或啟人以智。本文意在引玉，難以概全。譬如，他對《金瓶梅》最后十幾回的看法，就獨具慧眼，看出破綻。有的疑為"非本書正文"，有的看出是"信筆直書，不復瞻前顧后", "生拉硬扯，并非水到渠成"。這對于我們研究《金瓶梅》的成書過程，都是富有啟示性的創(chuàng)見。

　　毋庸諱言，文龍也像他以前的其他小說批評家一樣，有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他申明沒有"遷腐語"，不具"頭巾氣"，但是一口咬定"女人是傾國禍水"之陳詞濫調(diào)不放；某些觀點，亦大可商榷；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出發(fā)，對《水滸傳》英雄的看法，更不足取。凡此等等，需要我們加以審慎的對待。

　　一九八五年三月改定于思敏齋以文獻》雜志1985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