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靜地與自己交談（代序）

胡抗美

詩最早是與歌同行的，詩歌在和諧的韻律美中抒發(fā)人們內心的情感?！榜厚皇缗?，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薄对娊洝分辛攘葦底?，把心中的愛戀與矛盾刻劃得生動活潑。語言文字的魅力竟是這般神奇！

而在把現實生活轉化為文字乃至詩歌，其間確有著一種跨度，即把現實的具象轉換為藝術的抽象，這需要心靈的敏感與駕馭文字的能力。我覺得寫詩就是“現實的貼近，自由的游曳”，必須充分貼近現實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找尋詩源，然后于心靈發(fā)酵、孕育，在抽象的文字藝術中自由的游曳，生發(fā)成詩。

我在《志外吟》的自序中說過：“興來之時，我常常寫些格律詩，但我不是詩人，愛好而已。詩對于我來說，是生活，平常而須臾不可以沒有。月亮、小溪、清露、微霜、鳥鳴蟲語、春花秋葉，還有田埂、河塘、小草什么的，一觸即發(fā)?！蔽覐臎]有認為自己是個詩人，但有一顆詩心去面對世界，這世界便也有了詩意，才有了詩性的人生——詩的定義在每個人內心。“語言有兩種功能：與他人交談和與自己交談……語言被看作是一個人自己的過去到一個人自己的現在的表達。”（英·懷特?！端季S方式》）很多人知道語言的前一種功能——信息溝通，與他人交談；卻往往忽視第二種功能——與自己交談。每當對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歷有所觸動時，我便靜靜地與自己交談，在文字的世界徜徉，把流動的情緒凝固成文，便有了這些所謂的詩詞。

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就有詩歌治療運動，與職業(yè)療法、音樂療法與藝術療法一樣作為一種輔助性心理治療的方法。為何詩歌能心理治療？因為詩歌發(fā)于心而能改造心。寫詩往往也是滌蕩心靈的良藥。“煩惱時逗我愉悅，急躁時省我沉穩(wěn)，灰心時催我昂揚，虛偽時警我誠實。”（《志外吟》自序）情緒的排遣與情感的升華，帶給作者的是無比愉悅的文字之旅和藝術體驗。所以，我享受著這樣靜靜與自己交談的快樂與知足！在點點滴滴的敘談中，不知不覺積累了些許文字，攢在一起，倒成了我心靈的記憶，寫詩是“一個人自己的過去到一個人自己的現在的表達”，讀詩即成了“一個人當時的表達到一個人過去的記憶”的過程。

早年讀嚴羽《滄浪詩話》，對“無跡可尋”的理解比較片面，甚至跑調。嚴羽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痹瓉碇恢馈霸娧灾尽保拔┰谂d趣”豈不違古訓嗎？原來只知道作品來源生活與自然，“無跡可尋”豈不從天而降，不著邊際嗎？我們這代人受的就是這教育，位卑未敢忘憂國，自己對事業(yè)有強烈的責任心，要求別人包括古人在內也要有。后來，環(huán)境讓人活得實際了些，驀然覺得“惟在興趣”說的是真話，興趣是一個人內心的真實，一旦他對某一件事產生興趣，不裝、不假、不飾，真心熱愛，真心投入。如果他是詩人，這種投入與熱愛，極可能換得神來之筆。被當代戲說文學神化的紀曉嵐在評點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說：“一起意境闊遠，倒攝四州，有神無跡。通篇情景俱包得起，三、四賦中之比，不露痕跡，舊說謂借寓震撼危疑之意，好不著相。”紀昀在贊賞柳詩整體意象構造時，借用“無跡可求”，提煉為“有神無跡”。紀昀在評點中還有一個關鍵詞——意境。追溯紀昀對意境的認識，于詩人提高自己的詩品很有幫助。紀昀評崔顥的《登鸛雀樓》為“意境寬然有余”；評陳與義的《登岳陽樓》和《雨中》分別為“意境雄闊”、“意境深闊”；評賈島的《寄韓潮州愈》為“意境宏闊”等。紀昀著眼于意境，看的是這些詩作的時空體驗，而不是自然、生活中那些具象、有限的東西?？吹贸鰜恚o昀盡量想把意境描寫得離我們距離更近一些，因此他用了“寬、雄、深、宏”等形容字眼，但喻體無論如何也代替不了本體。其實，意境不是實有之境，不是客觀認知的實體。此境無常境，如同道，“道可道，非常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意境之境與情景、物景相關聯，卻又復歸于無景；意境之境乃為心景，但又不是純粹的虛無，卻是千姿百態(tài)、出神入化。

由詩的意境使我想到意象這個概念。很有趣，有人說，中國人只講意境，意象是西方的東西。這個人甚為生氣地說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而且那幾天我正在看紀曉嵐的《唐人詩律說》和《灜奎律髓刊誤》。紀曉嵐在評陳羽《春日晴原野望》一詩時說：“起四句極有意象”。順著紀曉嵐的意象，我發(fā)現意象的概念最早出自于《周易·系辭》，之后世代相傳，不斷豐富，到了明、清兩代，已經成為藝術評論的重要思想。意象是藝術家創(chuàng)造的藝術形象，這個藝術形象是客觀物象經過藝術家獨特的情感活動而產生的。也可以說是客觀的象與主觀的意的結合。我不愿再想“意象”的籍貫何處，我只擔心藝術作品離開了意象，將會成為什么樣子。連“三句半”、“二人轉”也講意象，中國詩詞、中國書法藝術怎么能不講意象呢？

此冊詩集是從以前出版的詩集和近期所寫的詩詞中遴選出來的?；匚秳?chuàng)作過程中，曾經為了斟字酌句而苦苦冥想，為了得一佳句而歡欣鼓舞，深深癡迷于詩詞的魅力中。但近幾年潛心于書法探索漸漸疏淡了詩詞創(chuàng)作，以前一天能寫幾首詩詞，現在幾個月才寫幾首詩詞。雖說數量上遠不及從前，但心里的那份掛念時時刻刻縈繞，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倒是讓我對詩詞有了另一種眷戀的情愫，似“小樓風月，兩處一般心”的思苦。

或許，書法思考沉重了一些，沉重得力所不能及；沉重得嘔心瀝血；如再沉重，甚至眾叛親離?？墒牵F在依然沉重著，將來也不可能輕松。何以如此？因為，砝碼的另一端比“泰山”還沉重！時間與精力不容許再像過去那樣寫詩，哪怕是陶冶般的休閑，也以為是對書法思考的分心。誠然，當一個人內心世界波瀾起伏、或不吐不快時需要表達，詩是一種表達方式，書法也是一種表達方式。無論什么方式，表達了就放松了。詩書相通，都可表情達意。不過有可能，沉重到不能承受時會寫詩，讓自己從沉重中解放出來。詩是痛苦的笑，是噙著眼淚的笑。因此，還有可能雖然沉重著，卻仍然寫詩，把沉重寫作詩。

詩詞字句的錘煉與詩意的提煉需要老師的指引，感謝得到了沈鵬、文懷沙老師的指導；感謝鐘陵、何永康、鐘振振老師的具體教誨；感謝李松兄和謝柏梁老師與我的多次切磋與溝通，使我受益良多。特別是鐘陵和何永康老師曾為我《志外吟》詩集作序。鐘陵老師為當代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弟子，鐘先生雖已仙逝，但永遠忘不了他為我悉心修改詩詞的教化之恩。在我的詩詞生涯中，何師永康率眾多弟子師生唱和是一段佳話。當時積極參與者有師兄駱冬青、吳新江和我，零星參與者多達十余人，并于2011年元月出版《平上去入》詩集。何師及冬青、新江兄的詩詞對我產生很大影響，使我進步和提高，這是我極為珍惜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