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批評史（1846—1917）
我以批評史開篇，主要目的是以此證明所選研究課題的寫作意義。
關(guān)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即他的批評史，是一個廣闊的領(lǐng)域。以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著稱的勒納·韋勒克曾寫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史，[1]他言簡意賅地梳理了俄蘇境內(nèi)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雖提及尼采、弗洛伊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心理方面的重視，提及法國人在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初對他的心理學發(fā)生興趣，但因為涉及批評者甚多，范圍過廣，很少涉及具體作品，更沒有細致的分析。本書依據(jù)所搜集到的散見于不同文集、論文集、雜志等來源的材料，敘述俄國批評界有關(guān)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一些較為獨到的見解，并給以簡要的評析。
大家知道，最早發(fā)現(xiàn)《窮人》并給以高度評價使其作者一鳴驚人、蜚聲文壇的是涅克拉索夫和別林斯基。從涅克拉索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新的果戈理”一語便可以知道他們是從欣賞自然派的角度來盛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們看中的首先是《窮人》寫小人物，反映城市貧民生活。不過根據(jù)Д.В. 格里戈羅維奇回憶，別林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贊嘆陀思妥耶夫斯基挖掘人的內(nèi)心的才能。他聽完《雙重人格》最初八章的朗讀后表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在心理活動的細膩描寫上達到令人如此驚嘆的境界?！?sup>[2]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在給長兄的信中也曾說道：“甚至連別林斯基也認為我取得的成績比果戈理還大……人們在我身上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鮮的獨特的傾向，即我是進行剖析，而不是綜合……果戈理則直接攫取整體，因而不像我這般深刻……”[3]
然而無可懷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別林斯基更看重的是對身處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描寫，對他們心靈中閃光點的反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果戈理衣缽相傳的方面，正因此，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特別珍視的、同樣是反映小人物但卻揭示其內(nèi)心矛盾混亂的作品《雙重人格》并不理解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而在《普羅哈爾欽先生》和《女房東》問世后，對作家甚至表示極度失望。
這實在不足為奇，因為當時文學的主導傾向，特別是別林斯基所倡導的文學就是以果戈理為旗幟的自然派文學。那是所謂的“俄國文學中的果戈理時期”，他們更重視的是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卻不是文學中對人、對人的內(nèi)心世界的描寫，在當時俄國文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可以說是一種獨特的新現(xiàn)象。首先以敏銳的觀察力發(fā)現(xiàn)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眾不同之處的榮譽當歸于年輕的文學批評家B.H. 邁科夫。他與別林斯基幾乎是同時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眼點卻不盡相同。他在《談?wù)?846年的俄國文學》中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手法的獨到之處在于他“令人驚嘆的深刻的心理分析”[4]，他還進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集中在體現(xiàn)“人的個性”，而不是表現(xiàn)社會環(huán)境。
與別林斯基重視《窮人》不同，B.H. 邁科夫更加贊賞《雙重人格》。他認為：這一作品向人們“展現(xiàn)了對心靈的解剖，由于意識到在完善的社會里個人利益無法得到保障，這顆心靈趨于毀滅”。[5]
在《雙重人格》中極其充分和獨特地表現(xiàn)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對心理分析方法以及他對此的熱愛。他在這部作品中如此深刻地洞悉人類的心靈，如此勇敢地、癡迷地凝視著人類情感、思想和行為的隱秘的運行機制（машинация），使得《雙重人格》的讀后感只能與一個好學者分析完物質(zhì)的化學成分之后的感受相比了。[6]
他用這種“心靈的解剖學”來定義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化學分析物質(zhì)研究內(nèi)心的手法。除此，還特別說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速寫中，“具有一種神秘的色調(diào)，這種神秘的色調(diào)是一切深刻分析現(xiàn)實的描繪所特有的”。[7]B.H. 邁科夫在此處所指出的心理描寫傾向、“心靈解剖學”以及“神秘色彩”（雖然沒有進一步解釋）等特點都給后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以極大的啟發(fā)。
B.H. 邁科夫雖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屬于“果戈理流派”，“果戈理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都描繪現(xiàn)實的社會”，但是他們之間又有很大的區(qū)別：
果戈理——主要是社會詩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主要是心理詩人。對其中一方來說，個體之所以重要，因為他是某個社會或某個圈子的代表人物；對另一方來說，社會本身的意義在于它對作為個體的個性的影響……果戈理的作品集完全可以被稱作俄國的藝術(shù)統(tǒng)計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也可以遇見令人驚嘆的社會的藝術(shù)描繪，但在他那里它們構(gòu)成了整幅畫的背景，大都呈現(xiàn)為一些筆觸細致的線條，被其對心理的巨大興趣所完全吞噬。[8]
B.H. 邁科夫的這些評論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開拓出一條非常有益的途徑。首先他指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創(chuàng)性，以“心理詩人”與“社會詩人”明確地劃分當時文學界的兩種傾向，并等量齊觀。特別令人嘆服的是，他才如此年輕便為后代研究者埋下了這塊重要的路標，而且依據(jù)的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發(fā)表的有限的三篇小說。這或許是由于B.H. 邁科夫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影響，對心理描寫特別敏感，[9]或許是B.H. 邁科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交往使他得以親自聆聽并直接了解到作家本人想法，但僅僅憑借作家創(chuàng)作早期的情況就能夠預言作家一生的追求方向，這仍足以顯示出他敏銳的藝術(shù)鑒賞力。在B.H. 邁科夫身后的長時期內(nèi)，雖然有人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特點，但能夠像B.H. 邁科夫那樣獨具慧眼、指出其特殊重大意義的卻寥若晨星。
B.H. 邁科夫關(guān)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的特點——心靈解剖學的言論看來在當時曾經(jīng)引起人們的注意。比如，它大約給正在彼得堡大學念書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10]，后者在論文《〈童年〉、〈少年〉、〈列·尼·托爾斯泰伯爵戰(zhàn)爭小說集〉》（1856）里分析了托爾斯泰的心理描寫手法，為說明“心靈辯證法”的概念，車爾尼雪夫斯基列舉了其他幾種心理描寫方法與之比較，其中之一就是“心靈解剖學”，他說：“心理分析通常具有一種可以說是敘述的性質(zhì)。拿來一種固定的、靜止的情感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然后給我們以一張解剖的圖表……”[11]他這樣論述的時候，或許想到當年邁科夫針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特點發(fā)表的見解[12]。不過，他沒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恐怕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時還在外省流放地，與文學界隔絕已有數(shù)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并未對“心靈解剖學”作深入分析，他似乎認為這種手法較“心靈辯證法”遜色，因為照他的理解，前者是對靜態(tài)的心理作分析，而后者則需在心靈的辯證發(fā)展中對其加以把握。
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文壇后不久，就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服苦役、當兵，中斷寫作幾乎長達十年，至1859年才得以用真名再次發(fā)表自己的作品。19世紀60年代初他的兩部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和《死屋手記》受到普遍的好評。但是，前一作品卻在心理描寫方面受到杜勃羅留波夫的批評。在題為《備受苦難的人們》一文中，他肯定了這位作家的《窮人》等作品——
在盲人身上發(fā)現(xiàn)明眼人，在笨漢身上發(fā)現(xiàn)明確的、正確的思想的閃光點，在受盡苦難的、失落的、喪失個性的人的身上找尋并展現(xiàn)其對人的天性活躍、搏動的追求的渴望。在心靈的最深處挖掘人身上所隱藏的、對外來力量和壓制的抗議，讓我們譴責，喚起我們的同情。[13]
但這種肯定針對的仍然是小說所表現(xiàn)出的人道主義同情心。與此同時，他卻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愛好描寫心理上的精微奧妙之處而著稱，關(guān)于他的《雙重人格》仿佛有這么一種看法，說它‘根本不是小說，而是心理的發(fā)展過程’……但事實上，您在長篇小說（按：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里別說瞧不見對伊萬·彼得羅維奇內(nèi)心狀態(tài)的輕描淡寫，甚至也找不到絲毫能夠說明作者關(guān)心這類描寫的跡象，相反，他卻回避一切能夠揭示這個滿懷愛情、嫉妒而備受折磨的人的心靈的地方……”[14]杜勃羅留波夫在這里斷然否定作家在心理描寫方面的才能，有失偏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雖然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出色的小說，但涅麗、老伊赫緬涅夫等人物都以其豐富的內(nèi)心生活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典范，這可能是因為杜勃羅留波夫所關(guān)注的、穿梭奔走的伊萬·彼得羅維奇雖無處不在，但他和他的愛情經(jīng)歷并非作家關(guān)注的中心，也或許因為他未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法——內(nèi)心的展示主要不依賴敘述者說明和講解。
在心理描寫方面有著重大突破的是不久后發(fā)表的《地下室手記》和《罪與罰》，它們標志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進入成熟期，充分顯示出他的創(chuàng)作特色。只是當時，《地下室手記》在思想上引起爭論，在藝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并未受到批評界重視。而《罪與罰》卻正如作家所言：提高了他“作為作家的聲望”。（XXVIII/I，156）
必須說明的是，這種聲望與他所表現(xiàn)出的心理描寫才能密切相關(guān)。自這部小說問世后，許多批評家注意到他這位“心理學家”?！吨軋蟆返囊粍t評論說：“作者把對犯罪和導致犯罪的原因及其后果進行心理分析作為明確的目標，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以震撼心靈的真實性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wù)……”（VII，347）有位批評家針對《罪與罰》明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顯著提高”，他的“主要方面和特色”與其他作家的才能迥然不同：
在表現(xiàn)人們生活的外部世界——其人物行動的環(huán)境、偶然出現(xiàn)的外部情況等等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人的內(nèi)心世界，仔細觀察他的性格發(fā)展，并以深刻扎實而又毫不留情的分析在讀者面前展示其全部內(nèi)在的、精神的方面——他的頭腦和心靈、理智與感情，這種分析令他有別于其他作家，并使他在俄國文學中占據(jù)光榮而顯著的位置。（VII，347，348）
批評家В.Р. 佐托夫（？）[15]在他關(guān)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活動的簡論中這樣談到《罪與罰》：
難以想象會有更為深刻的分析。沒有比這部小說的情節(jié)更能表現(xiàn)他這方面才能的了。小說中人物囿于自我的心靈經(jīng)歷了驚濤駭浪，而思想和感受在發(fā)展中將這個心靈逐漸引向可怕的結(jié)局。若要了解這一分析達到了何等令人驚嘆的準確性，稍稍回憶一下拉斯柯爾尼科夫犯罪前的那場噩夢就夠了！上述種種優(yōu)點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足以跨入我們一流文學活動家之列。（VII，354）
這三篇評論，不僅肯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國文壇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極其準確地道出了作家的才華所在——對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有的評論更是點明：作家所選擇的外部環(huán)境與事件往往只是其為內(nèi)心分析所創(chuàng)造的條件。不斷自省，探究他人的內(nèi)心世界，這是無法從事創(chuàng)作的苦役時期里作家的內(nèi)在修行，此時顯現(xiàn)出豐碩成果。
《罪與罰》為作家贏得了大量讀者，特別是外省的讀者，他們發(fā)出驚嘆：“多么深刻的分析”（VII，48）。隨著此后各部長篇的發(fā)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引起更為廣泛的關(guān)注。1876年11月，一位讀者在寫給作家的信中說：
在我們俄國只有兩位心理學家-小說家——這就是托爾斯泰和您。托爾斯泰的畫筆描繪的是精致優(yōu)雅的事物……您則是在觸動與您所不了解的潰瘍的傷口……因而只有您一人能描寫出那些他人幾乎無法理解的典型……[16]
比起在文學圈子中筆耕不輟的批評家們，這位讀者能夠憑借自己的藝術(shù)品味，領(lǐng)會到藝術(shù)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眾之處，彌足珍貴。這段話同時表明，在同時代讀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jīng)是公認的“心理學家”了。
然而，在文學界與批評界中，情況卻并非如此。這一方面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壇時，如他信中所言：“……長期里沉重而痛苦的經(jīng)驗使我清醒并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思想?！保╔XVIII/I，224）因此從《地下室手記》《罪與罰》等作品起，他開始表現(xiàn)出自己鮮明的傾向性，與民主主義者論爭；而且他作品中那些作為主要人物的虛無主義者形象，往往被人們視為對進步青年的攻訐。
另一方面，當時社會思想的變化也導致批評界因政治思想不同形成了彼此鮮明對立的陣營，針對作家，文壇中發(fā)出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贊賞，有人謾罵，因此有關(guā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論也相當復雜?？上У氖牵诩ち业恼摖幃斨?，批評界注意的重心往往偏于思想內(nèi)容，卻不太關(guān)心藝術(shù)表現(xiàn)，包括心理分析；有時即便涉及心理描寫，也會在認可其深刻性的同時，對其內(nèi)容加以否定。
贊賞他的，如他的友人、斯拉夫派Н.Н. 斯特拉霍夫（1828—1896）。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派思想基本上接近，是作家引為知音的批評家[17]。
斯特拉霍夫在其回憶錄（1883）中談及作家的創(chuàng)作技巧時，著重論述作家的心理描寫，顯然，他把這當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華的主要方面。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自己是一個十足的現(xiàn)實主義者”。
構(gòu)成其長篇小說一般主題的那些犯罪、自殺和種種乖戾心理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只是我們沒有注意它們罷了。在這樣的信念下，他就大膽放手地去描寫陰暗的畫面；誰都未曾如此深入地描寫過人類心靈的種種墮落現(xiàn)象。他的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賦予自己的創(chuàng)作以現(xiàn)實性和客觀性，直至令讀者為之震驚、為之吸引。在他描繪的畫面里有那么多的真實，那么準確而深刻的心理描寫……
他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膽地把可憐而可怕的人物以及各種心靈上的癰疽搬到小說的場面中去”。
在最墮落、最反常的人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星火；他留心觀察這星火最微弱的閃光，在我們慣于以鄙夷、嘲笑或厭惡態(tài)度對待的那些現(xiàn)象中察覺到美好心靈的特征。由于他在丑陋的、令人討厭的外表下發(fā)現(xiàn)了這美好的閃光點，他于是寬恕人們，并喜愛他們。這種溫存而崇高的人道精神可以被稱為他的繆斯，是她賦予他衡量善惡的標準，他以這些標準潛入最可怕的心靈的深淵。他相信自己，相信人，這就是他如此真誠、如此輕易地將自己的主觀性視為完全客觀的現(xiàn)實主義的緣故。[18]
這段話十分值得重視。首先，斯特拉霍夫明確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著重描寫陰暗、丑惡的心理的傾向，而且指出作家能夠發(fā)現(xiàn)這些心理背后隱藏的、難以預料的“美好的閃光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如斯維德里蓋伊洛夫、韋爾西洛夫、斯塔夫羅金、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等都是這一特點的體現(xiàn)者。但這個特點卻也還是有指向的，在另一些人物，如瓦爾科夫斯基、彼得·維爾霍文斯基、伊萬·卡拉馬佐夫、斯麥爾佳科夫等人身上，這一規(guī)律就不適用。其次，盡管斯特拉霍夫本人不止一次地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小說家中最富有主觀性的人”，“幾乎總是仿照自己來塑造人物”，“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觀性”……[19]但他卻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深度的同時指出，作家的這種看似主觀性的人物刻畫、心理描寫是以現(xiàn)實生活為依據(jù)的，因而具有充分的客觀性。最后，他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與現(xiàn)實主義相聯(lián)系，這有助于我們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一再強調(diào)的“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也就是說，作家正是企圖通過主觀世界的描寫達到他的“現(xiàn)實性和客觀性”，達到他“自己心靈所指示的那個目標”。作為摯友和批評家，斯特拉霍夫?qū)ν铀纪滓蛩够鶓摲治龅帽容^深刻。
音樂批評家Ф.М. 托爾斯泰[20]起先并未給予陀思妥耶夫斯基較高的評價，但他在讀過友人、文學史家О.Ф. 米勒[21]的信后改變了看法。他在回信（1879）中寫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長篇的確如您所言，是完美之作。而以托爾斯泰為首的我們所有的小說家-心理學家若與這位嚴峻、深刻的思想家相比，都不過是些后生小輩。回想在上封信中斗膽寫下的那些廢話空談，簡直令我汗顏。我覺得，其中只有一處還站得住腳，就是把米開朗基羅畫的《衣衫襤褸的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幾處相比。但是，兩者之間還是有差別的：米開朗基羅的作品——這是解剖學的速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這是心理學速寫，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對活人進行的活體解剖。那些參加這次活體實驗的人，都會看到肌肉的顫抖、血液的流動，以及——更為可怕的是——他們看見自己在作者所解剖的那個人的眼睛、“心靈的鏡子”里及其在思想上的映像。[22]
Ф.М. 托爾斯泰此番話中引發(fā)我們注意的是他關(guān)于活體解剖的那種比喻。他將我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推進了一步，即作家所采用的不僅是如邁科夫所謂的“心靈的解剖學”，而且其方法同心靈辯證法一樣，可以展現(xiàn)處于進展過程中的心靈狀態(tài)。他所說的還涉及讀者接受的問題：他認為讀者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時常常將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與之進行比照，即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非消極接受，他們會被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小說情節(jié)之中，成為某場面的親歷者，目睹者，造成這種效果的正是生動的心理描寫。不過他的這段話頗多溢美之詞，竟然將包括列夫·托爾斯泰在內(nèi)的俄國作家都說成是“后生小輩”。其所以如此，顯然是受到О.Ф. 米勒的影響。這位米勒也是斯拉夫派，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過密切交往。據(jù)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回憶，米勒在自己的文章、政論和講稿中百般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23]
因為社會政治觀點的分歧而忽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藝術(shù)，甚至給予否定性評價的主要有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他觀點不同又有個人恩怨的И.С. 屠格涅夫也是如此，為了敘述方便，先從觀點分歧但評論較少的后者談起。
屠格涅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jīng)有過一段來往，但兩人后來因觀點、個性不同（一個是西歐派，一個接近斯拉夫派）等個人因素變得水火不容。大家知道，屠格涅夫本人也以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著稱，他曾肯定《死屋手記》，說在各類人物的刻畫中有著“許多描繪得細膩而準確的心理”，[24]但他卻非常反感《群魔》之后的《少年》，厭惡其中沒完沒了的“心理發(fā)掘”。他曾以譏諷的口吻說：人們實際上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那樣“每隔兩頁就會說胡話，發(fā)狂、發(fā)熱病”。[25]他甚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這些“對事物的反應都與正常情況截然相悖的人物”稱作“標新立異”的手法，視為作家借以出名的“廉價手段”。[26]除去可能受到私人關(guān)系的影響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對他進行諷刺，以卡爾馬津諾夫形象將他漫畫式歪曲，激起了他的憤怒），恐怕兩人之間的差異更在于各自不同的風格：與不厭其煩、細致入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屠格涅夫向來是以簡潔、單純見稱的。
民粹派批評家Н.К.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殘酷的天才》（1882）一文中，評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創(chuàng)作歷程。他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杰出的”“有獨創(chuàng)性”的作家，同時將作家定義為“殘酷的天才”，他形象地比喻說：
在俄國文學中，從未有過任何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細致入微地、深刻地，甚至可以說是帶著喜愛之情（如果對狼的感情中真的能夠包含喜愛之情的話），來分析吞噬著羊的狼的感受。他很少對那類原始的、粗野的狼的情感，比如簡單的饑餓感產(chǎn)生興趣。不，他潛入到狼的心靈的最深處，在那里反復尋找的不是簡單的享用美味佳肴時的滿足感，卻是精細、復雜的，因兇狠和殘酷引起的快感。[27]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非常喜愛描寫狼吃羊。他概括說：相對而言，作家早期對被狼吃的羊比較感興趣，而后期則更關(guān)心狼的感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這種寓言式比喻，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存在對施虐狂與受虐狂心理傾向的描寫，也點明了前期與后期作品中人物心理描寫的關(guān)注點的轉(zhuǎn)變，《窮人》中的小官吏及其感受在《罪與罰》中讓位于殺人者拉斯柯爾尼科夫、斯維德里蓋伊洛夫等即是證明。但假如就這樣來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特點，將其視為消極的方面，并且如他在這篇文章里那樣，否定杜勃羅留波夫所承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道主義傾向，那么不能不認為，思想斗爭使米哈伊洛夫斯基失去了評價的分寸感。
不過，另一位民粹派批評家、文學史家А.М. 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觀點卻比較公允。他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本世紀歐洲無與倫比的天才”，甚至說，“當代的美學要從整體上吸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是很困難的”。[28]他視“深刻的病理及心理的分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的“主要力量”。與許多后代的批評家不同，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心理和病理的刻畫看得同等重要，而沒有以偏概全，將其中某些對病理現(xiàn)象的描寫當作心理描寫的全部，沒有極端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視為生理學、病理學的揭示。他很有見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有所創(chuàng)新，超出“當代美學”，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不能為其同時代所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里還要特別提一下民主主義刊物《行動》上一位未署名的批評家的見解（1881），他的看法不帶偏見、較為獨到。這位批評家說：
心理描寫為他（按：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準備了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內(nèi)容。但是，他在自己人物心理范圍內(nèi)游歷時隨時隨刻都受制于——分析；他是將人的心靈拆解為組成要素的能工巧匠〈……〉然而，一旦這些單獨的心靈狀態(tài)得到深刻、徹底的分析，〈……〉一旦心靈被分解為組成部分，一旦其每個組成部分都得到描述、衡量和評估，作者就認為自己的心理描寫任務(wù)業(yè)已完成。至于把拆開來的再擰上，把分解開來的再重新連接，把分析過的作品再加以綜合——這就不干他的事了。由此，作者的所有人物并非因為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雙重性、而常常是因為三重性、四重性而痛苦?！础底髡咄蛊淙宋锬请p重性和三重性的“我”落得完全失去了心理本性的統(tǒng)一與一致性〈……〉，令他們陷入口吐囈語、產(chǎn)生幻覺的地步。主人公本人仿佛被折磨其靈魂的那些矛盾所震撼，變得神志不清，逐漸相信自己身上有的不是一個、而是幾個“我”，然后他開始把這些“我”客觀化，他將他們變?yōu)楝F(xiàn)實的、活生生的人，幽靈與魔鬼等等。這樣的事發(fā)生在中篇小說《雙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種程度上也發(fā)生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在‘白癡’身上，〈……〉并再次發(fā)生在伊萬·卡拉馬佐夫身上。（XV，508）
《行動》雜志的批評家從心理矛盾性方面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魔鬼和“雙重人格”現(xiàn)象，這無疑是準確的。但是，他把作家的心理分析看成消極行為，在指出小說中人格的分裂的普遍性后，將這種現(xiàn)象歸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做到分析之后的綜合，恰恰說明他從感性上對文學中的人格分裂現(xiàn)象仍覺陌生，不夠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之所以會具有“雙重性”“三重性”，恰恰由于人物內(nèi)心矛盾發(fā)展到了分裂、完全無法合二為一、無法“綜合”的地步。
在1880年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抱怨批評界不能理解自己：
……我得到了廣泛的同情，也許超出了我應得的程度。但是評論界、報刊上的文學評論即使贊揚我（這種情況極少），也說得非常輕率和膚淺，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那些完全來自我痛苦的心靈，而且真實地打由心底里傾瀉、流淌出來的東西。（XXX/I，148）
這段話雖不直接針對那些論及他的心理分析技巧的評論，卻反映出他多年來對批評界的總的看法。雖然可能包含一定的主觀因素（盡管有人對他較為尖刻，卻也有許多人贊許他，上文就有一些突出的例子），但深刻的分析的確很少，那沒有被發(fā)現(xiàn)、被理解的“……完全來自我痛苦的心靈，而且真實地打由心底里傾瀉、流淌出來的東西”，也許恰恰是他獨特的挖掘人的心理的宗旨與手法，他的現(xiàn)實主義。他將希望寄托于后人。在為《少年》所寫的“序言稿”中他申明：“未來的各代人將會較為公平；真理會站在我一邊。我深信這一點。”（XVIII，329）他的預言后來果真變成了現(xiàn)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后，大多數(shù)批評傾向于對他進行贊賞。在我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此時許多著名評論家明確肯定，作家的藝術(shù)才能首先在于心理描寫，或者認同他對病態(tài)心理的描寫。文藝學家Д. Н. 奧夫夏尼科庫里科夫斯基著重從藝術(shù)角度進行判斷和分析文學作品，針對那些質(zhì)疑作家創(chuàng)作才能的聲音，他簡單明了地指出：
無論我們怎樣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藝術(shù)的長處或缺憾，他在描寫人的心靈中某些方面表現(xiàn)出的巨大寫作才能都是毋庸置疑的。在自己的領(lǐng)域內(nèi)，他可以說是無敵的。[29]
他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天才的文學家-心理學家”。[30]
其次是民主主義作家В.Г. 柯羅連科。上面談到米哈伊洛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當作美化殘忍與惡毒力量的“折磨者”，稱之為“殘酷的天才”。柯羅連科則恰恰相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因人類的苦難而郁郁寡歡的受難者。在他1888年的日記中有這樣幾段話：
……可以說人是由無數(shù)條色彩繽紛的紗線編織而成的，他的行為舉止取決于那一刻被抽取的那根紗線……虛榮心重的人并非永遠是虛榮的，有時他也謙遜；歹徒并非永遠為非作歹，他偶爾也會動惻隱之心；而有時，如在貝爾特·哈特[31]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還可能表現(xiàn)出慷慨的英雄主義，這倒并非謊言。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您會看到，他們那些活生生的人所作所為的，正是您在這種情景下可能的所作所為，您的心靈中震顫和繃緊的、發(fā)出共鳴的，正是同樣的這幾根紗線。我們所謂的對人的認知上的藝術(shù)真實的全部秘密正在于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被置于特殊的境地中，他的行為舉止像活生生的人一樣。這給我們極為生動的感受：人也會像禽獸那樣生活。
可見，柯羅連科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是善惡同體，認為這才符合生活的真實。不過，他還是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片面地注意受壓抑的、過于緊張的心理狀態(tài)[32]。在晚些時候發(fā)表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一文中，柯羅連科再次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展現(xiàn)出“驚人的深刻性和有力的發(fā)現(xiàn)”；“它們非常珍貴亦十分有益，但卻總是片面的，它們向我們揭示了病態(tài)靈魂中幾乎無法觸及的深淵”。文中還特別指出：“您可別想在其中找到什么健康的生活規(guī)律或者這種生活的廣闊前景?！?sup>[33]他的這種看法應該說是較為客觀的。
在這里，柯羅連科像許多評論者一樣，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世界的反映是片面的和扭曲的，而托爾斯泰的世界則是光明的，光與影的分布及比例搭配協(xié)調(diào)一致，符合現(xiàn)實中的情形。那么，托爾斯泰本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總的說來，托爾斯泰有關(guā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是矛盾的。他很贊賞《死屋手記》，也曾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動”“生動有趣”；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托爾斯泰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他雖曾特別提到：“不能將一個充滿斗爭的人樹立為教導后人的紀念碑”[34]，但他晚年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還是給予了充分肯定的。1892年，當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斷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人身上寫的都是自己時，托爾斯泰予以反駁：
“……甚至在這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不僅我們——他的本國人，就連外國人也認出了自己、自己的心靈。挖掘得越深，人們也就越會感到大家的共性，覺得更為熟悉、更為親切。不僅在藝術(shù)作品里如此，就是在學術(shù)性的哲學著作中，不管如何努力保持客觀態(tài)度——即便是康德或斯賓諾莎，我所看到的也只是寫作者的心靈、智慧和性格……”[35]
這說明，同樣作為心理分析大師的托爾斯泰并沒有同許多人一樣，帶著成見去評論自己的同行，去審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的心理刻畫。他十分客觀地肯定這些人物心理的獨特性源于作家的深刻挖掘，而且以公正的態(tài)度說：在任何藝術(shù)作品以至學術(shù)著作中，必然帶有作者主觀的烙印，不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這一評價與托爾斯泰本人對人的深刻了解密不可分。也正是基于這種經(jīng)驗，他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人物心理的現(xiàn)實性和客觀性。
俄國在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的那一階段涌現(xiàn)出大量研究論著，開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重新評價，批評的角度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局面，這些批評來自于思想觀念意識形態(tài)上不同的研究者。大致可歸為三類。一類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評，其次是宗教哲學家的批評，最后是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批評，評價中新的聲音則自然主要來自后兩類。
可歸入第一類批評的有高爾基、盧那察爾斯基、В.Ф. 彼列維爾澤夫等人。
高爾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烈批評眾所周知，主要集中于思想內(nèi)容方面，并最為突出地表現(xiàn)在論述“卡拉馬佐夫習氣”（1913）的兩篇文章[36]里。而此前，高爾基曾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震撼全世界”的“最偉大的天才”，堪與“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盧梭、歌德等這些偉大人物”比肩（1905）。[37]在寫于1908—1909年的《俄國文學史》中，高爾基雖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所批評，卻仍在藝術(shù)上對他予以肯定。此后在第一屆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中，高爾基的批判態(tài)度較前明顯緩和，他甚至再次強調(diào)：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寫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亞可以與之媲美”。[38]
高爾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評論中多次涉及其心理分析，但是主要著眼于作品《地下室手記》。在《俄國文學史》中他說：
這些病態(tài)的思想——稱之為感覺比稱之為思想更真實些——構(gòu)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他喜歡去發(fā)掘不明確的、錯綜的下意識領(lǐng)域，雖然他主要還是耙松了所謂的下意識的上層——換句話說，就是那些社會性的積垢，就是那些掩蓋了我們健全的天性、而且如同鐵銹腐蝕鐵塊那樣侵蝕著天性的塵垢和污穢。[39]
高爾基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理是其同時代的某些個人主義者的心靈的反映。他說：
榮譽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異常生動的、色彩豐富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身上勾勒出了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典型、社會墮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繪出一種因個人的不幸與苦難、因自己青年時代的迷戀而不知饜足地實行復仇的人的得意的心情，那些19至20世紀間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青年中的個人主義者所發(fā)出的卑劣的呼號，借助這個人物得以顯現(xiàn)?！?sup>[40]
不過，高爾基也關(guān)照到作家的主觀意識。他寫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個偉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態(tài)良心的人，他恰恰喜愛描寫這種黑暗的、混亂的、令人厭惡的靈魂……當他想描寫與此不同的東西時，他就給我們創(chuàng)作出“白癡”或者是阿遼沙·卡拉馬佐夫，一改施虐狂為受虐狂，一改卡拉馬佐夫習氣為卡拉塔耶夫習氣?！?sup>[41]
高爾基將這些人物的心理與俄羅斯性格聯(lián)系起來：
他是天才，是我們的殘酷的天才。他特別深刻地感悟、領(lǐng)會并帶著欣賞之情描寫了俄國人身上的兩種病癥：徹底絕望的虛無主義者的殘酷的施虐狂，以及——與此相反——被壓垮、被嚇破膽的、沉浸于苦難，幸災樂禍地對大家、對自己津津樂道這種苦難的那種人的受虐狂。[42]
綜上而觀，高爾基除了從客觀現(xiàn)實及作者個性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之外，還準確地指出作家所勾勒的人物內(nèi)心生活的兩重重要因素。其一是不明確的下意識，其二是施虐狂與受虐狂。前者是人們意識中潛在的一個層次，后者在與俄羅斯性格聯(lián)系起來之后，獲得了現(xiàn)實性和典型性的詮釋。高爾基的見解無疑精辟到位，對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具有啟發(fā)性。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中，盧那察爾斯基與В.Ф. 彼列維爾澤夫?qū)ν铀纪滓蛩够膭?chuàng)作雖然持一定的批評看法，但主體上還是給予了肯定，他們時時不忘談及他作為藝術(shù)家的才能和意義。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論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多達上百處[43]，其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談得最為充分的應數(shù)《晚近的意大利戲劇》一文（1911）。
在這篇文章中，盧那察爾斯基首先承認潛意識的心理活動及其對意識產(chǎn)生的作用，他認為對于潛意識的“研究及其藝術(shù)表現(xiàn)，還做得非常不夠。而與此同時，它應該在藝術(shù)中產(chǎn)生巨大的作用，因為它在生活中就產(chǎn)生著巨大的作用，然而，這種作用只有在藝術(shù)洞察力的放大鏡中才能受到關(guān)注……”他接著說：
精神的窺密者[44]、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對這些隱蔽的、陰暗的心靈過程極為了解。但當他嚇得面色蒼白、俯視這個對人們來說如謎一般的深淵時，他的雙眸凝視著那籠罩著模糊陰影的漩渦，或許既悲慘又苦澀地、神經(jīng)緊張地贊嘆著它的非凡的運動。他更喜歡強調(diào)它的離奇古怪，卻偏不帶著照明的火炬——不用藝術(shù)認知的火炬引導我們進入完全陌生的、恰恰是我們自身的黑暗之中。這并非他的目的所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災難慘劇、火山噴發(fā)、地下的轟鳴和沖擊是其人物生活的家常便飯，但對我們來說，它們始終驚心動魄、難以理解。人的天性有多么復雜??！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個秘密！當我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時，正是這個念頭，異常鮮明地、可謂是感性直觀地浮現(xiàn)在腦海里。
但是對于善于認知的頭腦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形象不過是些材料，是些經(jīng)過獨到的觀察獲得的、但又往往被病態(tài)地偽造出來的材料，——至多也不過是從生活中冒出來、但仍像在現(xiàn)實中那樣不甚清晰的影像，最差——也就是個偏愛在錯綜復雜的迷宮中兜圈子的人想象中的產(chǎn)物。[45]
與高爾基一樣，盧那察爾斯基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同“潛意識的心理生活”聯(lián)系起來，或許他在當時（1911）已經(jīng)知道弗洛伊德的學說[46]，并試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同弗洛伊德的學說相聯(lián)系。盧那察爾斯基理解并肯定作家在心理描寫方面的長處，即對人們本人也尚未領(lǐng)悟的、潛在的下意識以及復雜的人的天性的關(guān)心和描繪，是獨具只眼并符合作家創(chuàng)作所表現(xiàn)出的特點的。然而，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味強調(diào)所描寫的心理的離奇古怪，卻拒絕將認知的火炬帶入我們?nèi)荒吧暮诎抵?，這未必符合作家的本意。至于他所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僅僅提供了一些“材料”，認為作家拒絕對這種心理進行理性解釋并醉心于此，導致在某種意義上反而使它失去了可信度，這雖是他一貫的看法，但應該只代表少數(shù)人的觀念。同時，他并不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寫的內(nèi)容的獨創(chuàng)性吸引您的注意”。
В.Ф. 彼列維爾澤夫在其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1912）中十分重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獨創(chuàng)性，強調(diào)他的獨創(chuàng)性比包括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在內(nèi)的所有俄國作家都要“深刻些、鮮明些”，甚至說：“如果才能的力量僅以獨創(chuàng)性來衡量的話，那么必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作我國文學中最為杰出的天才之一。”[47]彼列維爾澤夫反駁米哈伊洛夫斯基有關(guān)“狼和羊”的心理的說法，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進行辯護：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在這頭逆來順受的羊身上，隱藏著狼的傾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完全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心理的雙重性，也不懂這種雙重性的基礎(chǔ)是為尊嚴而斗爭。[48]
彼列維爾澤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人物的心理奉為全人類的典型心理是非常錯誤的”，但“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樣犯了極大錯誤”。
首先，并非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是癲癇病患者或瘋子；其次，有些疾病，不過是某些極為常見和普遍的心理狀態(tài)發(fā)展至極端和最為強烈的表現(xiàn)的地步。然而，只有此時，它們才不僅僅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是具有共性的，于是更為鮮明地表現(xiàn)出普遍的現(xiàn)象，它們成為這種現(xiàn)象的典型代表，便于研究該現(xiàn)象的性質(zhì)和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痛苦正是源于這類疾病，在這類病里，某種心理氣質(zhì)發(fā)展得過于夸張、過度，因此表現(xiàn)得非常鮮明、深刻。[49]
以上他的這些論述，先是解釋了“狼的心理”，將它歸于人的自尊的表現(xiàn)，這種說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又說：作家把病態(tài)心理集中和夸大化，使其更具典型性和鮮明性，并且這些心理疾病有其社會根源，這些人物的疾病“并非是孤立、偶然的，而是廣泛普遍的現(xiàn)象，是真正的社會災難”。也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展現(xiàn)的生活就比米哈伊洛夫斯基所感到的要寬廣得多”；這種寬廣“不只是在空間意義上，而且是在時間意義上。一系列歷史事實證明，大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描寫的那種心理氣質(zhì)類似的人物，在各個時代里層出不窮”。[50]后面這些論斷無疑是正確的。
В.Ф. 彼列維爾澤夫在談?wù)撏铀纪滓蛩够嘘P(guān)“最高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的說法時，認為這構(gòu)成了“他整個觀點體系的基石，也決定了他本人對所塑造的性格的態(tài)度”。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人的心靈的全部深處”，就是順從與高傲、溫和與獸性之間的斗爭。他觀察人的內(nèi)心中所進行的這種斗爭，并以這種斗爭的形式將全人類的生活都表現(xiàn)出來，整個世界對他來說已然成了任性與順從相斗爭的舞臺……雙重人性的戲劇性沖突[51]也就是全人類的戲劇性沖突，繼而全人類也被劃分為兩個斗爭著的世界：高傲的西方與順從的東方。[52]
他的此番話，值得分析。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寫的心理僅僅歸于兩種心理無疑過于簡單化；而不同意作家把自己所描寫的心理看成是全人類的心理，則是還事物以原貌。
宗教哲學的批評，其開端當推作家生前的好友、忘年交，年輕的哲學家Вл.С. 索洛維約夫。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逝世后，他就為作家冠以“俄國人民的精神領(lǐng)袖”“先知”的稱號。[53]在次年的一次講話中他進一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藝術(shù)”的“先驅(qū)”，是“真正的人和人類的領(lǐng)袖”之一。繼索洛維約夫之后，С.Н. 布爾加科夫?qū)⑼铀纪滓蛩够暈椤八囆g(shù)家-哲學家”；[54]В.В. 羅扎諾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實質(zhì)上主要是“形而上學的”。這里他們所說的“哲學”或“形而上學”，據(jù)В.А. 克爾德什的分析，應是指宗教哲學，而且“這是該思想流派的共同態(tài)度”。他們都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同宗教哲學相聯(lián)系，并“力圖把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宗教問題置于歷史問題之上”。[55]
不過，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以及對其心理分析的評價方面，他們的看法并不相同，視角也各不相同。Вл.С. 索洛維約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作品在思想上獲得了“新的深化”，他“所指出的已經(jīng)不是道德準則與社會狀況之間的外部矛盾，而是人的內(nèi)在精神力量與他的心靈實際狀況之間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揚這樣一種信念：任何道德上的墮落，任何道德上的卑鄙與下流，都無法扼殺人的精神力量”，深信“人的心靈是上帝的心靈的一部分，因此能夠擺脫一切的卑鄙和下流，獲得新生”。索洛維約夫接著說，許多人卻因此責備他：“為什么詳盡描繪人的心靈與生活的黑暗面，為什么總是表現(xiàn)反常的、精神上病態(tài)的、行為極為不端的人們……仿佛人只有體驗過這些齷齪之物方可企及道德的高度?！边@種指責是錯誤的，難道“耶穌基督不就是這樣做的？”實際上，“在他的作品中，宣揚的是……必須以精神力量去戰(zhàn)勝一切外界的邪惡，繼而戰(zhàn)勝內(nèi)心的邪惡”。[56]這樣，索洛維約夫意在闡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道德意義，并把它與宗教相聯(lián)系。他的這種看法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觀點有契合之處。但是，他所談到的關(guān)于心理描寫的目的，則與作家的想法似乎還有一些距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終目的主要仍是“改造世界”，而索洛維約夫則把最終目的局限歸于“戰(zhàn)勝內(nèi)心的邪惡”，試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限定在宗教思想的范圍。事實上，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chuàng)作中的確表現(xiàn)出自己的宗教思想，有時也確實相信人的心理與上帝的心靈相聯(lián)系，但他畢竟首先是位關(guān)心民情、時政的作家。索洛維約夫與作家是極為親密的忘年之交，他的結(jié)論也應是兩人思想接近的結(jié)果。依據(jù)宗教思想，“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必須“戰(zhàn)勝內(nèi)心的邪惡”，二者并不矛盾，只是索洛維約夫作為宗教思想家，更強調(diào)后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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