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修正”中的“志業(yè)”理念——圍繞文學研究會“前史”的討論

所謂文學研究會的“前史”，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在描述該社團緣起時，一般論者都會提及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瞿世英等人在1919年以社會實進會的名義創(chuàng)辦的《新社會》旬刊，以及1920年創(chuàng)辦的《人道》月刊。這兩份刊物的創(chuàng)辦，不僅為文學研究會“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團和刊物的組織經(jīng)驗”。^[1]另外，1920年8月由北京少年中國學會、人道社、曙光社、北京工讀互助團、天津覺悟社組成的“聯(lián)合改造”團體，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它對文學研究會的影響，得到了初步的討論。^[2]然而，如果只是著眼于群體構(gòu)成、組織形式、文學觀念等方面的延續(xù)性，這段“前史”的重要性，似乎還不能被充分闡明，尤其不能呈現(xiàn)文學研究會同人的特殊態(tài)度，即將“文學”作為一種“切要的工作”來推進的態(tài)度，發(fā)生在怎樣一種思想脈絡(luò)中，與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又存在著怎樣的對話關(guān)系。在這個意義上，對文學研究會“前史”的再考察，其價值便不局限于歷史“補遺”的層面，因為它能提供一個具體而微的視角，再次從起點上去審視在“五四”與“文學”之間，到底發(fā)生了怎樣的“塑形”性關(guān)聯(lián)。

“紙上的事業(yè)”之“修正”

《新社會》雜志依托的社會實進社成立于1913年，本來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下屬的學生組織，以社會服務(wù)、改良風俗為宗旨。作為一個教會組織，它的影響范圍可能十分有限，成立六七年來被外界所知甚少。^[3]五四運動爆發(fā)后，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瞿世英等幾個大學生，雖然與北大、北師大的學生相比，位置有些邊緣，但也作為各自學校的代表（鄭振鐸作為鐵路管理學校的代表，瞿秋白與耿濟之作為俄文專修學校代表，瞿世英作為匯文大學的代表），積極參與了這場運動。由于“平常見面多，比較熟悉”，也“成了一個小單位”。^[4]當這個“小單位”承擔了《新社會》的編輯工作，在延續(xù)“社會服務(wù)”的思路的同時，他們也試圖淡化其中的教會色彩，試圖將這種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會改造思潮聯(lián)系起來。在他們的努力下，這份雜志獲得了相當?shù)姆错?，影響力甚至遠至四川、兩廣、東北等地^[5]，并與《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及《時事新報》等報刊一起，被當局視為“以改造社會、推翻舊道德為標幟，掇拾外人過激言論，迎合少年浮動心理”的激進雜志。^[6]終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勞動專號”后，《新社會》因“主張反對政府”被禁，“小單位”的同人轉(zhuǎn)而創(chuàng)辦了《人道》月刊。

雖因“過激”之名，遭到當局查禁，《新社會》群體的態(tài)度，實際上并不十分激進；相反，他們自覺采取的倒是一條溫和的改造路線。由鄭振鐸撰寫的發(fā)刊辭，就明確將“我們”的態(tài)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漸進的”“徹底的”“慎重的”與“誠懇的”，并請讀者予以批評討論。^[7]在隨后的《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再論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等文中，鄭振鐸又進一步重申了上述態(tài)度，并說明他們之所以要從一點一滴的實際做起，如辦學堂、通俗報刊、演講會，進行社會調(diào)查等，目的無他，是為了糾正當時文化運動局限于智識階級、不切實際、范圍廣漠等問題，“這樣做去，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功效很慢，又沒有什么狠大的影響，但這就是達到社會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捷徑可尋的了！”^[8]如果抽離了歷史情境，這樣的表述似乎并無特別之處，無需更多的討論，但在1919年底這一特定時刻，它卻暗示出：當這個“小單位”形成并正式向社會發(fā)言的時候，他們并不是籠統(tǒng)地表態(tài)，而是對自己的發(fā)言位置，已經(jīng)有所考慮、有所選擇了。

在《新社會》創(chuàng)刊的1919年下半年，五四引發(fā)的集體興奮，在某種意義上已然退去，“直接行動”根本解決的方案似乎難以為繼^[9]，新文化運動進入擴張、沉潛的時期，并大致在兩個向度上交錯開展：一為以平民教育、翻譯出版為代表的思想啟蒙、傳播新知的事業(yè)；一為從個體及團體“新生活”實驗入手的社會改造嘗試，各種“新村”“工讀互助”計劃，就呈現(xiàn)于這一背景中。^[10]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受“一戰(zhàn)”之后世界范圍內(nèi)社會思潮的影響，在思想革命、倫理革命之外，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造”熱情，彌漫于五四之后的思想界、青年界。鄭振鐸就稱在《新社會》創(chuàng)刊的1919年11月，出現(xiàn)了二十余種的月刊、旬刊與周刊，“他們的論調(diào)，雖不能一致，卻總有一個定向——就是向著平民主義而走?！畡诠ど袷ァ畫D女解放’‘社會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11]。然而，當各種周刊雜志遍地風行，各種時髦的“主義”甚囂塵上，新文化運動自我空洞化的可能，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憂慮。譬如，當時北京知識界爆發(fā)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在《每周評論》等雜志之上，胡適與藍公武、李大釗等人你來我往，展開了反復探討。這場爭論后來被敘述為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分化的標志，但誠如有學者分析的那樣，沖突的雙方其實不存在決然的對立，相互滲透的情況倒經(jīng)常發(fā)生，尤其是對言論界、出版界中“主義”泛濫的現(xiàn)象，雙方都持批評的態(tài)度。^[12]

在這樣的背景中，《新社會》群體最初選取的路線，與當時知識界風氣的變動不無關(guān)聯(lián)。鄭振鐸就多次指摘時人熱衷的“紙上的事業(yè)”，說“現(xiàn)在什么改造、解放，各處都說得很熱鬧?？墒撬麄兌际羌埳系奈恼?。見之實行的有幾個人？”^[13]“紙上的事業(yè)”這一提法，并不是他的個人發(fā)明，此前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已經(jīng)指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14]，類似說法在當時的報刊上，也十分多見。另外，上面提到的《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一文，恰恰是鄭振鐸和耿匡拜訪陳獨秀后撰寫的，其中的許多觀點，都直接受到了陳的啟發(fā)，并有意保持一種對話姿態(tài)。在文章的最后，鄭振鐸還特意以請教的口吻寫道：“這樣分開來的辦法，不知仲甫先生，‘以為如何？’”^[15]此文發(fā)表后，上海《時事新報》主筆張東蓀也注意到了，對于“鄭君上頭所說的第二條，說現(xiàn)在的文化運動多半是紙上的”，他頗為認同。^[16]此后，他還就文化運動的走向等問題，與鄭振鐸進行了更多的討論?；蚩赏茢啵?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新社會》主動選擇的改造路線，吻合于當時知識界的普遍潮流，用張東蓀的話來說，即：當新文化運動逐漸自我空洞化，甚至流于一場“紙上的事業(yè)”時，所謂“修正”的思路便應(yīng)運而生了。當然，從何處著手，如何進行“修正”，具體的方案仍會有所不同。

在《新社會》的發(fā)刊辭中，鄭振鐸所鼓吹的從實際做起、從下層入手、著眼于小區(qū)域等，代表了一種“自下向上”的啟蒙與社會改造思路。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聲音頗為強勁，那就是強調(diào)應(yīng)從學理的角度乃至專業(yè)分工的角度，為這場運動奠定穩(wěn)固的知識基礎(chǔ)。1919年9月，在給《少年中國》月刊編輯的信中，《時事新報·學燈》的編輯宗白華就不客氣地指出：

現(xiàn)在一班著名的新雜志（除去《北京大學月刊》同《科學》雜志），都是滿載文學的文字同批評的文字，真正發(fā)闡學理的文字極少，只能夠轟動一班淺學少年的興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學識見解上毫不增益，還趾高氣揚的自命提倡新思潮。

他建議《少年中國》月刊以后發(fā)表的文字，“篇篇都有學理的價值”，根本打破“一切主觀直覺的思想”。^[17]這篇文章措辭激烈，一些特定的表述，如“一班著名的新雜志”等，似乎有所影射，一場與陳獨秀的筆墨官司還由此引發(fā)。^[18]在對“雜志之學”的批評中，宗白華進一步提出了“分工”的重要性。在《我對于新雜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他采用一種生物進化的想象，認為新出版物的雷同與籠統(tǒng)“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時期”，“但是我們的目的總是要向著分工的一途（進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應(yīng)該“每一種就有一個特別的目的，特別的范圍”，因為在宗白華看來，“‘分工’就是‘進化’最大的表示”。^[19]

將專業(yè)化的知識分工，當作是修正“紙上的運動”的關(guān)鍵，宗白華的說法代表了上海一部分新文化人士的看法，這也是他們批評北方“一班著名的新雜志”的出發(fā)點。事實上，這樣的批評也內(nèi)化到北方的青年群體中。據(jù)李小峰的追溯，《新潮》2卷2號由羅家倫接替傅斯年接手編輯之后，“精神面貌上已有了若干的轉(zhuǎn)變，最顯著的是勇猛的精神減退了，筆鋒沒有以前鋒利了”，具體的表現(xiàn)為“批評”的文字少了下去，而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科學的文字多了起來。這種變化的起因恰恰是聽取了張東蓀對《新潮》的批評：“與其批評中國的出版物，不如介紹外國的出版物。”^[20]張東蓀對《新潮》的批評以及傅斯年等編輯思路的調(diào)整，恰好與魯迅為《新潮》提出的著名意見形成參照；魯迅向傅斯年建議：《新潮》中“純粹科學文”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于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不要上那些鼓吹“少年人專講科學，不要議論”的老先生們的當。^[21]魯迅一直堅持新文化運動內(nèi)在的政治性與戰(zhàn)斗性，而不希望它只是成為現(xiàn)代知識系統(tǒng)的挪移與建立。從這個角度看，張東蓀、宗白華等人心目中的“修正”方案，不單指向了“紙上事業(yè)”之改造，是否同時意味著對新文化政治性、批評性展開方式的疏遠？同一刊物之內(nèi)，“批評”與“譯介”的消長，或許也間接反映了這種變化。

1920年5月4日，北京《晨報》印行“五四紀念增刊”，梁啟超、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羅家倫、顧頡剛、郭紹虞等分別撰寫了文章，意在總結(jié)、反省一年來的學生運動。不僅蔡元培、胡適等師長希望學生盡早從政治運動脫身，回到本來的軌道，“新潮社”的成員也發(fā)出呼吁：“伴侶呀！我們的運動不可不改變方向了”，將面向全體國民的教育運動和專業(yè)化的學術(shù)運動，作為今后努力的方向。^[22]羅家倫撰寫的長文《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yīng)取的方針》就“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副題，目的在于全面反思，針對出現(xiàn)的弊病提出解決之道，以求“固本培元”，“養(yǎng)成真正永久的活動”。在羅家倫看來，導致五四學生運動“失敗”的原因，最后歸結(jié)到一點：“就是因為我們只知道做‘群眾運動’”，“在現(xiàn)代最重要不過的根本問題，可以說是文化運動了！我們這次運動的失敗，也是由于文化運動基礎(chǔ)太薄弱的緣故”。為了進行糾正，他提出的最終方案則是：“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都不要問，專門去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世局愈亂，愈要求學問！”^[23]顯然，在羅家倫的眼里，只有系統(tǒng)的文化運動才能解決五四的內(nèi)在危機，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進行的學術(shù)活動，也被當成了最為緊迫的任務(wù)。

上文已提及，基于社會分工的“專業(yè)化”取向，是現(xiàn)代知識生產(chǎn)不可避免的趨向。自晚清以降，隨著“四部之學”向“七科之學”的轉(zhuǎn)化，以“分工”為前提的現(xiàn)代知識體系，也在中國逐漸確立，一些專業(yè)性的知識社團，如1914年成立于美國的中國科學社，在五四之前已然出現(xiàn)。然而，五四之后出現(xiàn)的對“分工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渴望，并不簡單呈現(xiàn)于現(xiàn)代學科、知識體制自然擴張的脈絡(luò)之中，而是內(nèi)涵了一種特定的歷史緊張感，不僅為上述“修正”潮流直接推動，一代人集體性的焦灼也可能伴隨其間。

簡單說，驟起的學生運動，讓五四一代的“新青年”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在相當短的時間內(nèi)，感受到自身蘊涵的社會能量，同時也囫圇吞咽了各種流行的觀念，這狀況“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24]。怎樣消化那些異質(zhì)的甚至是彼此沖突的思想資源，使激進的“行”得以在一種穩(wěn)定的“知”的基礎(chǔ)上展開，成為許多青年面對的問題，某種知識上的貧乏感因而也普遍存在。羅家倫就認為，五四運動的成功得益于幾年來的醞釀、郁積，陡然爆發(fā)出來，“所以智者盡其智，勇者盡其勇”：

現(xiàn)在經(jīng)過一年之久，以前的儲蓄一齊發(fā)泄盡了。加之一年以來，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號，東擊西應(yīng)，對于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那里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所以我往往見到北京的同人，北京的同人說“不得了，沒有功夫讀書”；見到天津的同人，天津的同人說“腦子空”；見到上海的同人，上海的同人說“無法想”。^[25]

少年中國學會的惲代英談及這種心態(tài)，曾不無譏諷地稱其為一班學潮巨子“倦飛知還”^[26]，但無論怎樣，這份焦慮似乎被“新青年”們普遍分享。1920年11月，在湖南從事社會運動的毛澤東，也致信身在法國的蕭三，反省兩年來忙碌的生活：

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門學問，擇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門，這一門便要將他研究透澈。我近覺得僅僅常識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學問無專精，兩年來為事所擾，學問未能用功，實深為抱恨，望你有以教我。^[27]

在五四后的一兩年里，毛澤東多次做出這樣的表白，他也一直希望通過成立“自修大學”等方式，彌補自己在知識上的不足。與毛澤東這樣相對邊緣的知識青年相比，宗白華、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情況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具有更完備的現(xiàn)代知識結(jié)構(gòu)，后來也都有留學歐美的經(jīng)歷，在他們身上，能看出一種對學術(shù)生活本身的興趣。他們也確實希望通過系統(tǒng)的研究，通過現(xiàn)代科學體系的建立，來確立文化運動的基礎(chǔ)，這也就是“固本培元”的含義所在。以精英性的專家為社會主導，建立一個“學術(shù)社會”，以期能夠逐漸對中國的文化、政治發(fā)生影響，在他們對五四的反省之中，這批自由主義者日后的政治主張，其實已埋下了線索。^[28]

“社會學”抑或“文學”

雖然自創(chuàng)刊之日起，《新社會》群體就試圖與諸多“紙上的事業(yè)”區(qū)分開來，嘗試一條“自下向上”的社會改造道路，但實際上，在他們后來展開的工作中，這種方案并沒有得到有效實行，思路的轉(zhuǎn)換也在悄然發(fā)生。1920年初，在《再論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中，鄭振鐸呼吁青年們從紙上的運動、筆墨的生涯中解脫出來，“今后應(yīng)視各自其性之所適”，去做各種社會運動，不必聚于一隅。在這里，他強調(diào)的是青年走向民眾的重要性，“下層的大多數(shù)的新文化運動”也是社會實進社設(shè)定的工作重心，但某種“分工”進行的看法（“視各自其性之所適”）其實已暗中包含。換句話說，他勸告的是那些在文字或研究方面沒有專長的青年，希望他們與民眾為伍，“而把文字的宣傳事業(yè)，托付與那有專長的，有做過哲學人生科學的研究的功夫的人去做”。^[29]如果仔細體味，在這段表述中，對自我角色的設(shè)定未嘗沒有被曲折地傳達。

可以提及的是，1919年11月，鄭振鐸和耿匡拜訪陳獨秀之時，陳獨秀曾建議《新社會》改變體裁，變成一種“通俗的報紙，記載本會附近地方的新聞，隨事發(fā)揮議論，專賣給一個地方的人看”。這種建議吻合《新社會》“從小區(qū)域”做起的思路，但鄭振鐸等人最終還是沒有接受，依然將刊物定位于“傳播社會學問的機關(guān)”，登載“社會研究的著作”，至于通俗報紙的刊行，“則俟之將來另外組織”。^[30]1920年4月，在給張東蓀的信中，鄭振鐸這樣寫道：“現(xiàn)在的新文化運動，實在有修正的必要！前天我在時事新報上看見你的時評，也如此說。不知有什么具體的辦法？”^[31]他提到的時評，大概是張東蓀在4月16日《時事新報》上發(fā)表的《再答一葦君》，此文坦明了張的“修正”思路：“我所謂修正文化運動也是指此。將來果真人人不法這些直觀的見解而埋頭去研究一種學問，便是我們修正的效果。”顯然，張東蓀的“修正”思路與宗白華的想法別無二致，這也是當時《時事新報》的基本論調(diào)。鄭振鐸的表態(tài)似乎是在迎合這種思路。

在這封信中，鄭振鐸還反省了以前的“修正”方法，亦即《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中提出的“自下向上”的點滴改造方案：“現(xiàn)在想起來，似乎過于具體，并且也已經(jīng)過時；因為現(xiàn)在大家差不多都漸漸的趨向這一方面——向下的運動——來了！我想現(xiàn)在的修正應(yīng)該從運動者的本身上著想。”這里所謂“運動者本身”的“修正”，說白了就是從“根本的學問”入手：“就是從前從事雜志事業(yè)的人，現(xiàn)在漸漸的有許多人覺著自己學問的不夠，重又從根本上做工夫，實心實意地研究起學問來。這實在是一個極好的現(xiàn)象——我有許多朋友都是如此！中國文明的再造，或者可以實現(xiàn)了！”^[32]表面看，鄭振鐸重申的不外是“修正”的老調(diào)，但此修正已非彼修正了，它的重心已從“自下而上”的社會啟蒙轉(zhuǎn)向了“實心實意”的研究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