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選題緣起與概念界定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焙贾荼蛔u為“人間天堂”與“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1]，乃風景勝地與人文淵藪。而西湖就是鑲嵌在杭州最為耀眼的一顆明珠，即蘇軾所說：“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sup>[2]西湖不僅是杭州的地標與歷代文人吟詠、描繪的熱點，而且是江南文化的名片與“憶江南”的極佳寄托，相關(guān)詩詞文賦汗牛充棟。中國古代小說也熱衷標舉“西湖”，宋代至清末活躍著數(shù)十位好以“西湖”為名號的小說家，如西湖漁隱、西湖墨浪子、西湖香嬰居士等。宋元時期誕生了《西湖三塔記》《綠窗新話·邢鳳遇西湖水仙》《夷堅志·西湖女子》等小說作品，明清涌現(xiàn)出《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話》《西湖拾遺》《西湖遺事》《新西湖佳話》等諸多明確標示“西湖”的小說集。歷代還有很多小說，雖然在篇名上沒有明示西湖，從南朝的《續(xù)齊諧記·徐秋夫治鬼病》，到明清的《剪燈新話》、“三言二拍”、《無聲戲》中的諸多篇目，《醉菩提傳》《雷峰塔奇?zhèn)鳌返缺姸嗾禄匦≌f，再到清末民國的《錢塘獄》（1906）、《湖上嘉話》（1930）等，但也喜歡講述西湖故事，尤其是白蛇系列、濟公系列、小青系列小說更是將主要的故事發(fā)生地與重要場景置于西湖，具有濃厚的西湖情結(jié)，以致明末清初的湖海士與著名史學家談遷明確提出了“西湖小說”的概念。
中國古代有許多詩詞文賦流派以地域命名的現(xiàn)象，如江西詩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湖湘詩派、陽羨派、桐城派、湘鄉(xiāng)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等等，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詩文詞集，例如《大歷年浙東聯(lián)唱集》《中州集》《沅湘耆舊集》《揚州集》《吳都文粹》《湖州詞征》等，更是不勝枚舉。相比之下，“西湖小說”可謂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其創(chuàng)作一直薪火相傳，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蔚為大觀，以濃郁的地域空間特色在中國小說史上獨樹一幟，令人矚目，值得探究。因此，我們選擇“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作為研究對象。
名正則言順，我們首先對幾個重要概念予以界定：
1.“西湖小說”的界定
關(guān)于這一概念的最早出處，學界普遍認為是著名史學家談遷（1594—1657）在順治十一年（1654）提出的[3]。這其實還可以往前追溯。至遲在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湖海士在為小說《西湖二集》崇禎云林聚錦堂本所作的序言中，記載了他與作者周清原的一段交往：“清原唯唯而去。逾時而以《西湖說》見示，予讀其序而悲之……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塊，以小說見，其亦嗣宗之慟、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詩瓢也哉！”[4]此處的《西湖說》之“說”顯然不是《文章辨體序說》所界定的文體：“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5]即陳述作者對某個問題的見解，用以闡述事理的一種文體，代表作如韓愈的《師說》、周敦頤的《愛蓮說》等?！耙浴段骱f》見示”照應后文的“以小說見”，此處的“說”顯然是指小說，《西湖說》則特指周清原創(chuàng)作的小說《西湖二集》（今存），或者還包括《西湖一集》（已佚）[6]。古籍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常出現(xiàn)脫字現(xiàn)象，還有很多書名簡稱的情況，如《詩經(jīng)》簡稱《詩》，《說文解字》簡稱《說文》，《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等?！拔骱f”應當是“西湖小說”被有意簡省或無心脫落的結(jié)果，“西湖說”即“西湖小說”。因此，“西湖小說”概念的最早出處可以追溯至此。到了清代順治年間，杭州籍史學家談遷正式提出了完整的“西湖小說”概念[7]，其《北游錄》云：“（順治十一年七月）壬辰，觀西河堰書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園先生門人也。嘗撰西湖小說。噫！施耐庵豈足法哉！”[8]此處的“西湖小說”與湖海士稱呼的《西湖說》一樣，特指周清原的擬話本小說集《西湖一集》和《西湖二集》。此后，學界對“西湖小說”鮮有論及[9]。
近些年來，學術(shù)界開始重提西湖小說，并根據(jù)明末清初小說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對這一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如劉勇強先生的《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將“西湖小說”界定為“即以西湖為背景的白話小說，尤以短篇白話小說為主”[10]。孫旭在《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中也有類似的界定：“把故事發(fā)生地與杭州有關(guān)的話本小說稱為西湖小說?！?sup>[11]葛永海在《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中將西湖小說界定為：“它不僅是以西湖為背景的短篇白話小說，也應該包括中篇和長篇?！?sup>[12]即以西湖為背景的白話小說。上述界定都把西湖小說限于白話小說的范圍，且主要是指白話短篇小說。
筆者認為“西湖小說”是一個以地域為標識與核心詞的文學概念，具有較高的地域文化與文學地理研究意義，其界定不應受到小說類別和語體的限制。西湖小說較早的出處《北游錄》主要記錄了談遷赴北京期間的經(jīng)歷見聞，包括地理、氣候、景觀、風土、民生等內(nèi)容，具有較高的人文地理研究價值。談遷還撰有《西游錄》二卷。明代小說名家眾多，談遷為何選擇施耐庵來與周清原作比呢？明代盛行一種觀點，認為施耐庵是杭州人[13]?！端疂G傳》的語句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跡，一些早期的水滸故事就誕生于宋代杭州的勾欄瓦肆，小說中的“征方臘”就發(fā)生在西湖及杭州。作為杭州籍史學家，談遷將前輩“鄉(xiāng)賢”施耐庵和《水滸傳》作為褒揚同鄉(xiāng)周清原和西湖小說的參照，而非選擇史家更關(guān)注的《三國演義》之類的歷史演義小說，就是著眼于相同的作者籍貫和作品的地域因素。暫且不論“施耐庵”是否真是杭州錢塘人，談遷的史家眼光和地域意識啟發(fā)我們在兩點連線的基礎上再延展及面，引出一個長久未被關(guān)注的龐大的西湖小說家群體，以及薪火相傳的西湖小說創(chuàng)作。根據(jù)明末清初小說史上的“西湖”現(xiàn)象，在談遷和湖海士的認識基礎上，我們認為西湖小說的界定不應受限于小說類別與語體。它不應只包括白話短篇小說，相關(guān)的白話中長篇小說與文言小說也應該是西湖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這樣才能更全面、真切地反映出小說史對西湖與小說關(guān)系的觀照和認同，以及杭州西湖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遠影響，尤其是發(fā)掘西湖小說在地域文學及文學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價值。因此，我們將“西湖小說”界定為：以杭州為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以西湖為重要故事場景的小說。它包括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也包括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
在此，“以杭州為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和“以西湖為重要的故事場景”是筆者界定西湖小說的兩個必要條件，缺一不可，以便與寬泛地僅將故事發(fā)生在杭州，而不關(guān)注西湖因素的“杭州小說”區(qū)別開來。本文之所以十分注重西湖場景因素，是因為在文化史上，古人非常注重西湖作為杭州的地理標志和象征意義，如蘇軾特別強調(diào)“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諸多小說集如《西湖二集》《西湖佳話》《西湖拾遺》《西湖遺事》《新西湖佳話》等標舉“西湖”盛名。如果在西湖小說研究中，忽略了西湖作為杭州“眉目”的標志性意義，不僅會湮沒它自身的諸多特質(zhì)，而且將大幅削弱其在地域文化和文學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價值，“西湖”的藝術(shù)特色與文化意蘊也就黯然失色甚至被視而不見。因此，一些涉及杭州的小說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蔣淑真刎頸鴛鴦會》、《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雖然故事主要發(fā)生在杭州，但并未出現(xiàn)西湖場景，因此不被列入西湖小說的研究范圍。同樣，西湖小說既然以“西湖”為小說名號，就應該以杭州為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否則就可能名不副實。如《拍案驚奇》第十六卷《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慧娘立決到頭緣》、《歡喜冤家》正編第九回《乖二官騙落美人局》、《情史》卷十九《九子魔母》、《玉嬌梨》等雖出現(xiàn)了西湖場景，但整篇（部）小說并非以杭州為重要的故事發(fā)生地，因此也不能納入西湖小說的范圍。但如果小說中的西湖場景對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較大影響，盡管以杭州或西湖為發(fā)生地的故事不占主要篇幅，筆者也酌情納入西湖小說的范圍。如鈕琇《記吳六奇將軍事》，查孝廉在西湖邂逅鐵丐吳六奇并暢飲之事雖不占主要篇幅，但這一故事情節(jié)深刻影響了吳六奇的人生軌跡，一句“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是彰顯人物個性的點睛之筆，所以此篇被視為西湖小說。另如《拍案驚奇》第二十四卷《鹽官邑老魔魅色會骸山大士誅邪》、《觚賸》卷七《雪遘》等篇目亦是如此。此外，由于話本擬話本小說中的頭回所述小故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些與正話雖無直接的聯(lián)系，但只要符合上述西湖小說的界定標準，也被納入研究范圍，如《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拍案驚奇》第十五卷《衛(wèi)朝奉狠心盤貴產(chǎn)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興一支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等篇目的頭回等。
根據(jù)上述標準，筆者從明末清初的小說中輯出71篇白話短篇小說、5部章回小說和35篇文言小說，共計111篇（部）西湖小說作為研究對象（詳見附錄一）。
2.“明末清初”的界定
“明末清初”作為一個時間概念，在思想史、經(jīng)濟史、文學史等不同學科及研究領域中的界定不盡相同。即使是同一研究領域，研究者從各自的角度，面對不同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也會做出相應的調(diào)整。盡管莫衷一是，但“明末清初”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其大致包括了明代天啟、崇禎朝，清代順治朝和康熙中前期。筆者根據(jù)該時期西湖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的實際情況，在本文中將“明末清初”劃定為明代天啟元年到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621—1702），計約80年的時間。
3.杭州與西湖的地域范圍界定
杭州在歷史上有錢唐、錢塘、禹杭、余杭、虎林、武林、應天、臨安、仁和等名稱。它在周朝以前屬九州中的揚州之域。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始設錢唐縣，屬會稽郡。漢承秦制，杭州仍稱錢唐。新莽時一度改錢唐為泉亭縣。到了東漢，復置錢唐縣，屬吳郡。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杭州屬吳國的吳興郡，歸古揚州。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錢唐縣為臨江郡。陳后主禎明元年（587），置錢唐郡，轄錢唐、于潛、富陽、新城四縣，屬吳州。隋開皇九年（589）廢錢唐郡，改置杭州，“杭州”之名首出現(xiàn)。其下轄錢唐、余杭、富陽、鹽官、于潛、武康六縣。唐代置杭州郡，又改稱余杭郡，治所在錢唐。因避國號諱，于武德四年（621）改“錢唐”為“錢塘”。乾元元年（758）又改稱杭州，歸浙江西道節(jié)度，州治一度在錢塘，轄錢塘、鹽官、富陽、新城、余杭、臨安、于潛、唐山八縣。在北宋時，杭州實際管轄兩浙西路。大觀元年（1107）升為帥府，轄錢塘、仁和、余杭、臨安、于潛、昌化、富陽、新登、鹽官九縣。宋室南渡后升杭州為臨安府，并于紹興八年（1138）定都于此，歷時近一百五十年。在元朝及以后，臨安復稱杭州，但元明清時期的許多小說作品仍以“臨安”相稱。本文所論及的“臨安”即指杭州。關(guān)于杭州在明代的行政建置與轄區(qū)，據(jù)《明史·地理志五》載：“杭州府元杭州路，屬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為府。領縣九。”[14]即下轄錢塘、仁和、海寧、富陽、余杭、臨安、于潛、新城和昌化九縣。府治在錢塘、仁和縣。到了清代，“順治初，因明制”[15]，杭州的行政區(qū)劃并未調(diào)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4）才將海寧由縣升格為州。因此，本文所指的杭州區(qū)域采用《明史·地理志五》中提及的范圍，包括錢塘、仁和、海寧、富陽、余杭、臨安、于潛、新城和昌化九縣。
在中國，稱為“西湖”的湖泊眾多。本文所指西湖除了特別注明以外，專指杭州西湖。其在歷史上又有錢塘湖、錢源、錢水、武林水、明圣湖、金牛湖、西子湖、龍川、上湖等眾多名稱。在遠古時代，西湖連同杭州都是一片海洋。后來由于錢塘江帶來的泥沙淤積，海灣南北的山麓逐漸形成沙嘴，并不斷靠攏，連成沙洲與堤岸，使西側(cè)的內(nèi)湖與大海完全隔開，形成澙湖。約在秦漢時期，西湖的水體不斷淡化，成了淡水湖[16]。到了隋唐時期，西湖已經(jīng)成為著名的風景名勝區(qū)。明代杭州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中列出“孤山三堤勝跡”“南山勝跡”和“北山勝跡”等系列景觀，展現(xiàn)了一個龐大的“西湖家族”。據(jù)清代杭州人翟灝、翟瀚兄弟所著《湖山便覽》載，西湖景區(qū)包括湖泊及其周邊約1016個景點[17]。因此，西湖不僅包括湖泊本身，而且涵括湖畔的南北二峰、孤山、天竺等群山與岳墳、雷峰塔、靈隱寺等諸多名勝古跡。
二、明末以前西湖小說概況
西湖小說在明末清初繁榮之前，大致可以分為萌芽發(fā)展期、初興期與低落徘徊期三個時期，概述如下：
1.萌芽發(fā)展期。魏晉南北朝至北宋時期是西湖小說的萌芽與發(fā)展期。在早期“叢殘小語”式的準小說作品中[18]，難覓西湖的身影。即使是在東漢吳越人士趙曄的《吳越春秋》和袁康、吳平的《越絕書》中亦是如此。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搜神后記》《齊諧記》《續(xù)齊諧記》等一批志怪小說中，西湖的身影逐漸清晰起來。如托名陶潛的《搜神后記》卷二“杜子恭還瓜刀”講述錢塘杜子恭借魚腹還瓜刀的故事。卷九“素衣女子”記述錢塘杜生行船時與女子相遇相戀，后來女子化鳥飛去，杜生相思而死的故事。但這些作品對西湖只是蜻蜓點水般的只言片語，有些甚至并未涉及?，F(xiàn)存真正屬于本文所論西湖小說的第一篇作品，當屬南朝梁吳均（469—520）所作《續(xù)齊諧記》中的“徐秋夫治鬼病”條：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yī)，故來相告?！鼻锓蛟唬骸暗隉o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針之訖，棄流水中可也?！鼻锓蜃髅┤耍瑸獒樠慷?，并復薄祭，遣人送后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鼻锓蛩卧瘟隇榉畛?。[19]
此湖即是西湖。錢塘朱彭《西湖遺事詩》第一首云：“錢塘湖畔小橋東，療疾秋夫技最工。鬼亦望施盧扁術(shù)，呻吟聲在杏林中?！痹撈≌f就被附記于后，并補充說明：“秋夫宅在湖溝橋，即錢塘湖之橋也。鬼云今在湖北，即是湖之北面也?！段骱尽酚涊d六朝事甚少，得此可補前志之缺。”[20]在這篇小說中，徐秋夫住在湖溝橋東；病鬼在西湖北面；人鬼對話于西湖夜空；病鬼請求將扎針的茅草人俑棄于西湖水中；徐秋夫最后遣人將其送至后湖，即鬼所在的西湖北。故事全部發(fā)生在西湖，西湖元素非常豐富。該篇小說雖然屬于志怪，但故事中的人和鬼都富有人性與人情味，志怪氣息淡薄。在西湖畔，鬼沒有超凡之術(shù)，擺脫不了世人的病痛，并向世人求助。秋夫面對鬼魂并不驚駭，一連四問，充滿關(guān)切。醫(yī)者仁心，并不因鬼而異。他在為茅人針灸后，“并復薄祭，遣人送后湖中”，遠超病鬼的訴求，富有同情心。鬼魂也懂感恩，托夢致謝，富有人情味。人鬼對話符合各自的身份，展現(xiàn)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無論是場景和情節(jié)，還是形象和立意，這都是一篇成熟的西湖小說作品，價值頗高，具有重要意義。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21]，唐代傳奇中的西湖小說雖然篇數(shù)不多，但運用“詩筆”，西湖故事詩意盎然，情韻悠長，促進了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風格與審美品位的形成。如袁郊《甘澤謠·圓觀》講述了僧人圓觀和士子李源的兩世交情。兩人同游三峽時，圓觀在圓寂投胎之前，與李源相約十二年后的中秋月夜，在杭州西湖畔的天竺寺見面。李源準時赴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聽見牧童唱《竹枝詞》：“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蹦镣磮A觀之后身，李源潸然淚下，無言以對，只見他繼續(xù)唱詞而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這個贊頌生死不渝的友情故事后來被附會到天竺寺的“三生石”上，廣為傳誦，對后世的西湖小說影響很大，如馮夢龍《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禪師趕五戒》頭回、古吳墨浪子《西湖佳話·三生石跡》據(jù)此敷演。此外，北宋錢易《南部新書》庚卷“杭州靈隱山多桂”、蘇耆《閑談錄》之“使宅魚”條等，對后世的西湖小說也有一定的影響。
2.初興期。南宋至元代是西湖小說的初興期。西湖小說在這一時期興起的主要誘因是“靖康之變”造成大量說話藝人流寓杭州。說話伎藝曾興盛于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22]，但在“靖康之變”后，“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23]，大批說話藝人也隨之逃往杭州?！按篑{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24]，移民人數(shù)激增，改變了杭州的文化生活。據(jù)《夢粱錄》載：“杭城紹興間駐蹕于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nèi)外創(chuàng)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sup>[25]為了滿足南渡移民的娛樂生活和精神需求，南遷的說話藝人也需要重操舊業(yè)來謀取生計，瓦舍于是在杭州應運而生并被發(fā)揚光大?！段骱先朔眲黉洝贰抖汲羌o勝》《夢粱錄》《武林舊事》《醉翁談錄》等南宋至元初的文獻詳細記載了杭州的瓦舍盛況、說話藝人與具體名目。傳至杭州的說話伎藝青勝于藍。據(jù)上述文獻統(tǒng)計，南宋杭州有名號的說話藝人不下一百一十人，這支龐大的專業(yè)隊伍遠遠超過《東京夢華錄》所載北宋汴京十四位有名號者。而且，南宋杭州說話伎藝分類不斷細化，專業(yè)性不斷加強，如《都城紀勝·瓦舍眾伎》將“小說”分為三類，《夢粱錄·小說講經(jīng)史》分為六類，《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分為八類。杭州的說話藝人與底層文人還成立了行會組織，如古杭書會、武林書會、雄辯社等，相互切磋，提高伎藝。正是這支數(shù)量龐大、專業(yè)程度高、綜合素質(zhì)強的杭州說話藝人隊伍，為話本小說做出了杰出貢獻，促成了“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26]。
傳至杭州的說話伎藝入鄉(xiāng)隨俗，西湖故事成為表演的重要內(nèi)容，現(xiàn)存宋元話本中的西湖小說就有《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記》《錢塘佳夢》《菩薩蠻》《喜樂和順記》《金鰻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刎頸鴛鴦會》《張生彩鸞燈傳》《蘇長公章臺柳傳》《裴秀娘夜游西湖記》《錯認尸》等。其中的《西湖三塔記》是這一時期西湖小說的代表作。它與《洛陽三怪記》關(guān)系密切[27]，但具有非常鮮明的西湖標識。開首就花了全篇約三分之一的筆墨極力渲染西湖美景，彰顯地域特色；故事因游湖而生發(fā)，“只因清明都來西湖上閑玩，惹出一場事來”[28]，從此確立了白蛇系列小說中的許宣從西湖歸來而邂逅白娘子的基本情節(jié)模式；依附蘇軾于北宋元祐年間在西湖建造的三座石塔，將其敷演成奚真人化緣建造三塔鎮(zhèn)三怪。西湖元素全方位、深層次地滲透。另如《西山一窟鬼》也是當時非常著名的說話名目，《夢粱錄》卷十六“茶肆”記載了一座王媽媽家“一窟鬼茶坊”以此來招徠顧客，樹立品牌。此處的西山是指西湖畔北高峰東北的駝獻嶺，又稱桃源嶺。主人公吳洪在清明節(jié)和友人來西湖一帶游玩，在此發(fā)現(xiàn)眾多鬼魂，其中就有自己的妻子和丫鬟。癩道人最后幫助收伏這一窟鬼，吳洪最終出家云游。上述話本小說得益于杭州的說話藝人和書坊主，有幸流傳下來，但“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29]，更多的早已失傳，湮沒無聞。
除了白話類小說作品，宋元還有很多文言類西湖小說。如洪邁《夷堅志》中收有《西湖女子》《西湖庵尼》《西湖判官》《涌金門白鼠》《上竺觀音》《寶叔塔影》《神游西湖》《豐樂樓》《吳山新宅》等數(shù)十篇，甚為可觀。值得一提的是《西湖女子》，講述西湖畔一則人鬼情未了的離奇故事，真摯感人，蕩氣回腸。此外還有李獻民《云齋廣錄·錢塘異夢》，王明清《玉照新志·張行簡》，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之《邢鳳遇西湖水仙》《張洗游春得佳偶》《蘇東坡攜妓參禪》等諸多西湖小說作品，較具影響。
3.低落徘徊期。從明代洪武年間到泰昌元年（1620）是西湖小說的低落期。學界一般認為洪武、永樂以后的明代小說陷入了長達近兩個世紀的蕭條期。盡管對于這段“空白期”，尚存爭議[30]，但西湖小說在這一時期陷入低落確為實情。到了明代，杭州的說話伎藝還殘留宋元時期的遺風余韻。明代嘉靖年間，杭州人田汝成記載：“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也?！?sup>[31]所列篇目其實多為宋元舊作或者“近世所擬作”，很少有新創(chuàng)者。如《紅蓮》就是宋人舊篇《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所講故事；《柳翠》，元代有無名氏（一說為李壽卿）雜劇《月明和尚度柳翠》，后被馮夢龍敷演成《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濟顛》講的是濟公故事，宋代釋居簡《北澗文集》卷十《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題下側(cè)注“濟顛”二字，可見宋代就有此人此事。嘉靖年間晁瑮編《寶文堂書目》之“子雜類”著錄有《紅倩難濟顛》，已佚。隆慶三年（1569），杭州書坊刻有《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不分回，題“仁和沈孟柈述”，講述南宋濟顛和尚的生平故事；《雙魚扇墜》或為明代故事，但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關(guān)系還有疑問[32]，有待進一步考證?？梢姰敃r流傳的西湖小說多為舊篇與擬作，新創(chuàng)遭遇難題。
這一問題在當時的小說選本中也有體現(xiàn)。如杭州文士與書坊主洪楩在嘉靖年間編刊的《清平山堂話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話本小說選集，現(xiàn)存較為完整的二十七篇話本當中有《西湖三塔記》《五戒禪師私紅蓮記》《刎頸鴛鴦會》《錯認尸》四篇西湖小說，都是宋元舊作。嘉靖至萬歷年間刊刻的《熊龍峰小說四種》收有四篇小說，《張生彩鸞燈傳》與《蘇長公章臺柳傳》是宋元舊篇，《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稱不上嚴格意義的西湖小說，只有《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是明代所作的西湖小說。其講述弘治年間，妖魅孔淑芳在西湖兩度媚惑商人徐景春，后被紫陽宮真人收伏，并被告官發(fā)冢。形象塑造與立意都嫌粗陋，但在這一時期已屬難得。
這一時期的文言類西湖小說也陷入低落徘徊的狀態(tài)，值得一提的有明初瞿佑《剪燈新話》中的兩篇。瞿佑是杭州錢塘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33]。這兩篇也是富有才情，卷二《滕穆醉游聚景園記》敘述滕生在西湖畔聚景園遇到宋理宗宮人衛(wèi)芳華的靈魂，與之相愛。三年后兩人故地重游，衛(wèi)芳華痛泣而去。滕生慟哭而返，終身不娶，入雁蕩山采藥，再無音訊。卷四《綠衣人》講述書生趙源寄居在葛嶺宋代權(quán)相賈似道舊宅旁讀書，與賈府侍女化成的鬼魂綠衣人相戀。三年后，綠衣人因精氣散盡而逝。趙源痛不欲生，從此不娶，最后在靈隱寺出家為僧。兩篇都運用凄美纏綿的詩筆，頌揚超越陰陽、生死不渝的堅貞愛情，這是同時期同樣講述西湖人鬼相戀故事的《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所不可比擬的。另如李昌祺《剪燈余話》卷五《賈云華還魂記》講述西湖畔一對才子佳人的悲喜劇，佳人賈云華因相思而逝，最后借尸還魂，與魏鵬結(jié)合，夫貴妻榮。此外，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些暢銷的類書體小說選本[34]，如《國色天香》《燕居筆記》《萬錦情林》《胡氏粹編》等，其中收錄了《古杭紅梅記》《相思記》《紅蓮女淫玉禪師》《秀娘游湖》《孔淑芳記》等小說，很多成為后世西湖小說創(chuàng)作與改編的重要參考。
以上是對明末以前西湖小說的分期概述，接下來就是本文關(guān)注的明末清初這一繁榮時期的西湖小說研究。
三、研究現(xiàn)狀與價值
明末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首次提及“西湖說”，雖然對作品本身幾無論及，但為周清原才華橫溢卻身陷困頓而鳴不平：“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磊塊，以小說見……”深刻、精辟地指出了西湖小說作者乃至中國古代大多數(shù)小說作者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作動機。談遷在《北游錄》中對周清原的小說作品也僅做出“施耐庵豈足法哉”如此極為簡單的評價，并無其他相關(guān)的論述。此后，“西湖小說”一詞鮮被提及。近些年來，學術(shù)界開始關(guān)注西湖小說[35]，我們梳理現(xiàn)已公開發(fā)表的有關(guān)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研究成果，發(fā)現(xiàn)其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是探究西湖小說在明末清初興起的原因。作為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罕見的一類以地域命名的小說作品，西湖小說在明末清初興起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劉勇強是當今較早研究西湖小說的學者，他在《晚明“西湖小說”之源流與背景》一文中梳理了晚明西湖小說的源流概況，分析了它的宗教和地域文化背景，認為西湖小說的出現(xiàn)“既是宋以后經(jīng)濟文化的產(chǎn)物，又與杭州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guān)”[36]，因此能賦予小說史研究以地域性啟示和思考。該文論據(jù)充分，論證有力，富有啟示。宋莉華在《汴州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中提及西湖小說，認為它在明末繁榮的主要原因是經(jīng)濟重心南移與杭州城市快速發(fā)展，以及杭州擁有豐富的小說資源[37]。程國賦、胡海義《論明末清初杭州地區(qū)通俗小說的刊刻與創(chuàng)作特征》認為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與刊刻出現(xiàn)了新的特征，如創(chuàng)作與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線，尤其是杭州書坊擁有優(yōu)秀的刻工、優(yōu)良的用紙；小說作家注重對地域特色的自覺追求，注重對小說藝術(shù)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書坊主與小說家的關(guān)系密切。這些優(yōu)越條件為西湖小說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8]。胡海義《夢華懷舊情結(jié)與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之興盛》認為杭州在唐宋時期的輝煌歷史與燦爛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素材來源與情感寄托。而這在與后南宋時代的興衰對比中產(chǎn)生了強烈的反差和失衡。失落中的夢華懷舊情結(jié)在小說作者的審美心理與創(chuàng)作動機中，以及杭州讀者群的接受心態(tài)與審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39]。胡海義《論古代西湖小說》認為西湖小說曾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流寓文學，小說的種子隨移民風潮流寓而來，在環(huán)境更加適宜的西湖畔開花結(jié)果，育種成林[40]。孫銀莎的《試論“西湖小說”的雅俗兼?zhèn)洹穭t強調(diào)了市民階層和西湖美景對西湖小說興起的促進作用[41]。這些研究成果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繁榮的內(nèi)因和外因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
二是分析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特色與文學史意義。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認為西湖小說折射出杭州文化高雅與世俗兼容并存的城市個性，小說場景對中國小說敘事傳統(tǒng)具有重要意義，“場景有時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體現(xiàn)。而同一場景在近似的描寫中反復運用，不但營造出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圍，也為小說的情節(jié)安排提供了一個具有敘事學意義的環(huán)境”[42]。視角新穎，結(jié)論精當。孫旭在《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中以《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話》為重點考察對象，認為西湖小說文人化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藝術(shù)上多用意境描寫。其意義在于代表了話本小說文人化的一種趨向，但文人化還不徹底，“西湖既支撐了《西湖佳話》的文人化成就，又制約了它向普遍意義的、更高層次的發(fā)展”[43]。該文以西湖小說為標本，來考察話本擬話本小說文人化的表現(xiàn)、利弊與流變，角度比較新穎。葛永?！豆糯≌f與城市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三節(jié)從城市文化的視角，分析了西湖小說文人性與世俗性兼容的文化藝術(shù)品格，歷史、現(xiàn)實和幻想巧妙穿插的美學效果，以及對山水文學的美學內(nèi)涵的意義[44]，所論不乏灼見。此后，胡海義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特色和文化意義做了專題研究，發(fā)表了系列論文，如《論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傾向》認為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卻呈現(xiàn)出鮮明的移民化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具有深厚的懷舊情結(jié)與同鄉(xiāng)情誼。西湖小說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傾向在民族文化交融、小說發(fā)展史中具有豐富的文化意義[45]?！睹髂┣宄跷骱≌f與西湖詩詞》認為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的西湖詩詞能夠自然貼切地融入小說敘事，創(chuàng)造出詩情畫意的優(yōu)美意境，提高了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品位；調(diào)節(jié)小說敘事的節(jié)奏，使情節(jié)生動曲折又符合情理邏輯；還豐富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與心理活動[46]?！睹髂┣宄跷骱≌f中的西湖夢境》認為西湖小說具有濃郁的地域特征和浪漫色彩，發(fā)生在西湖上的夢幻是它重要的表現(xiàn)手法。西湖場景與小說夢境完美結(jié)合，把地域特色與浪漫情調(diào)融為一體，銜接情節(jié)，拓展敘事空間，使故事曲折生動而又流暢自然。西湖夢境埋下伏筆，照應前后，使結(jié)構(gòu)緊湊集中，脈絡分明。西湖夢境甚至構(gòu)建小說全篇的框架結(jié)構(gòu)，使西湖小說富有浪漫色彩，深化了作者的懷舊情結(jié)[47]。《論古代西湖小說》探討了西湖小說人物形象塑造具有鮮明的流寓化現(xiàn)象和舉子化傾向，并分析了其中文學景觀的層理結(jié)構(gòu)，重點探討了西湖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它的發(fā)展歷程映照了中國古代小說在地域空間層面的演進軌跡[48]?！段骱≌f與科舉神的流變》考證、辨析了“西湖小說”的文獻出處和概念內(nèi)涵，分析了西湖小說在明代中期至清初杭州科舉神形象流變“三部曲”中的重要作用，并討論了它的深刻意義[49]。上述成果從不同角度對明末清初乃至整個古代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成就以及文學史意義，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三是分析西湖小說的地域文化內(nèi)涵和文學地理研究價值。近些年來，注重空間思維的文學地理研究因被視為能帶來視角、方法和理論革新而備受關(guān)注，西湖小說研究也受此影響。孫旭《西湖小說對杭州地域人格的摹寫》認為西湖小說主要從兩個方面摹寫了杭州地域人格特征，“既有在發(fā)達商品經(jīng)濟影響下的浮華、詐偽，又有在優(yōu)美湖山熏陶下的靈慧、高雅。它們對今天杭州地域人格的現(xiàn)代轉(zhuǎn)換仍有借鑒意義”[50]。胡海義也有系列論文探討了這些問題，如《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西湖文化精神》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湖小說所蘊含的豐富的地域文化精神，主要表現(xiàn)在生命關(guān)愛、人文關(guān)懷、熱愛生活與崇尚才學等。西湖畔的人們鐘情于生活環(huán)境的愛護與美化，注重物質(zhì)生活享受的同時也追求高雅的精神品位[51]。《明清小說中的“西湖”意象之闡釋》認為明清小說中的“西湖”兼具地理實體標識和故事場景意義，并且融入了小說的主題思想，成為小說的靈魂內(nèi)核與精神符號，是小說地域文化精神最為集中的體現(xiàn)?！拔骱边€成為一種精神意象，承載著小說作者的天堂之夢與失落之魂，同時也是杭州的文化象征[52]。胡海義《科舉神的流轉(zhuǎn)與西湖小說的文學地理研究價值》則通過梳理頗具地域特色的科舉神在西湖畔的流轉(zhuǎn)沉浮，來考察西湖小說對文學地理研究的地域文獻價值、研究方法價值和景觀研究價值[53]。這些成果立足于地域空間角度，闡發(fā)西湖小說的地域文化內(nèi)涵與文學地理研究價值，對促進西湖小說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四是以“西湖”命名的小說名作的個案研究。這類研究并未有明確的“西湖小說”概念或者意識，而是集中于《西湖二集》等名作的個案研究，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精辟概括了《西湖二集》的優(yōu)缺點，稱其“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54]。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阿英《〈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會》、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以及其他各種小說史的相關(guān)論述，還有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與文學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朱一玄等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等小說工具書的詞條介紹也大多作如是觀。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界在前輩學者戴不凡《小說見聞錄》、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孫楷第《小說旁證》的基礎上，對《西湖二集》做了進一步的考證，如陳美林《擬話本〈西湖二集〉淺探》考證了《西湖二集》的作者，分析它的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shù)特色[55]。陸勇強《此“周清原”非彼“周清原”——〈西湖二集〉作者問題考辨》考證了兩個不同的人物周清原，解決了學界長期將他們混淆的問題[56]。鄭平昆在1988—1990年發(fā)表了系列論文考證《西湖二集》中的李蕃、酒店王公、四大王等人物形象的原型與本事[57]。李鵬飛《〈西湖二集〉的素材來源叢考》從唐宋元明時期的筆記、類書、小說中找出《西湖二集》的諸多素材來源[58]。任明華《〈西湖二集〉素材來源考補》補充了《西湖二集》的素材來源《七修類稿》《古今譚概》《耳談》等文獻[59]。杜貴晨《關(guān)于〈西湖二集〉的幾個問題》考證了《西湖二集》作者的實名、師承與宗教信仰，探討了該小說集的特色與價值[60]。這些成果促進了西湖小說中的經(jīng)典個案研究。由點及面，就能提升整個西湖小說的研究水平。
從目前取得的成果來看，關(guān)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在總體上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地域特色、文學地理研究價值與文學史意義開掘得還不夠，對其興盛的原因探討未能立足于小說本身的因素與杭州西湖的空間地域性，尤其是尚未關(guān)注西湖小說與科舉勝地的關(guān)系，以及西湖文學景觀的獨特性等重要問題。
其次，一些研究成果對西湖小說的界定主要限于白話短篇小說，難窺西湖小說的全貌。西湖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帶有鮮明的地域標識，以濃郁的地域色彩獨樹一幟，是地域小說與文學地理研究的極佳標本，不應受到小說文體形式與語體類別的限制。否則就難以全面、真切地反映當時整個小說界對西湖與小說關(guān)系的觀照和認同，以及西湖小說在中國古代小說史、文學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影響。
再次，明末清初在西湖小說發(fā)展史上是一個極其重要與特殊的時期，特殊的時代因素對西湖小說影響的各種差異，包括對其局限性的生成，在明清小說史上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已有的研究成果對此關(guān)注程度還不夠，尚需深入的系統(tǒng)研究。
梅新林先生在《小說史研究模式的偏失與重構(gòu)》中認為：“當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大力推進小說史的理論革新與建設，尤其要重點加強中國小說史的時空形態(tài)的關(guān)系研究。”[61]曾大興先生在《理論品質(zhì)的提升與理論體系的建立——文學地理學的幾個基本問題》中指出：“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要文學還有地域性，文學的地域性研究或者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sup>[62]西湖小說作為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以鮮明的空間地域性在古代小說史上獨樹一幟，正如劉勇強先生所說：“確實沒有任何其他一個地方像杭州那樣，在中國小說中得到如此全面和鮮明的體現(xiàn)。”[63]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文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進行系統(tǒng)研究，分析其繁榮原因、地域?qū)傩?、藝術(shù)成就、景觀特色、文化內(nèi)涵和“人地”關(guān)系理念等重要問題，發(fā)掘它的小說史價值、地域文獻價值和文學地理研究價值。這些研究為我們探討地域小說與文學地理的相關(guān)問題，思考明清小說與地理、明清小說與城市、明清小說與文化、明清小說與商業(yè)、明清小說與景觀、明清小說與文人、明清小說與書坊的關(guān)系，探析杭州成為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刊刻與消費中心之一的深層原因，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有益的啟示，并且期望對促進我們從多維視角，深入思考古代小說與空間意識，文學地理與地域文化等研究領域的相關(guān)問題，有所裨益。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書在全面搜集、整理明末清初西湖小說文獻的基礎上，細讀西湖小說文本及地域文獻資料，立足于空間思維，著眼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地域特色，以西湖小說的地理屬性和文化品格為切入點，運用文史結(jié)合與文學地理研究的相關(guān)理論和方法，統(tǒng)計分析相關(guān)文獻，注重文學本位與地理視角、資料整理與理論概括、宏觀研究與微觀考察相結(jié)合，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做整體觀照和系統(tǒng)研究。同時，以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為標本，來探析它對小說史和文學地理研究的重要價值。本文的框架如下：
第一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地域因素”，從東南形勝與夢華之地、運河之城與交通樞紐、杭州書坊主與杭州小說家群、西湖故事的積累四個方面來討論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興盛的地域因素。
第二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題材的地域特色”，西湖小說濃郁的地域特色集中體現(xiàn)了地域文化對西湖與小說關(guān)系的強烈認同，本章從醇厚濃郁的西湖風俗、斑斕繁雜的市井生活與悲歡離合的愛情婚姻三個方面來探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題材的地域特色。
第三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特色”，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取得了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特別是地域文化賦予了它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本章從西湖眾生的塑造、西湖詩詞大量融入、夢境巧妙運用與語言本土化四個方面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藝術(shù)特色進行分析。
第四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科舉文化研究”，科舉取士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的地域標識鮮明、地域文化深厚、地域精神凸顯，與科舉制度也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本章考察兩者的密切關(guān)系，以進一步認識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地域特色與文化內(nèi)涵。
第五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文學地理研究”，西湖小說以濃郁的地域特色在小說史上獨樹一幟，就文學地理研究而言，它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本文在前幾章中使用了文學地理研究的方法探討了一些問題，本章再集中論述西湖小說“人地”關(guān)系的典型意義以及西湖文學景觀的獨特內(nèi)涵。
第六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說的局限研究”，明末清初西湖小說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和強烈的藝術(shù)魅力。但我們在肯定它的成就時，也應正視它的不足。其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時代意識、現(xiàn)實精神昏沉麻木與地域色彩逐漸淡化。
本文運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運用文學地理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注重地理空間分析法，從地域文化和歷史地理的綜合視角，來探討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地理環(huán)境的互動、辯證關(guān)系，尤其是“西湖得人而顯”與“景物因人成勝概”所體現(xiàn)的文學對特定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的作用或影響，以及西湖景觀豐富多彩且清晰共存的層累層理構(gòu)造。
（二）統(tǒng)計與比較法，尤其是“系地”統(tǒng)計分析，如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主要人物形象的籍貫、身份統(tǒng)計歸類，來比較西湖小說在不同時期對題材內(nèi)容與人物形象的關(guān)注程度。另外還有對西湖小說在明末與清初不同時期的比較研究，西湖小說與同時期的時事小說、西湖詩詞的比較研究等。
（三）現(xiàn)象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jié)合的方法，既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這一現(xiàn)象作宏觀整體的觀照，又注重對“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西湖佳話》等經(jīng)典名篇作微觀個案探究。
（四）文史結(jié)合與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即參照、結(jié)合豐富的西湖方志和明清筆記史料，聯(lián)系特殊時代和地域的政治經(jīng)濟與思想文化等因素，對明末清初西湖小說進行綜合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研究。
[1] 〔意〕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行記》第151章，馮承鈞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70頁。
[2] [宋]蘇軾：《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蘇軾文集》卷三十，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64頁。
[3]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chǎn)》2001年第5期。孫旭：《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2期。
[4] [明]湖海士：《西湖二集序》，周清原撰《西湖二集》，周楞伽整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567頁。
[5]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于北山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頁。
[6] 關(guān)于《西湖一集》，《西湖二集》第十七卷《劉伯溫薦賢平浙中》說：“《西湖一集》中占慶云劉誠意佐命，大概已經(jīng)說過?！泵鞔_指出了《西湖一集》的存在。所以，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阿英《小說閑談·〈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會》和謝國禎《春明讀書記》等都認為《西湖一集》曾確實存在。阿英和謝國禎認為它也是周清原所作。質(zhì)疑者則如蘇興的《所謂〈西湖一集〉的問題》（《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2期），認為周清原所說的《西湖一集》即是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如果是明啟禎時出版過《西湖一集》的平話集子，到乾隆末不會稀傳，以至使專門編西湖故事集的陳樹基疏于搜求而遺漏”。筆者認為，田汝成作為明代嘉靖時期杭州的著名學者，他的《西湖游覽志》和《西湖游覽志余》影響深遠，備受推崇，各種書目著錄和文獻征引多明確標示實名，未有將《西湖游覽志》稱為“西湖一集”的情況。如果以數(shù)字排序命名作為別稱，就應把《西湖游覽志》稱為“西湖一集”，把《西湖游覽志余》稱為“西湖二集”。古代小說亡佚者甚多，不見于著錄而新近被發(fā)現(xiàn)的也不乏其例，如約刊刻于崇禎五年（1632）的《型世言》曾長久失傳，直到20世紀末才在韓國重見天日。因此，《西湖一集》極有可能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失傳。
[7] 談遷是海寧人。海寧在唐武德七年（624）并入錢塘縣，五代屬吳越國杭州，北宋屬兩浙路杭州，南宋屬臨安府，元貞元年（1295）升鹽官州，天歷二年（1329）改名海寧州，屬杭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格為海寧縣，屬杭州府，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復升為州。可見，海寧在歷史上長期（包括明末清初）隸屬于杭州，因此可以將明末清初的談遷視為杭州人。
[8] [清]談遷：《北游錄》第三卷《紀郵上》，汪北平點校，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65頁。《西湖二集》的作者姓名有“周清原”和“周清源”兩種寫法。談遷的《北游錄》記為“周清源”，《西湖二集》原刻本——崇禎云林聚錦堂本署“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書后附《西湖秋色一百韻》署“武林周楫清原甫著”，前后一致，相當可信。“原”與“源”同音近形，有可能都曾被《西湖二集》的作者用于自己的名字，也有可能因同音而被他人誤傳誤用，包括談遷也可能如此?！段骱返默F(xiàn)當代點校本各有選擇，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9、1999、2006年等多次重印的周楞伽整理本都署為“周清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劉耀林、徐元校注本則署為“周清源”。本書認為對《西湖二集》作者的研究，在生平資料非常有限而姓名略有出入的情況下，應以該小說的原刻本署名為據(jù)。因此，本文認為作者的姓名以“周清原”為宜。
[9] 康熙二十八年刊本《西湖志》所收的姚靖《重刻西湖志序》中有“西湖六十家小說”的記載，參見：大塚秀高《“六十家小說”と宋元話本——中里見敬氏の“中國小說の物語論的研究”をきつかけとして》，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東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4輯，1998年版，第5—6頁。
[10]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chǎn)》2001年第5期。
[11] 孫旭：《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2期。
[12] 葛永海：《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頁。
[13] 如明代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著錄《忠義水滸傳》為“錢塘施耐庵的本”。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也稱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云：“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崇禎年間，書坊雄飛館將《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合刻的《英雄譜》也署為“錢塘施耐庵編輯”。
[14]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四《地理志五》，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101頁。
[15]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六十五《地理志十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28頁。
[16] 關(guān)于西湖的成因，參見竺可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章鴻制《杭州西湖成因一解》等，集中載于周峰主編《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5頁。
[17] [清]翟灝、翟瀚：《湖山便覽》，王維翰重訂，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93—1005頁。
[18] [漢]桓譚：《新論》，見蕭統(tǒng)編、李善注《文選》卷三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44頁。
[19] [南朝]吳均：《續(xù)齊諧記》，《叢書集成初編》第2704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6頁。
[20] [清]朱彭：《西湖遺事詩》第一卷，《武林掌故叢編》第二十二集，光緒九年嘉惠堂丁氏刻本，第1頁。
[2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22]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五“京瓦伎藝”，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頁。
[23] [元]脫脫等：《宋史》卷一七八，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340頁。
[24]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李劍雄、劉德權(quán)點校，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4頁。
[25]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瓦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頁。
[26]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頁。
[27] 紀德君：《從〈洛陽三怪記〉到〈西湖三塔記〉——三怪故事的變遷及其啟示》，《暨南學報》2012年第2期。
[28] [宋]佚名：《西湖三塔記》，洪楩編《清平山堂話本》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第135頁。
[29] [明]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喻世明言》卷首，許政揚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30] 對于所謂空白期，學界有爭論，參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第二編《蕭條與復蘇》，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歐陽健《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說創(chuàng)作空白論”》，載《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又見歐陽健《歷史小說史》第三章《明代的歷史小說與本朝小說》第一節(jié)《非“明代前期空白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明代祝允明《寓圃雜記序》云：“又以后，野者不勝，欲救之，乃自附于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復漸弛。國初殆絕，中葉又漸作。”可見，就文言小說而言，創(chuàng)作在明代前期陷入蕭條應為事實。
[31]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頁。
[32] 關(guān)于《雙魚扇墜》與《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孔淑芳記》的關(guān)系問題的最新討論，可以參見向志柱《〈寶文堂書目〉中話本小說的認定》（《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成果集萃》2016年2月3日）、《〈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來源、成書及其著錄》（《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3期）、《〈寶文堂書目〉著錄與古代小說研究》（《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月第3期），認為《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與《雙魚扇墜記》不是同書。
[33] [清]褚人獲：《堅瓠集》六集卷一“西湖詞”條，《續(xù)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34] 參見胡海義《科舉文化與明清小說》第六章《科舉文化與明清小說傳播》，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版，第278—290頁。
[35] 本文所論西湖小說為了突出其獨特的地域色彩與西湖文化精神，在概念界定中將“出現(xiàn)西湖場景”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不能等同于僅以杭州作為故事場景的小說，所以本文的文獻綜述不打算分析較為寬泛的“杭州小說”的研究情況。對于后者，可參見張慧禾《古代杭州小說研究》（浙江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36] 劉勇強：《晚明“西湖小說”之源流與背景》，載陳平原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頁。
[37] 宋莉華：《汴州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收入香港大學中文系編《女性的主體性：宋代的詩歌與小說》，臺灣大安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頁。
[38] 程國賦、胡海義：《論明末清初杭州地區(qū)通俗小說的刊刻與創(chuàng)作特征》，《暨南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3期。
[39] 胡海義：《夢華懷舊情結(jié)與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之興盛》，《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4期。
[40] 胡海義：《論古代西湖小說》，《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
[41] 孫銀莎：《試論“西湖小說”的雅俗兼?zhèn)洹?，湖北師范學院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7、30頁。
[42]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chǎn)》2001年第5期。
[43] 孫旭：《西湖小說與話本小說的文人化》，《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2期。孫旭另有博士論文《西湖小說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01年），但曾長期處于保密狀態(tài)。感謝王進駒老師和孫旭老師，我得以看到目錄。其主要從西湖小說產(chǎn)生的背景，內(nèi)容的地域性，藝術(shù)上的敘事寫實化、語言本土化與表達抒情化，局限性和意義等方面展開研究。
[44] 葛永海：《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89頁。
[45] 胡海義：《論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傾向》，《浙江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7年第8期全文轉(zhuǎn)載。
[46] 胡海義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西湖詩詞》，《貴州文史叢刊》2006年第1期。
[47] 胡海義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說中的西湖夢境》，《理論月刊》2007年第8期。
[48] 胡海義：《論古代西湖小說》，《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
[49] 胡海義：《西湖小說與科舉神的流變》，《學術(shù)研究》2017年第11期。
[50] 孫旭：《西湖小說對杭州地域人格的摹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3期。
[51] 胡海義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說與西湖文化精神》，《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第1期。
[52] 胡海義等：《明清小說中的“西湖”意象之闡釋》，《名作欣賞》2012年第20期。
[53] 胡海義：《科舉神的流轉(zhuǎn)與西湖小說的文學地理研究價值》，《求索》2016年第7期。
[5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一篇，《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
[55] 陳美林：《擬話本〈西湖二集〉淺探》，《江海學刊》1998年第6期。
[56] 陸勇強：《此“周清原”非彼“周清原”——〈西湖二集〉作者問題考辨》，《明清小說研究》2012年第1期。
[57] 鄭平昆：《〈西湖二集〉李蕃事考》《〈西湖二集〉酒店王公事考》和《〈西湖二集〉金龍四大王事考》載《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2期，《〈西湖二集〉來源考小補》載《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4期。
[58] 李鵬飛：《〈西湖二集〉的素材來源叢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2期。
[59] 任明華：《〈西湖二集〉素材來源考補》，《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4期。
[60] 杜貴晨：《關(guān)于〈西湖二集〉的幾個問題》，《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18年第2期。
[61] 梅新林：《小說史研究模式的偏失與重構(gòu)》，《光明日報》2002年11月27日第2版。
[62] 曾大興：《理論品質(zhì)的提升與理論體系的建立——文學地理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學術(shù)月刊》2012年第10期。
[63] 劉勇強：《西湖小說：城市個性和小說場景》，《文學遺產(chǎn)》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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