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首版序

朱天心

簡單說，這是一本反映上個世紀七〇年代臺灣某個精神/社會風貌的書。

寫作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以自傳體、因此無一字虛構的心情下筆。

這書在出版的頭五年在臺灣銷售三十萬冊，至今仍年年再版，使得她可以在大學畢業(yè)后，不須太猶豫地得以支撐過專業(yè)寫作的生活到現在。

何以要用如此疏離陌生的語氣，描述這本我等著進臺大歷史系的那年暑假寫的《擊壤歌》（某些版本上有副標《北一女三年記》）？因為其純真、熱情、理想、夢想（常時，這是同一回事），距我、距今，太遠太遠，就算為了校訂工作，我都不愿再打開它，害怕被竄出的烈焰灼燒。

不談烈焰內容，談寫作背景和身份和動機，或是必要的，不然無從理解其眼中世界所呈的樣貌，比方說，對中國大陸的憧憬、情感和不了解。

好，開始。

我是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在臺灣意即一九四九父親隨國民黨來臺，在臺灣娶本地女子的第二代小孩，我十五歲之前出生、成長在眷村（國民黨中下級軍人的獨立封閉社區(qū)），大陸是我們最大的鄉(xiāng)愁（不知下落的爺爺奶奶還在人世否？），從小受的黨國教育和冷戰(zhàn)時期國共對峙的局面，更強化了我們得與之誓不兩立，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熱愛中國的文化歷史（文化中國），總總構成我們被拉扯扭折的處境。

敏銳的讀者或會立即發(fā)覺，七〇年代（更精確地說，書中所描述的高中三年是七三至七六）的臺灣小孩，他的世界圖像是殘缺的，只有歐美，沒有第三世界、中國大陸、蘇聯，可能與當時中國大陸孩子的世界圖像相反，卻又吊詭地與當下的中國大陸合拍——我們一代人再再被告知教育提醒中國近現代國族所受的屈辱，以致眼里不論出于艷羨學習或仇恨怨憎，都只有強國強權的存在。

鏡頭推近些，當時的臺灣，蔣介石已老已死（七五年，我們制服上系黑紗一整個月），蔣經國上臺，對外與日本“斷交”，在內有臺灣本土力量借民主化運動爭討原該有關法規(guī)所保障的權利……在蔣經國治下，臺灣經濟起飛，最可貴的是貧富差距穩(wěn)定、教育普及（受教至中學是義務）。

當時十六七歲的我，盡管學校就在“總統府”前，并不感受到時代的風起云涌，我念的是全臺灣升學率最高（我始終不愿說是最好）的北一女中，認識了一堆至今仍聯系來往的好朋友，我們想辦法逃學四處游蕩，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學為了讀更多書，教科書之外的文史哲，看電影，坐火車出城看世界有多大）……是這樣“大觀園”的日子，讓我直到畢業(yè)得離開仍戀戀不舍，想用筆，記下當時的風日，當時的親愛友人，當時的每一絲情牽，見證曾有那么一群人是這樣活過的。

心并不大（從未妄想記錄下一個時代的風貌庶民史什么的），但那不肯放過眼下身畔一點點人和事的執(zhí)拗勁兒，如今看來出土化石似的，倒也極其真實地反映了一代之人年輕的心志活動。

此書前兩章是依日記和良好（當時）的記憶力所寫，后兩章，明眼人定能看出“偷渡”了不少東西，書中不明書，只以“爺爺”代稱，實則是胡蘭成老師。

我剛上高三那年，隨父親和姊姊天文上陽明山文化大學探訪當時在那兒寓居教學的胡蘭成老師。之前盡管我們都看過他的《今生今世》，但我猜同行之人都暗存這樣的心思：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胡老師那時快七十了，走路比誰都快，送我們至巴士站時，一馬當先前頭走著，中式袍袖擺著，襯著滿天云霞，一直是我記憶中每想起他時的畫面。

但他的書被國民黨查禁了，原因當然是遭人舉報是汪精衛(wèi)偽政府的漢奸，我那時開始讀他其他著作，為他不平極了，便在書中大量偷渡他的被禁絕的作品片段，用我的方式讓它得見天日。

我正要準備聯考并緊鑼密鼓時，父親將胡爺爺接到隔鄰待租售的鄰居空屋落腳，胡爺爺每周末晚開講易經和禪學，整日文壇各路人馬絡繹不絕來拜訪聽講，但幾無一人當時或后來愿公開承認，怯畏如參加的是亂黨邪教似的。我一一看在眼里，不解、憤怒。

胡爺爺喜讀歷史，說李世民十八歲打天下，把我給急壞了，怎么同樣十八歲的我還得回頭與數學糾纏搏斗呢？

乃至暑假里的寫此書，常謄寫一段落，胡爺爺就要了去看，我都沒如此認真讀他同時在寫的《禪是一枝花》呢。那時來訪簇擁的眾女子（好多是現今仍大有名聲的作家），皆喊胡先生或老師，我第一天就叫胡爺爺，是異于他一生所有際遇過的女子嗎？他真的就爺爺起來對我，叨我不許再戴隱形眼鏡，叨我別再成日抱狗抱貓，叨我三餐要正當別只吃巧克力像蘇曼殊……他把著手教讀禮記詩經史記，教下圍棋，買帖子要我練字（替我挑的是《西峽頌》），他見我玩瘋了中斷寫稿，就上街買上好的日本圓珠筆予我，和我小孩氣地勾小手指相約看誰先寫完。

父親因接待胡先生之故，得罪幾乎所有老友好友并絕交，此中代表是我們從小喊叔叔的詩人及聯合報副刊主編痖弦叔叔，他說：“我們都是抗日戰(zhàn)爭過來的，怎么與漢奸攪一塊兒？”

只靠寫稿養(yǎng)活一家子和學生們的父親，有一兩年稿子也暗暗被報紙雜志抵制不得發(fā)表，當時我畢竟也都看在眼里，總以自己人小力怯又心浮愛玩，想，假以時日吧，我會像電影《教父》里那家族護寵不知憂煩的幼子麥可，終有一日，會拿了槍干掉那些……（唉，名單愈來越長。）

書出版時，我進大學，同時出版的是之前三年在課堂上寫、報刊發(fā)表過的一些短篇小說《方舟上的日子》，所以，至今我仍不知該算哪一本才是我的第一本書。

《擊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余次，我猜有不少是誤讀的，把它當作如何考上臺大的教戰(zhàn)手冊，更不少人以此勵志要考上北一女，考上了的看，沒考上的也看，女?？?，男校更看。多年后，我在一些公開場合，仍會遇到一些年輕孩子拿著一看就是三十年前舊書的《擊壤歌》，要我替他們的父母簽名。

我從不敢問，那你們看嗎？我毫無把握這些比我世故虛無、比我們資訊充沛、比我們消費娛樂多樣的下一代下下代，他們怎么看待《擊壤歌》中那單純堅定的心志和對世界純真浪漫美好的想望？無論是臺灣或中國大陸的讀者，尤其對此中漫溢的激情一定好叫人不安吧，但，有機會能面對聆聽彼此真實的誤解，才是和解的開始吧。

持平地想，兩岸在面對近現代的國族屈辱挫敗和強國強權的現代化壓力下，嘗試走了兩條不同的路，其中有斬獲，有挫敗，有光榮，有不堪，有困惑，有猜懼……跌跌撞撞彷徨向前，終歸有朝一日走到比較愿意了解彼此的局面和時刻，若此書可以提供想知道我們臺灣那些年的一個切入口，是我認為三十年后在中國大陸重新出版的最大意義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十六日，于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