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問題意識”與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

是“中國制造”還是“中國創(chuàng)造”，這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中國有識之士所及時提出的“開山問題”。不僅經濟學界，也不僅科技學界，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界在內的所有中國人，實際上已經圍繞著這一“開山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結論是不言自明的，但通向這一結論的思想過程卻是艱難的。這是因為，“中國創(chuàng)造”的實現(xiàn)必須以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核心價值來構建基本原理和生成終極標準。對于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傳承體系建設為時代使命的中國當代人文學者來說，這一“開山問題”的提示尤其意味著，我們需要在“中國創(chuàng)造”的文化原創(chuàng)意義上來領會“中國特色”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體系構建。具體到中國審美文化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闡釋，長期以來以西方美學價值觀為主要參照物而展開的美學史描述和審美哲學闡述，以及審美文化涵涉范圍之內的文學與藝術各領域的歷史描述和藝術闡述，因為始終沒有解決思想邏輯與文獻材料之間的完全契合問題，所以留下了許多有待于探討的“關鍵問題”。毫無疑問，這些“關鍵問題”均處于學界討論乃至于學術爭鳴的“焦點”上，諸如中國審美文化的本質問題、中國藝術哲學的基本原理問題、中國文學藝術的主體精神問題、中國美學思想的中心范疇問題等等，只有聚焦于這些“焦點問題”，才有望透徹解答有關中國審美文化之核心價值的學術追問。惟其如此，這里所展開的中國審美文化研究，才選擇了“焦點問題研究”的基本理路。

相信一切有志于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真精神，從而闡揚中國審美文化之原創(chuàng)價值的當今學人，以及社會上所有深愛中華藝文傳統(tǒng)的志同道合者，都會同意以下觀點：“通古今之變”與“通中西之變”之間又是需要“打通”的，偏執(zhí)的“西學中心主義”和同樣偏執(zhí)的“中學中心主義”都是需要揚棄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風水周期輪轉的文明觀念分明是有害的。如果說這里的“焦點問題”選擇與探討，體現(xiàn)了我們關于中國文學藝術通觀性研究的學術探詢視野，而此間所有探詢的結論最終涉及到審美本質和藝術標準等相應問題的終極思考，那么，值此開宗明義之際，必須要強調指出的是，所以這些“焦點問題”的確認以及就此所展開的新思考，所整體呈示給世人者，也恰恰構成一種“問題意識”。換言之，我們呈現(xiàn)給人們的，與其說是一個自成系統(tǒng)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深度思考的“過程”。“結論”無論如何都是封閉的，而“過程”自始至終都是開放的。

或曰：“焦點問題”的自我確認難免于“六經注我”，將不利于“創(chuàng)造性還原”中國審美文化的原生本色。誠哉是言！但就本意而言，“我”之所執(zhí)著者，是在“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同時并舉。只有“創(chuàng)造性還原”才可能實現(xiàn)“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同時并舉，這是因為，即便是從最基本的學理上考慮，只要那個“我注六經”的“我”存在，學術主體的主觀創(chuàng)造性就是不可忽略的。在這里，我們倒是從一開始就想說明，希望世人能認同我們所確認的這個“焦點問題”系列，進而希望有同好者參與此間所開放的思考“過程”，使這些事關中國審美文化之傳承，而且有益于現(xiàn)代審美文化之建設的問題得到可持續(xù)的關注，最終既促成對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精神的“創(chuàng)造性還原”，也推動中國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自我完善。

鑒于“審美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涵涉廣而思理深的特殊概念，這里所實際展開的探詢思考，必然帶有鮮明的“跨學科”色彩。“跨學科”現(xiàn)今早已是時代熱詞了。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缺乏“問題意識”的“跨學科”研究，很容易流于表象新潮的相互追逐。而必有待于“跨學科”研究來解決的“問題”，具體就中國文學藝術而言，無論是著眼于研究對象“外在聯(lián)系”的多維特征，還是著眼于“內在結構”的多元特征，最終都意味著中國文學藝術本身是一種“跨學科”的存在。冷靜回味當下的人文研究經驗，在感嘆“跨學科”研究總能給人一雙“慧眼”的同時，卻又不免學理深度不夠的遺憾。譬如，近年有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聯(lián)合主辦的“2010‘中國哲學與藝術精神高層論壇’”，其宗旨就在實現(xiàn)哲學與藝術的“跨學科”研究。就會議之熱點話題而言，無論是透過“氣韻生動”這一畫論術語來關注中國古代語境中藝術與哲學的雙向關聯(lián)，還是將中國傳統(tǒng)藝術觀中“大巧若拙、大白若黑、以丑為美”的創(chuàng)作思想對接于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其所展現(xiàn)的基本理路，還是在現(xiàn)成的藝術觀念與哲學觀念之間尋找對照解讀的契機。與此相應，2010年8月舉行的“首屆全國科學·藝術·哲學論壇”，又在“哲學與藝術”的基礎上再引入“科學與藝術”的跨學科研究。不容否認，這種不僅關系到新學科、新藝術門類發(fā)展，而且關系到景觀藝術設計、工業(yè)設計、科技傳播等社會需求，進而關系到大腦意識、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等尖端科學開發(fā)的跨學科研究，意義非常重大。誠如已有學者所指出的，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后，科學技術與藝術的關系呈現(xiàn)出一種并峙、博弈、互動、交融的狀態(tài)：現(xiàn)代科技重塑現(xiàn)代藝術理念和形態(tài)；現(xiàn)代藝術為現(xiàn)代科技注入審美化的人文主義內涵。也有學者在《藝術的起源與本質：人科的視角》專題報告中提出了審視“科學與藝術”二者關系的一個全新視角——“人科”視角。與人有關的事物都應是科學的一部分的理念是“人科”這門新學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人科”的研究對象是所有簡單系統(tǒng)與復雜系統(tǒng)，包括藝術家與受體這兩部分，其中涉及到對藝術是如何運作和為什么能取得成功等方面的研究。如果說報告者關于藝術可分為純藝術與應用藝術兩部分的認識不為無見的話，那么，他關于藝術來自生物演化壓力和文化發(fā)展兩方面因素的思想，就耐人尋味而又啟人深思了。而在我們看來，“人科”新視野的內在文化根基，實質上正是支撐著世界文明史的“人學”價值觀，而其體現(xiàn)于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者，即在本課題研究所確認的中國人格美學——“內圣外王·玄圣素王”的精神傳統(tǒng)。

中國審美文化史上可供溯源的最早的“人科”研究對象，是否可以確認為《莊子》中的“混沌”呢？無論如何，這將引動我們去思考：中國藝術哲學原創(chuàng)的“第一原理”，究竟應該像現(xiàn)在世人已然習慣接受的那樣確認為“混沌觀”，還是需要在重新思考中確認為“人化·混沌”觀念！長期以來，國人在反思西方工業(yè)文明科技理性推動下的專業(yè)化“分工”導致了“完整的人”被“異化”之際，基于民族文化心理與“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每每高度評價中國傳統(tǒng)思維模式之“混沌”原始境界，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古典哲學與美學境界恰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哲學美學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超越現(xiàn)代性而回歸“混沌”。如今重新審視這種思潮，盡管其祛除“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精神完全可以理解，但其思維方式之缺乏辯證法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重要的是，那種基于中西二元對立之思維慣性而追認的中國傳統(tǒng)思維的“混沌”本質，未見得就是中國哲學、美學思維的原生本質真實。

審美文化的研究視野，必然是審美的哲學抽象與藝術的技藝探討的兩極合一。不言而喻，哲學決定論所派生出來的美學思維，往往使美學本身以其哲學的“高度”而凌駕于藝術之上，從而使美學成為哲學的派生物，而不是藝術的主心骨。惟其如此，《藝術哲學讀本》的作者杜書瀛在《自序》中才特意寫到：“過去朱光潛先生、宗白華先生都提倡做理論研究最好掌握一門藝術，很有見地?！?sup>[1]這說明，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作為人類認識藝術的兩個基本方面，應以兼容互補為理想境界。哲學之為哲學與藝術中的哲學，是相關而不相等的。這，是我們要格外強調的一點新認識。藝術哲學——包含文學與藝術各門類而總括其發(fā)生原理與發(fā)展規(guī)律的思想體系，絕不是某一既成哲學體系的直接投射。藝術哲學，很容易被認為是美的哲學的代名詞，因為沒有審美的藝術和沒有藝術的審美都是不可思議的，問題是，美學屬于哲學的學術傳統(tǒng)以及“文藝美學”實際以文學理論批評為主要內容的學術現(xiàn)實，導致了偏重理論而忽略實踐的實際結果，有鑒于此，藝術哲學的辯證探詢其實應該強調“藝術實踐哲學”的探詢，最終實現(xiàn)哲學美學與藝術實踐哲學的兼容互補。

這一基本的思想探詢方法，具有特別契合于中國藝術哲學歷史形態(tài)的民族文化意義。中國藝術實踐哲學集中體現(xiàn)著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特定的人文主體實踐精神，但是，若因此而將中國藝術哲學概括為藝術實踐哲學，進而提煉中國哲學為實踐哲學，那又將是一種極大的誤會。同樣，若反其道而行之，就像迄今為止的思想史體系建構模式那樣，移植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而形成中國“‘道’中心主義”，完全忽略中國“思想者”自古以來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其實是“道術”問題這一基本事實，那同樣是極大的誤解。就像中國文化元典的創(chuàng)造期先秦時代，實際上是以百家爭鳴而旨歸一元為時代精神一樣，基于這種原創(chuàng)精神的整合性思想文化傳統(tǒng)，包括哲學與藝術哲學傳統(tǒng)，在宏觀意義上，既不是獨立自足的“道”中心主義一本論，也不是獨立自足的“技道兩進”“有道有藝”的二元論，而應該是“原道”一本的闡釋學邏輯與“技道兩進”的藝術實踐論的歷史復合。這，正是我們作為聚焦于“中國審美文化焦點問題”的學術研究實踐主體的哲學自覺所在。

聚焦“中國審美文化焦點問題”的學術研究，理當以美學基礎理論領域的“中國創(chuàng)造”為奮斗目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脫離中國審美文化的歷史真實而“向壁虛構”。我們認為，美學基礎理論之所以需要創(chuàng)新，一方面是因為原有的理論已經無法深刻地解釋新的藝術現(xiàn)象和有效地指導新的藝術創(chuàng)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現(xiàn)有理論形態(tài)本身越來越顯出自身構型的不盡合理。而對于有著悠久傳統(tǒng)的中國審美文化來說，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的基礎工程，恰恰在于對傳統(tǒng)本身的“了解之同情”，而思想理論上的“了解之同情”，又恰恰意味著以契合于中國審美文化之傳統(tǒng)思維方式和原生歷史邏輯的學術理性來闡釋中國美學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于古今通觀之中發(fā)現(xiàn)問題，繼而以通古今之變的思辨理性思考這些問題，并因此而構建“焦點問題”系列之整體，這一學術探詢本身就富有理論創(chuàng)新的價值。

中國古人有置序文于全書之后的傳統(tǒng)，推想之下，序文緣此而有著篇終回味的特定意蘊。如果說本篇序文也富有某種篇終回味的意蘊，那就是在開篇與終篇的呼應中所凸顯出來的貫穿各個“焦點問題”的中心線索和思理脈絡：作為中國審美文化邏輯起點的“道法自然”觀念，自始就富于“功成事遂”的實踐檢驗論色彩，這就不僅奠定了本體論與實踐論始終合一的中國審美文化“本色”，而且孕育了“與道徘徊”的人生哲學理念和“技道兩進”的藝術哲學原理；在總體概括的層面上，基于藝術哲學的“玄同思維”，基于人格理想的“布衣精神”，在經歷了造型藝術之“適意寫實”和文章傳統(tǒng)之“體術相生”的歷史塑造以后，最終進境于“吟詠涵泳”的詩意化人格存養(yǎng)方式和“典型化情景交融”的審美意境創(chuàng)造；這，就是中國審美文化的歷史稟賦，由此即可窺見體現(xiàn)著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核心價值的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典型特征。

相信這一中心線索和思理脈絡的充分展開本身，不僅具有中國古典美學思想體系構建的理論意義，而且也具有古今通觀視閾下美學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的學術價值和時代意義。

[1] 杜書瀛著：《藝術哲學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