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財政政策研究》內容介紹：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fā)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圍繞發(fā)展主導權的競爭更加激烈，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要求更加緊迫。同時，中國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發(fā)展機遇期、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并存，如果沒有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發(fā)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贏得發(fā)展新優(yōu)勢，就必須加快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步伐。第一章首先對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方面的文獻資料進行了梳理．對背景、目的和意義進行了綜述。我國理論界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文獻不多，國際數據則相對豐富一些。盡管世界各國的文化體制、文化內涵及文化產業(yè)重點不同，但基本達成以下共識：一是文化的強大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在全球化背景下打上本國烙印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二是文化的發(fā)展離不開政府的財政支持。 第二章從四個層面對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深層次動因進行了總結。 一是理論層面。文化“走出去”是一種優(yōu)效性文化產品，具有意識形態(tài)特征和正外部性特征，其供需機制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中華文化“走出去”需要政府有所作為。二是現實層面。在政治多極化的國際政治背景下，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可以使國外民眾能夠對開放的、充滿活力的中國有全面的了解和認識，有利于延長中國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產品的輻射效應有利于完善進出口結構等。在文化多樣化的國際文化背景下，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對于我國文化免受外來文化顛覆沖擊、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三是財政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層面。公共財政建設與文化改革發(fā)展具有內在統(tǒng)一性，支持文化發(fā)展改革、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公共財政的重要職能之一。四是實證層面。文化產品與GDP之間存在線性關系，扎實的數理分析為支持文化“走出去”提供了科學依據。第三章從政府、企業(yè)和民間三個層面對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從政府層面看，對外文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駐外中國文化中心的成立，使國內和國外、中央和地方、中央部門之間、政府和企業(yè)及民間的文化資源得到有效統(tǒng)籌；對外文化交流品牌的形成、文化產業(yè)博覽交易會以及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已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重要的品牌、平臺和渠道；當前如火如荼的文化體制改革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不竭動力。從企業(yè)層面看，本章分別對出版、電影、動漫和演藝等產業(yè)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從民間層面看，孔子學院作為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其運營有利于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中國民間組織積極參加美國的奧斯卡電影獎、荷蘭的荷賽攝影獎、丹麥的安徒生文學獎、格萊美音樂獎、普利策新聞獎等國際文化組織舉辦的各類活動，充分展示了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第四章對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相關政策進行了分析。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支持文化發(fā)展的政策推陳出新、力度較大，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文化事業(yè)與文化產業(yè)得到全面快速發(fā)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快。本章首先厘清了文化發(fā)展相關的政策脈絡，為下一步分析提供了宏觀層面的政策依據。其次，加大對文化機構的財政投入，是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最主要的財政政策手段，也是文化產業(yè)健康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條件。本章從財政投入的規(guī)模、財政投人的結構和財政投入的方式進行了分析。再次，稅收作為國家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優(yōu)惠政策有利于鼓勵和支持文化企業(yè)參與國際競爭，推動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更多地進入國際市場。本章對優(yōu)惠政策的支持方向和優(yōu)惠稅種分別進行梳理。最后，我國文化金融已初步形成包括政府文化產業(yè)基金、政策性銀行支持、商業(yè)貸款和證券基金市場在內的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本章從上述角度進行研究，以期建立多層次文化企業(yè)投融資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第五章以大量的篇幅對公認的世界文化強國支持文化發(fā)展的政策進行剖析，尤其對美國和法國兩個分別代表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的國家進行了對比。 鑒于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各國的文化政策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世界各國尤其是公認的文化強國對文化發(fā)展都進行了有選擇、有限度的財政投入扶持，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美國政府對文化的支持是在堅持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下有選擇地進行的。法國利用“文化例外”原則維護本國文化產業(yè)利益，通過財政政策積極支持本國文化“走出去”。英國則對本國創(chuàng)意產業(yè)實行“一臂之距”的政策，以法律為主，政策為輔。日本政府認同自由開展文化藝術活動，減少政府主觀干預行為，并確立政府對文化藝術活動進行間接援助、對具體事務不加干涉的“內容不干預”原則。韓國通過設立相關機構，加大財政投入和稅收優(yōu)惠力度，將發(fā)展文化產業(yè)作為“文化立國”戰(zhàn)略。另外，印度電影的“明星體制”，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也各具特色。本章最后對公認的文化強國的相關文化政策進行了對比分析，以期對后面的政策建議提供堅實的國際經驗支持。第六章對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財政投人政策、稅收優(yōu)惠政策和財政投融資政策提出了建議。這部分內容以第三章中華文化“走出去”現狀及問題為基礎，結合第四章現行財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借鑒第五章國際經驗。本章首先對政策原則進行了解釋，其根本原則是要緊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所為有所不為。在處理國際文化貿易、本土文化保護等中華文化“走出去”方面，應采取適度的、在某些階段甚至是較多的國家干預政策。這是本章第一部分的主要內容。 《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財政政策研究》的作者是黃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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