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由生活的一些點滴想法、影像和片斷構成，它們至今無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說中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因此，我把它們集結于此，合成一個連貫的作品。有時，我頗感驚訝地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無法將我自認為值得探究的想法訴諸小說：譬如生活中某些奇特的時刻、一些欲與他人分享的瑣事，以及狂喜時分從我身上迸出的那些快樂而又具有魔力的字眼。有些片斷具有自傳色彩，有些是一氣呵成的，而另一些則常常由于我心有旁騖而被擱置一邊。我像審視老照片一樣時常回顧這些片斷，而且非常樂于重溫這些篇什（但是我很少重讀自己的小說）。對我來說，最高興的時刻，莫過于發(fā)現(xiàn)這些片段并不僅是應時之作，也不僅只滿足了報紙、雜志的約稿要求，而是超出了我預期要表達的內容，更多地表述了我的興趣和熱情。弗吉尼亞·伍爾夫曾使用“存在時刻”這么一個術語，來描述此類頓悟——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時刻閃現(xiàn)出來。

1996至1999年間，我每周給《公牛》（?küz）雜志寫一些隨筆。那是一家政治諷喻雜志。一有機會，我還會在文中配上插圖。這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往往都是一氣呵成。我津津樂道地談論女兒和朋友，用新鮮的眼光來探詢世界和萬物，用語言來看待世界。時間一長，我甚至開始視文學工作為“以言語透視世界”，而并非僅僅是描述世界。猶如繪畫需要色彩，一個作家從他駕馭語言那一刻起就該看到，這個世界是多么奇妙、偉大和令人驚嘆。他開始超越語言的樊籬來尋找自己的聲音。為此，他需要紙筆，需要有樂觀的心態(tài)，如同第一次看見世界的孩子。

我將所有這些碎片集結成一本新書，自傳是它的主旨。我刪掉許多章節(jié)，并縮減了一些片段，我從自己的上百篇文章和日記中擇出一小部分，并把幾篇安排在一些非同尋常的位置，使其適應整個故事的發(fā)展弧線。例如，用土耳其語和其他好幾種語言發(fā)表的、以《我父親的手提箱》（My Father’s Suitcase）作書名單獨成冊的三篇演講（包括同名的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詞，德國書業(yè)和平獎領獎詞“在卡爾斯和法蘭克福”[In Kars and Frankfurt]以及在普特博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詞“隱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它們在反映同樣的自傳故事時，出現(xiàn)在這本書中的三個不同部分。

這一版本的《別樣的色彩》，是在1999年伊斯坦布爾首版同名文集的框架上發(fā)展而成的。但早期的那個版本僅僅是一部散文匯編。這一版本卻不然，它將一系列自傳性的思緒、片段和情景連貫起來。對我來說，談談伊斯坦布爾，或者聊聊我喜歡的書、作家以及繪畫作品，凡此種種都不外是探討人生的借口。關于紐約的那部分作品，始寫于1986年，那年，我第一次踏進這座城市。這是我這個異國人對這座城市最初印象的見證，而我的假想讀者，則是土耳其人。書尾的小說《凝望窗外》極具自傳色彩，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奧爾罕。而小說里的哥哥，像我所有小說中的哥哥一樣邪惡而殘暴，這與我的親哥哥——杰出的經(jīng)濟史學家謝夫蓋·帕慕克毫無關系。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驚悸地發(fā)現(xiàn)，自己對天災（地震）和人禍（政治）有著特殊的興趣和極度的敏感，于是，我刪去了部分有關政治黑暗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自己體內潛藏著一個貪婪的、躁動不安的書寫狂（一個永無休止地寫作、永遠用文字來譜寫生活的生靈）。為了使他高興，我需要不停地寫作。但在編撰這本書時，我發(fā)現(xiàn)，假如與這個書寫狂合作的編輯能給作品確立一個中心、一個框架和某種意義，那么書寫狂會更加高興，而不至于因罹患書寫癥而痛苦不堪。我希望細心敏感的讀者，不僅會關注我為寫作本身付出的努力，還會留意到此書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編輯方式。

我是德國作家、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的傾心仰慕者，這方面的同道中人委實不少。但我有個朋友對他過分敬畏，于是為了惹怒她（當然，她也是學院派出身），我有時會問，“這個作家真有這么了不起嗎？他只寫了幾部作品而已。如果他算得上有名，那也是因為他那無法寫成的大作，而不是因為那些已經(jīng)寫完的作品?！边@位朋友回答說，本雅明的作品漫無邊際，像碎片一樣斷斷續(xù)續(xù)，這正如生活本身。所以，就像人們對待生活一樣，總有那么多文學評論家費盡心機，想拼湊出他作品的意義。而我呢，每次都會笑著說，“總有一天，我也會寫出一本僅由碎片組成的作品?！边@就是那本書，所有碎片都置于一個框架之內，暗暗指向一個我試圖掩藏的中心：我希望讀者在想象那個中心的形成時，會感到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