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與歐化

周作人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拋壽，字啟明，晚年改名遐壽。浙江紹興人。近代著名散文家。曾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參與籌組文學研究會，倡導(dǎo)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著有《苦茶隨筆》、《苦竹雜記》和《風雨談》等散文集。

在《學衡》上的一篇文章里，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于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想。梅君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見則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只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盡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桐城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么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么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于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fā)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只能以聽其自然長發(fā)為止，用不著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里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養(yǎng)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么人為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fā)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jié)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并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jīng)里，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只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只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志，于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為保守國粹在于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么？他們的錯誤，由于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為國粹，因為這些都是一時的現(xiàn)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著于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為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其神髓”這一回事；創(chuàng)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只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于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于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于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區(qū)別與成見。模仿杜少陵或泰戈爾，模仿蘇東坡或胡適之，都不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受他們的影響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這便是我對于歐化問題的態(tài)度。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來有一種鄉(xiāng)愿的調(diào)和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對模仿歡迎影響說和他有點相似，但其間有這一個差異：他們有一種國粹優(yōu)勝的偏見，只在這條件之上才容納若干無傷大體的改革，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zhì)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和沁透，合為一體，連續(xù)變化下去，造成一個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正如人的遺傳之逐代增入異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

譬如國語問題，在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的意見，大抵以廢棄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為最大的讓步了；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盡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他表現(xiàn)的力量，卻也不強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這樣看來，現(xiàn)在各派的國語改革運動都是在正軌上走著，或者還可以逼緊一步，只不必到“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的地步：曲折語的語尾變化雖然是極便利，但在漢文的能力之外了。我們一面不贊成現(xiàn)代人的做駢文律詩，但也并不忽視國語中字義聲音兩重的對偶的可能性，覺得駢律的發(fā)達正是運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為，所以國語文學的趨勢雖然向著自由的發(fā)展，而這個自然的傾向也大可以利用，煉成音樂與色彩的言訊，只要不以詞害意就好了?？傊矣X得國粹歐化之爭是無用的，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面不可。倘若偏執(zhí)一面，以為徹底，有如兩個學者，一說詩也有本能，一說要“取消本能多’，大家高論一番，聊以快意，其實有什么用呢？

佳作賞析

“國粹”與“歐化”均非中國固有的詞匯，而是20世紀初從日本傳來的舶來品。顧名思義，“國粹”一詞是指本民族本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精華，而“歐化”則大致相當于后來的“西化”一詞。這兩個詞大約在1901—1902年間傳入我國。與上述兩詞緊密聯(lián)系的，還有所謂的“國粹主義”與“歐化主義”，這原本是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兩種不同社會思潮與文化觀的一種概括性稱呼。20世紀初，中國也出現(xiàn)了國粹主義與歐化主義兩種文化思潮。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危機的刺激，另一方面也與此期西學的大規(guī)模輸入有關(guān)。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cè)重在文學精神上，他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他也強調(diào)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基地”，也就是說要對“西方化”有一定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