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景的宣傳抑或永恒的藝術？——《憤怒的葡萄》充滿爭議的經典化之路

方 杰

內容提要：斯坦貝克的代表作《憤怒的葡萄》問世大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深受讀者大眾的喜愛，但圍繞它的爭議也一直持續(xù)至今，爭議的焦點是：它究竟是應景的宣傳還是永恒的藝術。本文試圖重構這部現(xiàn)代經典的產生以及有關爭議的語境，展示其充滿爭議的經典化之路。

關鍵詞：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爭議；經典化

約翰·斯坦貝克是20世紀美國文壇最具爭議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憤怒的葡萄》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研究和爭議的焦點。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本維系斯坦貝克之作家聲譽的著作，人們無論贊美抑或指責其作者，都以對它的記憶為依據（Ditsky 1）。新近出版的《約翰·斯坦貝克政治指南》稱，“在美國正經歷一場……嚴重經濟危機之時，一本有關約翰·斯坦貝克政治的書問世，也許再恰逢其時不過”（Stow 8）。在該書的編者看來，“斯坦貝克將永遠作為《憤怒的葡萄》的作者聞名于世”，可是由于書中刻畫的“喬德家已成為經濟衰退、語焉不詳的整體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不平等所導致后果的速記”，因此“這本書成為困擾斯坦貝克學術研究的一個幽靈”（8）。這就是說，斯坦貝克研究存在的困境，原因在于其飽受爭議的《憤怒的葡萄》。僅憑一部作品對作家的整體創(chuàng)作進行評判，這種做法雖然并不恰當，但它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其在作家文筆生涯中的重要意義。對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來說，情況更是如此。這部尚未問世就遭到質疑的小說，問世之后經歷半個多世紀“命運多舛”的風雨歷程，雖然它被譽為“大蕭條年代之經典”（Burg 389），但是一些權威批評家依然認為它是“一本有瑕疵但卻永恒的美國書”（Bloom，Grapes 1）?？傮w上看，圍繞《憤怒的葡萄》爭議的焦點是，究竟應該將其視為應景的宣傳品還是永恒的藝術品。這場始終伴隨《憤怒的葡萄》經典化過程的爭議，看似簡單，實則復雜，貫穿其中的是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力量此消彼長的較量與交鋒。

一

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說過，沒有另外一位美國作家能像斯坦貝克在《憤怒的葡萄》中“那么深刻地洞察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56）。在《憤怒的葡萄》產生之時，以192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市崩潰為開始標志的經濟大蕭條已接近尾聲。這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歷時間最長、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對美國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它讓人們認識到，主導20年代的社會文化氛圍已經是明日黃花。一時之間，“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掙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吸引力，以及在更大的障礙面前為躋身中產階級而進行的不懈努力，支配著各種文化活動”。到30年代初，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懷著對革命之各種可能性的憧憬，紛紛加入隸屬于美國共產黨的約翰·里德俱樂部，尋求“在一場革命的階級斗爭中用藝術和文化作為武器”（Foulkes 215），除了《新群眾》、《群眾》、《解放者》等左翼刊物以外，像《黨派評論》這樣的文學批評期刊，亦出現(xiàn)明顯向左轉的傾向，左翼文化遂取代現(xiàn)代派文化成為主流。在出版業(yè)十分蕭條的境況下，無產階級小說卻在美國文壇一枝獨秀。無產階級小說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密不可分，其特征表現(xiàn)為“大蕭條的政治經濟危機、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出現(xiàn)及其對資本主義的廣泛挑戰(zhàn)、美國共產黨的發(fā)展壯大”，這三個方面互相關聯(lián)的進展（Foley 353）。^［1］約翰·里德俱樂部1935年解散后，無產階級小說雖然繼續(xù)通過美國作家聯(lián)盟和美國作家代表大會流通傳播，但是卻逐漸走向衰落，到40年代初，已基本失去在美國文壇的影響力。這就是說，常被歸入無產階級小說的《憤怒的葡萄》，并非無產階級小說繁榮時期的產物，可是它卻成為左翼文化風行時的大蕭條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就地理意義、知識氛圍、政治傾向而言，斯坦貝克都遠離30年代初活躍在紐約的左翼文化圈。無產階級小說方興未艾之時，正是斯坦貝克在加利福尼亞為實現(xiàn)作家夢而苦苦奮斗之日。在出版《金杯》（1929）和《致無名之神》（1932）兩部不成功的小說之后，《煎餅坪》（1935）的商業(yè)成功為他的文筆生涯帶來重要轉機，從此之后他不再屬于“奮斗的作家”，再也不缺錢，再也不缺乏世人的關注（Parini 195）。斯坦貝克當時的妻子卡羅爾政治上頗為激進，受其影響，斯坦貝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加利福尼亞日益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在其描寫罷工的小說《勝負未決》（1936）引起評論界關注后，他又以描寫流動農業(yè)工人生活的《人鼠之間》（1937）受到熱捧。^［2］這時的加利福尼亞局勢十分嚴峻，州政府和農業(yè)資本家的冷酷無情讓無數窮困潦倒的沙塵暴移民陷入絕望的深淵，于是斯坦貝克決定在先前調研的基礎上，^［3］繼續(xù)深入探究“這世上最令人傷心之事”（Steinbeck and Wallsten 161）。他最初的打算是寫一本帶插圖的“紀實作品”，但后來還是選擇用他擅長的虛構作品形式，并在廢棄初稿、經過一系列不成功嘗試之后，最終寫成《憤怒的葡萄》。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大蕭條的開始常與曼哈頓的百萬富翁跳樓身亡的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大蕭條年代最典型的形象，卻是與那些破產富豪毫不相干的沙塵暴移民。^［4］雖然在許多加利福尼亞人眼中，沙塵暴移民是骯臟、無知、落后的吃嗟來之食者，可是在美國的國民意識中，他們卻被看作經濟危機的象征。沙塵暴移民之所以負載這樣的文化意義，主要歸功于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以及一批呈現(xiàn)沙塵暴移民生活的作品在30年代后期的強勁流通。^［5］有論者在考察30年代到40年代初的美國文學時稱，“斯坦貝克全景圖式的《憤怒的葡萄》，對美國文化史具有極為深刻和持久的影響”（Yannella 22）。作為“為數不多的一部既記錄歷史又創(chuàng)造歷史的”著作，它顯然已經將“沙塵暴移民變成大蕭條的一個持久象征”，讓1939年以來的數代美國人，都能“在喬德家悲劇性的英雄主義中發(fā)現(xiàn)一個國家大蕭條時期經歷的隱喻”（Gregory 74）。就小說所呈現(xiàn)的美國大蕭條年代社會現(xiàn)實而言，這應該算得上是對其恰如其分的褒獎，因為“這本書的史詩規(guī)模，使得小說家?guī)缀跄軌蛘f出他對人類狀況所知所感的一切”（Astro 436）。

二

《憤怒的葡萄》問世后即榮登1939年全國暢銷書榜首，并于次年榮獲普利策獎，改編成電影，在問世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其精裝本銷售量就高達428900冊，羅斯福總統(tǒng)和夫人也對小說的精確性和價值大加贊賞。喬治·史蒂文斯稱贊這本書“應該得到更多的談論、期待和熱情”（McElrath 157）；約瑟夫·亨利·杰克遜說《憤怒的葡萄》是一部“完整的交響樂，是斯坦貝克信仰的宣言”（162）；《時代》雜志稱之為“該年度最充滿激情的著作之一”（163）。然而與之同時，它也招致加利福尼亞農場主聯(lián)合會以及加利福尼亞州、俄克拉荷馬州、密蘇里州、堪薩斯州地方官員的憤怒攻擊，被指為煽動階級仇恨、歪曲流動農業(yè)工人狀況的共產主義宣傳之作（Burkhead 64）。在美國中西部和西海岸的某些農業(yè)社區(qū)，有人憤怒地敦促政府部門將該書從公共圖書館的書架上撤出并付之一炬。加利福尼亞大農場主甚至游說聯(lián)邦調查局搜集有關斯坦貝克政治活動的信息。政治上保守的藝術家亦紛紛做出響應，有人很快寫出諸如《快樂的葡萄》之類歌頌加利福尼亞鄉(xiāng)村生活的作品（Zirakzadeh 20）。就連當時一些著名批評家，如肯尼斯·伯克、埃德蒙·威爾遜、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等，也認為《憤怒的葡萄》屬于社會評論而非文學作品（Bloom Grapes 17）。他們不僅大肆攻擊作品的主題，而且針對其風格發(fā)難，致使斯坦貝克的聲譽一落千丈。

《憤怒的葡萄》之所以引發(fā)如此強烈的反應，原因在于它有可能成為誘因，導致本已經岌岌可危的局勢全面失控。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小說中諸如“財產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時，就會被人奪去……大多數人到了饑寒交迫之時，就會用武力奪取他們所需之物”一類毫不掩飾的煽動性話語，確實令那些擁有大量土地或大企業(yè)的人提心吊膽（Steinbeck 306）。在他們看來，即便斯坦貝克不是在號召公開反叛，也肯定是在打算那么做，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其小說問世后所遭遇的一切。如果說最初圍繞《憤怒的葡萄》出現(xiàn)的這些爭議，是當時美國社會激進力量與保守勢力之間交鋒的反映，那么在這之后，爭議則主要是與美國文學批評風向的變化有關。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文學批評界盛行“新批評”之風。這種政治上保守的批評實踐，反對“意圖謬誤”和“情感謬誤”，強調“文學文本”超越“歷史和意識形態(tài)”的“秩序與和諧”（Widdowson 57），更注重文學的內在研究，也就是對文本的闡釋。作為這一時期確定美國文學經典之權威，新批評的實踐者們，以所謂“文學性”或“藝術價值”為取舍標準，將那些有著明顯社會和說教內容的作品排斥在文學經典和機構性學術研究之外。在這樣的語境下，出版之前就因藝術性問題令出版者擔憂，出版之后又因政治問題飽受爭議的《憤怒的葡萄》自然遭到冷遇，不僅鮮有相關的研究專著問世，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的與之有關的論文亦屈指可數。這期間為數不多的斯坦貝克研究者當中，彼得·里斯卡曾嘗試將這部小說當作嚴肅文學作品而非無產階級文獻加以研究，他反駁認為《憤怒的葡萄》的藝術手法存在瑕疵、沉溺情感的觀點，^［6］認為斯坦貝克的成就，在于其“能夠用在許多別人手中產生過沉溺情感宣傳品的素材，創(chuàng)作一部優(yōu)美、感人至深的小說”（Lisca 309）。這位批評家還在其專著《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中有關《憤怒的葡萄》的一章，用新批評細讀手法分析小說文本，內容涉及主題結構和人物塑造。在里斯卡看來，對斯坦貝克作品藝術性不屑一顧的傾向可歸結到這么一個事實：他30年代“涉及無產階級素材”的主要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根據社會學而非美學意義加以接受和抵制”（Lisca Wide World 3）。里斯卡之后雖然還發(fā)表過一些聚焦于《憤怒的葡萄》文本的研究成果，但是這部小說在學術界受冷遇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據美國當代戲劇家特倫斯·麥克奈里（Terrence McNally）回憶，他在50年代中期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當時學校里甚至連“約翰·斯坦貝克”這個名字都不讓提起（George Steinbeck 81）。

1962年斯坦貝克榮膺諾貝爾文學獎，這非但未能如通常那樣引發(fā)斯坦貝克研究的熱潮，反而讓其招致更多指責。《紐約時報》率先發(fā)表題為《一種30年代的道德幻想配得上諾貝爾獎嗎？》的文章，其中不乏對斯坦貝克近乎粗野的攻擊。大多數美國期刊隨即做出呼應，《新聞周刊》和《華盛頓郵報》均刊文譴責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與當代美國文學脫節(jié)。當時美國的主流批評家，幾乎一致對斯坦貝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示反對。斯坦貝克沮喪地讀著這些文章并向朋友解釋說，批評家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Parini 535）。雖然斯坦貝克的文學聲譽到他1968年去世之時已經降到最低點（Simmonds 231），但是在其去世后，批評界對他的興趣陡增，隨之出現(xiàn)的研究熱潮一直持續(xù)到80年代。在斯坦貝克學會和《斯坦貝克季刊》^［7］的促動下，數目可觀的研究論文章、系列專著、論文集相繼問世。這些研究大多迎合文本批評的形式主義傳統(tǒng)，試圖將《憤怒的葡萄》與其社會歷史語境割裂開來進行無政治性解讀，它們無論探討其圣經意象、非目的論哲學，還是研究其文化母題、史詩傳統(tǒng)，其主要目的都在于證明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以將其從應景的“宣傳品”中拯救出來。這些努力雖然讓《憤怒的葡萄》的研究得以持續(xù)，但是它們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為其目的和方法都有悖于發(fā)現(xiàn)文學作品真正價值的正確途徑，對于這部其意義與社會歷史語境密不可分的作品來說，尤其如此。所以，直到70年代末，雖然《憤怒的葡萄》每年仍保持較高的銷售量，但是卻很少進入常青藤聯(lián)盟大學的講堂，而這些大學中以其為研究對象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斯坦貝克研究在美國學術界絕對處于邊緣和少數派的地位（Hayashi 174）。

三

60年代后期，隨著歐洲大陸各種理論學說先后進入美國，美國文學批評從此進入多元共生的時期。到了八九十年代，“性別、種族、階級”三要素成為文化研究大旗下文學研究炙手可熱的話題，大一統(tǒng)的美國文化傳統(tǒng)遭到拋棄，多元文化的研究視角占主導地位，挑戰(zhàn)具有精英屬性、主要由白人男性作家作品構成的既有文學經典。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經典之開放”，其特點是：承認原來遭到排斥的少數派傳統(tǒng)、女性書寫、印第安口頭文學、大眾文化產品等乃是美國文學遺產有價值的組成部分，“通過讓其更準確地代表真實的社會多樣性”，達到“糾正其不平衡現(xiàn)象、使之更為民主”（Kolbas 37）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和先前的新批評等形式主義批評的政治保守不同，這種多元的批評潮流政治上具有激進特征。盡管有人認為這些標榜“政治正確”的批評，旨在為“特殊的群體利益”而犧牲美國人的“共同文化”（Bercovitch 265），但是它們卻通過對經典的重構改變當代美國文學的景觀。在“經典開放”的語境下，美國文學經典的范圍得到擴展，不少原本被忽視或邊緣化的作家作品受到研究者的青睞，成為學術殿堂的新寵，入選新版的《諾頓美國文學選集》并進入《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多卷本《劍橋美國文學史》等權威美國文學史的敘述之中。與此同時，美國官方對“政治正確”的“經典之開放”發(fā)出明確的反對之聲，以哈羅德·布魯姆為代表的保守派批評家，則力圖維護既有經典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推出系列專著重申經典不可侵犯的地位。

在這場熱鬧非凡的經典之爭中，斯坦貝克及其《憤怒的葡萄》遭遇到比先前更為尷尬的處境。追逐新興批評潮流的研究者，對這位白人男性作家的著作了無興趣，保守批評家則憑借印象而非分析，以小說缺乏“進行學術對話的空間”為由將其束之高閣，認為只有“平庸者”才會研究斯坦貝克（Heavilin 9）。在斯坦貝克去世18年后，雖然其小說依然受到歡迎，但是其批評聲譽已經大幅下降，其研究難以進入學術主流（Bloom，Steinbeck 1）。就連資深斯坦貝克學者沃倫·弗倫奇也承認，《憤怒的葡萄》“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出色的失敗”，那么多“自由主義的平庸者”欣賞它，只能證明斯坦貝克沒能實現(xiàn)其“美學意圖”（French 135）。此外，指責《憤怒的葡萄》旨在顛覆資本主義、倡導社會主義的觀點此時依然很有市場：斯托達德·馬丁稱，“社會主義的同情心從小說第一頁就呼之欲出”（Martin 74）；斯蒂芬·里爾頓表示，《憤怒的葡萄》寫的是一種行將死亡的舊制度和一種開始生根的新制度，前者就是“美國資本主義”，后者“當然是社會主義”（Wyatt 28）；蘇珊·西琳洛說，對《憤怒的葡萄》來說，“尤其具有煽動性的，是其對集體行動的同情。在支持‘人類大家庭’時，斯坦貝克似乎在危險地接近于擁抱一種社會主義理想”（Shillinglaw 152）。這一切都無非表明，在《憤怒的葡萄》問世近半個世紀之后，仍然有人試圖用“宣傳品”標識這部廣受歡迎的作品。雖然一直有不少研究者嘗試從各種視角通過無政治性的解讀驗證其藝術價值，但是其在美國文學中的重要性卻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zhàn)。許多專業(yè)學者拒絕認真對待斯坦貝克，視之為無足輕重的作家，只適合中學生閱讀，在“政治正確”的時代人們對其無話可說（George，“Introduction”xix）。正如瑪麗·布朗所言：“20世紀90年代大學一種壓倒性的觀點是，《憤怒的葡萄》一度是美國文學和美國小說課程計劃要講授、且是20世紀美國文學自動要講授的一本書?？墒瞧湓诖髮W課程中的這一地位，已經被各種各樣其他作品所侵占?！边@位批評家還認為，極有可能的情況是，“《憤怒的葡萄》在美國文學經典中的真實地位在21世紀會繼續(xù)下降”（Brown 286-97）。

2002年是斯坦貝克一百周年誕辰，美國在39個州舉行175場歷時一年的各類紀念活動，為一位作家舉行如此大規(guī)模的紀念活動，這在美國歷史上堪稱前所未有。同年，芭芭拉·希維林的《約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參考指南》問世，這是又一本旨在向普通讀者全面介紹《憤怒的葡萄》的書。^［8］為該書作序的斯坦貝克學者斯蒂芬·K.喬治稱，“即便是在新千禧年開始之際，《憤怒的葡萄》依然是斯坦貝克小說中最受人敬重、得到最多評價的作品?！痹趩讨慰磥恚跋＞S林的著作展現(xiàn)出欣賞的新前景，揭示了這部小說在存在一些誤讀的情況下，如何超越純粹的宣傳成為有恒久藝術價值的作品”，是對哈羅德·布魯姆等“沒有從事艱苦的學術活動和分析就做出以偏概全文學宣判的批評家的反駁”（George，“Preface”ix）。有趣的是，哈羅德·布魯姆于2005、2008年再次推出分別以“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和“約翰·斯坦貝克”為題的兩本研究指南，并在后者的引言中重申《憤怒的葡萄》是一部成問題的著作且很難做出評判的觀點（Bloom，Steinbeck 1）。由此看來，圍繞《憤怒葡萄》的爭議還會繼續(xù)下去。

縱觀半個多世紀來圍繞《憤怒的葡萄》的爭議極其經典化過程，從表面上看，除了直接反對其宣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意外，爭論主要是在其是否具有藝術價值上做文章?？墒辜毦科饋砭蜁l(fā)現(xiàn)，藝術價值在爭論中只不過是一種說辭，其終極旨歸依然是政治。主張對其進行非政治解讀、強調其藝術性的，是為了刻意回避政治，而一味指責其缺乏藝術性的，實際上在意的是其與左翼政治的關聯(lián)，因此唯有政治才是理解《憤怒的葡萄》經典之爭的關鍵，因為“不存在就其本身而言有價值的那種文學作品或傳統(tǒng)”（Eagleton 10）。更何況，“稱一部作品為‘美國’經典，引起注意的并非其文學特征而是其民族特征——也就是其與一種政治實體，美利堅合眾國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標簽指涉的是作品對政治而非嚴格的審美標準而言的認同和價值?；蛘哒f，它暗示，作品為民族代言的能力本身，就是其美學感染力的一個方面”（Bercovitch 270）。《憤怒的葡萄》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的美國經典，其能在半個多世紀之后依然吸引眾多讀者，就是藝術感染力的有力證明，它所承載的是一個民族在面對苦難時堅持不懈、不言放棄的勇氣和決心，小說文本中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取向，既是小說產生之時社會歷史現(xiàn)實的投射，亦是賦予其超越時空意義的強大能量。

注釋［Notes］

［1］到1933年，包括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馬爾科姆·考雷（Malcolm Cowley）在內的重要作家都與共產黨存在某種聯(lián)系。有人曾將30年代貼上“紅色的年代”、“憤怒的年代”、“抗議的歲月”等標簽，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左翼文化在當時影響巨大。

［2］在正式出版之前，該書就已經入選美國“每月讀書會”推薦書目并預售11.7萬冊。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連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Loftis 120）。

［3］1936年8月《勝負未決》出版后不久，斯坦貝克曾應《舊金山新聞報》一位編輯之邀，對加利福尼亞流動農業(yè)勞動力的狀況進行調查，寫成七篇以《收莊稼的吉普賽人》為題的文章刊登在該報上。這組文章的內容后來大多被寫進《憤怒的葡萄》的插入式章節(jié)，構成喬德家苦難經歷的背景。

［4］在美國文化史上，沙塵暴移民并非指所有在大蕭條期間進入加利福尼亞的人，而是專指來自美國西南部各州，特別是俄克拉荷馬、阿肯色、密蘇里、德克薩斯州的那些成為流動農業(yè)勞動力的移民。

［5］這些作品包括多蘿西婭·蘭奇（Dorothea Lange）的攝影作品《移民母親》、卡里·麥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的圖文作品《田間的工廠》、武迪·古特里（Woody Guthrie）的歌謠集《沙塵暴歌謠》等。

［6］自《憤怒的葡萄》出版以來，批評者每逢將其視為缺乏審美價值之作時，總會重提“沉溺情感”（sentimentalism）這個詞（Heavilin 127）。

［7］1966年，任教于波爾州立大學的日裔美國學者林徹麿（Tetsumaru Hayashi）建立斯坦貝克學會（The John Steinbeck Society），兩年后他還將原來的《斯坦貝克簡訊》（Steinbeck Newsletter）改刊為《斯坦貝克季刊》（Steinbeck Quarterly）。該刊作為斯坦貝克學會的會刊，一直出版發(fā)行到1993年?？?。

［8］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幾本類似的書，分別是：A Companion to“The Grapes of Wrath”（by Warren French，1963），A Casebook on“The Grapes of Wrath”（by McNeill Donohue，1968），John Steinbeck's“The Grapes of Wrath”（by Harold Bloom，1984），“The Grapes of Wrath”：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by Louis Owens，1989）。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Astro，Richard．“John Steinbeck.”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The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Fort Worth：Texas Christian UP，1987．424-46.

Bercovitch，Sacva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ume 8．Cambridge，New York et al：Cambridge UP，1996.

Bloom，Harold．John Steinbeck．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8.

——．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5.

Brown，Mary M．“The Grapes of Wrath and the Literary Can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ies.”Ed．Barbara A．Heavilin．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0．285-98.

Burg，David F.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5.

Burkhead，Cynthia.Student Companion to John Steinbeck．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2.

Ditsky，John.Critical Essays o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Boston：G．K．Hall ＆ Co.，1989.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2^nd Edition．Malden，Ma，Oxford et al：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Foley，Barbara．“The Proletarian Novel.”A Companion to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1900-1950．Ed．John T．Matthews．Malden，MA，Oxford et al：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353-66.

Foulkes，Julia L．“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1930s and 1940s.”A Companion to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Ed．Karen Halttunen．Malden，MA，Oxford et al：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214-29.

French，Warren.John Steinbeck's Fiction Revisited．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

George，Stephan K．“Introduction.”Ed．Stephan K．George．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2．xix-xxii.

——．“Preface.”Barbara A．Heavilin.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2.

——．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2.

Gregory，James N．“Dust Bowl Legacies：The Okie Impact on California，1939-1989.”California History 4（1989）：74-85．

Hayashi，Tetsumaru.“John Steinbeck and His Immortal Literary Legacy.”Ed．Stephan K．George．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2．173-76.

Heavilin，Barbara A.Joh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A Reference Guide．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2.

Henderson，Eleanor．“Celebrating Steinbeck's Centennial.”Poets ＆ Writers 2（2002）〈http://www.pw.org/content/celebrating_steinbeck039s_centennial〉

Kolbas，E．De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Boulder，Colorado and Oxford：Westview Press，2001.

Lisca，Peter．“The Grapes of Wrath as Fiction.”MLA 72.1（1957）：296-309.

——．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NJ：Rutgers UP，1958.

Loftis，Ann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Of Mice and Men.”The Essential Criticism of John Steinbeck's Of Mice and Men．Ed．Michael J．Meyer．Lanham，Maryland，Toronto et al：The Scarecrow Press，Inc.，2009．115-24.

Martin，Stoddard．California Writers：Jack London，John Steinbeck，the Tough Guy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McElrath，Joseph R.，Jr.，Jesse S．Crisler，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Miller，Arthur．“Steinbeck.”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Ed．Stephen K．George．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 Publisher．2002，55-57.

Parini，Jay．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London，Auckland et al：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

Railton，Stephen．“Pilgrim's Politics：Steinbeck's Art of Conversion.”New Essays on The Grapes of Wrath．Ed．David Wyatt．Cambridge，New York et al：Cambridge UP，1990．27-46.

Shillinglaw，Susan．“California Answers The Grapes of Wrath.”Ed．Tetsumaru Hayashi．John Steinbeck：The Year of Greatness，1936-1939．Tuscaloosa：U of Alabama P，1993．145-64；181-86.

Simmonds，Roy．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of John Steinbeck．Lewston，Queenton et la：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

Steinbeck，Elaine．and Robert，Wallsten，eds.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Harmondsworth，Middlesex，New York et al：Penguin Books Ltd，1976.

Stow，Simon.“Introduction.”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John Steinbeck．Eds．Cyrus Ernesto Zirakzadeh and Simon Stow．Lexington，Kentucky：UP of Kentucky，2013．8-16.

Widdowson，Peter．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

Yannella，Philip R．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after 1929．Malden，MA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1.

Zirakzadeh，Cyrus Ernesto．“Revolutionary Conservative，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John Steinbeck and The Grapes of Wrath.”Eds．Cyrus Ernesto Zirakzadeh and Simon Stow．Lexington，Kentucky：UP of Kentucky，2013．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