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華文文學研究】

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在地化——加拿大早期華人文學初探

梁麗芳

【摘 要】從19世紀中淘金時代到20世紀上半葉，流傳到加拿大的華人文學類型，除了以文學、音樂和表演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粵劇之外，數(shù)量最多、成就最大的，莫如古典詩歌。本文從報刊和個人詩集等資料，梳理早期華人的古典詩歌中的“舊瓶新酒”的實例，試圖從這個個案研究，解釋離散文學的在地化的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關(guān)鍵詞】文化記憶；壁詩；加拿大華人文學；舊瓶新酒；在地化；離散文學

自19世紀中葉加拿大卑詩省菲沙河谷（Fraser River Valley）和湯姆遜河谷（Thompson River Valley）一帶先后發(fā)現(xiàn)金礦以來，“去金山”便成為廣東珠江三角洲以南特別是四邑一帶人們的愿望和跨國行動。這些僑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帶去“金山”的，除了自身的“黃金夢”，還有中華文化。他們帶著自己原有的文化記憶奔向他鄉(xiāng)，在異地空間，跟世界上離散僑民的跨國遷移一樣，他們在企圖保留這些文化記憶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別國的色彩。他們在與本地人交往之中，又不自覺地扮演著文化橋梁的角色。他們既是原籍國文化的攜帶者、傳播者，但對于移居國而言，他們又是域外文化的帶入者。

從19世紀中淘金時代到20世紀上半葉，流傳到加拿大的華人文學類型，除了以文學、音樂和表演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粵劇之外，數(shù)量最多、成就最

大的，莫如古典詩歌。古典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有悠久而豐厚的傳統(tǒng)，是雅文學的瑰寶。

一般人可能會問，這些早期的華人不都是“賣豬仔”去當勞工的鄉(xiāng)下人嗎，他們怎么能夠?qū)懗瞿敲炊喙诺湓姼枘?？其實不然。報刊和書籍資料顯示，他們很多并非目不識丁，而是具有相當?shù)呐f學訓練（見下文）。在1885—1923年的人頭稅和1923—1947年的全面禁止入境期間，這些華人即使身處系統(tǒng)歧視、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工作種類嚴加限制的困難環(huán)境之中，也沒有放棄精神生活，沒有放棄作為文化人的尊嚴。他們不做沉默的“他者”，他們經(jīng)常演出粵劇、話劇，舉辦對聯(lián)和詩歌比賽，創(chuàng)辦國學書院，開設讀書報社和書店，自發(fā)地以蓬勃的文化活動形成一個有活力、有凝聚力的獨特群社。他們的活動除了娛樂身心，強化對原籍國的文化認同之外，更積極地利用這些活動，資助革命、支持抗戰(zhàn)、救濟災民、捐款辦學。后人在回顧這段歷史和他們留下的業(yè)績之時，不覺由衷感到敬佩和震驚。這些群體性的文化（文學）活動和業(yè)績我先后在拙文《試論嶺南人對加拿大華文文學的起源及形成的貢獻》和《試論前期加拿大華人文學活動的多重意義：從閱報書社、征詩、征聯(lián)到粵劇、白話劇》中，已經(jīng)做過一些梳理，此處不再重復。

本文將側(cè)重研究自淘金年代到20世紀上半葉，加拿大華人在古典詩歌方面的活動情況，比如作者的背景、發(fā)表的空間，以及在特定時空紛繁多姿的主題等，我將特別注意那些糅合了加拿大元素的詩作。我提出“舊瓶新酒”這個理念，來概括這個混合新品種?！芭f瓶”指的是漢字和古典詩歌的形式，“新酒”指的是混合后的新內(nèi)容。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語境之下，華文文學是加拿大文學的組成部分，也是眾多族裔文學中的一種。對于中國來說，它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外延，但是這個外延不是牢不可破的密封體，而是一個具有吸納性、擴張性、調(diào)整力的靈活體，它一出國門便開始面對異質(zhì)文化，在長年累月的撞擊、回應、調(diào)整、納入的過程中，自身也起了變化，產(chǎn)生了新的品種，這是海外僑民文學自然的演變過程和規(guī)律。一旦離開原籍國，它便像浪子一

樣，在異地際遇的洗禮中成長。古典詩歌的在地化，就是這樣的一個結(jié)果。本來在地化是后殖民的一個術(shù)語，指的是宗主國在殖民地的管理等機制中因地制宜的做法?，F(xiàn)在，我借來探討中國古典詩歌融入加拿大元素這個現(xiàn)實，相信這個個案探討，也適合其他海外華人地區(qū)。

一、來自嶺南僑鄉(xiāng)的作者

從19世紀中淘金年代到20世紀中葉，廣東嶺南珠江三角洲以南的四邑（臺山、開平、恩平、新會），是加拿大華僑的主要來源地。歷史資料顯示，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超過75％的華人來自四邑一帶，四邑人中又以臺山人最多，占華人總數(shù)的34％，新會占18.4％，開平占15.7％，恩平占4.6％，其余來自番禺、中山、鶴山等縣。根據(jù)研究，如果就全加華人從1881年到1981年的分布而言，卑詩省的華人在1881年占99.2％，1891年占97.6％，1901年占86％，1911年占70.5％，1921年占59.4％，1931年占58.3％，1941年占53.8％，1951年占49％，1981年安大略省才占41％，稍微高出卑詩省的33.5％?？梢姷?0世紀初，加拿大近90％的華人分布在卑詩省，亦可知在近一百年的時間內(nèi)，加拿大華文文學的讀者和作者，幾乎都來自廣東嶺南一帶。他們的活動空間，大多是在卑詩省的溫哥華和維多利亞。溫哥華在1886年建市后，維多利亞的華人流向溫哥華，使之成為華人集中地。20世紀下半葉，華人東移漸多，多倫多遂成為東部另一個華人聚居地。

二、報刊提供的發(fā)表平臺

這些海外游子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究竟以什么方式呈現(xiàn)呢？報紙無疑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也是構(gòu)筑華人想象社群的最重要的媒

介。據(jù)李東海的《加拿大華僑史》記述，維新運動初期，澳門《知新報》在維多利亞（或稱域多利）與溫哥華均設有推銷處。1903年，出現(xiàn)了梁啟超首創(chuàng)的《日新報》。民國前后出現(xiàn)的《大漢公報》和《新民國報》，到北伐和抗戰(zhàn)時，加國華人報章每天的銷售量達到數(shù)千份。可見在維持與原籍國的聯(lián)系、承傳祖裔文化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連續(xù)數(shù)代的讀報群體和作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曾在拙作中提到，這個相當高的閱報率，顛覆了早期華人都是目不識丁的勞工的刻板形象。淘金時期的華人，可能教育水平不高，可是，到了20世紀初，經(jīng)過了數(shù)十年的來來往往，他們思想開放，重視教育投資，通過辦學，提高僑鄉(xiāng)的教育水平。根據(jù)研究，早在1909年，北美華僑捐款創(chuàng)立的臺山中學（即后來的臺山一中），已成為當時中國設備最為現(xiàn)代化的學府。而且，四邑各縣在辦學方面互相攀比，蔚然成風。民國時期，臺山有中等學校二十二所，小學八百多所，日報三家，小報兩家，雜志月刊七十多種，教育文化之發(fā)達為全國之冠。1913年建成新寧鐵路之后，商業(yè)和文化發(fā)展迅速。華僑子弟到外地升學的甚多。因為僑鄉(xiāng)“去金山”的傳統(tǒng)以及為了生計，華僑子弟跟隨父輩來到加拿大，在系統(tǒng)的種族歧視之下，不得不從事狹隘的工種。而就是這些具有教育背景的早期華人，成為加拿大華人文學的奠基者和開拓者。

三、從壁詩開始

早期到加拿大的華人，自香港出發(fā)，乘搭最低等的倉位，經(jīng)過三個多星期的航程才到達，但是，到達后不能立即上岸。他們先被羈留在卑詩省

首府維多利亞一座守衛(wèi)森嚴，外墻用20寸厚紅磚圍起來的兩層高大樓，這座大樓儼然是個監(jiān)獄，窗口裝上鐵條。第一層的接待室沒有窗口，室內(nèi)陰暗。入境的也有其他亞洲人，但絕大多數(shù)是華人。因為加拿大在香港或者其他中國口岸沒有移民辦事處，因此，船一到岸，華人就被帶到這個地方，接受盤問和體格檢查，支付500元人頭稅。如果入境人多，他們就會被羈留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如果體格檢查被認為不及格，或是人頭稅不夠，便在此等候第二只船來，然后被遣返。1977年，這座大樓被拆。在該大樓被拆之時，維多利亞大學地理系教授黎全恩前往觀察，他發(fā)現(xiàn)油漆鏟除后，墻上露出模糊的漢字，細看之下，發(fā)現(xiàn)是羈留在此的華人寫下的，形式都是五言和七言古詩，內(nèi)容都是表達無端被困的苦楚、離鄉(xiāng)別井的憂思、前途渺茫的失落、對遠方妻兒父母的掛念。這些詩篇雖然沒有美國舊金山天使島上的詩那么多、那么清楚可辨，但也可以拼湊成篇。黎教授把這僅存的幾首墻上詩，翻譯成英文。其中一首七言詩墨跡比較清楚，作者是新會人，自稱無名氏，勸諭同胞，告訴他們“去金山”之路并非坦途：

告示□□□快看

□□□日數(shù)百多

□□□國到番邦

□□拉我入牢房

且看此□無路往

不見天地及高堂

自□□思淚成行

此等苦楚向誰講

□□數(shù)言在此房

新會□□無名氏

這首壁詩雖然模糊不清、字句不齊，但是其中的困苦不平之情表露無

遺。以上的實例證明，古典詩歌無疑是早期華人帶來加拿大的第一個文學形式，作為20世紀上半葉加拿大華人文學成就最大的文體，實在有跡可循。

四、吟詩作對的活動空間

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權(quán)威報紙《大漢公報》（1915年冬之前以《華英日報》和《大漢日報》名義出版）所開辟的“大漢雜錄”版面，以及在20年代改版的《漢聲》文學版面，一直擔任著推動中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的角色，此外，眾多的僑團不定期出版的社團刊物也載有少量的篇幅。但是，假如沒有報紙?zhí)峁┛臻g，推波助瀾，古典詩歌不可能如此興旺?！洞鬂h公報》幾乎每天開設“詩界”“吟壇”“詩林”欄目發(fā)表古典詩歌。從作品的形式來看，七言絕律居多。這些古典詩歌的作者，絕大多數(shù)來自加拿大，也有美國、中南美洲、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qū)。古典詩歌的大量出現(xiàn)透露了三個事實：一是有古典文學修養(yǎng)的不乏其人；二是工余的娛樂選擇少；三是古典詩歌是他們最為熟悉和喜愛的創(chuàng)作形式，以此作為寄托思想感情的載體。

拙作曾對《大漢公報》進行梳理，看到華人社區(qū)經(jīng)常舉辦征詩、證詩比賽，這些活動是全國性甚至是國際性的?？梢姡ㄟ^《大漢公報》的平臺，古典詩歌把海外游子緊緊地聯(lián)結(jié)起來，形成想象社群。這些活動很多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guān)。例如，1915年6月16日，《大漢公報》登載了征求好詩，標明其目的是“欲與諸僑胞究研國事起見，使天下英才同具憂國心者，假吟詩而作不平鳴也。每期評定后，編印詩集，仿李太白詩集樣本，俾后世學者傳誦，便知中國今日之國勢與人心，有詩才諸君，喜嗜吟留名者，當速整筆槍墨炮，以救中國而興共和”。首期的主題是“中國現(xiàn)象”，第二期的主題是“華僑苦況”。冠軍獎金十五元，相當高。預期獲獎者高達一百名，可見寫古典詩歌是華人社區(qū)的一種風氣，是華人社區(qū)的重要文化活動。因此，酒樓參與其事乃是意料中事。例如，《大漢公報》

1921年5月21日登載，溫哥華唐人街的西湖酒樓舉辦征聯(lián)活動，全榜有百名，登報十名有獎，十名之外加賞茶票，華人參與的熱情可見一斑。

征詩活動的范圍很大，而且往往是國際性的。例如，1951年7月26日的《大漢公報》刊登回應征詩八首，投稿作者有來自愛德蒙頓、溫尼辟的，更有來自南美洲秘魯?shù)?。他們利用“疊前韻”的方式，跨國唱和?？梢妿资觊g古典詩歌的文學活動，已經(jīng)形成加拿大全國以及跨國的固定網(wǎng)絡。在民國初年前后，維多利亞愛好吟詩者曾經(jīng)成立的“黃梅詩社”，可能是加拿大華人最早的詩社。不過，更有規(guī)模的應該是“大漢詩社”?！洞鬂h公報》“詩界”欄目在1951年9月16日、9月27日、10月16日登載的七言律詩，標題都提到大漢詩社。這個詩社囊括了大量經(jīng)常投稿古典詩歌到《大漢公報》的各國人士。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的國際參與，從1957年《大漢公報》出版的《詩詞匯刻》可見一斑。這個集子收集的古典詩歌達三千首之多，題材寬闊，從一般慣常的懷念故國、感懷身世，到歌詠異國時節(jié)風物，包羅甚廣；作者絕大多數(shù)來自加拿大和美國，唱和者不少居住在中、南美洲等其他地區(qū)。《大漢公報》銷路之廣，也顯示了古典詩歌在海外離散華人之間廣泛流行，并且成為他們構(gòu)筑想象社群的媒介。

五、舊瓶新酒：古典詩歌中的加拿大元素

20世紀上半葉，加拿大華人的古典詩歌不僅有非常傳統(tǒng)的內(nèi)容，也有糅合加拿大風物人情、價值觀以及個人異鄉(xiāng)感懷的內(nèi)容。對于后者，如果要探討其淵源，可以上溯到晚清“詩界革命”?！霸娊绺锩北徽J為是“近代詩歌中最富于創(chuàng)新意識并且體現(xiàn)出詩歌發(fā)展主流”。恰巧，早期來加拿大的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就是這個詩界革新運動的領(lǐng)軍人物。黃遵憲曾與維多利亞的騷人墨客以詩作往還。至于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是維新人物，他們周游列國，見識廣博，處處以如何革新中國人的文化和精神面貌為職志，尤其是康有為

在加拿大的三十多首詩作，把域外風物，例如洛基山、哈里遜溫泉（Harrison Hot Spring）、西部草原風光、印第安人居住的帳篷和個人感受一一寫進詩中，對于加拿大華人古典詩歌的異地化起了示范作用。

《大漢公報》的“漢聲”副刊，經(jīng)常刊登古典詩歌。這些古典詩歌最為明顯的主題特征，是對祖國山河的思念和對親人的懷戀。但是，也有不少詩作把加拿大的風物人情、慶典節(jié)日等意象納入詩中。當離散作者用原籍國的傳統(tǒng)文學形式納入了移居國的內(nèi)容時，所產(chǎn)生的作品就是文學交流的結(jié)合，這種混合體，可用“舊瓶新酒”這個意象來概括。

這些以加拿大為創(chuàng)作空間的古典詩歌中，往往把個人思鄉(xiāng)感懷（家）與關(guān)切國運（原籍國）連在一起。例如，《大漢公報》1917年9月4日發(fā)表的作者為筱唐的一首題為“寄懷草坪立寬君”的七言律詩，便是個典型例子：

回首中原幾度秋，故鄉(xiāng)人事淚交流。

天涯萬里何須羨，海外經(jīng)年只自羞。

論到國殤成幻夢，看來人道亦堪憂。

共和反復君知否？世界如今未息仇。

有的古典詩歌透露了華人爭取權(quán)利的活動事跡。例如：黃文甫為溫哥華中華總會館常務，長期熱心為華人爭取權(quán)益。他中英文俱佳，曾經(jīng)十多次（1948年、1951年、1954年、1956年、1957年等）赴渥太華請求修改移民例。1956年，他赴渥太華完成任務后，經(jīng)過卡爾加里，經(jīng)常投稿給《大漢公報》的詩人黃寬達填了《送黃文甫副歸云城（即溫哥華）》（調(diào)寄浣溪沙）一詞相贈，于1956年6月26日登載于《大漢公報》：

明月橫空景色清，依依折柳送君行，分攜惆悵不勝情。

歡聚傾尊猶記昨，厚蒙直到倍恩榮，驪歌忽唱感零丁。

至于單純歌詠加拿大自然風光、城市生活和慶典節(jié)日的詩作，數(shù)量也不少。這類詩作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懷鄉(xiāng)憂國（原籍國）的心緒，而純粹用觀賞者和參與者的心態(tài)來描述眼前的景物和活動。例如，黃孔昭在《大漢公報》1927年2月5日發(fā)表的詩《和司徒英石再登洛機山》（其一）：

昔日曾經(jīng)今復東，山中景色得毋同。

登臨只覺全加小，羨子雍容歌大風。

黃孔昭原是?；庶h溫哥華分會會長，后轉(zhuǎn)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在這首詩里，他將目光投向加拿大的自然風光。

六、古典詩歌的作者

活躍在《大漢公報》古典詩歌欄目的作者，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有徐子樂、司徒英石、許魯門、廖翼朋等?！洞鬂h公報》幾乎每天都登載古典詩歌，作者人數(shù)相當多，他們文談詩會，互相唱和，送往迎來，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作品。

徐子樂生于加拿大維多利亞市（生年不詳），年六歲隨父回中國，受華文教育?？既胨憥煂W堂，親歷戰(zhàn)役，后回加拿大。1951年，出任舊金山《世界日報》編輯，并主持“文藝集譚”欄。不久，回溫哥華任《大漢公報》編輯。他善于詩詞，尤其擅長七言對聯(lián)。除了創(chuàng)辦國學講座課程，還經(jīng)常主持征詩和對聯(lián)比賽，并任評判。溫哥華扶輪社馬藝民在1966年回顧當時的情景時說：“每當聯(lián)榜揭曉之日，有如遜清科舉之時，群情涌動，盼誰奪幟，因師評聯(lián)，批語如珠，精警辟易，透視作聯(lián)者之性心里，尤以七言粵聯(lián)最長?！?sup>又說徐子樂“擔任筆政，對于發(fā)揚文藝，致力廣集南北美洲之墨客騷人彼唱此和，大漢詞壇，吟侶濟濟備極一時之盛”。徐子樂于1970年11月逝世。1978年，他的學生雷基磐收集和整理

了他的一百多首詩詞遺作，出版了徐子樂的《意園詩稿》，取名《徐孤風先生詩詞續(xù)集》，其中多為唱酬懷人之作，也有感時之作，不一而足，家國之思是他的詩作特征。在這本詩集中，加國意象占主要色彩的例子有《忽書》一詩：

富貴防詩賦，功名隨馬牛；

晚來楓欲醉，丹色近中秋。

由紅色的楓葉聯(lián)想到中國的中秋節(jié)，很自然地把兩國最能點明節(jié)氣的意象串聯(lián)在一起，異國和故國并列，渾然一體。

經(jīng)常與徐子樂在《大漢公報》的“瀛海清吟”欄唱和的，有居住在渥太華的司徒樹濃。司徒樹濃寫了大量古典詩詞，結(jié)集《旅加吟草》，乃是加拿大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人物。這個詩集的內(nèi)容，透露了作者長期居住加拿大，并把它當作永久家園的篤定心態(tài)。有了這個身份認同，加拿大的風物習俗、所見所聞、所感所悟，他順手拈來，作為詩作的主題。他在形式上繼承了黃遵憲等用外國意象的詩學，在心態(tài)上，已經(jīng)脫離了去國懷鄉(xiāng)的情結(jié)。因此，他的加國意象不再負荷對故國的憂患意識。例如，他的《加京樓頭》：

白蘭地酒水晶杯，豪飲寧辭酩酊回；

紙醉金迷歌舞地，玉山頹倒笑相陪。

詩中，司徒樹濃把白蘭地、水晶杯等異國意象，自然地糅合了玉山傾倒這個傳統(tǒng)意象，描述了一次歡快的宴會后的醉態(tài)。最能體現(xiàn)離散僑民對移居國的認同的，莫過于對其節(jié)慶的態(tài)度和參與程度。以下幾首詩，他以欣賞的態(tài)度，寫了加拿大的節(jié)慶，如他的《游加京花市得句》寫道：

可愛加京花市來，商人特別把花裁；

兩邊大道齊排列，萬朵金盤已競開，

既設兒童娛樂地，兼增基督道宣臺；

送香粉蝶翩翩舞，綠女紅男笑語陪。

他寫了兩首《圣誕吟》，把這個節(jié)日的景致（雪、林、月）、人物（“北極仙翁”即圣誕老人、信徒、兒童）、充滿聲色的宗教活動（迎神、屈膝、報福音）非常生動地加以羅列，同時流露出一種接受和參與的心態(tài)。

嚴寒雪滿林，北極仙翁臨；

徹夜歌聲響，迎神琴韻諶。

信徒齊屈膝，救主秉虛心；

寰宇輝騰頌，年年報福音。

一年冬又過，月冷影婆娑；

午夜詩歌詠，風琴節(jié)奏和。

福音傳大地，真理伐邪魔；

北極仙翁至，兒童喜樂多。

此外，他還寫有《游加京年展會場》《游加京花市》《父親節(jié)日闔家園游》和《脫衣舞》等作品。這些詩作以加拿大習俗慶節(jié)為時空背景，以舒坦的心情來欣賞，全身心投入。當一個移民作者有意識地以接受的心態(tài)書寫移居國的生活內(nèi)容時，全然的在地化便產(chǎn)生了。

七、小結(jié)

加拿大華文文學是個不斷變化的流動體，它是亦中亦外、亦舊亦新的

文化因子糅合起來的跨文化性質(zhì)的混合。它用方塊字來打造新的品種，猶如用舊瓶的形式裝入了新酒，散發(fā)另一種幽香。這個新酒，就是在地化的具體表現(xiàn)和結(jié)果。

五四運動之后，古典詩歌逐漸被新詩所替代。在中國早已視為過時的文學形式，竟然在海外維持到20世紀下半葉，直到這一世紀歸入歷史。這個滯后的現(xiàn)象似乎說明：離散海外的僑民，傾向于保留原籍國的傳統(tǒng)文學形式，即使內(nèi)容已經(jīng)因為異國生活的影響而有所變更，如果把他們看成是守舊，那是膚淺的看法。在交流的層面上看，保留形式是一回事，內(nèi)容和意念上的更新以及身份認同的變化已是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

（作者單位：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東亞系）

記憶與承認——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歷史書寫

池雷鳴

【摘 要】在豐富多樣的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中，存在三種“歷史的結(jié)構(gòu)”，即“文革”記憶、家族記憶和加華史，并相應地衍生出三種歷史書寫形態(tài)，即“文革”書寫、家族書寫和加華史書寫。本文將在承認理論視野下探討“文革”書寫（記憶）與法律承認、家族書寫（記憶）與情感承認和加華史書寫（記憶）與社會承認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并最終展現(xiàn)出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歷史書寫的意義與價值。

【關(guān)鍵詞】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記憶；承認

一、歷史書寫、離散語境和承認理論

在豐富多樣的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中，確切地存在三種“歷史的結(jié)構(gòu)”，即“文革”記憶、家族記憶和加華史，并相應地衍生出三種歷史書寫形態(tài)，即“文革”書寫、家族書寫和加華史書寫。對此，筆者曾有專

文詳述。

這種記憶與書寫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并非偶然。從“小說書寫”的層面來看，記憶的意義生成蘊藏在書寫之中并持續(xù)召喚讀者閱讀；從“作家的書寫”層面來看，文本中所有記憶的痕跡，是一種精思熟慮后的殘留，具有極強的建構(gòu)性；從“書寫的作家”層面來看，作家的記憶是對遺忘的對抗，亦是對集體記憶的留存與傳承，而作家的記憶書寫是對所在世界所有書寫的反抗，帶有異質(zhì)性、獨特性的烙印。總之，“書寫”的開放性，確保了記憶與書寫之間的合力。這種合力，不僅實現(xiàn)了書寫與被寫、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合體，從而確證了作家的回憶主體位置，而且還完成了對承認理論的召喚。

記憶與書寫的合力對承認理論的召喚，始于記憶與認同的關(guān)聯(lián)。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說，“只有記憶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個人的相同性”。格羅塞據(jù)此發(fā)揮道：“我今天的身份很明顯是來自于我昨天的經(jīng)歷，以及它在我身體和意識中留下的痕跡。大大小小的‘我想起’都是‘我’的建構(gòu)成分。我的記憶由回憶構(gòu)成，但不僅僅是回憶，它還包含了很多因素，吸收了我們稱為‘集體記憶’的東西。”可見，“我”的身份認同源于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混雜。

實際上，在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歷史書寫里，不僅有對自己的過去和對自己所屬的大我群體的過去的感知與詮釋，而且還有對他者的過去甚至對他者所屬群體的過去的理解與認識。比如，與“自己的過去”相應的“文革”記憶中父輩們的過去、家族記憶中祖父輩們的過去；與“大我群體”（指新移民群體）相應的加華史中先僑們的過去、華裔群體的過去；與“大我群體”（指華人族群）相應的加華史中的白人族群、原住民族群的過去等。這種自我（包含小我和大我）記憶和他者（包含族內(nèi)他者和異族他者）記憶的共生，昭示著作家在記憶中的主體建構(gòu)，已經(jīng)克服了以往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子主義傾向，而且顧及了他者的存在，從而超越了、也彌補了認同的先天性缺陷，而踏入了承認的領(lǐng)域。于是，“記憶”經(jīng)過

“認同”開啟了“承認”的大門。

在正式并鄭重地開啟這扇大門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將其置入一種具體的語境之中。這種語境，不是純粹的中國語境，也不是單獨的加拿大語境，而是二者混雜融合并處的加拿大新移民群體的離散語境。這種語境相對于中國、加拿大的本土作家而言，甚至相對于加拿大老移民作家、加拿大華裔作家而言，是獨特的、異質(zhì)的；因為前者缺乏加、中兩種語境的同時性，而后者缺乏切身體驗的大陸語境，比如“文革”體驗。

“文革”書寫中存有歷史記憶與現(xiàn)實情境的對稱結(jié)構(gòu)；家族書寫中有脫胎于“傷于外者，必反其家”的“傷歸”母題；加華史書寫有華人與白人、華人與原住民之間的對立和共生?！皻v史記憶”和“傷”一般總與“中國”有關(guān)，“現(xiàn)實情境”和“歸”與“加拿大”相關(guān)，因而“文革”書寫和家族書寫共同具備跨越地理空間的結(jié)構(gòu)性特征；而華人與白人／原住民之間具有跨族群的特點，所以加華史書寫呈現(xiàn)出跨越文化空間的特征。總之，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歷史書寫具備跨界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特征。

敘事結(jié)構(gòu)與小說中的其他敘事元素和構(gòu)件相比，更有內(nèi)在性與揭示性，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就此進行了很好的說明：“敘事結(jié)構(gòu)比起作者現(xiàn)身說法的嘮嘮叨叨，更為內(nèi)在地包含著作者對世界意義的理解、判斷與定位，更為內(nèi)在地作為他的文化哲學的模式化展示物而存在?！?sup>就是說，我們通過小說獨特的敘事結(jié)構(gòu)，可以窺探作者對人生與世界的觀照角度、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和思維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離散語境與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歷史書寫的跨界性敘事結(jié)構(gòu)特征實現(xiàn)了深層次的統(tǒng)一；加拿大新移民的離散體驗也將投射或折射到小說創(chuàng)作之中，使小說文本彌漫著離散的氣息，而小說人物或敘述者的離散狀態(tài)就是絕佳的例證?，F(xiàn)在，是時候讓身處離散語境的作家主體在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歷史書寫中開啟承認之門了。

在南希·弗雷澤、阿克塞爾·霍耐特、查爾斯·泰勒等西方學者看

來，承認理論已經(jīng)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關(guān)鍵詞”“當今政治的一個熱門話題”；在本文看來，它是一種有關(guān)“認同”的別樣理解。

阿克塞爾·霍耐特在青年黑格爾等人的基礎上，將黑格爾的三種承認模式，即情感承認、法律承認和社會承認清晰化、系統(tǒng)化；保羅·利科將承認視為一種過程，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即作為認同的承認、對自我的承認和相互承認。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而言，這一新的發(fā)現(xiàn)，有益于將“認同”從后殖民語境中解放出來，并將其重新置放入原本的社會語境中進行考察和理解。根據(jù)二者的理解，特別是利科的認識，認同只是承認的第一個階段，并且它與區(qū)別一起“構(gòu)成了一堆不可分的語詞”，即“為了認同，必須進行區(qū)別；在區(qū)別時，人們進行認同”。但只停留在區(qū)別的認同／承認并不能使人最終成為完整的人，在霍布斯看來，“為了關(guān)心未來的幸福而不斷努力”正是人的特異之處。也就是說，人始終會為成為完整的人而不斷奮斗，這一努力的過程，就是黑格爾的名言——“為承認而斗爭”。在黑格爾及其信徒們看來，這一終極目標的實現(xiàn)即在于認可或承認模式，即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承認并達到相互感謝的境界（利科），或在情感承認、法律承認和社會承認三種承認中，分別得到自信、自尊和自重（霍耐特）。

下面，我們將重點探討“文革”書寫（記憶）與法律承認、家族書寫（記憶）與情感承認和加華史書寫（記憶）與社會承認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并最終展現(xiàn)出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歷史書寫的意義與價值。這將是承認理論在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語境中的一次可操作性的實踐。

二、“文革”記憶：承認的缺失與離散的反哺

從“文革”書寫具體文本語境對“文革”歷史的反思、折射與構(gòu)建來

看，無論是歷史悲劇的社會根源還是主體根源，都是由意識形態(tài)的問詢與召喚造成的結(jié)果。正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定義所流露出的“支配”特性以及它無所不在的普遍性所昭示的那樣，人不可能脫離意識形態(tài)之網(wǎng)。

在這樣的前提下，人是社會的動物，也可以理解為人是意識形態(tài)的動物，畢竟社會由多種多樣的意識形態(tài)構(gòu)成。于是，意識形態(tài)成為人的內(nèi)在規(guī)定性，響應它的召喚與問詢也就成為人無法避免的命運。這一必然性未必會帶來惡果，正如主體同時具有兩種所指一樣，被意識形態(tài)召喚的未必都成為“俯首稱臣的人”，還可能是“自由的主體”；更何況，如若個體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權(quán)，就能同時欣賞數(shù)種意識形態(tài)的某些部分，而不必在一個意識形態(tài)中身陷囹圄，也就可以規(guī)避悲慘的命運。

由此來看，“歷史的病癥”就是霸權(quán)化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及國家機器統(tǒng)攝其他意識形態(tài)及其國家機器，進而剝奪個體自由選擇權(quán)利的后果，或者說，是個體的自由意志能力在嚴酷的社會環(huán)境（由單一的、霸權(quán)的而非多樣的、平等的意識形態(tài)構(gòu)成）下喪失的必然結(jié)果。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說過，“……德行依乎我們自己，過惡也是依乎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權(quán)利去做的事，也有權(quán)利不去做。我們能說‘不’的地方，也能說‘是’”。亞氏強調(diào)的是人擁有作惡與向善的選擇權(quán)利，這既是人的意志自由，同時也是他的約束，他要擔負道德的責任，同時接受來自他者的道德評價，這或許可成為亞氏的另一言論——“自由人最少自由”的注解。但蘇格拉底又說，“沒有人自愿成為惡人”，實際上蘇氏指出了人的意志自由的限制，與亞氏所言的“自由的自我主動性約束”不同，這種限制是來自狄德羅所言的“社會的潮流”，“人們從不抗拒被總的潮流的牽引”。如果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條件賦予他自由選擇的權(quán)利，那么他的意志是自由的，這時他的行為是他選擇的結(jié)果；如果他是非此不可的，“亦即當時的條件和他自身的能力不允許他做出其他的選擇，那么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這時他做出的行為沒有道德意義，即使他的行為不符合道德原則與規(guī)范，也不應該受到

道德的譴責”。

可見，個體雖然擁有意志自由的選擇能力，但在他執(zhí)行時卻受制于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條件。這樣，個體的創(chuàng)傷與其說是“歷史的病癥”，不如說是“社會的病癥”?；裟吞卣J為，“法律承認”所處理的是對個人意志自由的尊重，即意味著“社會的病癥”就在于缺少一套保障個人意志自由的社會法律秩序和體系。

“法律承認”這一概念源于黑格爾，他在《哲學全書》的綱要中這樣說：

（在）國家里……人得到承認，被當作理性的動物、當作自由、當作一個人、當作個體來對待；個體在他那方面通過克服自我意識的自然狀態(tài)，通過服從一種普遍性，一種本質(zhì)上和現(xiàn)實中作為意志的意志，即服從法律，從而使他自己具有被承認的價值；因此，他以一種普遍有效的方式承認別人是、同時也希望被人承認他是自由、是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對他者有所作為。

在霍耐特看來，黑格爾在此處清晰地“把法律關(guān)系理解為互相承認的形式”，并重點解析采取“普遍他者化”立場之上的相互承認。在我們看來，特別是根據(jù)“文革”書寫歷史記憶的具體語境，相互承認顯然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即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中，“人得到承認，被當作理性的動物、當作自由、當作一個人、當作個體來對待”。對此，霍耐特在黑格爾的《倫理體系》中也找到了依據(jù)，“僅僅在互相承認所能建立的制度框架中，主體的‘個體意志’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拔母铩睍r期的社

會顯然缺少一個這樣的制度框架。

“相互承認”保障制度的匱乏，令自我在他者那里得不到期待的承認，也就必然造成承認的缺失，從而帶來了蔑視的經(jīng)驗。在承認理論中，與法律承認缺失相對的蔑視經(jīng)驗，被稱為“剝奪權(quán)利”。對此，霍耐特解釋為，“我們最初僅僅是簡單地把‘權(quán)利’理解為個人通過正當?shù)姆绞娇梢垣@得社會滿足的要求，因為他作為共同體的合格成員享有參與制度秩序的權(quán)利。如果一個人被徹底地拒絕了這些權(quán)利，那就暗示著他或她并沒有被賦予和其他社會成員相同程度的道德責任……這種蔑視經(jīng)驗十分典型地導致自尊的失落，即喪失作為在法律面前平等、與周圍所有人進行交往的互動伙伴而自我相關(guān)的能力”。

在“文革”時期，這種蔑視形式并非只是“一個人”的，而是群體的。《紅浮萍》里的知識分子、父輩、農(nóng)民階層，《陽光》里的中層官員、市民階層、學生群體，《布偶》中的華僑群體等，都不可能以平等的共同體成員身份和應當?shù)姆绞将@取參與制度秩序、承擔應盡的道德責任、與周圍所有人進行互動等和平交往的權(quán)利，也無法滿足正當?shù)纳鐣?，更不必奢望來自他者的承認了。這種“剝奪權(quán)利”蔑視體驗的群體性，昭示了整個社會與時代的承認匱乏，或者說，那是一個承認缺失的時代。

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在展現(xiàn)承認缺失的時代時，意味深長地使用了“強奸”母題，如《杏樹嶺》里的桃子，《雁過藻溪》中的伯娘袁氏、信月、小改（末雁），《陽光》里的沈麗娟、梅姨等都慘遭強奸以及《布偶》中與莫丘、柯依麗相關(guān)的“強奸”荒誕鬧劇。

在承認理論中，“強奸”是個體認同所遭遇的第一種蔑視形式（即“強暴”，包含虐待和強奸）中的一種。這種蔑視形式“是最根本的個人貶黜形式”，也“更加具有毀滅性”；其特殊性在于，它“所引起的并非純粹是肉體的痛苦，而是一種與在他人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獨無助、無法自衛(wèi)相聯(lián)系的痛苦，以致個人在現(xiàn)實中感到失去了自我”。

這意味著，“強奸”造成對個體自信心的持續(xù)破壞，致使受害個體失

去對自己和世界的信賴，甚至在身體層次上也影響到與他人的一切實踐交往。信月的沉默及其對女兒小改的冷淡、小改新婚之夜的自責，甚至由此引起的家族創(chuàng)傷；沈麗娟的自殺、梅姨和秦田的亂倫；柯依麗的青海之行、莫丘出獄后二十多年的游蕩，都是各自因蔑視體驗而喪失自信的表現(xiàn)。在霍耐特看來，“個體心理的自信形式負載著情感前提”，也就是說，個體自信的喪失與情感承認的缺失息息相關(guān)。而鑒于愛，特別是母愛的本源關(guān)系，始于家庭的情感承認，“不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發(fā)生學上都優(yōu)先于相互承認的其他任何形式”，因而情感承認也在三種承認形式中獲得了本源地位，以致它的缺失，即所有承認可能性的完全喪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書寫中，小說中的人物并不缺少家庭之愛，特別是父母之愛，他們所有的蔑視經(jīng)驗，即“剝奪權(quán)利”和“強暴”，都是源于社會而非家庭。這種與承認理論的抵牾賦予了“文革”書寫“社會之家”的比喻語境。

這種比喻語境的誕生，離不開主人公“我”（具體指《紅浮萍》中的虞平和《杏樹嶺》中的“我”）、秦田（《陽光》）與莫丘（《布偶》）的離散體驗。在小說中，三位主人公都具備回憶的能力與經(jīng)歷，或者說，都或多或少擁有歷史記憶的敘述者身份，特別是在呈現(xiàn)的“強奸”事件中，即意味著他們在表述他者或自己的“強奸”事件中已經(jīng)注入了各自因承認缺失的時代而引起的蔑視體驗，對它們的擺脫與承認經(jīng)驗的渴求將成為他們自愿離開故土，踏上漂泊之途的原因所在。

就在此處，作家的幽靈蹤跡得以顯現(xiàn)。小說中離散緣起的隱喻使“文革”書寫的代際特征具有一項文學史意義：具有“文革”體驗的新移民作家，在其離散體驗中可能擁有一種自我放逐意識。這可能是其他新移民作家所不具備的。

每一個人都有成為“完整的人”的期待與要求，這是人的內(nèi)在規(guī)定性，用霍布斯的話說，即“為了關(guān)心未來的幸福而不斷努力”，但“幸?！钡膩砼R，并不是通過他所倡導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斗爭”，而是依靠

黑格爾意義上的“為承認而斗爭”。正是在“為了未來的幸福而不斷為承認而努力”的意義上，蔑視體驗的存在，在其最根本的層面上將不會成為罪惡的泥沼，也不會陷入復仇報復的惡性循環(huán)中，而是作為“為承認而斗爭”的動力，由此將祛除蔑視體驗的消極性，展現(xiàn)出承認理論的德性生活理想。

“文革”書寫中的離散者們恰恰呈現(xiàn)出了蔑視體驗的積極意義——在各自離散狀態(tài)的不斷尋覓中獲取了新的人生經(jīng)驗。虞平對個體自由的守衛(wèi)、秦田的基督式懺悔、莫丘莊子式的原宥，都在某種程度上展現(xiàn)出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對道德理想的建構(gòu)意圖與情懷所在。查爾斯·泰勒說：“‘道德’能夠并且經(jīng)常被純粹定義為對他人的尊重?！?sup>“尊重”亦是黑格爾關(guān)心的焦點問題：“作為一個單一（意識）整體，我的整體恰恰是這一為己之故而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整體；這一整體是否被承認，是否被尊重，除非通過他人反對我的整體的行動的現(xiàn)象，我就無從知道；同樣，正如我對他人顯示為整體一樣，他人也必須同等地對我顯示為整體?！?sup>這里，黑格爾、泰勒已經(jīng)為我們勾勒出了道德理想的實質(zhì)與實現(xiàn)之途，即自我與他人的相互承認。

離散者（包含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及其筆下的人物）新經(jīng)驗的獲取與道德理想情懷的寄托，顯露出他們各自在離散語境下所獲得的承認與認可。但此時的承認與認可，具有語境的相對性，是現(xiàn)實離散語境相對于歷史故土語境而言的承認與認可；這種時空的錯位，令“社會之家”的比喻語境再次得以凸顯，只不過此次并非源于承認的缺失（蔑視體驗），而是對故土語境下情感承認的期待與自我承認“故土”（他人）的行動。這表現(xiàn)在加拿大新移民作家的“文革”書寫這一行為之中，分別通過自己精心塑造的“守衛(wèi)自由的清醒者”（《紅浮萍》里的虞平）、“自審式反思的懺悔者”（《陽光》中的秦田）、“透視歷史和個體苦難的原宥者”（《布偶》中的莫丘）等人物形象所蘊藏的道德理想圖景來反哺遭受歷史創(chuàng)傷的故土。

嚴格地說，這并非是一次鄉(xiāng)愁式的情感傾訴，而是清醒的新移民對

“歷史的負擔”的自覺承載，是有意識的道德理想圖景的建構(gòu)；它表面上是作為“文化中國”一分子的義務履行，而深層里是“為承認而斗爭”自我實現(xiàn)意識的踐行。

三、家族記憶：承認的確認與離散的焦灼

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家族書寫至少在三個代次上填充了“家”的內(nèi)涵，即兩性之家、母女之家和祖孫之家，進而揭示出“家”的象征意義，即圓滿、治愈與智慧；這一切的共同之源是愛，具體指親情與愛情。顯然，愛在家族書寫中具有本源性的意義，并且這種本源性還時常通過神秘敘事以不可言說的“玄緣”而得以凸顯，從而成為移民離散的力量之源。這一力量之源的存在，將令離散中的他們在各自所遭遇的“人生之缺”中獲得源源不斷的自信，從而有望實現(xiàn)“人生之圓”。

這種“愛—自信”的關(guān)聯(lián)，實際上就是承認理論中情感承認的要義所在。在承認理論中，愛的關(guān)系被理解為一種本源關(guān)系，同時愛代表了相互承認的第一階段并表現(xiàn)為情感承認的形式，為自我實現(xiàn)提供了自信。黑格爾將愛描述為“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存在”，霍耐特在精神分析客觀關(guān)系理論的指引下對此作了進一步探討，認為情感承認“與其說是一種主體間性狀態(tài)，不如說是懸置在兩種經(jīng)驗之間的交往弧線，一邊是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另一邊是融入他者的經(jīng)驗；‘自我相關(guān)性’與共生狀態(tài)就代表了互相要求的平衡力量，它們共同作用，促使一個寓于另一之中”。就在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融入的交往需要的意義上，我們尋找到了家族書寫與承認理論之間的共通。

在上文中已指出，“強奸”這一蔑視形式原本應與情感承認，即家庭之愛相對，但由于“社會之家”比喻語境的存在，它轉(zhuǎn)而成為“文革”時期法律承認缺失的有力依據(jù)。這一語境“偷換”本身就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文革”書寫中，始于家庭的愛的關(guān)系，特別是親情，并沒有遭到根本性的破壞，盡管受到了社會關(guān)系的干擾，甚至是嚴重的干擾（多與

愛情有關(guān)，如《紅浮萍》中的雯和楠、虞誠）。這意味著，情感承認的缺失與法律承認的缺失相比，并不是書寫的中心所在。即便是“社會之家”層面上的情感承認，實際上也沒有完全缺失，只不過他們迫切需要一種“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而一旦因為離散實現(xiàn)了時空上的“獨立”，“融入”也便成為緊迫的事。他們的反哺，既是情感承認的一種召喚，又是一種期待。此刻，“個體之家”與“社會之家”也在彼此的召喚與期待中實現(xiàn)了合體，即我們統(tǒng)稱的“故鄉(xiāng)”或“故土”；在合體中，如比喻這一修辭形式所表明的那樣，“個體之家”是本源性的，而“社會之家”是生成性的。

從情感承認來看，家族書寫仿若是“文革”書寫在差異中的延續(xù)。與“文革”書寫中的情感承認始于“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的渴望，終于“融入他者經(jīng)驗”的渴望不同，家族書寫里的情感承認始于“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的調(diào)整，終于“融入他者的經(jīng)驗”的獲??；前者是對情感承認的召喚與期待，而后者屬于情感承認的應答與確認。在家族書寫中，情感承認不僅沒有缺失，反而是一種顯性、明確，甚至神秘的存在，只不過與個體之間隔了一個大洋的距離；這蘊藏在“傷歸”母題之中。

“傷歸”之“傷”所蘊含的“人生之缺”哲理及其三種形態(tài)，即殘缺的婚戀、殘缺的心理和殘缺的認知，表明了離散者（游子）處于“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與“融入他者的經(jīng)驗”的失衡狀態(tài)。與之相應，“傷歸”之“歸”所揭示的“人生之圓”哲理及其三種形態(tài)，即圓滿之家、治愈之家和智慧之家，則暗示游子實現(xiàn)了兩種經(jīng)驗的平衡。

由此可見，在承認理論視野下，游子由“傷”至“歸”的時空跨越，就是一種自我發(fā)現(xiàn)與實現(xiàn)的過程，他們所發(fā)現(xiàn)的不是“文革”書寫的獨立存在，而是母體般的他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雁過藻溪》的家族書寫最為典型。小改（末雁）的自我發(fā)現(xiàn)過程，也是她對母親歷史的發(fā)現(xiàn)、思考、頓悟和反思的過程，最終，她在母親歷史的完全敞開中，實現(xiàn)與母親互為他者的存在。這是一種主體間性狀態(tài)，也是一種“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與“融入他者的經(jīng)驗”的平衡狀態(tài)，或者說是小改（末雁）在母親的歷史敞開中實現(xiàn)了情感承認。

在家族書寫中，游子之“傷”無論表現(xiàn)出多少形態(tài)、有怎樣的變化，大都呈現(xiàn)在返家之前，一旦游子們踏入“歸境”之中，“家”即愛的意義便得以彰顯。由此可見，“歸境”是游子們自我實現(xiàn)所必需的情境。

從家族書寫看，“歸境”并不必然指向“個體之家”，而且還包含一定的“社會之家”，如黃蕙寧的飛云江（《交錯彼岸》）、小改的藻溪（《雁過藻溪》）、方錦山的木棉（《金山》）、江娟娟與薛東的中國（《郵購新娘》）等，這意味著“歸境”可等同于“故土”。

在承認理論中，情感承認的情境是愛，個體兩種經(jīng)驗的平衡狀態(tài)在愛中得以發(fā)現(xiàn)與實現(xiàn)，也就是說，個體自我的實現(xiàn)與愛緊密關(guān)聯(lián)?？梢?，在家族書寫中，“故土”既超越了愛的范圍又成了愛的載體。

雖然因兩種經(jīng)驗的失衡而導致在外的游子遭受種種“人生之缺”，但因新移民與故土之間不可切割的共生階段以及與情感承認相對的蔑視經(jīng)驗的缺少，令他們的情感承認雖因時空阻隔而偶有中斷，但從未真的缺失，并始終以召喚的姿態(tài)處于此岸世界之中。他們的親歷性回歸為兩種經(jīng)驗的平衡提供了適宜的情境，于是故土成了他們情感承認的確認之地。這使新移民的離散體驗不同于有家難回的流亡式的鄉(xiāng)愁。

流亡式的鄉(xiāng)愁，因無法提供情感承認所需的適應情境即“歸境”，而使“獨立存在的經(jīng)驗”與“融入他者的經(jīng)驗”一直處于非平衡狀態(tài)，以致容易產(chǎn)生苦悶、孤獨、悲愴的離散體驗，而這在加拿大新移民群體中是不常見的。

加拿大新移民群體，因東、西兩大陣營冷戰(zhàn)的結(jié)束以及隨之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使“出走—回歸—出走—回歸—出走”的圓形循環(huán)成為常態(tài)，從而使游子與故土之間的情感承認處于持續(xù)的確認之中，也就避免了缺失的可能性。這或許可作為張翎等人聲稱的“思鄉(xiāng)情結(jié)”淡化，或不同于白先勇、於梨華等“無根的一代”鄉(xiāng)愁的原因所在。

四、加華史：承認的期待與離散的自重

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在“文革”書寫的離散語境中尋到了一種相對而言的自由與尊嚴，即在某種程度上實現(xiàn)了所在國的法律承認，而這往往是他們在離散前的社會記憶里所不容易獲取的。在家族書寫中，離散語境中所遭遇的種種“人生之缺”，令他們重新認識了故鄉(xiāng)與自身之間不可分割的肉體共生關(guān)系，在親歷性的“歸境”中發(fā)現(xiàn)了人生自信的源泉，確認了從未缺失的情感承認。但這些仍屬于黑格爾意義上所稱的“個人”階段，或者說是“個人”向“完整的個人”的過渡發(fā)展階段，而非“完整的個人”階段，加拿大新移民群體仍需在所獲的對個體普遍性承認的基礎上，繼續(xù)“為承認而斗爭”，追求主體間的“特殊性”承認，期待著加拿大的社會承認。

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加華史書寫，實際上是從族群內(nèi)、外兩個他者的角度進行敘事：一是族群內(nèi)部的他者，如《金山》通過再現(xiàn)三代華人之間的文化涵化的歷史軌跡，來強調(diào)華人族群內(nèi)部的代際之間，甚至代內(nèi)之間的差異，實質(zhì)上賦予了每一個華人的個體特殊性；二是族群外部的他者，如《金山》《睡吧，芙洛，睡吧》《沙撈越戰(zhàn)事》等通過史料拼貼中的歷史聲音的對立與共生以及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三元表述——“他者表述”“表述他者”和“自我表述”，來呈現(xiàn)華人、白人和原住民三個族群間的權(quán)利和道德的歷史沖突與化解，進而突出每個族群都有獨特歷史貢獻的歷史真相。在兩個他者之眼的觀照中，加拿大新移民的身份屬性分別從華人族群內(nèi)、外兩個角度得以確認：在族群內(nèi)部，它是相對于老移民、華裔而言的第三個群體；在族群外部，它作為華人族群的一分子，成為加拿大少數(shù)族群之一。這種身份意識的彰顯，在“文革”書寫和家族書寫中是不常見的。

“文革”書寫和家族書寫的親歷性特征，使加拿大新移民的“故鄉(xiāng)情結(jié)”——逃離與反哺、重歸與焦灼，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原根意識的流露。雖然他們也因時空的距離而擁有一個隔洋的視角，但他們的觀望與注視仍然以“故鄉(xiāng)回望”為中心。其中，加拿大語境雖偶有展露，但相對于中國語境的本源性而言，是生成性的，是新生的枝葉，而非入土之根。格羅塞曾說：“無論是主動追求還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認同幾乎總是建立在一種對‘集體記憶’的呼喚之上。”

加華史書寫所涉及的“集體記憶”是先僑對加拿大社會有所貢獻的歷史記憶，是在加拿大語境中，而非在中國語境中誕生的集體記憶，因此，加華史書寫第一次使加拿大語境從背景走到了前景中來，而其所凝視的對象，也不再是深植于故土中的歷史圖像，而是掩藏在新居之地里的歷史精

魂；所思索的，不再是外在經(jīng)驗的如何移植，而是內(nèi)在精神的如何生長；所建構(gòu)的，不再僅僅是作為離散者的身份，還有作為加拿大人的認同。

在加華史書寫中建構(gòu)出的加拿大人的認同，與以往在“文革”記憶和家族記憶中建構(gòu)的認同最顯著的區(qū)別在于，對人類主體個性差異、特性的彰顯，具體指對華人個體特殊性和族群個體獨特貢獻的強調(diào)，也就是說，加拿大新移民的加拿大人認同是族群身份差異的彰顯，而非差異的消弭。承認理論認為，“僅當個人自我認識到因為他們恰恰不以一種和他者無分別的方式共有的成就而得到承認時，他們才能感到是‘有價值’的”。此處，“不以一種和他者無分別的方式”“‘有價值’的”分別與加華史書寫的“華人體特殊性”“族群個體獨特貢獻”相對應?？梢?，加華史書寫同樣與承認理論具有共通之處。

在承認理論中，社會承認是承認秩序中比情感承認和法律承認要高級的承認形式，它強調(diào)社會個體的個性并衡量他們的社會“價值”——對于社會目標的實現(xiàn)所作的貢獻。社會承認對于個體個性、獨特的貢獻以及“‘有價值’的”自豪感的強調(diào)，令其區(qū)別于法律承認所凸顯的人類主體的普遍性以及平等無差別的尊嚴感。這種區(qū)分是必要的，因為法律承認本身存有脆弱之處，霍耐特曾在對黑格爾的《倫理體系》的研讀中認識到了這一點：“主體要求尊重其生命的個體特殊性，但在法律領(lǐng)域中并未滿足這一要求……”顯然社會承認彌補了法律承認的缺失，這或許可以作為社會承認何以作為高級別承認形式的原因所在。

加華史書寫的追求，或者說加拿大新移民的加拿大人認同的建構(gòu)，內(nèi)在地蘊含對高級別承認形式，即社會承認的期待。也就是說，加華史書寫或者新移民作家，為了獲得更大的自主性，將必須更多地認識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承認彼此特殊性的必要性。對族群內(nèi)、外兩個他者角度的強調(diào)，顯然已經(jīng)表明加華史書寫認識并開始著手實現(xiàn)這一必要性。

加華史書寫強調(diào)華人族群內(nèi)部的特殊性，既表達了對華人群體間特殊

性及其價值的承認，又在承認之中蘊含了對多樣性中華文化延續(xù)的期待與渴望。歷史性華人族群內(nèi)的社會承認期待，隱喻了加拿大新移民作為加拿大華人群體中的“新來者”，對建構(gòu)群體內(nèi)部團結(jié)關(guān)系的隱秘期望，而這又建立在華人沒有“中心”與“邊緣”之分的中華文化圈的期待視野之中，他們希冀以一個團結(jié)的加拿大華人群體的身份，既為中華文化的發(fā)展與傳承貢獻自己的力量，又以此獲得應有的價值與自重。

加華史書寫凸顯華人族群外部的特殊性及歷史貢獻，表達了個體對于華人族群身份屬性的確認，因為正是族群外他者的存在，令個體意識到了自己社會性的一面，而且自身的社會性要先于個體性。在個體自愿歸屬華人群體的前提下，又在“面向他者”的民族精神中展現(xiàn)了對白人、原住民族群特殊性及歷史貢獻的承認，以及蘊藏其中的對其他族群承認自身特殊性及貢獻的承認期待，同時伴隨著民族自豪感的生成。歷史性華人族群間的社會承認期待，隱喻了加拿大新移民對加拿大之根生成的期待。這條相對于中國之根或故土之根的新生之根，有文化和社會兩個層面上的意蘊。文化之根，指作為地方文化經(jīng)驗的加拿大華人文化，是中華文化全球化發(fā)展這條主根上的一條根須，寄予了加拿大新移民對族內(nèi)團結(jié)以及地方文化經(jīng)驗間差異彼此承認的期待。社會之根，指作為少數(shù)族群之一的華人族群，以其自身的特殊貢獻與價值，成為加拿大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中寄予了擁有民族自豪感的加拿大新移民對成為加拿大社會完全成員的期待，并希望主流社會更好地接受文化差別，使自身以及后代有更好的發(fā)展前景。

五、結(jié)語

加拿大新移民作家通過歷史書寫所展示的美好愿景，是人為了未來的幸福、為了成為“完整的人”等生活理想中的一部分，它并非烏托邦式的空洞理想，而是基于個體生活體驗的現(xiàn)實聚焦與理想展望。這種現(xiàn)實與理想既融合又疏離的美學，統(tǒng)攝于“為承認而斗爭”的生活與文學既融合又疏離的行動中。無論是美學的誕生，還是行動的實現(xiàn)，都離不開加拿大新移民的離散語境。但家族記憶、故土之根的確認和加華史新生之根的發(fā)現(xiàn)，令加拿大新移民的離散因根的生成而具備了特性，表現(xiàn)為兩點：一是新移民的離散語境不是分裂與孤立的，而是完整與共生的，是中國語境與加拿大語境中自信與自重的融合，因而賦予了加拿大新移民彼此互補、彼此承認的雙重視野，使他們在文化的“視界融合”中，實現(xiàn)自我與他者之眼的雙向觀照，既發(fā)現(xiàn)彼此的文化弊端，比如白人和華人文化中心主義，又承認彼此的文化價值與貢獻，比如華人、白人與原住民族群各自的歷史貢獻，進而捕獲差異中的人類共性；二是新移民的離散語境，是理想與達觀的，即便是在最為沉重的“文革”記憶中，也是充滿希望與光明的，并展現(xiàn)出加拿大新移民對法律承認缺失的反哺、情感承認的確認、社會承認的期待。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張翎小說的“二度閱讀空間”

馬 佳 范憶陽

【摘 要】從接受美學、傳媒學角度分析張翎小說在離散文學和大眾傳媒互動中建構(gòu)的“二度閱讀空間”，這個以中國話語、異國情調(diào)、故土情懷為場景，以作者和讀者為對象的全球化文學空間，編織出了“作者—讀者—傳媒”三位一體的張翎小說網(wǎng)絡。張翎建造的閱讀空間給讀者造成一種極具親和力的接受體驗，在加拿大華裔離散文學的寫作和閱讀互動中展示出獨特魅力，并由此確定其寫作價值。

【關(guān)鍵詞】離散文學；大眾傳媒；“二度閱讀空間”；張翎

離散／流散文學的創(chuàng)造者／寫作者通常都具備比較強烈的故土情懷、懷鄉(xiāng)情結(jié)或鄉(xiāng)愁，直接或間接地拒絕簡單認同移居國／地的主流文化，在其逐漸適應移居國／地的過程中，形成混合著母國文化記憶和移居國／地文化體驗的“第三文化空間”。媒體是信息的載體，承擔著信息發(fā)送方和接收方雙向的傳播功能。隨著科學技術(shù)尤其是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更新與發(fā)展，在大眾傳播的基礎上，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代表的新媒體逐漸興起，扮演著引領(lǐng)文學閱讀的重要角色。新媒體解決了傳統(tǒng)大眾媒體的地域限制，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互通有無，促進信息爆炸式的增長甚至出現(xiàn)過剩。全球各個區(qū)域的人群選擇新媒體完成傳播過程，極大地減少了溝通成本，增加了傳播的可行性，促進了文化、文學的不斷融合。因此，離散文學和新媒體存在彼此分享的共性：前者是在母國文化和被移植國／地文化之間產(chǎn)生的一個新的文化，后者是在社會資訊（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資訊）和個體／群體受眾之間設立的一個快速、多面的互通、理解的通道，兩者在已有介質(zhì)之間互動的基礎上產(chǎn)生及發(fā)展。

華文離散文學和新媒體之間的聯(lián)結(jié)，與中國大陸及港澳臺中文新媒體、出版機構(gòu)和龐大的中文讀者群對華文離散文學建成、流變存在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因為以往從離散文學的經(jīng)典定義出發(fā)，讀書界和批評界通常更多地關(guān)注離散作家們用移居國／地語言創(chuàng)作的作品，比如論及北美的離散文學，傳統(tǒng)上指不同族裔作家用英語寫作、反映離散主題的文學。但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主義背景下的華文新媒體異軍突起的強大傳播功能，華文出版機構(gòu)的國際化發(fā)展，加上華語讀者群的日益流散——可以閱讀中文的讀者在世界各地的星羅棋布，使得許多人的閱讀興趣變得越來越多元化。中文本土讀者對“異國情調(diào)”的離散文學需求，刺激了新興文化消費市場的形成，華文離散文學因而得以蓬勃生長，前景未可限量。因此，我們用元概念“華人離散文學”涵蓋傳統(tǒng)的“華裔離散文學”和“華文離散文學”，以此辦法命名地域性的華人離散文學，加拿大的華人離散文學便是“加拿大華裔離散文學”和“加拿大華文離散文學”的綜合體。

作為加拿大華文離散文學的領(lǐng)軍人物，張翎與美國的嚴歌苓、英國的虹影被并譽為海外女性作家的“三駕馬車”。以下我們探討張翎及其小說在加拿大華文離散文學和華文大眾媒體互動中扮演的獨特角色，并嘗試尋找其價值評價的可能。

張翎曾在中國大陸以及北美地區(qū)接受高等教育（上海復旦大學—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在復旦大學讀的是外文系，在卡爾加里大學則專攻英國文學并取得碩士學位，到辛辛那提大學轉(zhuǎn)向聽力康復的實用學科，最終成為職業(yè)的聽力康復師。她在浙江、上海耳濡目染江浙、海派文化，并隨著地理的遷移將其帶到加拿大。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張翎隨后便開始在北美“漂流”，她自己對此有著生動寫意的描述：

在這之后的十幾年里，我完成了兩個相互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學位，嘗試過包括熱狗銷售員、翻譯、教師、行政秘書以及聽力康復醫(yī)師在的多種職業(yè)，在多個城市居住過，搬過近二十次家。記憶中似乎永遠是手提著兩只裹著跨省塵土的箱子，形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然后停下步子，把兩個箱子的行裝，拓展成一個屋子的雜亂。然后再把一個屋子的雜亂，削減成兩個箱子的容量，再次上路。

在張翎移居北美期間，她經(jīng)歷了文化的再接受和再融合。提倡自由開放的北美主流文化不斷撲面而來，與其成長過程中經(jīng)歷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產(chǎn)生很大差異。她在逐步接受北美文化的過程中嘗試與母國文化進行融合、再生。張翎定居多倫多后，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不惑之年開始進入迄今為止最主要的創(chuàng)作期，其出手不凡，并一發(fā)不可收拾。如今已出版長篇小說《望月——一個關(guān)于多倫多和上海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98年）、《交錯的彼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郵購新娘》（作家出版社，2004年）、《金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睡吧，芙洛，睡吧》（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陣痛》（作家出版社，2014年）；中短篇小說集《雁過藻溪》（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塵世》（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盲約》（花城出版社，2005年）、《余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九州出版社，2012年）、《戀曲三重奏》（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一個夏天的故事》（花城出版社，2013年）等。其中篇小說《羊》《雁過藻溪》《余震》和《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等六部作品進入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長篇小說《金山》和《陣痛》分獲“2010年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2014年第三屆《中國作家》“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得益于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和復雜多變的創(chuàng)作歷程，張翎的作品在加華作家中可謂出類拔萃、風格卓絕，具備加拿大華裔離散作家在“第三文化空間”中的典律特質(zhì)。

張翎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心思時曾經(jīng)說：“離開祖國那么多年，地球村的概念也形成了，思鄉(xiāng)的概念漸漸淡漠了，我不再有文化沖突、身份認同上的困惑，我已經(jīng)習慣了無根的感覺，我不屬于這里，也不屬于那里，在這里和那里之間的就是根?！?sup>張翎在另一處又有類似的表述：

海外生活意味著地理概念上的距離，地理距離又會衍生出其他意義上的距離。距離意味著理性的審視空間，但距離也意味著與當今中國社會失去了最鮮活的接觸。海外的生活經(jīng)驗意味著作家始終必須要在距離產(chǎn)生的

優(yōu)勢和缺陷中掙扎，這也許就是海外華文文學貢獻給中國文學的獨特之處。

從這里，我們能感覺到很多離散作家（包括離散文學批評家）相似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自我放逐的心路歷程，帶著一絲淡淡的憂傷和潛藏的鄉(xiāng)愁，她說自己是“國內(nèi)、國外都不入流的作家”。Edward Said曾說過類似的話，“我還沒有感覺到絕對地只屬于一個國家……充滿深情地想著老家是所有我能做到的”。與中國故土的遠離，使得張翎可以用特殊的、清醒的、跳脫的視角審視母國文化在母國與移居國甚至母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在其作品中，這種想象也深刻地被反映出來。張翎在移居國的文化想象和讀者在母國的文化想象，通過媒體建立起了彼此之間更快捷、更直接的文學與文化交流通道。

張翎通過個體的海外生存體驗建構(gòu)了一個獨特的文學場域。布迪厄提出場域“是一個各種力量存在和較量的場域”，文學場域只是社會場域之中的一個，盡管它不同于政治、經(jīng)濟等其他場域，卻與它們維持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只不過以一種較為隱秘的方式折射出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具體到張翎和其他海外華文作家，這個文學場域具有“多面性”，是中國話語、異國情調(diào)和故土情懷之間不同力量的較量。一方面她想要堅持并且爭取根植于母國文化的中國話語，試圖尋找中國文化在加拿大的足跡；另一方面異國情調(diào)又使得整個文化環(huán)境、寫作氛圍產(chǎn)生了與在中國大陸極大的不同。與此同時，故土情懷使得張翎對家鄉(xiāng)、中國文化和北美文化又有了一種新的審視。在寫作中，表現(xiàn)為華人在國外的離散歷史——被迫遷徙／自我放逐，族裔權(quán)利之爭和自我認同，異國情調(diào)的大都會城市的描述，后期移民的生存困境以及對于中國大陸的記憶、遠眺和近觀等。

在這個文學場域中，媒體起著對不同的對象群體穿針引線的作用。通過大眾傳播和新媒體，張翎與華人（主要是中國大陸，也包括中國臺灣、

中國香港、新加坡、北美等國家和地區(qū)的華人社會）讀者進行互動。以張翎的文學作品為范本，中國海峽兩岸及香港甚至世界上不同的國家的讀者與張翎產(chǎn)生了雙向的交流。通過媒體，張翎的作品對于更多、更廣泛的讀者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張翎的小說《余震》改編為馮小剛導演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獲得了包括“亞太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和“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nèi)的多個獎項；小說《空巢》改編成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了“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新片表彰獎”、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等獎項。

雖然她的作品主要發(fā)表在中國大陸，部分在中國臺灣和加拿大等地發(fā)表（2011年《金山》的英譯本由加拿大企鵝出版公司在多倫多出版），但其寫作基本是在北美、歐洲，特別是加拿大的多倫多完成。正是這種恒在的地理距離，每天的時間差別帶給世界各地尤其是大陸、臺灣讀者對其作品和作家本人更多的“神秘感”與“好奇心”。這些讀者憑借各自文化語境中形成的獨特閱讀體驗、自我的期待與預設的感應，在大眾傳媒的多方報道和深入介入影響下，構(gòu)建起了對張翎離散小說的“二度閱讀空間”。這個空間，常常是在離散作家和母國閱讀環(huán)境之間建立的，但也可以是以地球村為依托的更廣大的閱讀空間。以現(xiàn)代媒體為中介，通過人際傳播、大眾傳播、新媒體傳播、組織傳播等方式，創(chuàng)造讀者和作者多重的雙向互動，在讀者建構(gòu)閱讀想象空間的過程中逐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像傳統(tǒng)媒體極大地受制于時間和空域的影響，大眾新媒體在日新月異的網(wǎng)絡傳播新技術(shù)的支持下，打破了離散文學作者和讀者的時空限制，實現(xiàn)了二者經(jīng)常性的面對面的互動和彼此瞬間的理解、歸屬、認同，使得離散作家的“回家”不再延遲，也使得讀者、讀書界、批評界對大洋彼岸張翎們的“歸來”不再陌生。

這樣的“二度閱讀空間”，架設在以中國話語、異國情調(diào)、故土情懷為場景，以故國作者和讀者為對象的場域中。作者與讀者不斷地相互交流，讀者的信息反饋到張翎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形成“第三文化空間”下的文學再創(chuàng)造，并部分改變其文學張力。在“二度閱讀空間”里，張翎儼然是創(chuàng)造異國情調(diào)的“長袖善舞者”，她把中國話語與異國情調(diào)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讀者渴望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既不是中國本土的故事，也不是完全的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文學作品，而是帶有中國文化情懷的異國情調(diào)。他們想看中國人在國外如何打開一個新的世界。最后，嗅覺敏銳、伺機而動的媒體也不可或缺，它是作者與讀者信息的來源。因此，這樣的三位一體編織成了張翎小說“二度閱讀空間”網(wǎng)絡?；诂F(xiàn)代媒體的傳媒作用，它表現(xiàn)出既不依賴于異國文化，也不需要完全附著于母國文化之上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在這個空間中，所有人都脫離了原始的生存現(xiàn)實，借助于媒體而進入其中。于作者而言，恰好符合張翎離散背景下自我異化的文化，即“第三文化空間”的第三種文化，為她精神的“飄零無根”找到了溫暖的依靠。這時，張翎不再是加拿大移民的身份，而是一個超脫于母國、移居國文化之上的自由創(chuàng)作者，以及讀者群體想象的引導者。她不需要再追尋北美主流文化，也不需要完全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相符合，從而構(gòu)成“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tài)。于讀者而言，無論是大陸的讀者，還是港澳臺的讀者，抑或是散落各大洲其他區(qū)域的讀者，他們可以循著不同的閱讀路徑進入張翎以中文方塊字為編程密碼而精心打造的異國情調(diào)的源網(wǎng)絡，并將自己的想象投射其間，更可以通過媒體與張翎進行更加深刻的交流互動，繼而生發(fā)出色彩斑斕的文學夢境。

那么，為什么是張翎的“二度閱讀空間”而不是其他？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觀照?？傮w而言，“二度閱讀空間”既是真實的又是想象化的，既是結(jié)構(gòu)化個體的位置又是集體的經(jīng)驗與動機。空間的建構(gòu)是通過媒體在不同地域之間搭建起來的，信息流形成了空間的內(nèi)容。在張翎的讀者想象與創(chuàng)作期待中，包括讀者對于西方世界的想象，顯示出作者對于母國文化的回望，以及母國甚至其他國家與作者之間的文化互動。

從空間中角色與力的發(fā)出、接受及影響的變化角度來看，讀者對西方世界的想象，是通過張翎的文學作品將抽象變成具體的。其中，“想象”或“想象性”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在Richard Lehan的《文學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中，作者一方面承認城市文本的變化是因城市的變化而來，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文學賦予城市一種想象性的現(xiàn)實”，因而讀

者對于西方的想象，是張翎通過文學構(gòu)建出的一個讓華人迷茫、堅強、奮斗的現(xiàn)代性的世界。例如張翎的《睡吧，芙洛，睡吧》，她講述了加拿大落基山脈淘金小鎮(zhèn)巴克維爾里面白人族裔和中國人族裔因互相不了解而產(chǎn)生隔閡與消解不滿的故事。異國文化對中國大陸及其他華文讀者來說是新鮮的、陌生的，是需要通過想象來描述的。張翎結(jié)合個體的體驗與感知，創(chuàng)作出西方背景下的華人故事，為讀者勾勒出一個現(xiàn)代性的、與眾不同的城市和國家形象。

張翎對于母國文化的回望，通過與讀者在這個空間中的互動不斷地加深，這于她而言是一種不需要跨越物理距離的文化尋根，甚至不必借助“他鄉(xiāng)遇故知”來回歸，利用媒體即可想象化地進行文化的溯源。在此空間中，張翎就有了更加快速的想象化的文化依托，在讀者與張翎之間形成一個互補互促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

就此，個體體驗與感知以文學的形式，通過媒體達到受眾一方。受眾因離散文學的描述，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城市和國家進行想象。受眾也受力于作家一方，使其個人及作品受到不同程度上的影響。在“二度閱讀空間”之中，此關(guān)系不斷循環(huán)往復，使得離散文學甚至中國文化通過媒體不斷世界性地擴展、加強。

而在此宏觀框架下，我們從閱讀表象中概括出若干特征，作為張翎“二度閱讀空間”獨特追求的證明：獨特的想象力。張翎創(chuàng)造的本鄉(xiāng)本土，或者是異國他鄉(xiāng)的環(huán)境背景，皆似曾相識，卻又如夢如幻。她塑造的國人、華人華裔或外國異族形象，一如惠山泥人，千人千面，少有雷同。她講的故事，無論是歷史的驚心動魄、風舒云卷，還是現(xiàn)實的起落無常、悲歡離合，皆是張翎的故事，娓娓道來，收放自如，而非張三的歷史、李四的現(xiàn)實。獨特的文字。“張翎的語言細膩而準確，尤其是寫到女人內(nèi)心感覺的地方，大有張愛玲之風。”莫言如此稱道。“天生具有好的語感，可張翎還嫌不夠，還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錘煉她的小說語言。”這是嚴歌苓的贊嘆。在“細膩而準確”“天生好的語感”之外，張翎的文字還有一種難得的純粹和空靈，可能與她本人的信仰相關(guān)。獨特的“出品”。張翎在海外作家中以勤奮著稱，近年來，短、中、長篇小說聯(lián)袂問世，又屢屢斬獲各種極具分量的獎項，讀者通過閱讀與消費給作家?guī)碇苯拥陌?。其佳作迭出的躍升趨勢，在海外華裔作家中少有能與其比肩者。面對媒體和讀者時獨特的親和力。得益于其所從事的熱狗銷售、翻譯、教師、行政秘書以及聽力康復等各種職業(yè)，張翎在進行媒體采訪、現(xiàn)場互動、公眾活動時，態(tài)度大方，舉止親切，機智幽默，行云流水，用時髦的話說，是接地氣、氣場足。這樣一種姿態(tài)也體現(xiàn)在她的作品之中。獨特的自由。張翎幾年前辭去聽力康復師職位，這個職位在加拿大不僅要求專業(yè)背景、良好的語言能力（英語或法語），還需要耐心敏銳，以及良好的和病人溝通的技巧，在多倫多主要的醫(yī)院，華裔聽力康復師寥寥無幾。她為了專事寫作，獲得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tài)，寧可辭掉這項已經(jīng)駕輕就熟、令人羨慕的工作。在專注寫作的同時，相對寬松地安排世界各地媒體的采訪和各類交流活動，體驗各種生活方式，為寫作添加養(yǎng)分。獨特的灑脫。有人說，自由和民主一樣都是貨架上的商品，你得努力去用它們，才能享受它們的好處。張翎有熱愛自由的文人性情，有來自家庭的支持，再加上她自身經(jīng)歷的起伏，甚至在生命幾乎突然中止的險境后獲得的超然和灑脫，使她的小說充滿吸引讀者的素材。

在筆者看來，正是這六個具有鮮明個性的特征，使得張翎的“二度閱讀空間”在加拿大華裔離散文學的寫作和閱讀的互動中展示出魅力，同時在大眾新媒體視域內(nèi)獲得獨特的文化意義。

（作者單位：馬佳，加拿大約克大學語言、文學和語言學系助理教授；范憶陽，美國紐約大學在讀研究生）

1. 本文曾在2014年11月9—11日在湘潭大學舉辦的“中國韻文學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會暨第七屆中國韻文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口頭發(fā)表，是山東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多卷本“中外文學交流史”中的《中加文學交流史》卷其中一章的一部分。
2. 在華僑歷史上，四邑是指臺山、開平、恩平、新會四個縣，80年代行政上加上鶴山，稱為“五邑”。為了還原歷史場景，本文仍用四邑來論述。
3. 兩文分別載于《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0年第3期，第3～8頁；《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第52～60頁。
4. 數(shù)據(jù)是黎全恩根據(jù)中華會館的捐獻記錄（1892—1915）、運回中國的骸骨記錄（1937）和在維多利亞重新埋葬骸骨的記錄（1960）而計算出來的。見David Chuenyan Lai，Chinatowns：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8，p.58.
5. 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出版地不詳），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273頁。
6. 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出版地不詳），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348頁。
7. 梁麗芳：《試論嶺南人對加拿大華文文學的起源及形成的貢獻》，《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0年第3期，第3～8頁。
8. 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出版地不詳），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48～49頁。
9. David Chuenyan Lai，“A‘Prison’for Chinese Immigration”，The Asianadian，1980，Vol.2，No.4，pp.16－19.
10. 梁麗芳：《試論前期加拿大華人文學活動的多重意義：從閱讀書社、征詩、征聯(lián)到粵劇、白話劇》，《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第52～60頁。
11. 李東海：《加拿大華僑史》（出版地不詳），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213頁。
12. 嚴明：《清代廣東詩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
13. 1995 160～162、316～324頁。
14. 林岳軻譯述，林恩澤牧師著：《懷念故友黃文甫》，收入《林岳軻文稿匯編》（非出版物），2003年，第91～92頁。
15. 徐孤風著，雷基磐編：《徐孤風先生詩詞集》（出版社不詳），1966年版，第3頁。
16. 徐孤風著，雷基磐編：《徐孤風先生詩詞集》（出版社不詳），1966年版，第5頁。
17. 徐孤風著，雷基磐編：《徐孤風先生詩詞續(xù)集》（出版社不詳），1978年版，第28頁。
18. 司徒樹濃：《旅加吟草》（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詳），第20頁。
19. 司徒樹濃：《旅加吟草》（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詳），第32頁。
20. 司徒樹濃：《旅加吟草》（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詳），第37～38頁。
21. 司徒樹濃：《旅加吟草》（出版社及出版年份不詳），第20、25、33、55頁。
22.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批準號：11＆ZD111）子課題“海外華文文學的跨界研究”、2014年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十二五”規(guī)劃課題（批準號：14G38）成果。
23. “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主要是指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中國大陸陸續(xù)以留學、團聚、陪讀、求職、婚嫁、技術(shù)、投資等形式移居到加拿大的華人作家用中文創(chuàng)作的小說，代表作家有：曹小莉、陳河、陳麗芬、川沙、馮湘湘、慧卿、柯兆龍、劉慧琴、李初喬、李彥、林楠、青洋、孫博、思華、詩恒、汪文勤、文章、為力、笑言、薛憶溈、余曦、原志、堯堯、宇秀、亞堅、閻真、楊雪萍、曾曉文、張翎等。
24. 池雷鳴：《比較視野下的歷史書寫及其形態(tài)：以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為中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9期。
25. ［英］阿爾弗雷德·格羅塞著，王鯤譯：《身份認同的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頁。
26.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頁。
27. ［美］南?！じダ诐?、［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周穗明譯：《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導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28. ［加］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年版，第290頁。
29. ［法］保羅·利科著，汪堂家、李之？譯：《承認的過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
30. ［法］阿爾都塞：《意識形態(tài)和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續(xù)）》，《當代電影》1987年第3期，第100～101頁。
31. 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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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建華：《道德秩序》，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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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18頁。
36.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18頁。
37.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63頁。
38.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42頁。
39.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41頁。
40.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42頁。
41.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14頁。
42. ［加］查爾斯·泰勒著，韓震、王成兵、喬春霞、李偉、彭立群譯：《自我的根源：現(xiàn)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43. 曹衛(wèi)東：《從“認同”到“承認”》，《人文雜志》2008年第1期，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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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英］阿爾佛雷德·格羅塞著，王鯤譯：《身份認同的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46.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131頁。
47.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著，胡繼華譯：《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62頁。
48. 張翎：《金山》，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49. 張翎：《寫作就是回家的一種方式》，《長江日報》2012年10月14日。
50. 《華商晨報》記者楊東城訪張翎，《唐山大地震“催淚”不應是電影追求的目的》，《華商晨報》2010年7月22日。
51. Said，Edward，The Nation125th Anniversary Issue，1991，Vol.253，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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