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45年，在清朝剛建立以后，編纂明朝正史的準備工作就開始了。這件工作拖延了幾十年。直到1723年《明史稿》（2.1.8）才完成，直到1739年定本《明史》（2.1.9）才刊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為編纂得最仔細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書之一。正史編纂者可以得到的許多資料如今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顯，正史對明朝歷史所作的解釋，是根據(jù)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學正統(tǒng)觀念。在這方面某種偏見是可以預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時期明帝國與滿洲和蒙古的關(guān)系的題目，其論述必然是偏頗的。不過，作為一種資料，這部官修史書最嚴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資料盡管有所遺失，許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論，值得在這里指出，清代文字獄中禁止的大多數(shù)作品一直被保存下來，而大多數(shù)遺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1］ 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許多國家看到的現(xiàn)象的又一種說明。一本被列入禁書名單的書，被認為有特殊價值，從而被小心地保存下來。禁令實際上是最有效的廣告形式。

　　不過，18世紀的文字獄的確阻抑了對明史的興趣。學者不敢發(fā)表任何有關(guān)明史的著述。只是到了19世紀晚期政府的控制松弛下來時，有關(guān)明史的書才再度出現(xiàn)。這時幾乎同時出現(xiàn)了兩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編年體著作：夏燮（1799—1875？年）的《明通鑒》（約1870年，1.3.11）［2］ 和陳鶴（1757—1811年）的《明紀》（1871年，1.3.12）。隨后在1887年，龍文彬（1821—1893年）的《明會要》出版。［3］ 它仿照961年的《唐會要》，收入有關(guān)明代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材料，選自正史和200多種其他資料，分15門，近500子目。

　　一般來說，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響幾乎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中葉。只是在最近數(shù)十年，明史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guān)鍵時期才在中國、日本和西方引起應(yīng)有的注意。

　?。?］ 見本章，《導言：若干普遍趨勢》。

　?。?］ 謝交敏（音）：《徐霞客：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qū)》[214]，載《美國地理學家協(xié)會年刊》，48（1958年），第73—82頁。

　　［3］ 《明人傳記辭典》[191]，第980—984頁；沃爾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國的“蒙古地圖”和〈廣輿圖〉》[184]（北京，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