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習歷史四十年

2017年暑假回南京，拜見90歲的業(yè)師茅家琦教授，他告訴我剛寫完《南京大學讀史七十年》，總結自己治學七十年的心得，這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今后要收筆不再寫了。辭別時，他把文章鄭重地交給我。

拜讀茅老師的文章，感觸頗深。我比老師年輕三十歲，沒有他那么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治學經(jīng)驗，可自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迄今，亦有整整四十個年頭了，時間不算短，遂起意仿照茅老師，寫此小文，對研習歷史四十年的經(jīng)緯與得失，做個小結。

我這四十年，粗略可分為三個階段：懵懵懂懂進入歷史學領域（約十年）；初步領略研究意趣（約二十年）與經(jīng)營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約十年）。

（一）懵懵懂懂進入歷史學領域

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說，他擔任中共領袖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套用這句名言，我學習歷史，也是“歷史的誤會”，是許多機緣巧合而成的。

我1965年上小學，1976年中學畢業(yè)，正好貫穿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小學根本就沒有歷史這門課，只記得初中的政治課上講過“社會發(fā)展史”，內(nèi)容是“從猿到人”“勞動創(chuàng)造人”。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已是工廠的學徒工，利用工余時間復習迎考，當時心中揣的是“文學夢”，理想是當作家。第一年高考落榜。1978年再考，總分挺高，達到南京大學的錄取線，語文單科成績離中文系的錄取線差兩分，歷史單科成績卻莫名其妙地高，為了能上南京大學，就選擇了歷史系。

應了“越得不到的就越覺得珍貴”這句話，在歷史系四年中，我并未完全從“文學夢”中醒來，選修了不少外系的課，花挺多時間準備報考南京大學中文系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可運氣不佳，該專業(yè)實行隔年招生，我畢業(yè)那年正好停招，報考無門，只得轉考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內(nèi)心充滿著無奈與糾結。

1982年本科畢業(yè)時，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有王栻與茅家琦兩位老師具備招收碩士生的資格，招生名額只有一位。投考的學生不少，最后是茅老師錄取了我，王栻先生當年沒有招生，這再次說明我應付考試還是有些功夫的。

茅老師是知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他非常有眼光，意識到南京大學應該開展中華民國史研究，要率先招收研究生。那年他招生目錄上有太平天國史與中華民國史兩個方向，我選擇后者，無意間成了全國高校系統(tǒng)的首位民國史碩士研究生。茅老師自己是近代史方向，我入學后，他就讓張憲文、姜平與楊振亞三位現(xiàn)代史方向的老師參與我的培養(yǎng)與指導論文。

三位老師對我很關心、負責，但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個性各不相同，指導過程中有時難免意見相左。尤其在畢業(yè)論文的選題、寫作與修改過程中，他們各持己見，讓我無所適從。碩士學位論文，聽老師們的意見，我共準備三個選題：馮玉祥研究、新生活運動研究與晚年胡漢民研究。最后，老師們達成妥協(xié)，讓我做晚年胡漢民研究。

之所以選擇晚年胡漢民，是因為我看到的書中對胡的記載到“約法之爭”就結束了，這么重要的一個人物，最后的結局都沒有基本的交代，這引起我的好奇。史書對胡晚年的記載不詳，研究資料自然難以尋找。我花了大量時間找資料，甚至去過北京與廣州（均是第一次訪問）。值得一提的是，我專程去揚州師范學院（現(xiàn)揚州大學）訪問過任仲敏教授，去華東師范大學訪問過王養(yǎng)沖教授，他們分別在不同時期擔任過胡漢民的秘書，后均棄政從學，任先生治唐代文學，王先生治法國史，都卓然而成大家。

搜集資料的過程挺辛苦，有些典藏單位不讓查閱，或者以“資料保護”為名，收取高額費用，我一個普通學生，無錢無勢，為得到資料就得軟磨硬泡。經(jīng)過一年多的努力，基本上把資料搜集齊全了。我不知該如何下手，便下最笨的功夫，將所有資料編成一個大事長編，然后再按類型進行梳理。碩士論文初稿的結構是，依胡漢民所堅持的“三民主義”為線索，分三條線展開論述，分析其晚年思想的變化。初稿完成后，交各位老師審閱。茅先生提出，初稿中分別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條線又都分為“舊”與“新”兩部分，結構顯得拖沓、零散，他建議將“舊三民主義”的內(nèi)容匯成一部分，可以略寫，而后再詳細分析“新三民主義”，既可以清楚地顯示胡思想的發(fā)展變化，也更加緊湊。我照此修改，果然，文章順暢多了。茅老師教導我，要重視文章的修改工作，每次修改，意境與文字都會有進步，“論文不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他的這句教導，我奉為至理名言，并不停地向我的學生灌輸。

我碩士論文《論九一八之后的胡漢民》上印有四位指導教師的名字。這與現(xiàn)在一位導師指導多名學生形成了鮮明對比。多位老師們嚴苛的“挑刺”與不同意見，使論文更嚴謹，少許多漏洞。論文的主體是評析九一八事變后胡漢民“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為完整反映胡那個時期的全貌，充分體現(xiàn)辛勤搜集到的新史料，我又編一份同時期的胡漢民政治活動年表，作為論文的附錄。論文正文不到三萬字，但附錄則超過了六萬字，也算是一個奇觀。那時碩士生答辯相當嚴格，我的論文答辯用了整整一個上午。答辯委員們最后給予較好的評價，順利通過。

開始選這個題目時，只是想將胡漢民的后半生歷史弄清楚，沒有想到找到的資料顯示其后半生的活動與思想如此豐富，這為論文寫作提供了較大的空間，也客觀上提升了論文的價值。然而，發(fā)現(xiàn)該課題更大價值的，卻不是我們這些當事人。

1984年我碩士生二年級時，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人、李新先生到南京大學講學，我得到就近請益的機會，李先生關切詢問我的論文題目，并給予了些指導意見，囑咐我寫好后給他寄一份。1985年7月論文答辯完后，我依約寄到北京。沒想到李先生很快就給張憲文老師來信，說這是一篇好文章，要親自到南京來主持研討會。當年的下半年，南京大學聯(lián)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南京為我的碩士論文組織了一場專題討論會，除了當?shù)貙W者外，還有北京、上海與杭州的學者參加。為一篇碩士畢業(yè)論文舉行討論會，且規(guī)格如此高，實屬罕見。

李新先生在會上高度評價我的論文，說他在主持民國史編寫時，一直思考“如何評價民國人物”，尤其是一些“反共人物”的問題。雖然提出“具體人物具體分析”的原則，但沒有研究的實例，不知如何落實。我的論文具體研究九一八事變后的胡漢民，胡仍然反共，但同時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在那個時代，有進步性，值得肯定。這解決了民國史研究中的一個難題。

會后，李先生問及我論文的去向，我說投稿給一家刊物后，編輯說文章太長，讓我截取一部分發(fā)表。李先生說這篇論文是一個整體，分割后意義會大減，要我交給他來處理。經(jīng)他力薦，我的碩士論文，也是學術處女作，很快就全文發(fā)表于《歷史研究》。論文的附錄《胡漢民活動年表（1931—1936）》也分兩期發(fā)表于新創(chuàng)刊的《民國檔案》上。

雖然是懵懵懂懂進入史學領域，起點卻不低。

（二）初步領略研究意趣

碩士畢業(yè)后，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xiàn)代史教研室急需老師，我便留校任教，與老師們成了同事。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繼續(xù)進行胡漢民的相關研究。經(jīng)王學莊先生牽線，與在暨南大學任教的周聿峨相識，她的碩士論文是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胡漢民。我們合作研究，將各自的碩士論文補充，完成《胡漢民評傳》書稿，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最早出版的“國民黨右派”傳記，張磊先生作序，對兩位“年輕人”的勇氣與學識給予很高的評價。后來，該書又修訂成《胡漢民》，收入“嶺南叢書”。

我還涉足過當代臺灣史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期，茅家琦先生在歷史系倡導研究當代臺灣，有老師覺得當代臺灣是“政治”而非“學術”問題，無人響應。我留校后擔任研究生輔導員工作，茅先生就找到我，讓我組織入學不久的碩士研究生共同來做。大家初生牛犢不怕虎，積極性極高，除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的，還有些考古和國際關系專業(yè)的研究生也加入，大家在茅先生領導下分工合作。我負責“臺灣政治”部分的寫作，進展非常順利。

項目進行中，我們在南京大學校園內(nèi)舉辦“當代臺灣”系列公開講座，首講是我的“從蔣介石到蔣經(jīng)國”。當晚，校園轟動，江蘇省廣播電臺也來現(xiàn)場錄音采訪。講座教室內(nèi)水泄不通，馮致光副校長也來聽，只能在講臺上我的旁邊放張凳子，周圍全是站著的同學。教室外的走廊上、窗戶上也站滿了聽眾。茅先生將我們的研究成果，主編成《臺灣三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完整研究當代臺灣的學術著作，一炮走紅，多次重印，不僅在高校開啟了當代臺灣研究的先河，而且也配合了兩岸關系的發(fā)展，引發(fā)社會大眾對臺灣的關注。

當代臺灣的研究，研究對象敏感，資料極為缺乏。茅先生教導我，敏感問題要“實事求是”，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沒有材料的可以先擱置。在《臺灣三十年（1949—1979）》中，政治部分的內(nèi)容較少，到《八十年代的臺灣》時，政治的內(nèi)容大幅增加。有次，與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做編輯的朋友葉兆言聊天，他提議我將《八十年代的臺灣》中政治部分抽出，用敘事的方式與文學語言改寫，單獨成書，他負責出版。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具體編寫過程中，我們產(chǎn)生了較大分歧，他要求用文學的方式對史實進行加工，甚至合理想象，吸引讀者；而我堅持每段文字都要有出處，最多只能在敘述方式方面下功夫?！杜_灣政壇風云》在當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的銷售榜上排名靠前，成了暢銷書。我很開心，沒有實現(xiàn)“文學夢”，但好歹也在文藝出版社出版過著作。

這個階段，張憲文老師在南京大學積極推進民國史研究，建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我參與了該中心的籌建及其成立后的各項工作。在學術方向上，張老師領導主攻抗日戰(zhàn)爭史研究，尤其是正面戰(zhàn)場的研究，開了學術界的先河。我參加了《抗日戰(zhàn)爭的正面戰(zhàn)場》《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的寫作，還擔任后一部書的副主編，對抗日戰(zhàn)爭史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

我的從教之路起步相當順利，因教學科研“成績突出”，1992年被南京大學特批為副教授。

差不多同時，高校青年教師中突然興起攻讀在職博士的熱潮，歷史系還專門進行了動員。那時有指導博士生資格的教授較少，報名的青年教師非常踴躍，許多外系的青年教師也投到歷史系來（因本校老師在職讀博士不需要考試，有些工農(nóng)兵大學生與本科生畢業(yè)留校的，對此要求十分迫切）。茅家琦先生每年的招生數(shù)量有限，他就將所有投考的校內(nèi)教師按年齡排序，年長者先入學。我年齡算小的，排在后面，等了兩年還沒有輪到。1994年，張憲文老師獲得博士招生資格；茅先生對我說，你的專業(yè)是民國史，就轉到張老師名下吧。這樣，我就成了張老師獲得博導資格后獨立招收的第一批博士之一。他是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導師、碩士論文導師之一、博士論文導師。我的三個學位是在同一所大學獲得的，接受同一位老師一以貫之的指導，也屬難得。

讀博士要考慮博士學位論文，限于資料，我對于胡漢民的研究已逐漸停了下來，希望能尋找到另一個有意思、范圍稍寬的能進行持續(xù)性研究的課題。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終于選定以抗日戰(zhàn)爭時期某些“經(jīng)濟復古”現(xiàn)象（包括田賦征實、驛運和“軍隊大生產(chǎn)運動”等）為未來一段時間的研究對象，準備就此撰寫博士論文，并著手前期搜集資料工作。1995年夏天赴臺灣參加“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是《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驛運事業(yè)》。當年秋天，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問，與中國文化研究所金觀濤教授聊起關于“經(jīng)濟復古”現(xiàn)象的研究，他對此表示出極大的興趣，說這課題可列入他主持的研究計劃，希望我盡快完成一部專著，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用驛運與大生產(chǎn)運動作為素材，寫過一篇《國共兩黨動員能力之比較》的論文，登在《二十一世紀》上。課題最后沒有繼續(xù)下去，那篇文章卻是迄今為止最令自己滿意的論文之一。

1996年初，我獲得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的資助，去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一年，這成為我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

在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我看到了41冊由胡漢民女公子胡木蘭捐獻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原件，既震撼又興奮，這批珍貴資料所載的歷史時段與我碩士論文研究的時間是重合的。剛接觸《胡漢民往來函電稿》，我只想通過閱讀，選出其中“有用的”函電，做些摘錄，寫幾篇論文。但不久就意識到，它的價值絕不限于胡本人，每件函電至少還涉及另一個人，許多人與事是我所不熟悉的，不能妄斷其價值為“有用”或“無用”。我決定重拾胡漢民研究，將《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的每件函電都錄下來，完整地保存一份史料，帶回國內(nèi)。

去哈佛大學前，我自己有一系列的完善的學術“構想”：學習英語、聽幾門課、多與美國學者交往、學習西方現(xiàn)代史學理論……做了上述決定后，在哈佛大學的工作重點完全轉變。經(jīng)過8個多月的工作，終于將《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一件件地錄入電腦。日復一日，我坐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提供的固定位置上閱讀、錄入，工作變得十分枯燥與乏味，眼睛因長期受電腦熒屏刺激，疼痛難忍。當錄完最后一冊最后一個字后，我伏在圖書館的桌上，淚水從眼底流了出來。

在哈佛大學訪學這一年對我影響頗大：一是增加了學識與見識；二是對自己的學術興趣（喜歡接觸第一手史料）與能力（用笨辦法、能沉得下來）有了較清晰的認識；三是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得到認可，“用功”的名氣由此傳開。時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對我每天去圖書館錄入函電稿印象深刻，稱贊有加。哈佛燕京學社通常只資助學者一次，而我在2002年、2009年又獲得該學社的兩次資助，赴哈佛大學訪問、研究，這在哈佛燕京學社歷史上是罕見的。我與哈佛燕京學社、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聯(lián)系能長期維系下來，這都源于早期打下的良好基礎。

我以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資料為基礎，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函電里的人際關系與政治》。論文對函電內(nèi)容進行了考證、辨析，在方法論上試圖有所突破，用量化統(tǒng)計來分析胡漢民晚年的人際網(wǎng)絡。博士論文后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

在寫作論文的同時，我花時間將所有函電稿整理、注釋，編輯成15冊的《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哈佛燕京圖書館學術叢刊”第四種），2005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有位學界朋友不解，問我為何將自己辛辛苦苦抄來的資料公開，而不是獨享。我說辛苦抄錄的目的，就是方便國內(nèi)學者利用海外史料。這套資料在2007年獲得浙江省的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

1998年，我順利獲評教授職稱，時年40周歲。2001年獲得博士學位，2002年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

2004年，承韓國裴京漢教授舉薦，我獲得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資助，赴延世大學訪問、研究一年，合作教授是延世大學的白永瑞。行前，我的韓國知識甚少，韓語更是無知。獲得機會后，就想如何利用便利，做些與韓國有關系的研究，在與韓國學者的交流時，特別留意中韓關系的原始史料。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真的在首爾市的韓國國家記錄院（國家檔案館）的“日本朝鮮總督府檔案”中，找到了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駐漢城總領事館與總督府外事課的往來檔案。我興奮異常，覺得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我用了大量的生活津貼來復制這批檔案（國家記錄院的檔案復印價格昂貴）。當時的如意盤算是，研究、整理這批韓國檔案大概要用十年，正好可以做到退休，再不用為找課題而發(fā)愁了。我在韓國的學術會議上報告這一發(fā)現(xiàn)，韓國的學者很吃驚，之前韓國學者沒有人發(fā)現(xiàn)過這批檔案，更不用說利用了。我用這批資料寫過幾篇論文，其中一篇《晚清外交的另一種困境》，論述晚清政府面對朝鮮的“獨立”要求的進退失據(jù)，刊登在《歷史研究》上，這也是我屬意的文章之一。

如果不是調(diào)到浙江大學轉向蔣介石研究，或許我真的會在近現(xiàn)代中韓關系史的研究上走得更遠。真是可惜了花大錢復印來的大量檔案資料，至今只能躺在書櫥中了。

一年的韓國訪學生活，竟然改變了我的生活走向，實在意外。在韓國的那一年，完成的論文是往年的幾倍。細究原因，是在韓國生活簡單，沒有多少雜事，可以專心寫論文。我就想，如果在國內(nèi)換個環(huán)境，沒有多少人認識，沒有雜事相擾，自己讀書教書，優(yōu)哉游哉，豈不很好。何況，自己從十歲起就在南京生活、讀書、留校工作，在南京大學近三十年，生活與學術交往的圈子有限，內(nèi)心一直有到外地見世面的沖動。同期在韓國訪問的學者中，我與浙江大學歷史系的包偉民教授，朝夕相處間成了摯友，時常聽他批評浙江大學的“工科治?！?，這反而引起我的好奇。經(jīng)他引介，2006年春，我從南京大學到了浙江大學任教。

（三）經(jīng)營浙大蔣研中心

剛到浙江大學時，自我定位是“南大退休，浙大返聘”。杭州有西湖，號稱要建“休閑之都”，正合我休閑的心態(tài)。某日傍晚，與時任浙江大學人文社科部主任的羅衛(wèi)東教授、歷史系主任包偉民教授三人邀約喝茶。閑聊之中，話題引到浙江大學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科建設上，他們問我有什么前沿的課題可做。我說，在浙江，做蔣介石也許可以吧，但有不確定的風險。他們就鼓動我試試，說做成了，大家開心，做不成好像也沒什么損失。我們雷厲風行，2007年1月，醞釀于茶社的“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升格為校級研究中心，更名為“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簡稱“蔣研究中心”）。

想到要以蔣介石研究為浙江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科未來的重點，并非一時心血來潮：一是蔣介石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指標性人物。民國史研究經(jīng)過四十年的發(fā)展，從無到有，從“險學”成為“顯學”，但蔣介石研究仍屬“禁區(qū)”，有不少課題值得做。民國史研究的成果可作為蔣介石研究的基礎，蔣介石研究又可為民國史研究拓展出更大的空間。二是學術研究的環(huán)境較為寬松，兩岸關系穩(wěn)定，學術交流頻繁，臺灣已開放蔣介石檔案（不久之后，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也開放了蔣介石日記）。三是浙江是蔣介石的故鄉(xiāng)，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浙江大學的前輩學者曾為此做過努力。四是我接觸過蔣介石的課題，參加張憲文老師主編的《蔣介石全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的寫作，自己也合作寫過一本《蔣家王朝·臺灣風雨》（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有不錯的基礎。

該中心雖然成立了，卻是一個無人員編制、無辦公場所、無經(jīng)費的“三無中心”。中心人員由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所的老師兼任，辦公場所可以因陋就簡，但沒有經(jīng)費，則無法開展工作。我剛到杭州，人地兩生，一籌莫展。幸好經(jīng)人介紹，認識了畢業(yè)于杭州大學歷史系的校友、恒勵集團的張克夫董事長。我們一見如故，他愿意出資共建蔣研中心。由此起步，恒勵集團與浙江大學蔣研中心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十多年來合作無間。

雖是白手起家，我們的志向卻并不低，希望未來蔣研中心能走“國際化”與“學術化”的道路，成為有影響的學術中心、資料中心與人才培養(yǎng)中心?！皣H化”，是要與國際上知名的學者與學術單位建立聯(lián)系，中心采用開放式的結構，聘請了海內(nèi)外知名學者擔任客座教授，請他們來中心參加會議與舉辦講座；“學術化”是嚴格按照史學規(guī)范從事蔣介石研究，一切實事求是，不追逐“潮流”，不唯上，不媚俗，不感情用事。堅持這兩條，蔣研中心穩(wěn)步發(fā)展，小有所成，但距離最終目標尚遠，仍需要繼續(xù)努力。

蔣介石研究也是千頭萬緒，從何處入手呢？我最初設想了兩個方向：一是做蔣介石研究學術史的回顧，通過對既往研究成果的梳理總結，找到新的課題與方向；二是對臺灣時代蔣介石的研究，以前對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陸時期，對蔣在臺灣26年的歷史，缺乏基本的研究，缺少了這一大塊，蔣介石研究就不完整，況且，研究蔣的后半生，對評價其在大陸的事功也有益處。實際進行中，蔣介石研究學術史的回顧，曾聯(lián)合一些博士生分頭進行，后來得益于蔣介石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開放，研究迅速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將之形容為“從蔣介石不在歷史現(xiàn)場的蔣介石研究，轉到蔣介石在現(xiàn)場的蔣介石研究”，前后兩個階段的關聯(lián)度沒有這么密切，這個計劃就暫停了。臺灣時期的蔣介石研究，我們出版了《蔣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書，發(fā)表了幾篇關于蔣介石與胡適、陳誠等人關系的論文，反響都不錯。蔣研中心也有學生選擇臺灣時期的蔣介石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主題，我堅信這是個大有可為的方向。

為落實“國際化”，2009年時我們籌劃開一次蔣介石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前有不少學者嘗試過召開類似的會議，均未成功。我想，社會在進步，學者總要不斷爭取，共同推動研究往前走，就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提交了舉辦蔣介石研究國際會議的報告。申請獲得教育部批準時，我正在美國訪問，當?shù)刈畲蟮娜A文報紙《世界日報》采訪我，問是透過什么“高層關系”獲準在大陸地區(qū)舉辦首次蔣介石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我說，沒有任何“關系”，經(jīng)過多年改革開放經(jīng)驗積累，中國已有足夠的自信與雅量，能公平客觀地研究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包括蔣介石。這是肺腑之言。在與臺灣學者聯(lián)系時，他們對大陸能舉辦此會將信將疑，甚至有人提起以前大陸學者聲稱要辦蔣介石的學術會議，從臺灣拿到了經(jīng)費資助，最后卻未辦成的舊案。

2010年4月，浙江大學蔣研中心主辦的“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舉行，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參加這一學術盛會。張憲文教授、楊樹標教授、蔣永敬教授、陳鵬仁教授、陳三井教授、胡春惠教授等前輩學者均出席，蔣氏家族后人蔣方智怡女士也到會致辭。中外學者對會議的成功舉辦交口稱譽，教育部有個交流主辦國際會議經(jīng)驗的刊物，還專門讓我們寫了總結發(fā)表。

2012年、2014年、2017年，浙江大學蔣研中心又成功主辦過第二、第三、第四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成為我們的一個學術品牌。

浙江大學蔣研中心做的工作，還包括：出版了海內(nèi)外首套“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學術叢書（2013年）；設立“恒勵研究生學位論文獎助”，先后資助了國內(nèi)各高校的近30位碩士生、博士生完成蔣介石相關的學位論文；與銀泰公益基金會合作，舉辦了兩屆“蔣氏家族與近現(xiàn)代中國青年學者研習營”，共有30余位來自全球的青年學者參加研習；組織過兩次高水平的“蔣介石研究筆談”，邀集全球各地學者總結蔣介石研究的學術成就，展望未來的發(fā)展，筆談成果在海外學術刊物發(fā)表；2015年，我們提出的“蔣介石資料數(shù)據(jù)庫建設”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目錄，這是國家層面上首次資助與蔣介石相關的學術研究，更何況此重大招標項目是迄今國內(nèi)最高的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之一。我們集中力量，用整整一個暑假的時間精心準備申請書，終于申報成功。經(jīng)過兩年的努力，該項目又順利通過中期評估，再次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滾動資助。這些，均意味著浙江大學蔣研中心的學術地位獲得認可。

在成立十周年之際，浙江大學蔣研中心于2017年6月舉辦了第四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大學主管文科的羅衛(wèi)東副校長撰文肯定中心的工作：“學術團隊建設已初具規(guī)模，在研究成果與人才培養(yǎng)方面成果顯著，為海內(nèi)外學界所認可?！旮?，今天結出了碩果，向學術界、向學校交出了一份圓滿的答卷?！绷_副校長認為，浙江大學蔣研中心不僅在它自身的研究領域產(chǎn)生的影響，而且也為浙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建設提供了成功的示范：（1）必須要有一位有理想、有激情、有實干精神、有工作經(jīng)驗，愿意奉獻時間和精力去經(jīng)營，砥礪前行的學術帶頭人；（2）必須凝練方向，突出特色，有可執(zhí)行、可積累的學術計劃，長期布局、循序漸進、久久為功；（3）團隊成員之間團結協(xié)作、分工明晰；（4）要能爭取學界與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5）走國際化發(fā)展的道路，每一項活動，都既有國際學者的支持，也產(chǎn)生國際性的影響。

坦率地講，浙江大學蔣研中心是個較小的學術機構，所作所為，還在夯實基礎階段，別人對中心工作的肯定，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四）幾點感想

回望個人四十年研習歷史的過程，該如何自我評估呢？

要評估就得有參照，我想到兩個參照坐標：一是與優(yōu)秀的同儕相比，則自己差距不小；二是以自己庸常的天賦與對史學研究的虔誠程度，能走到現(xiàn)在，獲得若干榮譽與獎項，擔任一些重要的學術評委，有不少的論著發(fā)表，與一批有才華的青年人教學相長，以歷史研究安身立命，在學界略有薄名，誠屬不易，是我年輕時從未想過的。從第二個坐標出發(fā)，我是十二分的滿意，姑且稱為“庸人式滿足”吧。

回顧四十年的經(jīng)歷，感慨萬千。

一是幸運與感恩。有次學生訪談時，讓我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自己已走過的學術之路，我脫口而出的是“幸運”二字。

一位學者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天分與努力之外，運氣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忌厦Ｗx書，遇到名師指教，是一生的幸運。我的碩士導師茅家琦教授、博士導師張憲文教授均是名重海內(nèi)外的學者，道德、文章雙馨，南京大學首批榮譽資深教授只聘了八位，他們都在其列。讀書時我得到他們的教誨，畢業(yè)后留在他們身邊工作，言傳身教、耳濡目染，讓我獲益良多。茅先生深邃的理論功底、敏銳的學術眼光、與時俱進的開拓創(chuàng)新能力，張老師的審時度勢、組織大團隊與規(guī)劃大項目的氣魄、運營學術機構的技巧等等，均是我一生崇拜與模仿的榜樣。他們視史學為生命，學術之樹常青。茅先生寫文章到90歲，張老師80多歲還在為國際合作研究抗戰(zhàn)史而不倦地奔波。我的學術血脈中有他們的遺傳基因，這是引以為傲的資本與永不枯竭的動力。

做學問的道路艱辛而又枯燥，但在此過程中結識眾多的師友、所得到的教誨、所建立的友誼令人終身受益與難忘。四十年研習歷史的學術之路中，我不僅在考取南京大學、海外訪學、轉到浙江大學教書等重要關節(jié)點上，得“貴人相助”而變得異常順利，而且在日常做課題、發(fā)表論著、參與學術活動等小的方面，也每每得到朋友的提點與惠助。不只是師友，年輕的同事與學生對我的幫助也很大，蔣研中心的日常工作有他們支撐，會務組織、新媒體運作做得有聲有色。50歲生日時，曾試著將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朋友列出清單，“貴人相助”的情境一一浮現(xiàn)在眼前，太多了，無法盡列。最后只能分成前輩老師、同輩朋友與海外師友三個系列，每個系列選出十位。寫他們的名字時，我仿佛又見到那一雙雙熟悉而又關切的目光，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感激之情油然而生?，F(xiàn)在，又過了十年，如果再來列相同的名單，肯定會更長。

二是選擇正確的研究方向。依據(jù)個人經(jīng)驗，史學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向（課題）選擇，“好的方向是成功的一半”。這是我很晚才悟出的，最初完全沒有這樣的意識?？既≈腥A民國史專業(yè)的研究生，選胡漢民晚年研究做碩士論文，都有點“瞎貓碰到死老鼠”的意味。民國史是剛興起的研究領域，空白點多，專家少，非常適合年輕人進入與立足。在選擇新研究方向方面，茅先生、張老師都是成功的典范。茅先生本科學的是經(jīng)濟，做太平天國史研究一舉成名，后來拓展至研究當代臺灣史、近代長江中下游城市現(xiàn)代化、中國國民黨史等，成就斐然。不僅自己華麗轉身，還帶出了一批人才，打造了南京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全新格局。我到浙江大學后，轉而做蔣介石研究，建立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們的啟發(fā)。

雖說學者有選擇研究課題的自由，但歷史學是門科學，它有研究過去、總結得失、探索人類發(fā)展規(guī)律、啟迪現(xiàn)實、昭示未來的作用。從這一點出發(fā)，歷史研究課題的價值還是有高下之分的，學者更應該找到具有規(guī)律性的、對人有啟發(fā)意義、學術上有開拓與創(chuàng)見性的課題。這樣付出的勞動才更值得，更容易引起學界與社會的共鳴。實際一點講，年輕學者選擇這樣的研究方向更容易得到認可，發(fā)表論文與找工作的機會也相對多些。學術史上留名的史學家，都是能在研究領域中及在課題、方法論上開風氣之先、引領潮流的。

什么是好的史學研究課題呢？每人的標準不同。我認為大致可以用“四性”來衡量，基本上符合“四性”的課題都不會太差?！八男浴笔侵竾H性、前沿性、現(xiàn)實性和可持續(xù)性。歷史研究是人類共同的學科，隨著中國史研究日益走向世界，所選擇的研究課題應該具有國際性，即有國際化的視野與交流渠道，不能關門做學問。如所研究之課題能在國際學界具有前沿性，這自然也能在國內(nèi)處于領先地位。課題必須有現(xiàn)實的關照，從歷史中找到能供現(xiàn)實發(fā)展的參考和回答社會關切問題的依據(jù)。課題必須有良好的延展性，便于未來在時間與空間上拓展，不宜過窄過小，更不能只做“一錘子買賣”。年輕學者在確定研究方向之前，應該跳出具體課題，仔細思考對照，看看這個課題是否具有“四性”，至少得符合其中的一兩個，如果一個都不具備，就建議放棄。我做胡漢民研究20余年，下了大功夫，是學術前沿，但從整個學術潮流來講，胡的代表性不強，國際上沒有幾個學者關注他，也沒有多少現(xiàn)實意義。我的成果雖得到學界的認可，但影響有限。蔣介石研究則完全不同，不僅學界注意，而且社會大眾也普遍關切。

學者個人選課題時要注意“四性”，研究團隊在選課題時更要如此，課題體量要能包容更多的人參與，讓每人都有施展才華的空間。茅先生做太平天國研究，是因為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在20世紀80年代前是史學界熱門的“五朵金花”之一。后來，他敏銳地應兩岸關系的變化，轉做當代臺灣研究，開發(fā)出學術熱點，引導了學術潮流。到浙江大學之前，我對近代中韓關系做了不少的資料積累工作，這是很好的個人研究課題，但很難形成集體合作，所以在確定學科的發(fā)展方向時，還是定在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上。實踐證明，這個選擇比較正確。無論我個人，還是浙江大學歷史學科，都有了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

三是特長與堅守。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史家必須兼具史才、史學與史識，清代章學誠又加了史德。嚴格說，兼具才、學、識、德四種品質的史學家鳳毛麟角。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沒必要模仿、攀比。史學研究者的天分、學術背景、訓練與興趣千差萬別，不能強求一致，只要恪守職業(yè)道德，認清自己的特長，在研究中揚長避短，發(fā)揮優(yōu)勢，按自己的興趣選擇課題，用個人擅長的方法進行研究，堅持不懈，應該能取得不俗的成績。

歷史研究是個既苦又累，且不易出成果的學科，它最大的特征是實證，無論多么玄妙的結論，都需要堅實史料的支撐，容不得投機取巧，也鮮有捷徑。夸張一點說，歷史學是上帝給天資不聰穎而又肯刻苦努力的人留的一條“生路”。對此，我深有體會。

我非常羨慕那些精于理論的學者，從幾個概念出發(fā)，演繹古今、勾連中外，就能寫出一篇漂亮的文章或者一部著作，真是舉重若輕。但自己不具有這樣的天賦，只能下死功夫，舉輕若重。我的研究方式是標準的“論從史出”：先窮盡史料，梳理出頭緒，從中找出問題，寫文章。不會問題意識先行，提煉重大問題，再去讀史料來對問題進行研究、印證。我撰寫論文格式與結構，最初是模仿茅老師的文章（可能只學了點皮毛），史料扎實有余而靈動不足，行文滯拙而欠流暢，真正是“拙文”。不過，久而久之，形成了個人風格，自己難再脫胎換骨，也有學界同人與編輯為之叫好的。

四十年來，我基本上用最笨的辦法來做研究，搜集第一手史料、整理史料、從新史料中發(fā)現(xiàn)問題，寫作論文。第一手珍稀史料的獲得，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甚至也需要運氣，真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寫碩士論文時，為搜集胡漢民資料，南下廣州，北上北京，當時的交通與住宿條件極為艱苦。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用8個月時間抄錄胡漢民資料，又花了近10年時間將其整理成15卷出版。蔣廷黻資料從開始介入到整理成24卷出版，前后也超過10年。正合了前賢們所提出的坐十年冷板凳的要求。目前進行的“蔣介石資料數(shù)據(jù)庫”建設，所需時間會更長。

四是局限與遺憾。人貴有自知之明。在史學研究方面，我現(xiàn)在達到的高度已超過自己的能力，有前文所說的“庸人式滿足”，應該沒有多大的遺憾。所有的結果，都是一個人秉性、天賦、努力與運氣的綜合，都是最好的安排。這里說的“遺憾”，是通過對比一些成功的學者，復盤反思：如果從頭再來一次，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我在才識方面的主要局限是，理論素養(yǎng)較差，問題意識不夠，導致史料發(fā)掘不深，研究未能提升到整體性、體系性的高度?？赡苁且驗橹R結構的偏差，我本科時就疏于對理論性課程的學習，理論性的書籍避之唯恐不及。對此偏差，我早有意識并試圖彌補，在個別研究中也引入過政治學、心理學的理論，惡補相關知識，但總體上，研究往往陷入就事論事，史料羅列。自己找到的珍稀史料，寧可花大力氣考訂、解釋，很少去深入發(fā)掘內(nèi)涵，思考史料背后的邏輯，提升分析水平。就像是充當苦力的礦工，千辛萬苦將原料從地下挖出，當成原材料出售，而其他人用先進設備加工成精品，獲得高額回報。這不是比喻，而是有真實的經(jīng)歷印證。首次在香港中文大學拜訪金觀濤教授，他說很喜歡看我這類學者寫的文章，運用了新史料且考訂嚴謹，引用起來特別放心，省去了許多查找史料的時間。他是誠心的稱贊，但我聽起來心里卻不是滋味。金教授非歷史專業(yè)出身，但他理論功底好，將史學界的“初級成果”吸收消化升華，自成體系的一家之言，其著作的影響力“超越”了許多歷史學家。我等技不如人，奈何？！

回頭看，我的遺憾有兩個：一是開悟稍遲，未在開始就將史學研究作為終生職業(yè)去經(jīng)營。我的學術起點有個令人羨慕的高度：國內(nèi)高校系統(tǒng)的首個民國史專業(yè)的碩士生，學位論文在《歷史研究》發(fā)表。李新先生要我報考他的博士生，如若成功，會是民國史專業(yè)的第一位博士，經(jīng)他栽培在北京學術平臺上發(fā)展，有那樣的大格局，我后來的學術之路也許是康莊大道?？上?，我直到40歲左右，真正省悟到自己確實沒有從事其他行業(yè)的本事與機會了，才死心塌地于史學。

二是沒有完整的留學經(jīng)歷，缺乏現(xiàn)代史學系統(tǒng)的理論素養(yǎng)，眼界不夠開闊，格局有限。我一度渴望出國留學，但直到37歲時才首次出國參加會議。之后，出國出境訪學的次數(shù)不少，在外面的時間加起來也不算短，與海外學者交往很多，但因為出國時歲數(shù)偏大，在外期間，或專心搜集史料，或零碎地有選擇地學些理論，沒有系統(tǒng)學習，導致從未用史學理論來規(guī)劃、構架自己的研究體系。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人生誰能無憾？何況，走了另外的路，前景就如何如何，只是推測。真的走了，或許還不如現(xiàn)在也未可知。所以寫出來反思，是提醒自己今后加以改善（當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想讓能看到此文的年輕學者與學生有所參考，他們或可引以為訓，避免重蹈覆轍，能在學術研究的路上起步正，走得順。

（刊于肖如平主編：《傳承與創(chuàng)新（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研究論文集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