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據理力爭”

讀徐懷謙的新著《拍案不再驚奇》，十分高興。書中的雜文有事實、有根據、有分析、有理論、有觀點、有文采。的確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雜文集。

但是，當我讀到了《論狂狷》那一篇時，一股懷疑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文中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當瘋狂的紅衛(wèi)兵闖進錢（鐘書）府抄家時，一介書生錢鐘書居然據理力爭，最后與紅衛(wèi)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我覺得，這件事如果不是傳聞失實，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紅衛(wèi)兵是另一種材料造成的，與一般的紅衛(wèi)兵迥乎不同。后者的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的。常言道：“天下老鴰一般黑”。我不信社科院竟出了白老鴰。那么，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就只有一個可能：傳聞失實。

這里的關鍵是一個“理”字。我想就這一個字講一點自己的看法。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理”是“道理”、“事理”。這等于沒有解釋，看了還是讓人莫名其妙。根據我的幼稚的看法，“理”有以下幾層意思：

一、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法律

二、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

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公認的社會倫理道德

綜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以“理”字為準繩，可以分為三個時代：絕對講理的時代，講一點理的時代，絕對不講理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二個時代是有一些的；第三個時代是有過的。

講理還是分階級或階層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說來是講理的。到了官府衙門，情況就不一樣。在舊社會里，連一個七品芝麻官衙役，比如秦瓊。他就敢說：“眼前若在歷城縣，我定將你捉拿到官衙，板子打，夾棍夾，看你犯法不犯法！”他的上級那個縣令掌握行政和司法、立法的什么《唐律》之類，只是一個擺設的花瓶，甚至連花瓶都不夠。舊社會有一個說法，叫“滅門的知縣”。知縣雖小，他能滅你的門。等而上之，官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老爺子，簡直就是“理”的化身。即使有什么《律》，那是管老百姓的。天子是超越一切的。舊社會還有一句話，叫“天子無戲言”。他說的話，不管是清醒時候說的，還是酒醉后說的，都必實現。不但人類必須服從，連大自然也不能例外。唐代武則天冬天要看牡丹，傳下了金口玉言，第二天，牡丹果然怒放，國色天香，跪——不知道牡丹是怎樣跪法——迎天子——邏輯的說法應該是天女。

總之，一句話：在舊社會法和理都掌握在皇帝老爺子以及大小官員的手中，百姓是沒有份的。

到了近代，情況大大地改變了，特別是建國以后，換了人間，老百姓有時也有理了。但是，十年浩劫是一個天大的例外。那時候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發(fā)）無天。理還是有的，但卻只存在于報章雜志的黑體字中，存在于“最高指示”中。我現在要問一下，錢鐘書先生“據理力爭”據的是什么“理”？唯一的用黑體字印出來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理。錢先生能用這種“理”嗎？紅衛(wèi)兵“造反”，就是至高無上的“理”。博學的錢先生如果用寫《管錐編》和《談藝錄》的辦法，引用拉丁文的《羅馬法》來向紅衛(wèi)兵講理，這不等于對牛彈琴嗎？

因此，“據理力爭”只能是傳聞。

抑尤有進者。不佞也是被抄過家的人，蹲過牛棚的人，是過來人。深知被抄家的滋味。1967年11月30日深夜，幾條彪形大漢，后面跟著幾個中漢和小漢，破門而入。把我和老祖、德華我們全家三個人從床上拉起來，推推搡搡，押進了沒有暖氣的廚房里，把玻璃門關上，兩條彪形大漢分立兩旁，活像廟宇里的哼哈二將。這些人都是聶元梓的干將，平常是手持長矛的，而且這些長矛是不吃素的。今天雖然沒持長矛，但是，他們的能量我是清楚的。這些人都是我的學生，只因我反對了他們的“老佛爺”，于是就跟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同他們我敢“據理力爭”嗎？恐怕我們一張嘴就是一個嘴巴，接著就會是拳打腳踢。他們的“理”就在長矛的尖上。哪里會“據理力爭”之后才“大打出手”呢？我們三個年近花甲或古稀的老人，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渾身發(fā)抖，不是由于生氣——我們還敢生氣嗎？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窗隙吹進來的冬夜的寒風。耳中只聽到翻箱倒柜，撬門砸鎖的聲音。有一個抄家的專家還走進廚房要我的通訊簿，準備滅十族的瓜蔓抄行動。不知道用了多少時間，這一群人——他們還能算人嗎？——抄走了一卡車東西，揚長而去。由于熱水袋被踩破，滿床是水。屋子里成了垃圾堆。此時我們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樣子，我現在不忍再細說了?！伴L夜漫漫何時旦？”

總之，根據我的親身經驗，“據理力爭”只能是傳聞，而且是失實的傳聞。在那樣的時代，哪里有狂狷存在的余地呢？