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論
瞿秋白論魯迅

一、瞿秋白與魯迅的“知己”之交

1933 年，魯迅錄清人何瓦琴聯(lián)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書贈瞿秋白。瞿秋白將這一條幅懸掛在自己居室的墻壁上，以示兩心相知。

瞿秋白與魯迅的“知己”之交，在中國革命史和現(xiàn)代文學史上傳為佳話，長期以來為人們稱頌和贊美。這種“知己”之交是怎樣建立起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涉及上個世紀 30 年代瞿秋白夫婦多次到魯迅家避難之事。在當時白色恐怖彌漫的上海，正是一次次的避難，為兩位偉人心與心的交流并建立偉大、真誠的革命友誼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檢驗了兩位偉人在患難之中的深情厚誼。楊之華說過：“那時候，許多與我們熟悉的朋友、同學知道我們從事革命工作，都躲避我們，生怕與我們接近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墒且贼斞笧榇淼囊恍┡笥巡坏珱]躲避我們，而且關懷我們，掩護我們。難道魯迅不知道與我們來往是危險的嗎？他自己所受的迫害已經(jīng)夠多了，但由于他相信共產主義和擁護共產黨的政策，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tǒng)治，他對共產黨員表現(xiàn)了無限的熱情和可貴的友誼?！保?］許廣平也說過：“兩個同是從舊社會士大夫階級中背叛過來的‘逆子貳臣’，在尖銳的對敵斗爭中，完全成了為黨盡其忠誠、同甘苦共患難的知己了。”［2］

瞿秋白認識魯迅并互相接近，是從 1931 年下半年開始的。1930 年夏，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楊之華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到上海，因上海黨中央的某機關遭到破壞而暫時避居在茅盾家中。一天，馮雪峰帶著剛印好的“左聯(lián)”機關刊物《前哨》（“紀念戰(zhàn)死者專號”）的樣本去找茅盾，恰遇瞿秋白夫婦。瞿秋白一見《前哨》，十分高興，立即翻看里面的文章，當看到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時，就情不自禁地贊美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3］

不久，由馮雪峰幫忙，瞿秋白住進上海紫霞路 68 號馮雪峰的朋友家里。瞿秋白和魯迅的交往，就是在這時候開始的，他們中間的聯(lián)系人是馮雪峰。當時，馮雪峰每隔三四天，多則一個星期要到瞿秋白那里去一次。魯迅常把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品托馮雪峰轉贈給瞿秋白，而瞿秋白一接到手，總是迫不及待地閱讀，并把意見告訴馮雪峰。魯迅聽到瞿秋白對他從日文轉譯的幾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譯文的意見，非常高興，生怕錯過機會似的急忙對馮雪峰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4］

瞿秋白對魯迅也非常尊重和敬佩。當他與魯迅見面之前，1931 年 12 月 5日，讀了魯迅贈送給他剛出版的《毀滅》譯本后，就寫信給魯迅，稱魯迅為“敬愛的同志”，同時無限深情地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5］接著魯迅很高興地寫了回信，也稱瞿秋白為“敬愛的J? K同志”。［6］

“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互稱“同志”，那么，見面以后又怎樣呢？

據(jù)許廣平回憶，1932 年春末夏初，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川北公寓 3 樓魯迅的住所，瞿秋白同魯迅初次相見，許廣平曾這樣真實地描述他們相見的情景：“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隔閡的親人（白區(qū)對黨內的人都認是親人看待）骨肉一樣，真是至親相見，不須拘禮節(jié)的樣子。”“那天談得很暢快。魯迅和秋白同志從日常生活，戰(zhàn)爭帶來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zhàn)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意氣相投的人，見面總不嫌多，路遠也覺得近了?！薄皬拇怂麄儍扇顺髯怨ぷ魍?，更是兩地一線牽（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真?zhèn)€是海內存知己，神交勝比鄰了。在革命戰(zhàn)線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使他們進一步建立了革命友誼?！保?］

眾所周知，魯迅對初次見訪者，向來是不多話的。而瞿秋白平素也是不怎么喜歡說話的，但一見了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沖破了像牢籠似的小亭子間里不自由的空氣”［8］，由此足可以看出兩位偉人的“意氣相投”了。

1932 年至 1933 年之間，瞿秋白夫婦曾三次到魯迅家避難。［9］在這期間他們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許廣平說：“在這期間，他（指瞿秋白）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簡單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奮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運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學、廣游，談助之資實在不少。這時，看到他們兩人談不完的話語，就像電影膠卷似地連續(xù)不斷地涌現(xiàn)出來，實在融洽之極?！保?0］

關于這期間的生活，有兩件特別重要的史實：其一是，瞿秋白模仿魯迅的風格，接連寫出了不少政治犀利、藝術精美的雜文，計有：《王道詩話》《申冤》《曲的解放》《迎頭經(jīng)》《出賣靈魂的秘密》《最藝術的國家》《內外》《透底》《關于女人》《真假堂·吉訶德》《大觀園的人才》《中國文與中國人》等 12 篇。這些雜文中有些是瞿秋白與魯迅相互交換意見后，由瞿秋白執(zhí)筆寫成，再由魯迅稍加修改，由許廣平謄抄，用魯迅常用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后來一并收入魯迅自己的雜文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準風月談》中，使其廣為流傳，擴大影響。這充分地說明了他們之間的戰(zhàn)斗情誼是多么深厚。其二是，魯迅和瞿秋白共同編校出版《魯迅雜感選集》。瞿秋白曾對楊之華說：“我感到很對不起魯迅，從前他送的書我都在機關被破壞的時候失去了，這次我可要有系統(tǒng)地閱讀他的書，并且為他的書留下一個永久的紀念。”［11］但瞿秋白所“系統(tǒng)閱讀”的魯迅雜文集，以前的早已經(jīng)失去，現(xiàn)在的則全部由魯迅提供。查《魯迅日記》，有多次關于魯迅幫助編排、校對的記載，如 1933 年 5 月 7 日：“?！峨s感選集》起手”，6 月 16 日：“夜?！峨s感選集》訖”。至于聯(lián)系書店出版和收付編輯費，日記和書信中都寫得清清楚楚。所以，《選集》謂之“共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瞿秋白正是通過反復地系統(tǒng)地研讀魯迅的作品并從與魯迅直接的親密的接近中了解魯迅，才揮筆疾書，一氣呵成完成了他的那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關于魯迅的宏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以下簡稱“序言”），第一個對魯迅的思想、雜文和意義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崇高的評價。

1935 年，瞿秋白被俘遇害。魯迅深深地為戰(zhàn)友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為自己失去了這樣一位“斯世同懷”的知己而悲哀不已。瞿秋白遇害以后，魯迅含著悲痛，一方面滿懷深情地撫慰瞿秋白的遺屬；另一方面積極組織力量編印瞿秋白的譯著文集《海上述林》。從編輯、發(fā)排、校對，到設計封面，選擇插圖和紙張，以及印刷、裝幀等工作，他都一手經(jīng)辦。在這些細微的工作中，寄托著他對犧牲了的戰(zhàn)友的無限深情和懷念。最后，他把書稿寄到日本，以“諸夏懷霜社”［12］的名義托人在日本印刷出版《海上述林》上卷。后來當魯迅和馮雪峰談起編輯出版《海上述林》的情況時，魯迅悲憤地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13］但遺憾的是，魯迅未及見到《海上述林》下卷出版，便與世長辭了。

瞿秋白和魯迅是兩心相知的知己。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正因為兩位偉人是知心的知己，魯迅和瞿秋白才能那樣情投意合，親密無間，才能那樣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瞿秋白才能對魯迅的思想、雜文和意義作出那樣崇高的評價和精辟的分析。

二、瞿秋白論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和戰(zhàn)斗歷程及革命傳統(tǒng)

眾所周知，給魯迅的思想、精神和價值作出最全面、最深刻、最正確論述的是毛澤東。毛澤東在魯迅逝世之后，發(fā)表過一系列重要演說和論文，如《在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1937 年）、《新民主主義論》（1940 年）、《反對黨八股》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 年）等，對魯迅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評論。正是毛澤東這些重要評論，才真正科學地論證和確定了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然而，從上個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前期，在社會上真正認識魯迅的偉大，了解魯迅的思想、精神和價值的人并不多，少數(shù)思想比較進步、眼光比較銳利的作家，如沈雁冰、馮雪峰等撰文［14］，對魯迅的作品及其意義作過比較中肯的評價，但他們對魯迅思想的了解和分析還是很不夠的，更不要說對魯迅思想的發(fā)展道路和戰(zhàn)斗歷程作系統(tǒng)地研究了。到了 1928 年，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中，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某些成員，由于受到國內及國際上“左”傾思潮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社會未曾作細密的分析，對當時革命的形勢、性質和任務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正確的理解，因而錯誤地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魯迅，把他當做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主要障礙而大加攻擊。在他們的一些文章中，誣蔑魯迅是“有閑階級”“時代的落伍者”“布爾喬亞的代言人”，甚至謾罵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直到論爭結束，“左聯(lián)”成立以后，還有人在左翼刊物上把魯迅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有人道主義傾向的作家”，態(tài)度“總是彷徨”，“總不堅決”，一直起著“消極作用”。由此可見，在革命文學隊伍內部，有些人對魯迅的認識錯誤達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也可以看出，“魯迅是誰”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作為魯迅的知己，瞿秋白在錯綜復雜而又險惡的環(huán)境中，勇敢地站出來，排云撥霧，辨明是非。他在《序言》中深刻地分析了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和戰(zhàn)斗歷程，第一次作出了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的基本正確的概括和總結。

那么，魯迅是在什么情況下“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的呢？瞿秋白在《序言》中有兩處地方回答了這個問題。一處是說“正是這期間（按指從《而已集》到《二心集》寫作期）魯迅的思想反映著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他才從進化論最終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zhàn)斗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一處是說“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zhàn)士，他是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xiàn)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zhàn)斗，從痛苦的經(jīng)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到新的陣營里來的?！宾那锇自谶@里從歷史原因和內心動因兩個方面分析了魯迅思想的轉變和后期傾向的合理性，應該說是符合魯迅思想發(fā)展實際的。對此，我們不妨作一番進一步的具體考察。

魯迅一生跨越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在各個重要的歷史轉變關頭，階級斗爭錯綜復雜，各種思潮此起彼伏，對魯迅思想的演變和發(fā)展都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程度的影響。魯迅雖然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背著士大夫階級和宗法社會的過去”［15］，然而因為封建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16］，跟“小百姓”即農民群眾建立了比較親密和鞏固的聯(lián)系。由于親近了農民群眾，魯迅很早就了解他們“畢生受著壓迫，很多苦痛”；同時看到了農民群眾勤勞、質樸、堅毅的優(yōu)秀品質，接受了他們思想感情的熏陶和教育。因此，他從不擺紳士階級的臭架子，“能夠真正斬斷‘過去’的葛藤”［17］，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18］，“憎惡這熟悉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19］。而這，對他以后背叛封建家庭，走上同革命人民相結合的道路關系極大。辛亥革命前，在南京求學期間，魯迅懷著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接受了進化論和個性主義的影響，投身于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1911 年辛亥革命失敗以后，到 1919 年五四運動前夜，中國處于一個黑暗和混亂的時期。這個時期發(fā)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整個中國成了一間絕無窗戶的鐵屋子，許多熟睡的人們都要悶死了。魯迅正是在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失敗而告終，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沒有開始的時刻，面臨著革命道路上的這個“十字路口”而產生了“懷疑”“失望”“頹唐”這樣一種思想情緒。但正如許多論者所說：這時魯迅的“懷疑”，實際上是一位忠于革命和真理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對資產階級能否領導這個革命的“懷疑”；他的“失望”和“頹唐”是經(jīng)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事實教育要尋求新的革命領導力量而又暫時還沒有找到的一種“失望”和“頹唐”。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在總結從鴉片戰(zhàn)爭失敗以來，中國人向外國學習的情況后指出：“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xiàn)。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guī)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huán)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fā)展了?！保?0］魯迅跟許多中國人一樣，“懷疑”“失望”“頹唐”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增長、發(fā)展的。正當魯迅“懷疑”“失望”和“頹唐”的時候，1917 年爆發(fā)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對于中國革命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對于魯迅思想的發(fā)展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爆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21］魯迅就是毛澤東說的受到十月革命幫助的中國的先進分子中的一個。1919 年，我國爆發(fā)了五四運動，1921 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的不妥協(xié)的戰(zhàn)斗姿態(tài)，促使魯迅思想中的集體主義、唯物主義的因素不斷滋生發(fā)展，并且日益以此作為武器，去執(zhí)行那時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的任務。在 1925 年北京女師大風潮中，魯迅目睹了種種事實，迫使他對過去非常信賴的青年學生作出“不能一概而論”的初步結論，魯迅認為在他們中間，雖有“醒著的”“要前進的”，但也有“昏著的”“躺著的”“睡著的”“玩著的”［22］，因此魯迅明確表示：“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xiàn)在我還要攻擊青年?！保?3］從這里可以看出，魯迅對青年已不再盲目地相信了，他開始認識到青年也有好壞之分。但是他對這個“好”“壞”，當時還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把它上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來認識。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愛國青年學生無辜慘遭殺害，面對那淋漓的鮮血，慘淡的人生，魯迅從內心發(fā)出這樣的感嘆：“嗚呼，人和人的靈魂，是不相同的。”［24］嚴酷的階級斗爭現(xiàn)實，促使魯迅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因素顯著增長，他對自己以前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歷史發(fā)展觀越來越感到空虛和懷疑了。但總的來說，魯迅思想中的這些變化仍處在量變的狀態(tài)中，也就是處在漸進性的變化過程中。1927 年，中國革命形勢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由于蔣介石的背叛革命和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大革命失敗。在這個腥風血雨的年代里，魯迅戰(zhàn)斗在廣州。在廣州，魯迅開始

和中國共產黨組織有了密切的接觸，自覺地接受黨的領導，堅定地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一邊，開始了在黨的直接關懷、教育、幫助下投身于偉大的革命實踐；在廣州，魯迅更多地接觸、學習了馬列主義書籍。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黨組織經(jīng)常把我黨主辦的刊物———《向導》《少年先鋒》《做什么》等送給魯迅，這些刊物大量登載、介紹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著作和宣傳馬列主義革命真理的重要文章，為魯迅學習馬列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廣州，魯迅親身經(jīng)歷了兩個階級的激烈搏斗，目睹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前后的一切，無數(shù)共產黨人和優(yōu)秀革命青年的鮮血洗亮了他的眼睛。這些客觀條件對于促使魯迅世界觀發(fā)生根本變化，思想產生飛躍，起了重要作用。魯迅經(jīng)過了辛亥革命以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思想上新舊因素長期激烈的斗爭，世界觀轉變由量的積累，在1927 年廣州期間發(fā)生了質的飛躍。這是魯迅一再表白過的。他說：“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以比較地有生氣?，F(xiàn)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保?5］又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保?6］這就說明魯迅經(jīng)過第一次大革命激烈的階級斗爭的“事實的教訓”，“轟毀”了進化論的“思路”，階級對立的觀點愈來愈鮮明，逐步向著無產階級世界觀轉變。

參加革命實踐和掌握革命理論是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方面。瞿秋白并沒有否定革命理論對魯迅思想發(fā)展的作用。在論述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中，《序言》就這一點作過明確說明：“這時期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边@場論爭促使魯迅從馬列主義著作中去尋找解答。于是他“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27］因而“救正”了他只相信進化論的“偏頗”，終于使他的世界觀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發(fā)展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者和堅定的無產階級戰(zhàn)士。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zhàn)的時期，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脫離統(tǒng)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xiàn)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jīng)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保?8］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瞿秋白，當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他通過對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和戰(zhàn)斗歷程的具體論述，充分說明了出身于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家要轉到無產階級一邊來，以至于最后歸附無產階級，必須具備參加階級斗爭和革命實踐這一客觀條件，同時還說明，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家，必須在斗爭實踐中學習掌握革命理論，必須具備這一主觀條件，否則，是不能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而歸附于無產階級的。瞿秋白這方面的論述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關資產階級思想家歸附無產階級問題這一理論的補充、深化和發(fā)展。

魯迅是“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到新的陣營里來的”。什么是魯迅的革命傳統(tǒng)呢？在《序言》中，瞿秋白指出了四點：“第一，是最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反對瞞和騙的人生與瞞和騙的文藝；“第二，是‘韌’的戰(zhàn)斗”，要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主張持久的“壕塹戰(zhàn)”；“第三，是反自由主義”，反對中庸妥協(xié)，主張打“落水狗”；“第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魯迅的雜感“簡直可以說全是反虛偽的戰(zhàn)書”。瞿秋白指出，這些革命傳統(tǒng)“對于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魯迅就是帶著這些“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到新的陣營里來的”。瞿秋白將魯迅的革命傳統(tǒng)概括為四點，并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述，最先將魯迅的革命傳統(tǒng)作這種科學的抽象，幫助人們認識了魯迅，捍衛(wèi)和發(fā)揚了魯迅的革命傳統(tǒng)，其歷史功績不可抹煞。后來的許多評論者，如周恩來等，都肯定他概括得“是非常之對的”。1937 年毛澤東《在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中評說“魯迅精神”時，吸收和發(fā)展了瞿秋白的觀點。

瞿秋白對魯迅的論述，從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也還存在著某些缺陷。例如，他把魯迅早期的哲學思想基礎歸結為尼采哲學，斷定“魯迅當時的思想基礎，是尼采的‘重個人非物質’的學說”，這是不恰當，可以再研究的。誠然，魯迅早期的確曾受過包括尼采哲學在內的種種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他的“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的觀點，顯然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的體現(xiàn)，而且打著尼采“超人”哲學的印記。但魯迅在這里所說的“個人”，就其階級內容來講，實際上主要是指當時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充當“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客觀上反映了當時廣大群眾的確尚未覺醒起來，主觀上則反映了魯迅當時世界觀的局限，還不能從本質上看到廣大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積極性。即使如此，魯迅當時所講的個性主義與尼采的“超人”哲學的階級內容和政治目的也是根本不同的。魯迅當時所呼喚的是出現(xiàn)引導大眾獲得解放的先驅，是要把廣大群眾從不覺悟的精神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而尼采所要的卻是奴役大眾的“超人”。他鼓吹權力意志，贊揚強者對弱者的蹂躪和個人對庸眾的統(tǒng)治。雖然都是英雄史觀，卻體現(xiàn)著根本不同的時代精神和政治內容。魯迅當時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對尼采的超人學說的反動本質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為它對傳統(tǒng)思想、道德、文化的表面否定所迷惑，以為它可以作為反抗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武器，并進而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的解放個性的主張。然而，魯迅的思想同尼采的學說是有本質區(qū)別的。這一點瞿秋白也曾經(jīng)講到。他說：尼采的“超人”哲學是為了“抵制新興階級的群眾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而“魯迅在當時的傾向尼采主義，卻反映著別一種社會關系”，“這種發(fā)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tǒng)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shù)母锩饬x”。［29］所以，在我們看來，魯迅在理解和運用尼采的某些觀點時，所針對的對象、具體的內容和目的，與尼采都是相反的。既然如此，那么與其說尼采思想是魯迅早期的思想基礎，還不如說是為魯迅所逆用的思想材料之一。又如“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說法，也不夠明確和全面。不可否定，魯迅的前期思想，進化論曾占過主導地位，而后期，魯迅無疑是階級論者。但是用“從進化論到階級論”來標志魯迅思想的發(fā)展，既沒有明確表明魯迅前后期不同的政治立場，也沒有明確表明魯迅前后期不同的哲學思想。列寧研究馬克思的思想發(fā)展所作的結論是：“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保?0］既著眼于哲學思想，又著眼于政治立場，全面地闡明了作為世界觀的兩個主要方面。我們研究魯迅思想的發(fā)展，也應在這兩個方面都有所闡明，不可以偏概全。同時還應該看到，魯迅前期思想是復雜的，除了進化論外，還有樸素的唯物論、樸素的辯證法和樸素的階級觀點，進化論并不能概括魯迅前期思想的全貌。而階級論這個說法也有點含混。因為早在馬克思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fā)展，資產階級的經(jīng)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jīng)濟的分析”，“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chuàng)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保?1］所以，階級論既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階級論或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觀點來解釋，也可以作為資產階級的階級論或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觀點來解釋。列寧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yōu)橘Y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32］后期的魯迅，不僅有著鮮明的階級斗爭觀念，而且已明確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和歷史必然性，他正是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僅用階級論概括魯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的思想，實在不足以顯示魯迅后期思想的高度。此外，《序言》還存在其他一些不足之處，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列寧的教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jù)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xiàn)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jù)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保?3］評價瞿秋白寫于上個世紀 30 年代的《序言》，判斷瞿秋白的歷史功績，我們也不能違背這個原則。如前所述，當時，在整個思想界、文藝界，甚至革命隊伍內部，對于魯迅，對于他的思想、精神和價值，都還缺乏正確的認識和評價，雖然有人尊敬他，愛戴他，但并不完全理解他。瞿秋白以他的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精深的文學修養(yǎng)，以及他的豐富的實際斗爭經(jīng)驗，第一次認識了魯迅的價值，評價了魯迅的思想、精神和歷史地位。“這篇《序言》，實際上成為從五四以來到 30 年代初的文藝運動和思想斗爭的一個總結。這是一個漫長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的總結由共產黨人來作出，不是偶然的。在當時的中國，只有共產黨人、黨所領導的文學運動，能夠對魯迅作出正確的評價，正確地認識魯迅對革命、對人民的巨大價值；而魯迅思想的發(fā)展，以馬克思主義為歸宿，最終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也只能由共產黨人來對他的思想發(fā)展作出全面的評價。當然，這個認識過程當時還沒有完成。直到魯迅逝世以后的1940 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才如實地對魯迅作出了全面、正確的評價?！保?4］試問，在瞿秋白的《序言》以前，有誰對魯迅思想的發(fā)展道路、戰(zhàn)斗歷程和革命傳統(tǒng)作過如此深刻的概括和總結，從政治上、思想上給予如此崇高的評價呢？沒有。在這一點上，瞿秋白是有首創(chuàng)之功的。如果考慮到當時魯迅的后 6 本雜文還未寫出，而瞿秋白對魯迅的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贊許就更難能可貴了。瞿秋白對魯迅發(fā)展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戰(zhàn)士的思想歷程的論斷，正確地闡明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無產階級轉化的根本途徑和客觀規(guī)律，回答了“魯迅是誰”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有助于澄清當時社會上乃至革命文藝界中不少人對魯迅的錯誤認識，清除其散布的不良影響。

三、瞿秋白論魯迅雜文產生的原因和藝術特點及戰(zhàn)斗意義

一個偉大的作家常常選擇最合適的文學樣式來表達他對時代和現(xiàn)實的見解或態(tài)度，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普希金用他的詩，巴爾扎克用他的小說，莎士比亞用他的戲劇。在我們偉大的祖國，作為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者，魯迅曾經(jīng)寫過小說，在小說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一生花時間最多、費精力最大的是雜文的寫作。據(jù)統(tǒng)計，魯迅一生的創(chuàng)作約有 170 萬字，其中雜文約 135 萬字，占總數(shù)將近百分之八十，而后 9 年，（即 1927 年至 1936 年）所寫比前 9 年（即1918 年至 1927 年）多兩倍。

魯迅的雜文是怎樣產生和發(fā)展的？他一生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費那么大精力寫作雜文？對這個問題最早作出回答的是瞿秋白。他在《序言》中指出：

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 20 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產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chuàng)作里去，表現(xiàn)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xiàn)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的同情。

在這里，瞿秋白明確地論述了魯迅雜文產生的外因和內因。外因是：“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內因是：“作家的幽默才能”。我們應該怎樣理解瞿秋白的這段論述呢？“這將近 20 年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中國從上個世紀的五四前夕到 30 年代的歷史階段，經(jīng)歷著大動蕩、大分化、大變革的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廣大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進行著殊死的搏斗。當時的斗爭是異常急遽、劇烈、尖銳而又廣泛的，他要求文化思想革命的戰(zhàn)士迅速地作出反應，投入斗爭。正如魯迅所說：“現(xiàn)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予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容不得他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xiàn)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xiàn)在和未來的戰(zhàn)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xiàn)在，也就沒有了未來?！保?5］“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容不得他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把思想和情感融進人物形象和典型的創(chuàng)造中，而斗爭的殘酷，“強暴的壓力”，言論的不自由，又要求作家深思熟慮斗爭的策略，運用諷刺幽默的才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斗爭方式，講究斗爭的藝術，包括戰(zhàn)斗文章的藝術體裁和藝術手段。這樣，便從外因和內因、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促成了魯迅雜文的產生。

魯迅是對現(xiàn)代雜文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具有最敏銳的感受和最清醒認識的一位現(xiàn)代作家。他從五四時期開始寫“隨感錄”起，隨著斗爭的發(fā)展，他寫作雜文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目標越來越明確。魯迅是執(zhí)著于革命的功利目的，以很高的自覺性來寫作雜文的。從 1918 年《新青年》雜志上出現(xiàn)“隨感錄”開始，寫作雜文的人不僅有魯迅，還有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吳虞、錢玄同、劉半農等這些活躍在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戰(zhàn)士們。然而當這些戰(zhàn)士風流云散，分化瓦解之后，不少人或披上學術的華袞，或穿上紳士的馬褂，成為名流學者、達官貴人，有的停筆不寫，有的雖繼續(xù)寫作卻走入歧途，鼓吹“幽默”“閑適”和“性靈”這類“小擺設”式的雜文，背離時代精神和戰(zhàn)斗傳統(tǒng)。魯迅卻不僅一直堅持著這項工作，而且在戰(zhàn)斗的性質、規(guī)模、效用上，也在思想內容上，還在藝術水準上一步步地發(fā)展了它。這里表現(xiàn)的不僅是魯迅的執(zhí)著倔強的戰(zhàn)斗性格，而且更體現(xiàn)了他永不衰竭的革命熱情，以及他的無私的不同流俗的高尚品德。當有人鄙薄雜文，認為雜文不及詩歌、小說、戲劇之類創(chuàng)作的可貴，不能入藝術之林；有人惡毒誣蔑雜文是魯迅的“死癥”，奚落地稱魯迅是“雜感家”或“雜感專家”時，魯迅卻全然不顧，數(shù)十年如一日，把主要精力放在雜文寫作上。為什么？他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番話：“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chuàng)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保?6］魯迅并不把雜文當做“爬進高尚的文學樓臺去的梯子”，“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guī)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只知道這樣的寫起來，于大家有益?！保?7］為了革命斗爭的需要，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魯迅并不潛心于鴻篇巨制；他依仗自己的熱情、勇氣、無私和毅力，憑借自己的諷刺幽默的藝術才能，沖破“藝術之宮”的禁令，披荊斬棘地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藝術領域。他以獨創(chuàng)的雜文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抒寫自己的愛和恨，傾吐自己的不平和憤懣，表現(xiàn)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魯迅就是以這樣極高的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和藝術境界來從事雜文寫作的。而這，正是魯迅畢生不遺余力寫作雜文的主觀原因。沒有這個主觀原因，只有時代和斗爭的客觀需要，也仍然不能產生魯迅的雜文。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曾有論者把魯迅的雜文看做是“個人之間的筆墨相爭”的產物；某些反動文人更誣蔑魯迅雜文為“罵人之作”，甚至視之為“報私仇的泄憤的工具”或“政治宣傳品”，認為是“生命的可恥的浪費”。直到今天，海外的某些學者仍然沿襲這樣一種陳腐的觀念。他們憎惡和否定魯迅的雜文，看不到或不重視魯迅雜文的價值和意義。這些，有的是因為不懂中國近現(xiàn)代的歷史和魯迅雜文產生的時代社會原因所造成的，有的則是因為完全無知或為階級偏見所囿。

關于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征，有許多前輩和時人作過認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對這個問題最早作出精辟分析的還是瞿秋白。他在《序言》中給魯迅雜文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zhàn)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 ……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

在瞿秋白的這個“定義”的基礎上，以后又有人說魯迅雜文是“詩和政論的結合”。這兩種說法無疑都是正確的，符合魯迅雜文的實際，揭示了它的藝術特征。從瞿秋白的這個“定義”，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魯迅的雜文包含著“論文”和“文藝”兩種因素，是這兩種因素的統(tǒng)一體。“論文”的因素，決定了魯迅雜文的邏輯性，它有強大的邏輯說服力。分析的精到，論證的嚴密，論據(jù)的確鑿，層次的分明……使魯迅雜文結構嚴謹，無罅可擊。但魯迅雜文，作為一種文藝性的社會論文，它和科學性的社會論文，在邏輯運用方式上往往有所不同。后者根據(jù)抽象的概念進行推理，而前者往往采用對照、暗示、取譬、借喻等手段，通過客觀事實的敘述，揭發(fā)事物內在的矛盾，使人從事物的相互聯(lián)系中，符合邏輯地受到啟發(fā)，從而對事物得到正確的認識。例如1934 年 6 月汪懋祖發(fā)表《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認為白話文“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寫為“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為何如？……”魯迅針對汪懋祖“復興文言”的謬論，立即寫了《此生或彼生》一文，予以批駁。魯迅指出文言“此生或彼生”，可以有三種解釋：“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這一個秀才或是那一個秀才（生員）”，“這一世或是未來的別一世”，從而揭示事物的內在矛盾，使人從事物的相互關系中，符合邏輯地受到啟發(fā)，認識到“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shù)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胡”?！叭绻粡骄陀冒自挘词苟鄬懥藥讉€字，但對于讀者”也是“省力”的。［38］這種由于揭發(fā)事物內在關系而產生的邏輯，很具有說服力。又如，為了批評當時出版事業(yè)的窮乏和草率，魯迅曾著文說：“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ABC’里，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凈而澄明，但蒸餾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凈水在。”［39］這是具體地指出量和質的關系，量多不一定質好，但是量中可以求質，量多可以成為質好的一個條件。魯迅舉一道濁流與一杯清水相比的例子，進行生動的嚴密的論證，用事物之間內在的邏輯來說理，清楚、充分、深刻，讀起來使人深受啟發(fā)。“文藝”的因素，決定了魯迅雜文的形象性，使之成為了形象的藝術，也產生了特有的藝術形象。魯迅雜文形象描述和議論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有的用白描手法對人物特征作直接描繪，如《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對柔石、殷夫等人的特征的描繪，寥寥幾筆便顯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此外，《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君》《關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對韋、劉、章等人的特征，都有生動的描繪，給人難忘的印象。有時用比擬和對照的手法對人物形象作間接的刻畫，如落水狗、叭兒狗、媚態(tài)的貓、脖子上掛著一個小鈴鐸的山羊、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fā)一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舐一舐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魯迅拿這些獸蟲形象比擬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服務的各式各樣的文人，讀者從對照中所得的印象，比直接看到他們本人，往往更為深刻，顯示出藝術的魅力。有的則用妙趣橫生的比喻進行形象的說理，使抽象的議論形象化。例如他曾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所謂“天才”，比作沒有出息的“一碟綠豆芽”，把歷代統(tǒng)治階級的所謂“革命”比作“不過是爭奪一把椅子”，把國民黨反動派統(tǒng)治下的黑暗中國比作“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把“第三種人”鼓吹的超階級的文藝理論的囈語比作“拔著自己的頭發(fā)要離開地球”……這些比喻的成功運用，大大增強了魯迅雜文的形象性、生動性。有時像《現(xiàn)代史》《拿來主義》等文，通篇就是比喻，文字就更加妙趣橫生了。

綜上所述，所謂“文藝性的論文”，說的是這種文體既有形象性，又有邏輯性，是形象性和邏輯性的完美結合。從思維方式上說，是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高度統(tǒng)一。這是魯迅雜文的一個突出的藝術特征，是瞿秋白通過“系統(tǒng)地閱讀”魯迅雜文后的獨具慧眼的可貴發(fā)現(xiàn)。瞿秋白在《序言》中還指出魯迅雜文的另一個藝術特征：魯迅特別善于“經(jīng)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xiàn)象”，而他所揭露、描寫的陳西瀅、章士釗一類人物的姓名，“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魯迅對瞿秋白的這種分析和評價是很佩服的。他后來對馮雪峰說：“作這種評價的還只有何凝（按：指瞿秋白）一個人！同時，看出我攻擊章士釗和陳源一類人，是將他們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的一點來的，也還只有何凝一個人！”［40］

有人問：魯迅雜文創(chuàng)造了典型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肯定和否定的兩種。那么，瞿秋白是怎樣回答的呢？他在《序言》中先說：“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chuàng)作里去，表現(xiàn)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边@里說的“典型”無疑是指文學理論中所約定俗成，如同小說、戲劇作品中創(chuàng)造的深刻而廣泛地揭示出一定的社會生活或階級本質特征，既具有充分的共性描寫，又具有鮮明的個性刻畫的藝術典型形象。應該說魯迅雜文是沒有創(chuàng)造這樣的藝術典型形象的。前面所提到的“落水狗”“叭兒狗”“媚態(tài)的貓”“山羊”“蚊子”“蒼蠅”等獸蟲在魯迅雜文中是有所指的，并且形象化描畫出和概括了社會上或一階級、或一群人的一定的本質特征，但這只是一種比喻或比擬，“落水狗”“叭兒狗”等本身并不是什么典型形象或典型?？墒泅那锇自诤竺嬗终f陳西瀅、章士釗等類人物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里，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在這里又用了“典型”一詞，則和前面所說的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在“典型”的概念上產生了混淆。為了糾正這種混淆，后來的魯迅研究家提出了“‘社會相’的類型形象”的新概念。［41］這種新概念和魯迅自己所說的“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42］的意思是完全吻合的?！邦愋托蜗蟆痹隰斞鸽s文中相當多，可以說是他的雜文所特有的現(xiàn)象和另一個重要的藝術特征。所謂寫類型，就是說寫的是“一個”，而指的是“一群”。魯迅說：他寫的類型，“如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保?3］魯迅雜文中點名批評的人物，常常不僅是專指某一個具體的人物，同時又代表了某一種類型的人物，所以說他所揭露、描寫的陳西瀅、章士釗一類人物的姓名，“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不過，魯迅雜文中所寫的類型和小說、戲劇等一般文藝作品所寫的典型不同。首先，魯迅雜文所寫的類型主要是概括思想特征，代表某種社會思想，揭示某種“社會相”，沒有人物性格發(fā)展史；其次，他所寫的類型一般不能在某一篇文章中看到它的完整的形象，而必須把描寫某一類型的幾篇雜文，或把一個雜文集子以至幾個雜文集子中有關文章合起來看，才能看到它的完整的形象。關于這一點，魯迅自己作過說明。他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么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保?4］又說：“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45］

在論述魯迅雜文產生的原因和藝術特征的基礎上，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戰(zhàn)斗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魯迅雜文雖不能代替文藝創(chuàng)作，卻是“戰(zhàn)斗的阜利通”，“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他善于抓住普遍性的代表人物，形象地勾勒出帝國主義及其各式奴才的丑惡嘴臉和鬼蜮伎倆，深刻揭露社會的錮弊和瘡疽?！皠Ｗ邮种髁x和僵尸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賴皮的冒充虛無主義，無恥、卑劣、虛偽的戲子們的把戲，不能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總之，他的雜感是“針對這個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這個帝國主義的虛偽世界的?！薄吧朴谧x他的雜感的人，都可以感覺到他的燃燒著的猛烈的火焰在掃射著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它是“戰(zhàn)斗之中不可少的陣線”，是對反動統(tǒng)治階級所下的“戰(zhàn)書”?！斑@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因而也就成了“中國思想斗爭史上的寶貴的成績”?！白匀唬斞傅碾s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不過為著文藝戰(zhàn)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在思想斗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著他前進?！保?6］

在瞿秋白以前，有誰曾對魯迅的雜文作過如此精辟的分析，給這種戰(zhàn)斗文體的價值和意義以如此崇高的評價？沒有。從這一點來說，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研究是作了開拓性貢獻的。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初期那樣尖銳復雜的歷史條件和險惡的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大聲疾呼，要求革命作家向魯迅學習，發(fā)揚魯迅的革命傳統(tǒng)，這既充分表現(xiàn)了瞿秋白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也充分體現(xiàn)了他和魯迅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革命友誼。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大力肯定，不僅粉碎了“吸血的蒼蠅蚊子”的肆意攻擊和誣蔑，同時也論證了魯迅服從戰(zhàn)斗的迫切需要，堅定地利用雜文這一匕首、投槍般的武器“為現(xiàn)在而抗爭”，“為現(xiàn)在和未來的戰(zhàn)斗”服務的明確的創(chuàng)作目的。這對于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教育意義。

參考文獻：

［1］［8］［11］楊之華：《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是怎樣產生的》，《語文學習》，1958 年第 1 期。

［2］［7］［10］許廣平：《魯迅回憶錄·瞿秋白與魯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版。

［3］［4］［13］馮雪峰：《回憶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2 年版。

［5］［6］魯迅：《二心集·關于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9］瞿秋白三次到魯迅家避難的時間：第一次在 1932 年 11 月，第二次在1933 年 3 月，第三次在 1933 年 7 月。

［12］“諸夏”，指中國，“霜”，是瞿秋白的小名，“諸夏懷霜”連起來的意思是“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

［14］沈雁冰著有《魯迅論》（1927 年）、馮雪峰著有《革命與知識階級》（1928年）。

［15］［16］［17］［18］［29］［46］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著、瞿秋白選編：《魯迅雜感選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 2006 年版。

［19］魯迅：《二心集·序言》，《魯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20］［21］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2］魯迅：《華蓋集·導師》，《魯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23］魯迅、景宋：《兩地書·原信·一〇》，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5年版。

［24］魯迅：《華蓋集續(xù)編·無花的薔薇》，《魯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25］魯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26］［27］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28］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30］列寧：《卡爾·馬克思（參考書目）》，《列寧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31］［32］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33］列寧：《評經(jīng)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34］彭定安：《魯迅評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35］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36］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

［37］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38］魯迅：《花邊文學·“此生或彼生”》，《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39］魯迅：《準風月談·由聾而啞》，《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40］馮雪峰：《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魯迅的文學道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41］劉再復：《論魯迅雜感文學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文學評論》，1981 年第 5 期。

［42］［43］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44］［45］魯迅：《準風月談·后記》，《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