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現(xiàn)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教育和軍事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現(xiàn)代文學相對集中于北京、上海、延安、重慶、昆明、桂林等特別的區(qū)域。這些區(qū)域的文學并非全都具有顯著的地域特征，也并不一定形成以區(qū)域作為劃分標準的文學流派，但這一區(qū)域作為作家的生存和寫作空間卻一定能夠或多或少地影響作家的創(chuàng)作。京派作家主要活動在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城市，八年的抗戰(zhàn)又使他們流亡到偏僻的西南邊陲，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頻頻回顧廣大的鄉(xiāng)土中國。因此，以“古城”和“邊城”作為起點和視點來考察其文學創(chuàng)作就顯得相當必要。

一、動蕩與寂寞并存的“文化古城”

1368年，朱元璋的大將徐達率兵攻破了元大都，將大都改名為北平府；1403年，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朱棣奪取了帝位，遂將他長期駐守的北平第一次改名為“北京”，并于1421年定為國都；1928年，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出北京，國民黨南京政府又將北京改為“北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北平改名“北京”并成為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與“北平”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這一改一變卻顯示著朝代的更替與政治權力的轉換。北京這地方也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更迭中無言地承受著它的輝煌和失落。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并不會完全相同。1928年的這次更改，封建的中國早已步入了現(xiàn)代社會，北京則成了一個特別的“文化古城”。關于“文化古城”，鄧云鄉(xiāng)曾經作過簡單的說明，他說，“文化古城”“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是在一個歷史時期中人們對北京的一種側重稱謂”，“北京”改名“北平”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宮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員、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老先生們，另外就是許多所大、中、小學，以及公園、圖書館、名勝古跡、琉璃廠的書肆、古玩鋪等，這些對中外人士、全國學子，還有強大的吸引力……”很顯然，這段略顯簡單的話已基本描述了“文化古城”的特征，而我們所說的“京派作家”主要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在“文化古城”里聚集、活動的一些教授、學子和文化人。

從“北京”到“北平”，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中心的南移，它給北京帶來的是市面的荒涼、大量的失業(yè)和人心惶惶。首先是“文化古城”初期，由于張作霖及其國務總理潘復在北伐軍的壓力下于1928年6月逃出北京所造成的北洋政府的倒臺，它使眾多的大小官僚失去了飯碗，一時間出現(xiàn)了政局混亂和“災官”遍地的現(xiàn)象。其次是當時正值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再加上國內經濟中心的南移，同時又因東北形勢的逐漸加劇而涌入的大量人口，使北平下層人民的就業(yè)和生活更加艱難。梁啟超在1928年8月22日給他女兒梁思順的信中曾經描述了當時的形勢與這種“災官”遍地的景象。他說，京、津間的氣象“極不佳”，“北京一萬多災官，連著家眷不下十萬人，飯碗一起打破，神號鬼哭，慘不忍聞”；“所謂新政府者，不名一錢”，而京、津的每個機關中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黨人們紛紛搶機關、搶飯碗；北京城內有近十萬住兵，又有四五十萬黨軍屯聚畿輔，新軍閥們則“各務擴張勢力，滿街滿巷打旗招兵”，可說是出現(xiàn)了歷史上“向來所無的現(xiàn)象”。朱英誕曾經這樣回憶他在1932年回北京的感受：“我回北京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那時經濟中心南移，北京城中地曠人稀，獨自一個人走路，經過好幾條街巷也看不到一個人影，是常有的事。太蕭條了，晚間燈光如鬼火……”而這一時期的《大公報·本市附刊》及其他欄目上也充滿了有關北平經濟和下層人民生活的報道。如1928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第三版上有一則名為《這就是北平？》的“氓叟通信”，其中寫道：“一自首都南遷，偌大一個城市，便一天天地衰落下來，雖然黨國要人們口口聲聲要造新北平，不說要把北平做成文化中心，便說要把北平供外人游覽，其實北平依舊還是繁榮不起來，市衢蕭條而物價騰貴。大餅要賣到四十二枚銅子一斤，車夫苦力成天價拉不到買賣，即便掙個三毛五毛，交了車租便糊不了口……”1933年2月18日的《大公報·本市附刊》則以《國都南遷以后 北平日趨貧困》的特大標題表達了人們的哀怨：“北平自從失掉了國都的地位以后，已有五年的歷史了，在這短短的過程中，雖然不至于冷落到荒漠似的，但它的舊日光輝，已是逐漸的消磨殆盡?！痹谶@位作者看來，“盡管有巍峨的宮殿、莊嚴的牌坊、幽秀的三海和列國的使館，依然在伴著這典雅的古城，然而任何的景色全不能掩蓋著它的內容，那即是有將近百萬人的生活陷入了長期貧困?！边@就充分顯示出，“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平有大批的下層人民在貧困線上掙扎，而許多人都把人民的貧困歸罪于國都的南遷。同時還可以看出，國都的南遷牽動了北平的各個階層，它給北平居民帶來了精神上的更大傷害和失落。一方面，北京作為歷史古都曾經給人們以無限的榮耀和自豪，現(xiàn)在一下子失去了國都的地位，豈不讓它的國民們產生一種遺棄感？另一方面，“北京”改為“北平”，還不僅僅是國都的南遷，更意味著將要成為“邊塞”，它所面臨的是日本人的隨時侵入和蹂躪，這又怎能不讓人們感到焦慮和擔心？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北平文化界變得消沉和寂寞起來。本來，在此前張作霖的高壓統(tǒng)治下，已經有大批的文化人南下，像《京報副刊》《現(xiàn)代評論》《語絲》等影響極大的刊物和報紙先后被查封或遷移上海?！氨狈コ晒Γ本┳?yōu)楸逼?，齷齪的五色旗，換了青天白日旗”，但青天白日旗之下的北京并不比以前好多少。1928年6月，《晨報副刊》又因報社的研究系分子與國民黨不和而終刊。1929年10月，國民黨政府勒令北平《新晨報》及建設通訊社?？＿@樣，到1930年《駱駝草》創(chuàng)刊前后，北平文壇如一片“沙漠”。查這一時期周作人給胡適和江紹原的書信，常有“北京毫無善狀可以奉告”“北平一切如故”的話，可見他這一時期心情的寂寞和意志的消沉。而在楊振聲的眼里，國家惶惶，人生苦痛，“北京是個打盹的老頭”，“文藝的田園久旱了，它將枯萎以老死”。由此看來，對于以周作人為代表的眾多的文化人來說，政治的交替只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無論是“齷齪的五色旗”還是“青天白日旗”，都不會給國家和百姓帶來什么好處。

然而，北平并非一味的寂寞，北平的前途、命運以及更為廣泛的文化問題常常成為古城內外人們談論的焦點。1929年8月11日，周作人在給江紹原的信中就表示了他對北平前途的擔憂：“我想政府既搬出了北北，這座城池早晚終要荒廢……北平地方似乎不在國民政府之內?！?sup>周作人的這種感嘆無疑代表了眾多北平居民的心理，它包含著一種失落、恐懼與抱怨，但更多的還是心急如焚。1932年10月，北平文教界江翰、劉復、馬衡等30余人向國民黨政府建議定北平為“文化城”，更進一步引起了人們的議論。1933年5月22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刊載了常燕生的《故都賦并序》，目的即在于“爰仿班孟堅為‘今兩都賦’，將以揚新朝之仁風，恪頑民之?；?，既諷刺了南京新貴，又是對古都的一種憑吊。特別是1936年《宇宙風》雜志陸續(xù)推出的三個“北平特輯”以及而后結集的《北平一顧》，就很讓北平熱鬧了一番，實際上既是投合人們的懷舊心理，也是對北平及其文化的一種眷戀和關懷。與此相聯(lián)系，長期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南北文化問題也受到了人們的進一步關注。朱謙之于1935年出版《文化哲學》一書，他在談到南方的文化運動時就將北方文化、中部揚子江流域文化、南方的珠江流域文化分別定為“解脫”的文化、“教養(yǎng)”的文化和“實用”“科學”的文化，并認為北方文化成熟保守，“實在太老了”，“老到好比一座‘死城’”、老到令人“已經絕望”，而中部文化又富于“妥協(xié)性質”，所以他感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希望”只有在南方。而同年出版的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也從“北方與南方”的角度分析中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同時還應看到，在此期間發(fā)生的革命文學的論爭，左翼文學的興起，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梁漱溟、熊十力等竭力捍衛(wèi)儒家精神，胡適與王新命、薩孟武等10位教授關于中國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爭等，也沒有忽略了北平。由此，我們可以理解，1933年由沈從文的那篇并沒有明顯挑戰(zhàn)意味的《文學者的態(tài)度》能引起文學上一場激烈而持久的京海論戰(zhàn)，并且不少參與者借文學來談文化而“骨子里卻含政治問題”，也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情。魯迅先生在1934—1935年連續(xù)發(fā)表了《“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不僅對京派與海派、北方與南方作出了他那著名的歷史文化論斷，而且又在1935年11月創(chuàng)作的歷史小說《理水》中諷刺挖苦了“文化山”上的學者，可見他對北平這一“文化城”的關心。京派作家周作人一邊勸說胡適“別說閑話”，一邊又批判“固有文化”，同時還在議論著“革命文學”；沈從文則一邊批判“海派”和“左派”，一邊又諷刺“恢復固有道德”的提倡者。他們似乎既是響應胡適，又是在不甘寂寞地表達著自己的“文化”關懷。這就正如沈從文在給燕京大學學生刊物《青年作家》所寫的“發(fā)刊辭”中所說：“因為我們大家都明明白白，當前是住在一片被惡臨困辱也近于被家長所遺棄的土地上，這地方當前與將來的種種，是特別值得國人關心的。即單單以這個大城一百五十萬住民而言，人事上如專家學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憤呼喊，多幻想的青年與無心肝的漢奸的目的不同各自暗中活躍，負責當局無可奈何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藉特殊環(huán)境的競爭牟利，小市民的茍安旦夕，以及四郊農民普遍的挨餓待斃，來表現(xiàn)描寫，無事不可以著筆。這種作品毫無可疑可以成為中國多數(shù)人一種警告，一種興奮劑?！?sup>這樣，直到抗戰(zhàn)勝利歸來，文化建設以及北平的“文化中心”問題仍為人們所關注。顯而易見，生活在“文化古城”里的京派作家，既要承受政治的黑暗和文壇的寂寞，又要面對下層人民的疾苦和即將來臨的民族災難，同時又與北平以及全國的文化討論緊密相連?；\罩他們的并不是桃花源，也不是象牙塔。

二、“兼容并包”的傳統(tǒng)都市形態(tài)

北京和北京文化是什么？這恐怕是一個見仁見智而又沒有誰能夠完全說清楚的問題。因為它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時代變遷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和感情牽連。因此，我們還是先看一看當時一些人們的說法：

北平有海一般的偉大，似乎沒有空間與時間的劃分。他能古今并容，新舊兼收，極沖突，極矛盾的現(xiàn)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點不調和也沒有。例如說交通吧。在同一個城門洞里，可以出入著極時興的汽車，電車，極輕便的腳踏車，但是落伍的四輪馬車，載重的粗笨騾車，或推或挽的人力車，也同時出入著。最奇怪的是，在這新舊車輛之中，還夾雜著紅綠轎，驢馱子，甚而至于裹著三五輛臭氣洋溢的糞車。

從紫袍黃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藍袍青褂的重辮老者，光頭大肚的商人，藍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軍服務人員，加上上海的種種，無不兼容并蓄。他們的思想，從忠君愛國一直到共產；他們的生活，從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廠的工人；他們的來歷，從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熱海；他們的信仰，從拜佛一直到無神；他們的時代，從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內，這是何等奇觀！

與上面的描述基本相同，老舍說，他愛北平就像愛母親一樣的“說不出”，而把北平與巴黎相比，巴黎太熱鬧、太空曠，“不像北平那樣既復雜而又有個邊際”。林語堂說，北平是宏偉的，又是“大度”的，它容納古時和近代，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開放性的都市之一”，而且還像一個“寬厚的老祖母”。郁達夫則認為，北京是個“田園都市”，它“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xiāng)村的景象”。徐訏站在海上看北平，他不無諷刺地盡情數(shù)落了北平的角角落落與形形色色。在他的眼里，北平是一個“同都市比起來不夠敏捷，同鄉(xiāng)村比起來則不夠健全與真樸”的“畸形發(fā)展”的都市。上述這些糾纏著現(xiàn)代作家和學者不同情感的作品，無疑從自然環(huán)境、名勝古跡、日常生活、新舊變化、思想狀態(tài)以及城市的鄉(xiāng)村化等各方面表達了他們的北京觀。盡管他們觀察的角度不同，甚至觀點有時還完全相左，但他們似乎都揭示出北京的“兼容并包”這一特點。

確實，北京是“兼容并包”的，也是獨具特色的。歷史上，它曾是戰(zhàn)爭要塞，至少是做過遼、金、元、明、清五個獨立王朝的國都，不僅接納并同化了來自全國特別是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而且很早就有外國傳教士和使節(jié)到來。特別是明清兩代，北京城經過重建、擴建，曾經名列世界大都市之林。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和外國列強的燒殺掠奪，北京城處處呈現(xiàn)出滿目瘡痍的景象，它給中外游客的突出印象是街道的“崎嶇不平”與河流像污水溝一樣散發(fā)出難聞的氣味。不待說，這些現(xiàn)代作家所看到的還不是那個一味古舊與衰敗的北京城，而是20世紀初以來經過不斷修補和改造的北京。

一般認為，“20世紀的前30年（1900—1930年）是北京發(fā)生劇烈變化的時期?！?sup>這一時期，北京最早而又較大規(guī)模地表現(xiàn)出西方色彩的區(qū)域是東交民巷的使館區(qū)。盡管外國公使館早就存在，但在義和團運動以后才得到了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這一時期的“新公使館區(qū)比1900年以前約擴大了九倍”，它位于內城宏偉的南城墻內，從北城南城墻的前門向東面的哈德門延伸。在公使館區(qū)和它的周圍，有著名的順利飯店和北京飯店，有匯豐、道勝、德華和橫濱正金等銀行，還有外國人建的商店、醫(yī)院、教堂、學校以及用于打馬球、踢足球、學騎馬的運動場等，并且，公使館內的建筑有西式的，也有中式的，有的還是用“進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建成”。很顯然，公使館區(qū)作為西方化的象征無疑成了古都北京的一塊“飛地”，盡管它給“兼容并包”的北京帶來了一道奇麗的風景，也會對人們的生活和心態(tài)造成一定的影響，但由于它長期處于“相對孤立”的狀態(tài)而很少與普通百姓發(fā)生聯(lián)系。相比之下，與普通百姓聯(lián)系密切的是北京市政工程的改造。20世紀初，由清末建立的“內外城巡警總廳”和民國建立后成立的“市政公所”這樣的新型市政機構開始領導實施了對北京的改造工程。到20年代中后期，北京先后成立了電燈公司（1905年）、自來水公司（1908年）和電車公司（1921年），相繼開放了中央公園（1915年）、先農壇公園（1915年）和北海公園（1925年）等。北京的主要街道用柏油和碎石子鋪設一新；溝渠得到了重建；發(fā)展了商業(yè)區(qū)，出現(xiàn)了如“東安市場”這樣的包括西式百貨商店在內的能買到古今中外商品的理想購物場所；電力的使用改善了城市生活；開辟了公園、西式劇院等公眾活動空間；引進了適于飲用的自來水；并修建了鐵路和電車交通網。 這樣，北京的城市面貌不僅在西方的直接影響下有了一定的改觀，而且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方便，同時還給人們增添了多種多樣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使傳統(tǒng)的北京人開始由封閉的四合院走向更加廣闊的空間。即如北京的各大公園、西式咖啡館和傳統(tǒng)茶座同時并存，秋千、網球廳和小高爾夫球場雜然相處，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游客、市民和知識分子?？窃?936年6月出版的《宇宙風》第19期上的謝興堯的《中山公園的茶座》一文，就詳細描寫了當年中山公園的盛景。作者說，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大都懷念中山公園的茶座，而北平的居民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為他們業(yè)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那是“因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氣，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麗而古樸的建筑，有極摩登與極舊式的各色人等”。而這各色人等又各選所需，春名館以遺老們?yōu)榛娟犖?，長美軒是紳士和知識階級的地盤，柏斯馨聚集的則是“春風滿面”的“紅男綠女”。事實確實如此，在不少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北京回憶中，幾乎也都有逛這個公園和在公園餐館聚會的經歷。他們在這里招待朋友、交流思想、讀書賞畫，并尋求文學創(chuàng)作的情思和靈感。正如魯迅在中央公園的一個茶桌上完成了俄羅斯小說《小約翰》的翻譯、文學研究會成立于來今雨軒一樣，京派作家也經常出入、活動于這些場所。卞之琳在《星水微茫憶〈水星〉》中曾說，《水星》的名字就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到北海的五龍亭喝茶時起定的。據《周作人日記》和《俞平伯年譜》記載，自沈從文開始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以來每月一次的聚會或宴會就常常在各大公園特別是中南海的豐澤園舉行，其中，周作人、俞平伯、楊振聲、沈從文、聞一多、葉公超、林徽因、朱光潛、李健吾、卞之琳等都是?？?。又據北平“左聯(lián)”作家王西彥回憶，他作為《大公報》的作者常常受到沈從文的幫助，除了去他家拜訪，就是在公園里見面聚談。他們大概是每隔一兩個月就聚會一次，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北海公園的漪瀾堂和五龍廳，“每次都是從文先生親自寫簡短的通知信，且無例外地歸他付錢做東。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隨隨便便地坐了下來，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以從文先生為中心的局面……時間也沒有規(guī)定，每次總是兩三小時的樣子。完全是一種漫談式的聚會，目的似乎只在聯(lián)絡聯(lián)絡感情、喝喝茶，吃吃點心，看看樹木和湖水，呼吸呼吸新鮮空氣”。這些聚會或宴會最早是討論“文藝副刊”的創(chuàng)刊，之后有時是約稿，有時也未必就有明確的目的和議題，但所談內容大致以文學和寫作為主，同時也涉及時局與人生諸問題。毫無疑問，這些聚會的場所和方式，顯然起到了聯(lián)結京派成員與凝聚京派文學精神的重要作用。

然而，應該看到的是，“兼容并包”的北平主要還是一個傳統(tǒng)形態(tài)的都市社會。就其社會結構來說，它缺少同時期上海社會人員的流動性，更缺少上海社會“大批在外資和中資受雇的中方白領”。據有的學者分析，其社會成員主要由六個部分組成：一是舊皇族旗丁內監(jiān)以及其他依附宮廷而生活者，他們有的仍是巨富，大部分則窮困潦倒；二是舊日公務機關的吏員差役之類，他們多為外地人，久居北京而被同化；三是民國以來依附軍閥而起的各色人物，他們多為遼寧、天津和保定人，在別處發(fā)了財而在北京置房納福；四是自前清至民國十七年做京官的士大夫，他們雖然多籍隸外省，但因世代為官，已成為地道的北京人，并且仍是北京文化的中堅力量；五是圍繞在學府、文化機關周圍的教授、學生和文化人；六是人數(shù)最多的農工商賈等普通市民，他們以老北京市民為主，也有部分從周邊農村遷入的農民，他們是典型的北方血統(tǒng)。這六類人員中只有第五類人員流動性強，思想活躍，是北平社會中最具異己性的文化力量，但他們并不能改變由其他五類人員所決定的穩(wěn)定性的社會結構。與這種社會構成相對應，也就使遺留的宮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和西方新文化處于雜糅狀態(tài)，而以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支撐起來的士大夫文化仍然相當突出，其官本位思想、用世與退隱思想、享樂思想以及講究禮儀體面和生活的趣味化、藝術化、高雅化等仍普遍流行于北平社會。這種文化現(xiàn)象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和其他不少京味小說家的作品中都有很鮮明的反映。周作人曾說，“青天白日旗下之北京，前清的勢力還著實偉大?！?sup>沈從文則指出周作人、俞平伯和廢名的“趣味的惡化”就與他們在北平長時間的生活不無關系。而張兆和說沈從文“不是紳士而冒充紳士”，“干凈”“純樸”的本來面目讓“各種不合適的花樣給spoil了”，在美國的林徽因也說自己曾被北京“spoil”而又讓在中國的徐志摩留心，大都是針對這種文化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而言。從商業(yè)和經濟形式上看，盡管北京自近代以來也受到了西方和上海的影響，但一直到30年代仍然缺少具有資本主義特征的大型工廠和企業(yè)，它主要還是一個消費性的城市。其工商業(yè)以傳統(tǒng)的金銀玉器、食品、紙張和藥材為主，且大都是手工作業(yè)或簡陋的手工操作機器，因而技術相當落后。如與作家們聯(lián)系密切的新書業(yè)，當時的沈從文就感到了北平“在印刷技術上落后”和“在廣告技術上落后”，簡直無法與上海的新書業(yè)競爭。在商業(yè)關系上，北平既不像茅盾所描寫的上海、江浙一帶的資本家和小商人那樣精打細算與相互算計，也沒有眾多作家筆下所經常出現(xiàn)的上海房東或者二房東的冷眼和催逼房租，相反，多的卻是作家學者們常常感嘆的“人極和平”、公寓可以拖賬、書店可以給現(xiàn)錢也可以記賬等所謂“士風”。這就正如丁玲所說：

上海的房東不像北京的公寓老板，在北京時也頻因為交不出房租，被老板留著為他的兒子補習功課。在碧云寺居住時，房東看見我們在很冷的時候，整天在外邊曬太陽，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爐，又看見我們天天只吃菠菜面條，便自動告訴我們房租還可以欠著。而在上海呢，房東就不那么客氣了。到日子交不出房租，你就得看面孔，聽冷言碎語，過三五天還沒有交，房東就逼上門來，一個月再交不出來，就得趕你，還得扣家具。

很明顯，在這些現(xiàn)代作家的眼里，現(xiàn)代都市的上海以“規(guī)則”和金錢為中心，多冷酷少溫情，而北京的商業(yè)文化則缺少現(xiàn)代商業(yè)規(guī)則，帶著極濃的家庭味和人情味。這種現(xiàn)象顯然是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輕商重義的一種體現(xiàn)。再就是北平的市容面貌，盡管有20世紀初以來的改善和建設，但由于它的古都身份和經常處于戰(zhàn)場狀態(tài)，它的城市環(huán)境變革也相當有限，很多項目都未能得到及時迅速的實施和發(fā)展，現(xiàn)代性的設施也并沒有讓廣大市民階層享用。這種規(guī)模和速度自然無法與迅速“崛起”的現(xiàn)代都市上海相比，所以結果也只能是寬闊干凈的大街與狹窄泥濘的土道并存，中國傳統(tǒng)遺產與西方城市規(guī)劃和實踐等因素的結合。如果把西方因素與傳統(tǒng)遺產相比，傳統(tǒng)遺產自然比西方因素醒目。特別是北京城內存在著大量的園林和湖泊，再加上它被廣大的農村包圍，風大沙多，于是給人以“土城”和“田園”的感覺。到30年代，古都變成了邊塞，這風沙覆蓋著的老城，就更加讓人感到荒涼！京派作家作為文化古城里的一股“異質性”力量，他們遠離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又身陷中國最大的以傳統(tǒng)形態(tài)為主的文化都城。他們的身心、他們的人格以及他們的創(chuàng)作將要得到怎樣的沐浴和怡養(yǎng)，又要經受多大的牽扯和困擾！

三、大學里的“學術自由”和“通才教育”

“文化古城”最大的特色是文化，而能集中創(chuàng)造、引進和傳播文化的學術機構無疑是大學。這一時期的北平各主要大學如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燕京大學等確實是集聚中外英才的地方。有些學校如清華、燕京大學不但沒有因為國都的南遷而衰落，反而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其有史以來的“黃金時代”。當然，這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大學的規(guī)劃存在著不平衡，文學和法律等科目發(fā)展過快，與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稱’”的情況下，主要是就文科而言。然而，這在當時“高等教育的撥款總的說來遠遠不足”而“學院和大學從各種來源籌措資金始終處于困難”的狀態(tài)下，也可謂是一個奇跡。究其實，這除了學校的發(fā)展需要時間積累與像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有美國人司徒雷登主持外，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當年那批具有中西文化背景和現(xiàn)代教育理念的專家、學者、教授們所造成的“學術自由”和“通才教育”的環(huán)境氛圍。

就“學術自由”和“通才教育”提倡與實施的情況來看，三所學校雖然有早有晚，但基本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共同的風氣。這既表現(xiàn)在課程設置上的中西和文理的溝通，也表現(xiàn)在教師學術研究、講課和學生聽課的自由，同時還有互聘講學的自由風氣。北京大學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就立下了大學要“研究高深學問”的辦學宗旨，并逐漸養(yǎng)成了“思想自由”與“兼容并包”的學術風氣。他不但廣納人才，讓辜鴻銘、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這樣一些具有不同思想和文化背景的人站在同一個課堂上講課，而且讓“?！迸c“刊”（《新青年》）結合，直接促成和推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的發(fā)展。到20年代初期，北大就成為一所“可以代表中國高等教育的大方向，課程是按照現(xiàn)代西方普遍實施的訓練方針設置的，教師隊伍具有學貫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課程繼續(xù)進行學習和研究”的大學。據1921—1927年在北大學習的馮至回憶，北大的課程就是按照蔡元培所主張的“大學里應培養(yǎng)通才，學文史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要有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要有文史知識”的精神安排，而北大又提倡跨系選課、自由聽課，所以他入的是“本科德文系，同時也選修國文系的課程”，因此能夠“得以中西比較，互相參照”。20年代初，沈從文在其表弟的幫助下搬到“紅樓”附近去住，目的就在于能夠到北大自由聽課與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氣。到“文化古城”時期，盡管北大缺少了五四時期的輝煌，但它那一貫的學術自由和民主風氣依然存在，并且還有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著名學者在這里任教，也有馮至、梁宗岱、廢名、朱光潛這樣的年輕學者加盟。正是在這一時期，英文系的卞之琳旁聽了梁宗岱的法文課，哲學系的何其芳既與梁宗岱結識并選了法文作為第二外語，又“每課必到”地去聽朱光潛的“歐洲文藝批評課”，并且兩人還結識了廢名，成為他的“小朋友”，后來曾一度搬到他北河沿甲10號的小院里借住。也是在這個時期，李廣田在沙灘“紅樓”聽了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的講演，給他留下了一個“意態(tài)非常瀟灑”的印象。清華大學因有美國“退款辦學”的歷史背景，它的早期曾有“一切仿照美國”的所謂“國恥”做法，但在1925年改辦大學以后，開始注重中西與文理的溝通。1931年梅貽琪任校長后，“通才教育”的方略得到進一步的強調和實施。這從1927年以后文科各系的“學程”安排就可以略見一斑。1927—1937年出版的《清華大學一覽》所載的《學程大綱》和《大學本科學程一覽》顯示：除本系專業(yè)課和外語課外，中國文學系、哲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系都有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課程和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等社會科學課程在內的兩組公共必修課，而中西歷史、中西哲學、中西文學等課程則為各系所兼顧。特別是自1928年楊振聲任中國文學系主任以來，他曾以“創(chuàng)造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學”作為辦系宗旨，并相繼開設了“西洋文學概要”“西洋文學專集研究”“現(xiàn)代西洋文學”“中國新文學研究”“歌謠”“當代比較小說”等課程，可說是充分顯示了楊振聲、朱自清和聞一多“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把新舊文學、中外文學聯(lián)合在一起”的文學教育思想。這種文學教育思想由清華率先提倡，經過西南聯(lián)大的匯合，到抗戰(zhàn)勝利后返回而成為眾多人們的“共同理想”。馮至和李廣田也都主張“新舊并重，中外匯通”，并且為中國文學系和外國文學系的溝通、合并提出了很多建議。與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相比，燕京大學作為30年代“中國最著名的教會大學”，其實權人物司徒雷登的教育方針自然帶有濃厚的教會色彩，但他既要使燕大“成為一所中國式的大學”，同時又具有“更為廣泛的國際性”的培養(yǎng)“世界公民”的理念和把西方知識的各個方面?zhèn)鬟_到中國人的生活中去的做法又客觀上起到了培養(yǎng)“通才”的效果。為此，它一方面從美國大學聘來教授作短期講學，另一方面又以“高薪”“學術自由”和“穩(wěn)定性”等優(yōu)厚條件聘請了一大批國內專、兼職教授。特別是1927年后對文科的重視，使新聞系、社會學系、國文系和燕京學社等聲譽日隆。據金介甫考察，沈從文從北京許多教授處業(yè)余學習社會科學，使他能用科學觀點研究民間藝術。這些教授中就有20年代結識的周作人和1930年通過燕京大學學生夏云認識的當時擔任燕大心理系主任的陸志葦。又據蕭乾回憶，正是1929年在燕大讀國文專修班時，他被清華來的客座教授楊振聲的現(xiàn)代文學課所吸引，并在他的引導下閱讀了俄國和英國作家的作品。而到1933年再入燕大新聞系時，他又受到了燕大兼職教授、美國青年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引導。因此說，燕大不僅給了他全面的知識，而且使他有緣結識了兩位老師，后者影響了他的報界生涯，前者則將他培養(yǎng)、塑造成了一個京派作家。至此，我們自然觸及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文學作家向學術和教育的轉向以及大學教育與京派文學的關系。關于新教育與五四文學的關系，學術界已有所注意，如陳平原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一書和《新教育與新文學》等文章就論述了“新教育”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推動作用?？梢哉f，20世紀以來的新式教育不僅推動了五四文學革命的發(fā)生發(fā)展，而且與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關系密切。京派作家作為學院派知識分子，他們中既有五四時期的前輩學者和作家，又有二三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第二代作家；既有中國大學的施教者，又有被教育者。其間中國教育體制的逐漸完善與成熟，前輩作家加上教育家的有意識培養(yǎng)，不僅使他們的這種聚合帶有薪火相傳的特征，而且使不少人在國內就獲得了中西文化背景并成為“通才”型、學者型的作家。特別是學院派提倡的“自由聽課”“自由讀書”到“自由創(chuàng)作”的引導都顯示了其他各個時期和文學流派所沒有的特征。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中國現(xiàn)代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學術自由”和“通才教育”將京派作家塑造并聯(lián)在了一起。

當然，這里還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對京派的這種塑造和聯(lián)結作用不僅限于上述三所學校，也不僅限于北平一地。上面已經提及，“北京”變成“北平”也就意味著“都城”變成“邊城”。盡管“邊城”倍受冷落而又隨時存在著危險，但北平和它的子民們還是在寂寞中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京派文學也就在這間隙中破土而出。但當北平真正淪陷的時候，京派文學也就隨著作家開始流亡到了另一種“邊城”。本來，京派文學就是在“古城”與“邊城”間互動的產物。因而，它向“邊城”的流亡也是本身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作家走進了京派，有些作家越出了京派的邊界，甚至其文學思想發(fā)生些許的變化，都是文學流派發(fā)生、發(fā)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京派并沒有隨著北平的淪陷而結束，而是轉移到了它的另一個生存環(huán)境。這時，中國的高等教育又一次發(fā)揮了作用，大后方的西南聯(lián)大成了京派活動的主要場地。在那里，雖然物質生活相當艱苦，甚至生命也時刻面臨著威脅，但“學院派”的風采依然存在。據《清華大學校史稿》統(tǒng)計分析，“由于教師來自三校，具有各種學術專長、各派學術觀點、各種政治傾向的教師薈集，各就所專所好開課，在各系講壇上出現(xiàn)了舊中國各家紛然雜陳、‘自由’講學的局面?！彼?，“聯(lián)大文學院在教學上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自由主義教育較戰(zhàn)前清華更為濃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楊振聲和沈從文先后開出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附習作）》選修課，李廣田開出了《文學概論》。這兩門新文學方面的課程雖然不是系內重點，但學生選修的卻很多。其原因不僅在于他們都是新文學作家，而且還在于他們講課的“自由”，即如汪曾祺所說的沈從文“講課”的“毫無系統(tǒng)”“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課程之外，聯(lián)大的師生們還有各種各樣的文藝活動與學術活動。其中，西南聯(lián)大文聚社于1942年創(chuàng)辦的《文聚》雜志就是大后方的一個重要文藝刊物。其撰稿者中既有馮至、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和卞之琳等聯(lián)大教師，也有穆旦、杜運燮和汪曾祺等聯(lián)大學生，同時還有何其芳、方敬和袁水拍等作家的加入。這樣的作家陣容真可謂高手云集、“名家薈萃”，它不僅“沖破了文壇的寂寞”，而且也“給高原帶來清新氣息”。1943年，聯(lián)大成立“十一學會”，抗戰(zhàn)后期的知識分子則又有了一個“坐禪論道”的重要組織和場所。最初參加的有聞一多、潘光旦、雷海宗、朱自清、吳晗、聞家駟、馮至、卞之琳、李廣田、孫毓棠、沈從文、陳銓等教授、副教授，后來王瑤、季鎮(zhèn)淮等學生也加入進來。其名字中的“十一”就是“士”字的拆解，顯然表明了這群知識分子在此時此地的志向和情趣，即他們作為一介“儒生”，既要“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又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1944年5月8日，聯(lián)大國文學會組織了包括聯(lián)大、云大、中法大學學生在內的三千人參加的紀念五四文藝晚會，羅常培、馮至、朱自清、孫毓棠、沈從文、李廣田、聞一多、楊振聲分別講了“五四前后文體的辯爭”“新文藝中詩歌的收獲”“新文藝中散文的收獲”“談現(xiàn)代中國戲劇”“從五四以來小說的發(fā)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新文藝中雜文的收獲”“新文學與文學遺產”“新文藝的前途”等題目。1945年4月6日，聯(lián)大中文系和外文系聯(lián)合舉辦詩歌晚會，聞一多、羅鷹中、朱自清、浦江清、聞家駟、馮至、卞之琳、李廣田等又分別講了有關中外新舊詩歌及文化等方面的十個問題。又據施蟄存回憶，他到昆明后與沈從文見面的機會多了，沈從文的那間矮樓房就“成為一個小小的文藝中心”，并在那里認識了楊振聲和林徽因。而對于林徽因來說，這里雖然沒有了北平的“太太的客廳”，但她仍然具有極大的吸附力。她不僅在昆明12里外的龍頭村自建住宅，把“整個北總布胡同集團”“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這里”，而且還使住在“耳房”的金岳霖一邊感嘆“依然那么迷人、活潑、表情生動和光彩照人”，一邊又預期著“將會有某種微型的北京生活”。上述這些教學和課外文藝活動雖然并不僅限于京派作家，但京派作家的參與或主體性參與無疑顯示出這些活動的傾向性：一是自由主義的精神，二是對五四文學的追尋，三是民族精神的張揚。應該說，這些都是京派作家的生命底色。另外，京派作家流亡到大后方，既使他們生命中的民族意識得到進一步加強，又使他們再一次回到了鄉(xiāng)土的“邊城”環(huán)境，同時也得到了對“邊城”現(xiàn)實生活與優(yōu)美的自然山水的重新體認和溝通。這正如馮至所說：

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建立，北平天津三校的師生把士大夫氣和“一二·九”精神都帶到昆明。士大夫氣由于生活日趨困難，逐漸失去它的經濟基礎；國民黨各級政府的貪污腐化，民間的疾苦日益加深，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都促使“士大夫們”有較多的機會睜開眼睛看現(xiàn)實?，F(xiàn)實不斷地教育他們，使他們由自命清高轉化為對國民黨政府的鄙視，由不問時事轉化為關心民族命運的前途。大家在艱苦的條件下卻保持著三個學校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即認真教書，踏踏實實地進行科學研究。

也如李健吾所說，“八年的流離擴展了我們的眼界，也增強了對于祖先的土地的熱愛?！?sup>于是，我們看到，林徽因終于走出了“窗子之外”，在長沙，在昆明，在李莊，她深深地體味著民族的災難、“張大爹臨街的矮樓”和那八個空軍小戰(zhàn)士的內心世界，她寫下了《昆明即景》和《哭三弟恒》等詩篇。沈從文將民族命運與湘西結合，將自然山水與人生相結合，他寫下了長篇小說《長河》（第一卷）和散文《湘西》《云南看云集》以及《非夢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馮至的小說《伍子胥》與《十四行集》《山水》中的部分詩歌和散文則是他面對自然山水所作的生命的“沉思”。李廣田的《回聲》《日邊隨筆》《圈外》和卞之琳的《山山水水》也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期。而這些作品可說是形成了新的“地方文學”，它不僅幫助人們“互相了解”，而且還“透破鄉(xiāng)土的囿見，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團結?！?sup>同時，更為重要的可能還在于，他們?yōu)榫┡晌膶W培養(yǎng)了一批以汪曾祺為代表的后起之秀。

四、在政治、商業(yè)與純文學追求夾縫中的期刊活動

本雅明在《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曾經指出，“日常的文學生活是以期刊為中心開展的。”而中國現(xiàn)代著名的資深編輯和出版家趙家璧更是認為：“現(xiàn)代文學就是通過現(xiàn)代文學期刊，展現(xiàn)了它最原始、最真實、最生動的面貌的。文學理論的斗爭場面，文學流派的形成過程，作家由默默無聞而名揚四海，作品由最初在期刊上初露頭角逐漸成為傳世名作?！?sup>這都與文學期刊很難分開。在這里，他們幾乎相同的言說不僅說明了近代文學的存在狀態(tài)，而且也強調了期刊對于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實際上，中國自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印刷技術的傳入和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文學已經改變了過去那種“傳誦一時”和“人手一抄”的創(chuàng)作和流傳形式，而是逐漸發(fā)展為一種“文學生產”。書店和書局的作用顯得相當重要，期刊無疑成了文學生產和流傳的主要載體，因此開始大規(guī)模地出現(xiàn)?，F(xiàn)代作家更是認識到了期刊對于文學、個人和社會的作用，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有辦刊的經歷，他們的文學活動已經和期刊緊密地連在了一起，當然也就無法與商品脫離干系。京派作家十分重視文學刊物，朱光潛甚至認為，“在現(xiàn)代中國，一個有勢力的刊物比一個大學的影響要更廣大，更深長?！?sup>京派中的大部分作家曾經作為《語絲》和《新月》等刊物的成員，有的參與了這些刊物的創(chuàng)辦工作，有的是主要撰稿人。所以，當北平的幾個刊物相繼?？蚰线w上海時，他們就像失去了陣地，感到十分無奈和寂寞。

也正是在這種無奈和寂寞中，《駱駝草》周刊于1930年5月12日創(chuàng)刊。它在周作人的支持下由廢名和馮至編輯，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廢名、馮至、梁遇春、徐祖正、程鶴西等。它屬于同人刊物，自辦發(fā)行，“經費是幾個朋友拼湊的”，并且“一概不付稿酬”，其目的完全是為了“繼承《語絲》的傳統(tǒng)”和沖破北平“沉悶的空氣”。廢名撰寫的《發(fā)刊詞》以十分低調的口氣，說是“不談國事”又想于有閑之暇多少做點“正經”的工作，并且“笑罵由你笑罵，好文章我自為之”，可說是表明了他們不事張揚，不談政治而又追求個人自由和趣味的文學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馮至在《駱駝草》問世前向朋友楊晦約稿和要錢的信中表示，“我請廢名當吉色德先生，我愿意當他的Sancho Pansa”，又可看出他們當年想要打破荒漠式的北方文壇而辦刊的那份悲壯。再從26期所載的文章來看，有像《莫須有先生傳》《橋》《水里的東西》《夜半的園林》等這樣潔凈、清新、自然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也有像《又是沒落》《死之Beauty》《貓狗》等這樣充滿哲思、反駁和憂憤意味的散文、雜文，而“古”“苦”“老”“死”等特別醒目的字眼又似乎表示著他們共同的寂寞和傷感。確實，作為沙漠般北平文壇上的一株小草，它是清新的，又是孤獨的，可惜剛過半年就停刊夭折了。《學文》月刊也是一份自辦發(fā)行的刊物，它由林徽因、葉公超、沈從文、聞一多等組成的“學文社”于1934年5月創(chuàng)辦，刊名“引用‘行有余力，則致以學文’的典故”，既是“北平一些大學教師的紳士派頭的自謙托詞”，又表示它的“業(yè)余性質”和“不事論爭”，同時還暗含著對《新月》的繼承和對“自由純正原則”的“堅守”以及與“左聯(lián)”的《文學》“開小玩笑”和“唱對臺戲”的意思。其封面由林徽因親自設計，明顯帶有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色彩和意味，其內容除了林徽因、孫毓棠、楊振聲、何其芳、廢名、季羨林、陳夢家、沈從文等的文學創(chuàng)作外，李健吾、卞之琳、聞家駟、梁實秋、葉公超等人的翻譯和論文既充分顯示了京派的“學院氣”，又表明了他們對西方理論的重視，可以說，它對京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觀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不幸的是，它也像林徽因筆下的人物一樣“紅顏薄命”，僅僅出了四期便告?？Ｔ凇秾W文》?？漠斣露鴦?chuàng)刊的《文學評論》只出了兩期，它的編輯是李長之和楊丙辰，他們在《發(fā)刊詞》中提出的“健康”“嚴肅”“公正”和反對黨派政治的“文學目標”和態(tài)度則明顯體現(xiàn)了京派的文學主張，而在僅有的兩期上所發(fā)表的李長之的批評、林庚的詩歌以及李廣田等人的外國文學研究等也都是京派新人的作品。巧合的是，在《文學評論》終刊的1934年10月，《水星》月刊又創(chuàng)刊于北平?！端恰菲鋵嵤桥c1934年1月創(chuàng)刊的另一個刊物《文學季刊》同為“一副爐灶，一副人手”?！段膶W季刊》作為“中國第一個大型文學雜志”，它由鄭振鐸、章靳以主編，李長之、林庚列名為“編輯人”，卞之琳是特邀的108個“撰稿人”之一。其《發(fā)刊詞》明確提出了“以忠實懇摯的態(tài)度為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的口號，既有研究介紹中外文學的“論文”“翻譯小說”“書報副刊”等欄目，也刊登“小說”“詩”“創(chuàng)作”“散文隨筆”等創(chuàng)作，而且廢名、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蕭乾和蘆焚等京派作家的名字特別醒目。因此，當時就有人把它看作是與傅東華等編輯的《文學》和施蟄存等編輯的《現(xiàn)代》相并列的三個“還值得一讀的文學雜志”。它的前三期由北平立達書局印行，從第四期起即改由文學季刊社自行出版并委托上海生活書店總經銷，在出版了8期之后自行宣布終刊。《水星》作為《文學季刊》的“茶點”式刊物，盡管卞之琳認為當時文學上“亂搬用戲曲界‘京派’‘海派’名稱，并不適當”，但從編委會的組成和他對“同人刊物”的認同以及他所羅列的主要作者來看，還是以京派作家為主。這個刊物是在北平的經售書商看見《季刊》“銷路好”和《季刊》的掛帥人也“樂得有一個‘副刊’”的情況下而由書商商請出資另辦的一個純登創(chuàng)作的小型文學月刊，它由北平文華書局發(fā)行，只出版了9期就先于《文學季刊》而停辦。由此我們看到，京派作家由對文學的自覺而執(zhí)著的追求開始了他們的期刊活動，他們或者自辦發(fā)行，或者依托書局書商，但他們都是在尋求文學的自由發(fā)展出路。他們在期刊活動的初期并沒有集聚京派的明確意識，但他們反對黨派和商業(yè)的純正的文學趣味又使他們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而這些刊物的?？M管各有原因，但其普遍的短命卻無疑顯示了京派作家在北平的期刊活動的步履維艱和困難處境。這正如沈從文在《對于這新刊誕生的頌辭》里所談到的，盡管在北平這大城里陸續(xù)有人在“冒險”辦刊，但他們的結果卻無非都像《駱駝草》《學文》《水星》和《文學評論》等刊物一樣“完全在商業(yè)上失敗”。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一點，京派作家才在商業(yè)面前被迫作出了一種兩難或者說是機智的選擇，因而也就形成了他們既要依靠商業(yè)又不向商業(yè)低頭的辦刊風格。

關于這種辦刊風格，在上述的《文學季刊》和《水星》上已有所顯示，而《大公報·文藝副刊》和《文學雜志》的創(chuàng)辦則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大公報·文藝副刊》是由《大公報》報社主動聘請楊振聲和沈從文主辦的。就《大公報》的辦報人來說，他們?yōu)榱吮ＷC報紙的質量和擴大報紙的銷量，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和開明之舉就是聘請京、津兩地的大學教授擔任報紙的副刊主編，如聘請吳宓編文學副刊、司徒喬編藝術副刊、張申府編哲學副刊等都是利用名人效應來組織作者和吸引讀者，文藝副刊的創(chuàng)辦自然也有這個意圖。對于楊振聲和沈從文來說，他們正苦于沒有一個新文學的陣地，因而也樂于被“利用”。特別是他的實際主編沈從文，早在20年代初進北京時就萌發(fā)過自己辦刊物的想法，1928—1929年與胡也頻、丁玲一起辦過《紅與黑》《紅黑》和《人間》，1932年與林庚等合辦過《小說月刊》，可說是嘗夠了挫折與失敗的滋味。這一次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他十分高興也充滿了信心。而林徽因發(fā)表在文藝副刊第1期上、頗有點類似“發(fā)刊辭”的《惟其是脆嫩》一文，則更能看出京派作家對自己文學陣地的普遍渴望。她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品是不能不與時代和讀者見面的，一個刊物盡管“常是極脆嫩的孩兒”，但它能將許多人“聯(lián)聚”在一起，“逼著創(chuàng)造界又挺出一個新鮮的萌芽”。這篇文章不僅強調了刊物對于文學的重要作用，而且充滿了對“活潑和健康”的文學“創(chuàng)造界”的誠懇期待和呼喚，字里行間流露著一種久旱不雨的干渴。然而，京派作家并不因渴望的急切而放棄自己的原則，他們在對《大公報》的“利用”中仍然堅持自己自由辦刊的立場和反對黨派與商業(yè)的文學主張?！洞蠊珗蟆肺乃嚫笨瘎?chuàng)刊前曾約請周作人等人商談，這既是因為周作人的名氣，更是因為與他們早已有了千絲萬縷的關系。文藝副刊辦刊不講宗派，它廣泛吸引了甚至包括左翼作家在內的各個方面的作者，但從第1期上的五位作者周作人、林徽因、卞之琳、楊振聲、沈從文全是清一色的京派作家以及以后各期也以京派作家為主來看，它又確實成了京派的主要陣地。特別是沈從文在創(chuàng)刊后連續(xù)發(fā)表的《文學者的態(tài)度》《元旦試筆》和《論“海派”》等文，不僅批判了“名士風度”“天才”“靈感”、黨派政治與“商業(yè)競賣”等文壇習氣，而且還著力提倡一種“真誠”“樸實”的文學態(tài)度，這似乎也就成了文藝副刊的辦刊方針。這樣，到1935年蕭乾接編文藝副刊，同時改革《大公報》 的“小公園”欄目，《大公報》這樣一個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上具有極大影響而又保守性和先進性并存的報紙就為京派聚集了包括新老作家在內的龐大的作家陣容，而1936年《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的出版和1937年“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評獎、發(fā)獎則又讓京派作了一次集中亮相，并大大熱鬧了一番。就《文學雜志》來說，它作為最能體現(xiàn)京派的流派特征而又是京派創(chuàng)辦的最后一份雜志，這種特點也就更為突出，這不僅在于它與商業(yè)發(fā)生了關系，而且還在于它與曾經出版了新文學的重要刊物《小說月報》而又在商業(yè)發(fā)達的上海與商務印書館發(fā)生了關系。關于《文學雜志》的創(chuàng)辦，其主編朱光潛后來曾經回憶：“胡適和楊振聲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組織了一個八人編委會，籌辦一種《文學雜志》。編委會之中有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并且“由胡適和王云五接洽，把新誕生的《文學雜志》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商務印書館在1937年6月出版的《宇宙風》第43期上 為《文學雜志》寫的介紹辭卻說：“本館‘一·二八’前所刊的《小說月報》，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歷史，向來被認為專載文藝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后，又成為傳播新文藝作品的有力機關，自‘一·二八’?？浆F(xiàn)在的五年多時間內，屢得愛好文藝的讀者來信，要求我們復刊。本館為適應讀者需要計，遂決意來編印一種文藝刊物，定名《文學雜志》，不再襲用《小說月報》的舊名”，而“《文學雜志》的內容包含著詩、小說、戲劇、散文各體的創(chuàng)作，以及論文書評。論文不僅限于文學，有時也涉及文化思想問題。主編者是文藝界極負時譽的朱光潛先生，特約撰稿的也都是文壇上成名的作家”。這里我們且不管“編委會”和商務印書館兩家是誰先提的動議，但至少有兩點是明確的：一是“京派”想辦自己的純文藝刊物，而以前所辦雜志的“完全在商業(yè)上失敗”又使他們對老牌子而又有實力和技術的上海商務印書館看好。二是商務印書館失去了給它贏得良好聲譽和利潤的《小說月報》，它也想再創(chuàng)辦一個文藝刊物并且利用這些成名的作家來謀取自己的利益。應該說，這里有互相利用之意，也有共通之處。就京派作家單方面來看，這也是多次“失敗”之后的一種無奈而又明智的選擇。不管怎樣，京派作家以反黨派、反商業(yè)的自由主義態(tài)度將《文學雜志》辦成了一個“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并且使京派迎來了輝煌，達到了它的高潮期。至于抗戰(zhàn)勝利后的復刊也不僅僅是使京派的流脈得到延續(xù)，就是在當時的所有現(xiàn)代文學期刊中也別具一種意義。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這樣，我們就看到京派作家的矛盾處境：一是京派作家執(zhí)著于文學事業(yè)，他們始終想辦自己獨立的刊物，但又因北平新書業(yè)的“落后”使得他們在和上海新書業(yè)的競爭中接連失敗。二是新文學“作者向商人分手，永遠成為一種徒然的努力”，京派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必然依賴主要以贏利為目的的書局和報社，京派作家既要利用它，又要爭取自己的利益；有意味的是，京派刊物中影響較大的《文學季刊》《文學雜志》和《大公報·文藝副刊》都主要在商業(yè)比較發(fā)達的上海和天津發(fā)行。三是京派作家一直在追求文學的自由與純正，就要不斷排除政治、商業(yè)和名士才情的多重影響和干擾，他們把自己置于一個狹窄的夾縫中，既要超然獨立，又要左右開弓。

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除了他們那執(zhí)著的文學追求之外，還與他們的“學院派”身份有關。當然，作為學院中人，特別是“文化古城”時期的教授學者們，他們的生活不能說是處在北平社會的最上層，但也絕不在那個社會的底層，他們的生活是相對安靜、平穩(wěn)和優(yōu)裕的。陳明遠根據南京國民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和《大學教員薪俸表》分析，從1927年到20世紀30年代，大學教員的待遇標準有所提高。而他在考察了30年代北平各階層的收支之后認為，“北京的知識階層一般比較富裕”，“全國各地到北平求學者，幾年后得到一個大學畢業(yè)的資格，生活是不犯愁的”。沈從文曾經親身感受過北平各階層的生活，他在1979年向來自美國的金介甫作過具體介紹。他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窮學生的最低生活“一月總得有廿元費用”，而“當時在大學作教授，每月必在三百元以上，講師也有二百元上下”，相比之下，大學教授們的生活當然十分優(yōu)裕。這樣看來，胡適作為北大文學院的院長，乘坐“五百元買來的高頭大汽車”或“一九三四年式的Dodge”自然可說是一種派頭，大部分學者則是過著一種悠閑而又雅致的生活。譚其驤說，他在30年代“雖不是官僚、資本家，卻也是一個生活水平比較優(yōu)裕的大學教師”，而所謂“大學教師”還僅僅是“兼任講師”，那些大教授的“收入當時比我大得多”。趙蘿蕤曾這樣描述葉公超教授“令人羨慕”的生活：“一所開間寬闊的平房，那擺設證明兩位主人是深具中西兩種文化素養(yǎng)的。書，還是書是最顯著的裝飾品，淺淺的牛奶調在咖啡里的顏色，幾個樸素、舒適的沙發(fā)、桌椅、臺燈、窗簾，令人覺得無比和諧；吃起飯來，不多不少，兩三個菜，一碗湯，精致……”住在林徽因的后院又常常招徠京派作家的金岳霖回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里進行的……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一個拉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瞧诹鲱^會’吃的咖啡加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而從張兆和在1937年的信中對沈從文的抱怨來看，北京時代的沈從文雖然常常發(fā)生吃不上飯的事情，但在北平時期卻有了“吃東西買東西越講究越貴越好”的“習慣”。以此來看京派作家，他們以大學教師為主要職業(yè)（多為教授且大都有多個學校的兼職）或者兼編教材、翻譯和編輯等收入顯然使他們的創(chuàng)作有了一個比較從容的態(tài)度。這就難怪京海論戰(zhàn)中的蘇汶在《文人在上?！分斜г梗虾Ｎ娜恕安坏淌跊]份，甚至再起碼的事情都不容易找”，因而他們更“急迫的要錢”，“多產”當然也就算不得什么“可恥的事情”。而沈從文在《論“海派”》中回應他說“我同意那篇文章”，倒也顯得十分真誠。因為他自己的早期就有為“對付生活”而“多產”的經歷，而在1928年至1929年，幾乎上海所有的書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從文的作品和集子出版，現(xiàn)代、新月、神州國光、北新、人間、春潮、光華、中華、華光各書店也分別出版了沈從文的十多個作品集，這使他幾乎淪為“文丐”，同時他也看到了“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合對新文學健康發(fā)展的妨害，可說是充分體會到了“新文學同商業(yè)發(fā)生密切關系”的“幸”與“不幸”。于是，他一面著文批判南北方都有的“海派”風氣，一面又給胡適寫信要求“文化基金會”和“中美庚款委員會”撥出資金資助新文學或“作為給中國新文學作家獎金的支配”。由此也就不難看出，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作家既有執(zhí)著的文學態(tài)度，也并不否定文學與商業(yè)的關系，而且還為改善作家的經濟狀況而作過努力。應該說，他們在文學和商業(yè)之間特別是京海論戰(zhàn)中的心態(tài)是復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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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參見陳方競：《“?！迸c“ 刊”相結合的北京大學透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萌生根基的再認識》，《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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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馮至：《〈駱駝草〉影印本序》，《駱駝草》，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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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卞之琳：《窗子內外：憶林徽因》，香港《文匯報》“文藝周刊”1985年3月10日；葉公超：《〈新月小說選〉序》，陳子善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66. 《書報評介》，《大公報·本市特刊》1934年2月23日。
67. 卞之琳：《星水微茫憶〈水星〉》，《水星》，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
68. 朱光潛：《自傳》，《朱光潛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5頁。
69. 朱光潛：《我對于本刊的希望》，《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1937年5月1日。
70.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第32頁。
71. 陳明遠：《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第93—94頁。
72. 沈從文：《致金介甫》，《沈從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第413頁。
73. 鐘拭：《古城古學府》，《宇宙風》1936年第20期。
74. 譚其驤：《文化古城舊事·代序》，鄧云鄉(xiāng)《文化古城舊事》，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3—7頁。
75. 趙蘿蕤：《懷念葉公超老師》，陳子善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第2頁。
76. 劉培育：《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第11頁。
77. 《張兆和致沈從文》，《從文家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第78頁。
78. 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第248頁。
79. 沈從文：《新詩的舊帳》，《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第97頁。
80. 分別見1934年6月25日、1936年4月9日《沈從文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247—248頁、第309—3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